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軍機處：皇帝集權的左右手
軍機處為清朝獨有,是大清帝國180餘年的決策中樞，首創者乃雍正皇帝。雍正為什麼要設立這麼一個“中央軍事領導小組”呢？
雍正二年（西元1724年）,青海和碩特蒙古首領羅卜藏丹津叛亂，被年羹堯、岳鐘琪蕩平。羅卜藏丹津逃亡準噶爾。兩年後，皇帝準備對準噶爾用兵。癱正七年（西元1729年），戰爭爆發。軍情如火，需立即處理，且必須秘密。但當時的政治結構構卻不盡如人意。
清承明制，以內閣為行政中心。內閣設於紫禁城太和門外文淵閣附近，
於是,雍正以需要密近的處理機關為藉口，在隆宗門一帶搭建了一排平房，始稱“軍需房”，後改稱“軍機房”，又改稱“軍機處”，遴選心腹允祥、張廷玉、蔣延錫三人秘密辦理軍務。
隆宗門位於乾清門廣場以西，正北即是雍正皇帝的寢官—養心殿，
西北戰事結束後,雍正並未撤銷軍機處，反而在第二年增設辦理文書事務的“小軍機”—軍機章京，雍正九年（西元1731年），又鑄軍機處印信，儲於大內。
一個臨時機構,為何能存在如此之久，影響如此之大？因為皇帝借著軍機處，掌握了“乾綱獨斷”的技術，破解了集權統治的難題。秘密在於軍機處的三個字：“勤”、“速”、“密”。
雍正追求高效。軍機處一成立，雍正皇帝就規定，不管有多少公文，必須在當天完成，即便一天的奏摺多達幾百件，也必須連夜處理完畢。
軍機處最強調效率與速度。軍機大臣入值後，約莫5、6點鐘，天剛濛濛亮，就要去養心殿面見皇帝，聆聽皇帝對政務的處理意見，這叫“承旨”。皇帝在徵詢軍機大臣對政務的意見後下達指示，軍機大臣就會急匆匆趕回50米以外的軍機處，
皇帝批文封好後，就會加蓋軍機處大印，交給兵部發驛馬傳遞，或每日行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加急，飛奔的駿馬帶著皇帝的批文，在帝國的驛道上川流不息。憑著這套交通系統，中央集權的觸角伸向帝國各方。
“密”，是軍機處的最大特點。軍機處成立後，雍正三令五申告誡屬下“臣不密則失身”的道理，並規定軍機處外面由護軍把守，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太監宮女，都嚴禁私入。甚至服務人員，也規定必須是15歲以下不識字的小太監。
雍正借著軍機處“以一人治天下”,同時也將重擔放在肩頭。清朝皇帝普遍勤政，而雍正是其中最突出的。他從未南巡錦繡江南，圍獵木蘭圍場，除了生日放假一天外，他就是一架工作機器。
雍正十三年（西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帝暴死于圓明園，乾隆皇帝繼位。在乾隆時期，軍機處徹底成為了皇帝的左右手，軍機大臣徹底成為了皇帝的高級秘書。
皇帝通過軍機處集權，但軍機處可不一定永遠是好用的工具。那麼，清朝皇帝是如何控制軍機處本身，以消除對至高無上的皇權的威脅呢？
答案是“名不正言不順”。軍機處自成立起，就一直是“三無”機構—無編制、無定員、無預算。軍機處沒有正式的府衙，沒有正式的人員,所有工作人員都是兼職。軍機大臣由內閣大學士或者六部官員兼任，軍機章京則由內閣與六部的低級官員充當。而軍機處直到嘉慶年間，才作為國家機關列入大清會典。
軍機大臣和章京都是兼職，意味著皇帝可以隨時將其調入調出：一旦軍機處成為正式的國家機關，調任大臣就要走複雜的行政流程,就涉及到對行政機構的調整了。“有名無實”的內閣與“有實無名”的軍機處相互制衡，才能保證皇帝的仲裁地位。
同時，皇帝還會打擊在軍機處供職時間久、德高望重的地老大臣。乾隆登基十四年後，就發生了“張廷玉配享太廟”風波，致使謹慎小心供奉清朝三代皇帝49年的張廷玉晚節不保，鬱鬱而終。
張廷玉是三朝元老,深受雍正皇帝信賴。雍正因而留下“張廷玉配享太廟”的遺詔。太廟是明清皇帝祭祀祖先的家廟，太廟兩側各有15間配殿,只有立有大功的臣子，才能占一席之地。可見，“配享太廟”對臣子來說，是一個多麼高的榮寵。
張廷玉所受的這種榮寵，延續到了乾隆年間。晚年張廷玉以年邁為由，奏請返鄉養老，乾隆再三挽留。乾隆十四年（西元1749年），78歲的張廷玉再次提出告老還鄉的申請時，乾隆皇帝終於同意了。
此時的張廷玉對配享太廟的資格念念不忘，於是，當乾隆皇帝准許他退休時，他特意上了一個奏摺。在奏摺中，張廷玉嘮叨：“恐身後不得蒙榮。”他請乾隆帝做出承諾，保證將會遵守雍正的遺命，讓自己配享太廟。
乾隆勃然大怒，你張廷玉這是信不過朕啊。他嚴厲斥責張廷玉：“配享太廟的都是佐命元勳，立下赫赫戰功，張廷玉有何功績能與之比肩？你張廷玉所擅長的不過是撰寫諭旨。平心論之，你實在不當配享太廟。”
但張廷玉配享太廟的資格，是以雍正帝的遺詔的形式公佈天下的，因而，在懲治張廷玉時，乾隆不得不有所收斂。故而，在奪去張廷玉爵位之後，乾隆准許他以大學士身份退休，死後仍准配享太廟。
乾隆將張廷玉玩弄於股掌之間,是給大臣們提了個醒：即便是張廷玉，也不過是為皇帝跑腿辦事的奴才。看到張廷玉的下場，軍機大臣們更得夾著尾巴做人，絲毫不敢造次了。
乾隆皇帝四十五歲後，左耳聽力下降；六十五歲後，左眼視力下降。政務依然繁重，皇帝卻力不從心，這就為和坤專權打開了口子。
和坤成為老皇帝須臾不可離開之人。此前，所有奏摺直接送達皇帝，再將副本發給軍機處。和坤主持軍機處後，令副本同時送交軍機處。和坤這一刀，在皇權中切開了道口子。奏摺同時遞送皇帝與軍機處，軍機大臣們就可以做好準備，揣摩聖意。皇帝是省心，軍機處的權勢也擴大了。直到乾隆病逝，嘉慶皇帝雷霆一擊，逮捕和坤，才刹住大權旁落的趨勢。
乾隆帝病逝五天后的正月初八日，和坤束手就擒。嘉慶立即下旨，要求各部文武大臣及各省督撫，今後凡有奏摺，“俱應直達朕前，俱不許另有副封關會軍機處。”
嘉慶五年（西元1800年）,在四川前線鎮壓五省教亂的將領廣興，投遞奏摺時另行諮文送到軍機處。嘉慶知悉後，將他降為四品京官，並不得再奏事。
在制度上,嘉慶健全了軍機處的保密制度。乾隆晚年，軍機處的保密工作開始走下風。軍機處臺階上、窗外走廊邊常擠滿了京內各部官員,過來探聽消息。往往奏摺皇帝還沒有批閱，街頭巷尾就已開始風傳。
軍機章京自然成了人們打探消息的去處。乾隆年間曾擔任過軍機章京的策拔克，做了外官之後，利用在軍機處的關係打探消息。在寄給軍機章京的信中，甚至探詢圓明園同樂園上演的是什麼戲。嘉慶知道後不無憤怒：“大內演戲，無干伊事，探詢何為？”
為加強保密工作,嘉慶特意規定，軍機大臣只准處理當日所奉諭旨，軍機章京不得將文書帶回家辦理。此外，嘉慶還讓禦史與軍機章京互相監督，禦史到隆宗門軍機處辦公室坐鎮，每天監視軍機大臣和軍機章京。同時，如果禦史遲到早退，軍機大臣也可上奏報告。
看到嘉慶裁抑軍機處,禦史們望風希旨。嘉慶十年（西元1805年），禦史何元烺上奏，請改變軍機處名稱。嘉慶予以否決。嘉慶認為，軍機處名稱沿用已久，所負責的諭旨均是大事。現在教匪叛亂已經肅清，不改軍機二字，表示天下太平。
由此可見，嘉慶皇帝雖抑制軍機處權力，但他深知，運轉良好的軍機處，是皇帝集權最順手的工具。也正是在嘉慶朝，清會典終於將軍機處列為國家的正式機關，軍機處制度得以更加完備。
他就是一架工作機器。雍正十三年（西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帝暴死于圓明園，乾隆皇帝繼位。在乾隆時期，軍機處徹底成為了皇帝的左右手，軍機大臣徹底成為了皇帝的高級秘書。
皇帝通過軍機處集權，但軍機處可不一定永遠是好用的工具。那麼，清朝皇帝是如何控制軍機處本身，以消除對至高無上的皇權的威脅呢？
答案是“名不正言不順”。軍機處自成立起，就一直是“三無”機構—無編制、無定員、無預算。軍機處沒有正式的府衙，沒有正式的人員,所有工作人員都是兼職。軍機大臣由內閣大學士或者六部官員兼任，軍機章京則由內閣與六部的低級官員充當。而軍機處直到嘉慶年間，才作為國家機關列入大清會典。
軍機大臣和章京都是兼職，意味著皇帝可以隨時將其調入調出：一旦軍機處成為正式的國家機關，調任大臣就要走複雜的行政流程,就涉及到對行政機構的調整了。“有名無實”的內閣與“有實無名”的軍機處相互制衡，才能保證皇帝的仲裁地位。
同時，皇帝還會打擊在軍機處供職時間久、德高望重的地老大臣。乾隆登基十四年後，就發生了“張廷玉配享太廟”風波，致使謹慎小心供奉清朝三代皇帝49年的張廷玉晚節不保，鬱鬱而終。
張廷玉是三朝元老,深受雍正皇帝信賴。雍正因而留下“張廷玉配享太廟”的遺詔。太廟是明清皇帝祭祀祖先的家廟，太廟兩側各有15間配殿,只有立有大功的臣子，才能占一席之地。可見，“配享太廟”對臣子來說，是一個多麼高的榮寵。
張廷玉所受的這種榮寵，延續到了乾隆年間。晚年張廷玉以年邁為由，奏請返鄉養老，乾隆再三挽留。乾隆十四年（西元1749年），78歲的張廷玉再次提出告老還鄉的申請時，乾隆皇帝終於同意了。
此時的張廷玉對配享太廟的資格念念不忘，於是，當乾隆皇帝准許他退休時，他特意上了一個奏摺。在奏摺中，張廷玉嘮叨：“恐身後不得蒙榮。”他請乾隆帝做出承諾，保證將會遵守雍正的遺命，讓自己配享太廟。
乾隆勃然大怒，你張廷玉這是信不過朕啊。他嚴厲斥責張廷玉：“配享太廟的都是佐命元勳，立下赫赫戰功，張廷玉有何功績能與之比肩？你張廷玉所擅長的不過是撰寫諭旨。平心論之，你實在不當配享太廟。”
但張廷玉配享太廟的資格，是以雍正帝的遺詔的形式公佈天下的，因而，在懲治張廷玉時，乾隆不得不有所收斂。故而，在奪去張廷玉爵位之後，乾隆准許他以大學士身份退休，死後仍准配享太廟。
乾隆將張廷玉玩弄於股掌之間,是給大臣們提了個醒：即便是張廷玉，也不過是為皇帝跑腿辦事的奴才。看到張廷玉的下場，軍機大臣們更得夾著尾巴做人，絲毫不敢造次了。
乾隆皇帝四十五歲後，左耳聽力下降；六十五歲後，左眼視力下降。政務依然繁重，皇帝卻力不從心，這就為和坤專權打開了口子。
和坤成為老皇帝須臾不可離開之人。此前，所有奏摺直接送達皇帝，再將副本發給軍機處。和坤主持軍機處後，令副本同時送交軍機處。和坤這一刀，在皇權中切開了道口子。奏摺同時遞送皇帝與軍機處，軍機大臣們就可以做好準備，揣摩聖意。皇帝是省心，軍機處的權勢也擴大了。直到乾隆病逝，嘉慶皇帝雷霆一擊，逮捕和坤，才刹住大權旁落的趨勢。
乾隆帝病逝五天后的正月初八日，和坤束手就擒。嘉慶立即下旨，要求各部文武大臣及各省督撫，今後凡有奏摺，“俱應直達朕前，俱不許另有副封關會軍機處。”
嘉慶五年（西元1800年）,在四川前線鎮壓五省教亂的將領廣興，投遞奏摺時另行諮文送到軍機處。嘉慶知悉後，將他降為四品京官，並不得再奏事。
在制度上,嘉慶健全了軍機處的保密制度。乾隆晚年，軍機處的保密工作開始走下風。軍機處臺階上、窗外走廊邊常擠滿了京內各部官員,過來探聽消息。往往奏摺皇帝還沒有批閱，街頭巷尾就已開始風傳。
軍機章京自然成了人們打探消息的去處。乾隆年間曾擔任過軍機章京的策拔克，做了外官之後，利用在軍機處的關係打探消息。在寄給軍機章京的信中，甚至探詢圓明園同樂園上演的是什麼戲。嘉慶知道後不無憤怒：“大內演戲，無干伊事，探詢何為？”
為加強保密工作,嘉慶特意規定，軍機大臣只准處理當日所奉諭旨，軍機章京不得將文書帶回家辦理。此外，嘉慶還讓禦史與軍機章京互相監督，禦史到隆宗門軍機處辦公室坐鎮，每天監視軍機大臣和軍機章京。同時，如果禦史遲到早退，軍機大臣也可上奏報告。
看到嘉慶裁抑軍機處,禦史們望風希旨。嘉慶十年（西元1805年），禦史何元烺上奏，請改變軍機處名稱。嘉慶予以否決。嘉慶認為，軍機處名稱沿用已久，所負責的諭旨均是大事。現在教匪叛亂已經肅清，不改軍機二字，表示天下太平。
由此可見，嘉慶皇帝雖抑制軍機處權力，但他深知，運轉良好的軍機處，是皇帝集權最順手的工具。也正是在嘉慶朝，清會典終於將軍機處列為國家的正式機關，軍機處制度得以更加完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