中醫人物志｜第33期：創新而不廢古，傾心而三日出
內經研究領軍人
他學術臨床造詣深厚，親自編撰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第一、二版《內經》教材；他的文章振聾發聵，
在北京419路公車上，常能看到一位手提便利袋、胸前用醒目的綠帶系著乘車卡的老人，人們不會想到：這就是國醫大師王玉川。
來北京50多年，他說常在夢中回到江南水鄉。做了20年全國政協委員，擔任北京中醫學院副院長多年，
在老家當過小學教員、中醫教師，但調北京以後講課不靈了——口音重，學生聽不懂。那就埋頭做研究吧。一本王冰注《黃帝內經》翻爛了，用膠布粘好；書上批註寫得密密麻麻，鉛筆、鋼筆小楷，遍佈頁眉頁腳；自學生物、物理，畫圖製表，清苦寂寞，卻樂在其中。
辛苦耕耘終結碩果，他成為中醫界最早研究《內經》理論體系、學術內涵的中醫學家，
[學術成就]
“老先生中，他的理論水準相當高”
他精研內經，醒世而作，對五行學說、氣血循環理論、運氣學說提出獨到見解，破譯河圖洛書之謎，敢於對“辨證論治”、“有是證用是方”提出質疑。
沒有先進的實驗設備，不用文獻校勘的方法，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靠什麼來完成理論研究？玉川老笑答：“自己看書，想的嘛！”在那個參考資料極少的年代，常常是一本書、一盞燈，
早在1938年，當15歲的王玉川從開過藥鋪的父親手中得到一本《黃帝內經》，通讀一遍就覺得莫名的喜歡，而這本穿越千年時空的經典之作，靜靜地躺在他的手中，也似乎正等待著被解開奧秘。
此後，江南水鄉獨立出診的12年中，他幾乎每天都要撫讀一番，字裡行間寫下蠅頭小楷，記下一本本讀書筆記。後來在江蘇省中醫學校進修，老師們發現了這位與眾不同的學生。當年就破格留校任教，承擔內經的教學任務。不久他被調到北京中醫學院，創建內經教研室。
當務之急是編寫教材。為了用現代語言確切表達內經的豐富內涵，他率領教研室同事日以繼夜，力爭通俗易懂又採擷全部精華，終於完成集前人大成的《內經講義》，後來升級為全國統一內經教材，也為《中醫學基礎》和《中醫基礎理論》等其他教材編寫打下堅實基礎。
研究中，王玉川發現，《內經》同一篇中常會出現兩種不同的觀點，令人困惑。為此他翻遍了校圖書館所有藏書，寫下幾百萬字的筆記，從1979年開始相繼發表論文30多篇，許多觀點得到同行認可和讚譽。他宣導五行學說的多學科研究，對《內經》氣血循環理論有獨特見解，正確認識和評價了運氣學說，解開河圖洛書之謎。
“在這些老先生中，玉川老的理論水準相當高。”北京中醫藥大學嚴季瀾教授評價說。這凝結著王玉川心血的幾十篇高水準論文，不止當年在全國產生重要影響，今天讀來，仍令人感歎語言之潑辣，觀點之新穎，論證之嚴密。要知道，研究陰陽、五行、氣血這些基礎理論，絕不是一門學科的問題，而是關係到整個中醫藥大廈的理論基石。
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創新，是貫穿王玉川研究中醫理論的一條主線。比如，他論述陰陽學說的演變，認為從《周易》的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到中醫學中的三陰三陽，是古代醫家為適應醫療需要的一種改進，用三陰三陽能更精確地區分陰陽能量的盛衰多少。那種把三陰三陽的性質和次序認為是不能變動的“死板的規定”，是不符合實際的。
多年來，辨證論治被視為“中醫特色”的重要標誌，但是，王玉川認為這種提法並不合適。
首先，辨證論治的統治地位是在犧牲了“同方異治”的寶貴經驗，扼殺了尋找廣譜有效方藥的熱情之後才取得的；其次，辨證論治的輝煌成就使人們的思維陷入永恆不變的公式之中，在辨證論治的圈子裡打轉，與創新的客觀要求越來越遠。他認為，那種認為辨證論治可解決一切問題，如果解決不了只能怨自己沒有掌握好的思想“是一種現代迷信”，是只求穩定不求上進的表現。
王玉川常說，一個學者所以能著書立說成一家之言，就不能沒有一點可取之處，一篇文章做出了荒唐的結論，也不等於其中沒有一點有價值的材料。因此對古代文化遺產，應採取審慎的態度，吸取合理內核，這體現了他“創新而不廢古”的學術境界。
在對五行學說的研究中，王玉川甄別經學五行與醫學五行，認為五臟五行說引入中醫學後，不再艱澀難懂，實用價值較高。同時他看到，在五行歸類、生克、承侮、制化以外，譬如“五行互藏”的內容仿佛已被遺忘，成為五行學說的研究空白，教材也沒有反映。事實上，被遺忘的“五行互藏”有重要意義，比如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內經》陰陽二十五人的體質學說，比古希臘希波克拉底的氣質學說、蘇聯巴甫洛夫的神經類型學說，都更為細緻和全面。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於左傾路線的影響，運氣學說一度被打入冷宮。王玉川可謂當代研究運氣學說最有成就的人。他1993年主編的《運氣探秘》代表了當時研究的最高水準。他探討五運和六氣的體系問題，指出平氣概念的重要性，從西漢的災害性天氣論證了運氣學說的科學性，闡發《素問》遺篇的學術價值。
“創新是硬道理，是科學技術的生命線。”王玉川認為，“有是證用是方”的原則是不對的。這種方證對應關係無一不是建立在“以方測證”，即是根據方藥性味功能推測出病理狀態這一方法的基礎之上，在方藥功能固定的前提之下，以方測證的結果當然百分之百符合方證相對的原則。然而，現代研究告訴我們，任何一味中藥都含有多種有效成分，它們的藥理作用也往往是多方面的，二味以上組成的複方則更為複雜。所以，“以方測證”本身，就不是什麼正確可靠的唯一科學方法。如果我們停留在這個水準上，就永遠也不會有所發現、有所前進，方證之間相互關係的謎團也就永無解開之日。
[治學做人]
“看過他書批的人，都很震驚”
雖然時代久遠，紙面泛黃，但他親手描畫的雙螺旋體和多肽鏈，依然清晰而美好。他獨立思考，在學問上敢於向權威挑戰，生活中卻淡泊低調，特立獨行。“人家說我好也行，說我不好也罷，都一樣！”
採訪王玉川，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費盡各種周折。5月的一天，他終於如約坐在了北京中醫藥大學的辦公室。然而面對媒體，他還是不願多說什麼，好在事先採訪過知情人。北京中醫藥大學魯兆麟教授說，“看過他書批的人，都很震驚。”
牆邊立著一排書櫃，信步走過去，翻出一本用1984年的日曆裝訂的筆記本。日曆背面寫著一行行整齊小楷，紅色、藍色間雜鉛筆，有的字下面劃著重點號或橫線，內容是關於孫思邈《外台秘要》的方藥體會。再隨意打開一本硬皮筆記，上面整齊地記著生物化學的內容，其中一頁用極細的鉛筆畫著細胞RNA與蛋白質合成分解圖，雖然時代久遠，紙面泛黃，但雙螺旋體和多肽鏈的結構依然清晰而美好。
翻下去，十幾本筆記本的紙質都很粗糙，字體卻都那麼纖秀工整，有的字小得幾乎看不清。可以想見王玉川當年是怎樣地心細如發，這幾十萬娟秀小字承載著多少個安於清苦的日日夜夜。筆記內容有經典抄錄，有個人思考，他很喜歡自製圖表，比如為研究比較體質學說，他把巴甫洛夫神經類型、希波克拉底氣質說以及內經的陰陽五態人劃一個表格裡，新穎而獨特，給人啟發。
那本傳說中，被王玉川翻得書皮爛掉用膠布粘好、再無一處空白可寫眉批的《黃帝內經》已經找不到了，他連自己的書和發表的文章也都沒留意保存。“別人借走了沒還，我也記不得向誰要了，哈哈哈！”顯然他並不以為意，更不以為憾。多年的臨床處方也沒有保留一張，根本不打算出版臨床經驗集，“有什麼用呢？沒用！”玉川老這樣給自己解釋。
如今他眼睛花了，別說寫字，翻看當年的筆記都得借用放大鏡才行，但幸運的是，這種勤奮嚴謹的治學精神已經延續下去。嚴季瀾年輕時曾受教王玉川，他也是數十年如一日地坐在辦公室研讀經典、琢磨醫案，喜歡用鉛筆寫些纖細小楷，下著旁人眼中的“笨功夫”。然而，就是這樣一群學者的嚴謹操守，釀造北京中醫藥大學厚重的文化學術底蘊，在浮躁的今天，更顯得可貴和難以超越。
王玉川治學注重獨立思考，不迷信權威。在1984年擔任健康報振興中醫刊授學院顧問期間，他曾和刊院同學談中醫治學方法：“沒有獨立自主的精神，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績。不要做教材的奴隸，要做教材的主人，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變成自己的知識。決不能像果戈裡在《死魂靈》裡描寫的那位‘死讀書、讀書死’的彼得爾希加，他辛辛苦苦讀了一輩子書，到頭來卻什麼知識都沒得到。我們需要的是自己觀察，自己思索，自己做主，那是一種獨立思考的治學精神。”
這種獨立思考的態度，使得王玉川在中醫基礎理論研究領域，屢獲開創性突破，正是因為不迷信權威，敢於對傳統提出質疑，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跨越了一個個學術高峰。
瞭解王玉川的人，對他的第一評價大多是“低調”、“不爭”。然而這樣一個不喜參政的人，卻是全國政協四屆委員，擔任北京中醫學院的副院長多年，還有多項校內外職務，這似乎是種矛盾。
王玉川生性喜歡自由，他把這些稱為“亂七八糟的事”。“當時沒辦法推，這也是種任務。”如果可以自己做決定，他斷然不願從熟悉的南方來到北方生活，更不願從事行政工作。但是在其位謀其政，他在全國政協七屆四次會議期間提出的“關於公費醫療費用不宜包乾到醫院管理”的提案，被評為優秀提案。任院長期間，他重視教學科研和學術建設，內經專業被列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首批重點學科，停刊20多年的《北京中醫學院學報》於1981年恢復，成為學校及全國學術交流的重要陣地。
然而一旦退休，他就任何管理工作都不參與。據介紹，玉川老退休後更為低調，不輕易發表任何意見，每天8點前到辦公室，中午回家稍作休息，下午又回來。“他的思維，就是做自己的事，看自己的書。”
這種淡泊、低調，不是怕得罪人，也不是沒有想法，他是位特立獨行、生性高潔的人。採訪中，玉川老說的頻率最高的詞就是“無所謂”，他說，人生幾十年，沒必要爭名奪利。“人家說我好也行，說我不好也罷，都一樣！”
[教育臨床]
“倘若傾心而倒，一輩子經驗說不了3天”
雖然反對師帶徒的方式，但受他恩惠的年輕中醫成百上千，至今很多畢業生都珍藏著他逐字逐句精心審閱過的論文。理論臨床相得益彰，其深厚的理論功底令其臨床療效卓著。
列在王玉川名下的學生並不多，不過四五人，和師帶徒相比，他更提倡現代學院教育。他認為臨床上從來沒有相同的病人，好中醫應該獨自到臨床去實踐摸索。“倘若傾心而倒，一個老師的經驗，用不了3天就能說完；相反，也可能臨床跟師3年，還摸不到門。”
雖然如此，王玉川對所有的年輕中醫都毫無保留，傾其所有，他甘為人梯、無私傳授的風範使很多人受益終生。北京中醫藥大學第一屆中醫專業畢業生劉燕池教授，談起一件往事。1962年他畢業分配到內蒙古講內經課，沒有經驗的他返回母校尋求幫助。當時王玉川把歷經一年剛謄完稿、尚未出版的《內經講義》交給他，用作參考。劉燕池拿到這份原稿，心情澎湃，現在回想起來還常說“師恩難忘”。
他時時要求年輕學子做到言之有理，強調文以載道，每年審閱研究生畢業論文的工作，他從不敷衍，逐字逐句精心批閱，一本論文要修改幾天。寫滿他整齊字跡的論文，經常被畢業生們珍藏。
王玉川一直強調理論和臨床結合的重要性，並身體力行，長年堅持為普通百姓治病。他擅長治療中醫內科各種疑難雜症，如心血管疾病、風濕病、血液病等，臨證時一絲不苟，療效卓著，深受患者歡迎。
有段時間，王玉川在國醫堂一周出診4次，非常勞累。一次在北中醫校園，剛從研究生處退休的魯兆麟碰見了他，兩人邊走邊聊。“和你說個事兒，”王玉川認真地說，“這國醫堂看病，你能不能替我出兩天？”但累歸累，他還是一直堅持在臨床一線。
深厚的理論功底，保證了王玉川卓越的臨床療效。有次魯兆麟接診一位神經根髓鞘脫的病人，治療非常棘手，用遍了溫陽藥、補氣藥、活血藥還是效果不好，他向王玉川請教。王玉川說，“《內經》講‘腎惡燥，即食辛以潤之’，你別淨顧著補陽，加點細辛這類通藥試試。”果不其然，病情好轉。
在臨床傳承教學中，王玉川常從古典醫籍中總結用藥知識以示後人。他認為臨床不應為方證相對束縛，要勇於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劑。以《千金方》中能治療30多種病證的“芫花散”為例，孫思邈對此方讚賞有加，但也無法解釋原理，只能在書中寄望于後人。王玉川指出，有些醫家沉湎於辨證論治，對古書中許多同方治異病的例子不屑一顧。研究同方治異證的機制，對實現中醫現代化也有很大意義。
王玉川名下的七九級碩士研究生陶廣正教授，得知恩師被評為“國醫大師”欣然提筆：“為人淡泊，不慕虛名。師出名門，有真才實學；學富五車，而無頭角誇誕。雖非博導，而眾多博導皆曾受教；未登講堂，而授課講稿竟出其手。著述不多，卻不乏真知灼見；臨床雖少，卻每能一絲不苟。審查論文，從不敷衍；撰寫書評，必中肯綮。尊為國醫大師，誰敢謂曰不然！”
責任編輯：蘇雪貞
美術編輯：朱麗莉
攝影老師：彭婷婷
欄目策劃：蘇華龍
活動督導：劉建鵬
此後，江南水鄉獨立出診的12年中，他幾乎每天都要撫讀一番，字裡行間寫下蠅頭小楷，記下一本本讀書筆記。後來在江蘇省中醫學校進修，老師們發現了這位與眾不同的學生。當年就破格留校任教，承擔內經的教學任務。不久他被調到北京中醫學院，創建內經教研室。
當務之急是編寫教材。為了用現代語言確切表達內經的豐富內涵，他率領教研室同事日以繼夜，力爭通俗易懂又採擷全部精華，終於完成集前人大成的《內經講義》，後來升級為全國統一內經教材，也為《中醫學基礎》和《中醫基礎理論》等其他教材編寫打下堅實基礎。
研究中，王玉川發現，《內經》同一篇中常會出現兩種不同的觀點，令人困惑。為此他翻遍了校圖書館所有藏書，寫下幾百萬字的筆記，從1979年開始相繼發表論文30多篇，許多觀點得到同行認可和讚譽。他宣導五行學說的多學科研究，對《內經》氣血循環理論有獨特見解，正確認識和評價了運氣學說，解開河圖洛書之謎。
“在這些老先生中，玉川老的理論水準相當高。”北京中醫藥大學嚴季瀾教授評價說。這凝結著王玉川心血的幾十篇高水準論文，不止當年在全國產生重要影響，今天讀來，仍令人感歎語言之潑辣，觀點之新穎，論證之嚴密。要知道，研究陰陽、五行、氣血這些基礎理論，絕不是一門學科的問題，而是關係到整個中醫藥大廈的理論基石。
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創新，是貫穿王玉川研究中醫理論的一條主線。比如，他論述陰陽學說的演變，認為從《周易》的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到中醫學中的三陰三陽，是古代醫家為適應醫療需要的一種改進，用三陰三陽能更精確地區分陰陽能量的盛衰多少。那種把三陰三陽的性質和次序認為是不能變動的“死板的規定”，是不符合實際的。
多年來，辨證論治被視為“中醫特色”的重要標誌，但是，王玉川認為這種提法並不合適。
首先，辨證論治的統治地位是在犧牲了“同方異治”的寶貴經驗，扼殺了尋找廣譜有效方藥的熱情之後才取得的；其次，辨證論治的輝煌成就使人們的思維陷入永恆不變的公式之中，在辨證論治的圈子裡打轉，與創新的客觀要求越來越遠。他認為，那種認為辨證論治可解決一切問題，如果解決不了只能怨自己沒有掌握好的思想“是一種現代迷信”，是只求穩定不求上進的表現。
王玉川常說，一個學者所以能著書立說成一家之言，就不能沒有一點可取之處，一篇文章做出了荒唐的結論，也不等於其中沒有一點有價值的材料。因此對古代文化遺產，應採取審慎的態度，吸取合理內核，這體現了他“創新而不廢古”的學術境界。
在對五行學說的研究中，王玉川甄別經學五行與醫學五行，認為五臟五行說引入中醫學後，不再艱澀難懂，實用價值較高。同時他看到，在五行歸類、生克、承侮、制化以外，譬如“五行互藏”的內容仿佛已被遺忘，成為五行學說的研究空白，教材也沒有反映。事實上，被遺忘的“五行互藏”有重要意義，比如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內經》陰陽二十五人的體質學說，比古希臘希波克拉底的氣質學說、蘇聯巴甫洛夫的神經類型學說，都更為細緻和全面。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於左傾路線的影響，運氣學說一度被打入冷宮。王玉川可謂當代研究運氣學說最有成就的人。他1993年主編的《運氣探秘》代表了當時研究的最高水準。他探討五運和六氣的體系問題，指出平氣概念的重要性，從西漢的災害性天氣論證了運氣學說的科學性，闡發《素問》遺篇的學術價值。
“創新是硬道理，是科學技術的生命線。”王玉川認為，“有是證用是方”的原則是不對的。這種方證對應關係無一不是建立在“以方測證”，即是根據方藥性味功能推測出病理狀態這一方法的基礎之上，在方藥功能固定的前提之下，以方測證的結果當然百分之百符合方證相對的原則。然而，現代研究告訴我們，任何一味中藥都含有多種有效成分，它們的藥理作用也往往是多方面的，二味以上組成的複方則更為複雜。所以，“以方測證”本身，就不是什麼正確可靠的唯一科學方法。如果我們停留在這個水準上，就永遠也不會有所發現、有所前進，方證之間相互關係的謎團也就永無解開之日。
[治學做人]
“看過他書批的人，都很震驚”
雖然時代久遠，紙面泛黃，但他親手描畫的雙螺旋體和多肽鏈，依然清晰而美好。他獨立思考，在學問上敢於向權威挑戰，生活中卻淡泊低調，特立獨行。“人家說我好也行，說我不好也罷，都一樣！”
採訪王玉川，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費盡各種周折。5月的一天，他終於如約坐在了北京中醫藥大學的辦公室。然而面對媒體，他還是不願多說什麼，好在事先採訪過知情人。北京中醫藥大學魯兆麟教授說，“看過他書批的人，都很震驚。”
牆邊立著一排書櫃，信步走過去，翻出一本用1984年的日曆裝訂的筆記本。日曆背面寫著一行行整齊小楷，紅色、藍色間雜鉛筆，有的字下面劃著重點號或橫線，內容是關於孫思邈《外台秘要》的方藥體會。再隨意打開一本硬皮筆記，上面整齊地記著生物化學的內容，其中一頁用極細的鉛筆畫著細胞RNA與蛋白質合成分解圖，雖然時代久遠，紙面泛黃，但雙螺旋體和多肽鏈的結構依然清晰而美好。
翻下去，十幾本筆記本的紙質都很粗糙，字體卻都那麼纖秀工整，有的字小得幾乎看不清。可以想見王玉川當年是怎樣地心細如發，這幾十萬娟秀小字承載著多少個安於清苦的日日夜夜。筆記內容有經典抄錄，有個人思考，他很喜歡自製圖表，比如為研究比較體質學說，他把巴甫洛夫神經類型、希波克拉底氣質說以及內經的陰陽五態人劃一個表格裡，新穎而獨特，給人啟發。
那本傳說中，被王玉川翻得書皮爛掉用膠布粘好、再無一處空白可寫眉批的《黃帝內經》已經找不到了，他連自己的書和發表的文章也都沒留意保存。“別人借走了沒還，我也記不得向誰要了，哈哈哈！”顯然他並不以為意，更不以為憾。多年的臨床處方也沒有保留一張，根本不打算出版臨床經驗集，“有什麼用呢？沒用！”玉川老這樣給自己解釋。
如今他眼睛花了，別說寫字，翻看當年的筆記都得借用放大鏡才行，但幸運的是，這種勤奮嚴謹的治學精神已經延續下去。嚴季瀾年輕時曾受教王玉川，他也是數十年如一日地坐在辦公室研讀經典、琢磨醫案，喜歡用鉛筆寫些纖細小楷，下著旁人眼中的“笨功夫”。然而，就是這樣一群學者的嚴謹操守，釀造北京中醫藥大學厚重的文化學術底蘊，在浮躁的今天，更顯得可貴和難以超越。
王玉川治學注重獨立思考，不迷信權威。在1984年擔任健康報振興中醫刊授學院顧問期間，他曾和刊院同學談中醫治學方法：“沒有獨立自主的精神，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績。不要做教材的奴隸，要做教材的主人，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變成自己的知識。決不能像果戈裡在《死魂靈》裡描寫的那位‘死讀書、讀書死’的彼得爾希加，他辛辛苦苦讀了一輩子書，到頭來卻什麼知識都沒得到。我們需要的是自己觀察，自己思索，自己做主，那是一種獨立思考的治學精神。”
這種獨立思考的態度，使得王玉川在中醫基礎理論研究領域，屢獲開創性突破，正是因為不迷信權威，敢於對傳統提出質疑，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跨越了一個個學術高峰。
瞭解王玉川的人，對他的第一評價大多是“低調”、“不爭”。然而這樣一個不喜參政的人，卻是全國政協四屆委員，擔任北京中醫學院的副院長多年，還有多項校內外職務，這似乎是種矛盾。
王玉川生性喜歡自由，他把這些稱為“亂七八糟的事”。“當時沒辦法推，這也是種任務。”如果可以自己做決定，他斷然不願從熟悉的南方來到北方生活，更不願從事行政工作。但是在其位謀其政，他在全國政協七屆四次會議期間提出的“關於公費醫療費用不宜包乾到醫院管理”的提案，被評為優秀提案。任院長期間，他重視教學科研和學術建設，內經專業被列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首批重點學科，停刊20多年的《北京中醫學院學報》於1981年恢復，成為學校及全國學術交流的重要陣地。
然而一旦退休，他就任何管理工作都不參與。據介紹，玉川老退休後更為低調，不輕易發表任何意見，每天8點前到辦公室，中午回家稍作休息，下午又回來。“他的思維，就是做自己的事，看自己的書。”
這種淡泊、低調，不是怕得罪人，也不是沒有想法，他是位特立獨行、生性高潔的人。採訪中，玉川老說的頻率最高的詞就是“無所謂”，他說，人生幾十年，沒必要爭名奪利。“人家說我好也行，說我不好也罷，都一樣！”
[教育臨床]
“倘若傾心而倒，一輩子經驗說不了3天”
雖然反對師帶徒的方式，但受他恩惠的年輕中醫成百上千，至今很多畢業生都珍藏著他逐字逐句精心審閱過的論文。理論臨床相得益彰，其深厚的理論功底令其臨床療效卓著。
列在王玉川名下的學生並不多，不過四五人，和師帶徒相比，他更提倡現代學院教育。他認為臨床上從來沒有相同的病人，好中醫應該獨自到臨床去實踐摸索。“倘若傾心而倒，一個老師的經驗，用不了3天就能說完；相反，也可能臨床跟師3年，還摸不到門。”
雖然如此，王玉川對所有的年輕中醫都毫無保留，傾其所有，他甘為人梯、無私傳授的風範使很多人受益終生。北京中醫藥大學第一屆中醫專業畢業生劉燕池教授，談起一件往事。1962年他畢業分配到內蒙古講內經課，沒有經驗的他返回母校尋求幫助。當時王玉川把歷經一年剛謄完稿、尚未出版的《內經講義》交給他，用作參考。劉燕池拿到這份原稿，心情澎湃，現在回想起來還常說“師恩難忘”。
他時時要求年輕學子做到言之有理，強調文以載道，每年審閱研究生畢業論文的工作，他從不敷衍，逐字逐句精心批閱，一本論文要修改幾天。寫滿他整齊字跡的論文，經常被畢業生們珍藏。
王玉川一直強調理論和臨床結合的重要性，並身體力行，長年堅持為普通百姓治病。他擅長治療中醫內科各種疑難雜症，如心血管疾病、風濕病、血液病等，臨證時一絲不苟，療效卓著，深受患者歡迎。
有段時間，王玉川在國醫堂一周出診4次，非常勞累。一次在北中醫校園，剛從研究生處退休的魯兆麟碰見了他，兩人邊走邊聊。“和你說個事兒，”王玉川認真地說，“這國醫堂看病，你能不能替我出兩天？”但累歸累，他還是一直堅持在臨床一線。
深厚的理論功底，保證了王玉川卓越的臨床療效。有次魯兆麟接診一位神經根髓鞘脫的病人，治療非常棘手，用遍了溫陽藥、補氣藥、活血藥還是效果不好，他向王玉川請教。王玉川說，“《內經》講‘腎惡燥，即食辛以潤之’，你別淨顧著補陽，加點細辛這類通藥試試。”果不其然，病情好轉。
在臨床傳承教學中，王玉川常從古典醫籍中總結用藥知識以示後人。他認為臨床不應為方證相對束縛，要勇於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劑。以《千金方》中能治療30多種病證的“芫花散”為例，孫思邈對此方讚賞有加，但也無法解釋原理，只能在書中寄望于後人。王玉川指出，有些醫家沉湎於辨證論治，對古書中許多同方治異病的例子不屑一顧。研究同方治異證的機制，對實現中醫現代化也有很大意義。
王玉川名下的七九級碩士研究生陶廣正教授，得知恩師被評為“國醫大師”欣然提筆：“為人淡泊，不慕虛名。師出名門，有真才實學；學富五車，而無頭角誇誕。雖非博導，而眾多博導皆曾受教；未登講堂，而授課講稿竟出其手。著述不多，卻不乏真知灼見；臨床雖少，卻每能一絲不苟。審查論文，從不敷衍；撰寫書評，必中肯綮。尊為國醫大師，誰敢謂曰不然！”
責任編輯：蘇雪貞
美術編輯：朱麗莉
攝影老師：彭婷婷
欄目策劃：蘇華龍
活動督導：劉建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