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幕府與幕僚：名臣能吏，半出其門
曾國藩幕府之盛自古罕見,近世無匹。近20年間，他為了辦理軍政、糧餉及軍工科技諸務，所設機構不下數十，幕僚近于400,從中產生出一大批各類人才。他們不僅助成曾國藩一時之功，
早在漢、唐甚至更早的年代，中國就已經有了幕府和幕僚制度。降及清代，幕僚制度仍是經久不衰。而曾國藩幕僚能夠不斷發展，主要原因在於戰爭的需要和督撫權力的膨脹。
若在平時,督撫所要承辦的公務畢竟有限，
當時，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各族起義已經遍及全國，相繼擊潰清王朝所賴以生存的八旗、綠營國家常備武裝，清政府無兵無餉，只得依靠各地督撫征厘募勇，同太平軍、撚軍等人民起義軍作戰。
他們為了扭轉戰局,適應獨立作戰的需要，將昔日用以束縛他們手腳的各項制度一一破壞，把過去與之比肩而立的布政使、按察使，貶為自己的屬員，遂使兵、政、財、人大權集於一身，本屬中央的權力落入地方督撫手中。清政府深知此弊，而無可奈何，只好聽之任之。
與此同時，各地督撫既要帶兵打仗，又要兼理地方，所要承辦的事務和對各類人才的需求也大大地增長起來，
其時，最早建立幕府、征厘募勇者並非湘、淮各軍，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各帥，只不過他們辦理最著成效，異軍突起，後來居上，軍事上成為主力，其幕府亦最為突出、最為典型。
曾國藩幕府能以超越胡、左、李諸人，成天下一時之最，還有他個人方面的特殊原因。
首先，曾國藩地位最尊,權力最大，轄地最廣，統兵最眾，使其他三人望塵莫及。曾國藩自咸豐十年（西元1860年）擔任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之後，一再加任，迨至同治二年（西元1863年），已身兼五欽差大臣之職，這在有清一代以至歷朝歷史上都是不多見的。
就統兵而言，曾國藩統兵最多時達12萬人，僅由他供餉的軍隊即近于10萬之眾。毫無疑問，兵多則餉需亦多，地廣方便於籌餉。戰事最緊張時，曾國藩曾在江西、江蘇、安徽、湖南、湖北、廣東六省設局征厘，厘金停解前後又在三江兩湖遍設局、卡，徵收鹽課，先後斂銀不下三千數百萬兩，所攬利權之廣也是全國獨一無二的。
由於戰爭的需要和督撫權力的膨脹,曾國藩承辦的事務已大大超過平時一個普通總督的職責，而這些事務又主要靠他的幕府去完成，所以，其幕府同平時一般督撫的幕府有了很大不同。
曾國藩幕府的一大特點是,大批幕友得保官職。平時，人們充任幕僚只是作為一種職業，謀求衣食而已。有人後來做官也多由科舉登進，尚未聞出自幕主奏保者。而曾國藩不僅奏保身邊秘書，亦保獎籌餉人員，數量之多，升遷之快，都甚為罕見。
曾國藩大批奏保幕僚，主要是在咸豐十年出任兩江總督後。咸豐四至七年，曾國藩第一次帶兵出省作戰期間，很少奏保幕僚，曾為此甚感苦惱，覺得很對不住與自己患難多年的幕友李元度、甘晉等人。擔任欽差大臣、兩江總督後，曾國藩既有地盤，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補官職自不待言。這一時期，曾國藩奏保人數之多、官職之高，都是空前的。
咸豐十年七月，曾國藩在一封奏摺之中，同時舉薦李鴻章、沈葆楨二人堪膺封疆之寄。同治二年十一月，又一次奏保塗宗瀛等九員皆學行修飭，可備任使。其他三三兩兩的陸續奏保者更是難以盡舉。
此時，清政府出於各種原因，對曾國藩等人的奏請幾乎有求必應，以致咸豐十一年至同治四年的五年之中，曾為曾國藩幕僚的五位道員皆被破格重用,分別超擢為江西、江蘇、廣東、湖南等省巡撫。可以說，曾國藩幕僚凡願意做官而又差可委任者，幾乎人人有官可做，這種現象在歷史上是極為少見的。
在曾國藩幕僚中，得保既多且優者，主要是秘書人員和籌餉人員。差不多湘軍每打一次勝仗，曾國藩都在奏保作戰“有功”人員的同時，以勞績保薦一部分幕僚。有時來不及辦理保案，就在奏摺中留下話語，以便具折續保。而對於籌餉人員，則僅根據其籌款成績就可逕直保薦。
曾國藩之所以這樣奏保幕僚，一為實際上的需要，如整頓吏治、恢復被太平軍打亂的清朝地方政權等；一為籠絡人心，以使幕僚們為他出力賣命。當時，兵荒馬亂之中肯於出為幕僚者，多想混個一官半職。曾國藩只有不斷奏保幕僚，才能使人人覺得大有希望，死心踏地為他所用。
當然，曾國藩奏保幕僚是有條件的,那就是要確實為他幹事不怕難苦，不講條件，否則，他是不肯保舉的。例如，幕僚中有個叫劉瀚清的人，曾以“忠義之士”召入幕中辦理文案，並已升至候補知府。同治五年正當曾國藩需人之際，他為家中事急，不聽勸告，執意請假回籍。其後，曾國藩即以其“缺乏耐性”為由，不予奏保實缺官職。
曾國藩的人才政策是“博取慎用”。取之欲博，則凡具一技之長，一處出色者即廣為延攬；用之欲慎，則使用之時，慎之又慎，唯恐用非其人，人非所宜。面對眾多的人才，要做到用之無誤，就要有安插之所，考察之方，不僅要察言觀色，還要試之以事，驗之以效。
據說，每有赴軍營投效者，曾國藩先發給少量薪資以安其心，然後親自接見，一一觀察：有膽氣血性者令其領兵打仗，膽小謹慎者令其籌辦糧餉,文學優長者辦理文案，學問淵博者校勘書籍。在幕中經過較長時間的觀察使用，感到瞭解較深、確有把握時，再根據各人的才能和功績奏保官職，委以地方之責。曾國藩的這套辦法行之多年，卓有成效。
曾國藩認為，大才乃天然生成,而中等以下人才，則可通過培養教育造就出來。曾國藩非常重視人才的培養工作。他的幕府一則治事，一則育人，既是辦事機構，又是有計劃培養各種人才的學校。他從軍從政多年，在部下面前始終保持著兩種身份：既是統帥和官長，又是老師和父兄。而幕府乃文人聚集之地，故他主要以老師的身份出現，不行軍營規矩，略似私塾約束，同幕僚之間猶如嚴師教弟子，館師課蒙童。
曾國藩培養人才的辦法主要有三條：讀書、歷練、言傳身教。他在專為幕僚擬定的勸誡條令中規定，凡入其幕府者，必於軍、政、餉、文四事之中精習一事，並結合實際進行學習，增長才幹。
他對身邊秘書人員抓得尤緊，不僅經常找人個別談話，還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規定課程，定期考試。同時，他還利用茶餘飯後之隙談古論今，向幕僚傳授自己的讀書心得和實踐經驗。
對於不在身邊的幕僚，則主要通過書信和批劄，結合實際事項進行開導，傳授知識和經驗。
可以說，在培養人才問題上，曾國藩真可謂嘔心瀝血，終生不懈。不少幕僚受其感動，拜他為師。曾國藩幕僚中有如此眾多的人才，對他們大多數來說，恐怕是同曾國藩的教育、培養分不開的。
曾國藩幕府在歷史上存在了近20年，隨著曾國藩的去世，他的幕府也就不復存在了。但是，它的作用和意義卻並未隨之消失，而是通過其數目眾多的幕僚繼續發揮著作用，產生著巨大的歷史影響。
曾國藩幕僚出幕之後,所從事的工作各式各樣，但歸根結底不外兩途，一是從事科學文化活動，一是做了清政府的實缺官員。
不過，曾國藩幕僚中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是從政人員。他們有的身居要津，有的獨任封疆，一時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門”的局面。據不完全統計，出身曾國藩幕僚而後官至三品者達47人，位至督撫者33人，其中大學士一人，軍機大臣一人，大學士入值軍機者一人。他們就象曾國藩播下的“種子”，在其身後紛紛開花結果，致使清朝晚期的用人、行政、國防、外交無不打上曾國藩的思想政治烙印，一時形成風氣，影響到整個政局。
這種湘、淮軍系統,尤其是曾國藩幕僚出身的官員到處主持要政的情況，曾國藩在世時已經出現，而到了光緒年間，就變得更為明顯。僅就掌握地方最大實權的各地總督而言，當時除河、漕二督外，主持軍、政者只有八員。光緒元年至十年，全國先後擔任該職者共有18人，其中，湘淮系官員12人，曾為曾國藩幕僚者即有6人，占總數的三分之一。
而光緒三至四年則情況尤為突出，不僅八名總督全屬湘淮系官員，且曾為曾國藩幕僚者竟有5名，占總數的將近三分之二。這種現象在歷朝歷史上都是不多見的。
徵收鹽課，先後斂銀不下三千數百萬兩，所攬利權之廣也是全國獨一無二的。由於戰爭的需要和督撫權力的膨脹,曾國藩承辦的事務已大大超過平時一個普通總督的職責，而這些事務又主要靠他的幕府去完成，所以，其幕府同平時一般督撫的幕府有了很大不同。
曾國藩幕府的一大特點是,大批幕友得保官職。平時，人們充任幕僚只是作為一種職業，謀求衣食而已。有人後來做官也多由科舉登進，尚未聞出自幕主奏保者。而曾國藩不僅奏保身邊秘書，亦保獎籌餉人員，數量之多，升遷之快，都甚為罕見。
曾國藩大批奏保幕僚，主要是在咸豐十年出任兩江總督後。咸豐四至七年，曾國藩第一次帶兵出省作戰期間，很少奏保幕僚，曾為此甚感苦惱，覺得很對不住與自己患難多年的幕友李元度、甘晉等人。擔任欽差大臣、兩江總督後，曾國藩既有地盤，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補官職自不待言。這一時期，曾國藩奏保人數之多、官職之高，都是空前的。
咸豐十年七月，曾國藩在一封奏摺之中，同時舉薦李鴻章、沈葆楨二人堪膺封疆之寄。同治二年十一月，又一次奏保塗宗瀛等九員皆學行修飭，可備任使。其他三三兩兩的陸續奏保者更是難以盡舉。
此時，清政府出於各種原因，對曾國藩等人的奏請幾乎有求必應，以致咸豐十一年至同治四年的五年之中，曾為曾國藩幕僚的五位道員皆被破格重用,分別超擢為江西、江蘇、廣東、湖南等省巡撫。可以說，曾國藩幕僚凡願意做官而又差可委任者，幾乎人人有官可做，這種現象在歷史上是極為少見的。
在曾國藩幕僚中，得保既多且優者，主要是秘書人員和籌餉人員。差不多湘軍每打一次勝仗，曾國藩都在奏保作戰“有功”人員的同時，以勞績保薦一部分幕僚。有時來不及辦理保案，就在奏摺中留下話語，以便具折續保。而對於籌餉人員，則僅根據其籌款成績就可逕直保薦。
曾國藩之所以這樣奏保幕僚，一為實際上的需要，如整頓吏治、恢復被太平軍打亂的清朝地方政權等；一為籠絡人心，以使幕僚們為他出力賣命。當時，兵荒馬亂之中肯於出為幕僚者，多想混個一官半職。曾國藩只有不斷奏保幕僚，才能使人人覺得大有希望，死心踏地為他所用。
當然，曾國藩奏保幕僚是有條件的,那就是要確實為他幹事不怕難苦，不講條件，否則，他是不肯保舉的。例如，幕僚中有個叫劉瀚清的人，曾以“忠義之士”召入幕中辦理文案，並已升至候補知府。同治五年正當曾國藩需人之際，他為家中事急，不聽勸告，執意請假回籍。其後，曾國藩即以其“缺乏耐性”為由，不予奏保實缺官職。
曾國藩的人才政策是“博取慎用”。取之欲博，則凡具一技之長，一處出色者即廣為延攬；用之欲慎，則使用之時，慎之又慎，唯恐用非其人，人非所宜。面對眾多的人才，要做到用之無誤，就要有安插之所，考察之方，不僅要察言觀色，還要試之以事，驗之以效。
據說，每有赴軍營投效者，曾國藩先發給少量薪資以安其心，然後親自接見，一一觀察：有膽氣血性者令其領兵打仗，膽小謹慎者令其籌辦糧餉,文學優長者辦理文案，學問淵博者校勘書籍。在幕中經過較長時間的觀察使用，感到瞭解較深、確有把握時，再根據各人的才能和功績奏保官職，委以地方之責。曾國藩的這套辦法行之多年，卓有成效。
曾國藩認為，大才乃天然生成,而中等以下人才，則可通過培養教育造就出來。曾國藩非常重視人才的培養工作。他的幕府一則治事，一則育人，既是辦事機構，又是有計劃培養各種人才的學校。他從軍從政多年，在部下面前始終保持著兩種身份：既是統帥和官長，又是老師和父兄。而幕府乃文人聚集之地，故他主要以老師的身份出現，不行軍營規矩，略似私塾約束，同幕僚之間猶如嚴師教弟子，館師課蒙童。
曾國藩培養人才的辦法主要有三條：讀書、歷練、言傳身教。他在專為幕僚擬定的勸誡條令中規定，凡入其幕府者，必於軍、政、餉、文四事之中精習一事，並結合實際進行學習，增長才幹。
他對身邊秘書人員抓得尤緊，不僅經常找人個別談話，還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規定課程，定期考試。同時，他還利用茶餘飯後之隙談古論今，向幕僚傳授自己的讀書心得和實踐經驗。
對於不在身邊的幕僚，則主要通過書信和批劄，結合實際事項進行開導，傳授知識和經驗。
可以說，在培養人才問題上，曾國藩真可謂嘔心瀝血，終生不懈。不少幕僚受其感動，拜他為師。曾國藩幕僚中有如此眾多的人才，對他們大多數來說，恐怕是同曾國藩的教育、培養分不開的。
曾國藩幕府在歷史上存在了近20年，隨著曾國藩的去世，他的幕府也就不復存在了。但是，它的作用和意義卻並未隨之消失，而是通過其數目眾多的幕僚繼續發揮著作用，產生著巨大的歷史影響。
曾國藩幕僚出幕之後,所從事的工作各式各樣，但歸根結底不外兩途，一是從事科學文化活動，一是做了清政府的實缺官員。
不過，曾國藩幕僚中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是從政人員。他們有的身居要津，有的獨任封疆，一時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門”的局面。據不完全統計，出身曾國藩幕僚而後官至三品者達47人，位至督撫者33人，其中大學士一人，軍機大臣一人，大學士入值軍機者一人。他們就象曾國藩播下的“種子”，在其身後紛紛開花結果，致使清朝晚期的用人、行政、國防、外交無不打上曾國藩的思想政治烙印，一時形成風氣，影響到整個政局。
這種湘、淮軍系統,尤其是曾國藩幕僚出身的官員到處主持要政的情況，曾國藩在世時已經出現，而到了光緒年間，就變得更為明顯。僅就掌握地方最大實權的各地總督而言，當時除河、漕二督外，主持軍、政者只有八員。光緒元年至十年，全國先後擔任該職者共有18人，其中，湘淮系官員12人，曾為曾國藩幕僚者即有6人，占總數的三分之一。
而光緒三至四年則情況尤為突出，不僅八名總督全屬湘淮系官員，且曾為曾國藩幕僚者竟有5名，占總數的將近三分之二。這種現象在歷朝歷史上都是不多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