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人生｜劉國光：我的經濟學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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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光，1923年生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當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本文系劉國光先生于2012年自述的治學生涯回憶，摘自“學術名家自述”《劉國光》，
走上經濟學求索之路，是我自己的選擇，但仔細想想，卻應該說是時代引導了我的人生之路。
求學生涯
1941年高中畢業投考大學時，父親希望我學理工科，成為一個工程師。但我卻選擇了經濟學，考取了西南聯大經濟系。我生長在我們國家危難的時期，
1946年5月，西南聯大經濟系46級話別會的師生在昆明留影，前排左二為劉國光
初嘗經濟研究所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春，我被選拔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1951夏天又被選拔到蘇聯留學，分配到莫斯科國立經濟學院。由於考慮到祖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國民經濟平衡問題是亟需妥善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學位論文選的是《論物資平衡在國民經濟平衡中的作用》。
青年時代的劉國光
1957年，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老一代革命家孫冶方到經濟研究所任所長，他特別強調和重視理論密切聯繫實際，致力於為我國經濟建設和發展開拓一條理論聯繫實際的經濟學研究之路。我到經濟所開始的從計算與統計國民經濟的各項指標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運轉的各種工作，使我走上了從實際出發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管理體制和機制的學術出發點和道路。
1958年，經濟所建立綜合平衡組（即後來的宏觀經濟研究室），楊堅白任組長，我和董輔礽擔任副組長。1961～1964年，我曾致力於社會主義再生產問題、發展速度與比例問題、積累與消費問題和固定資產再生產等問題的研究，在長期研究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過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看法，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之後，我又思考和提出了綜合平衡與經濟體制的關係問題，認為傳統體制不利於綜合平衡，不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就不能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1980年，我撰寫了《馬克思關於社會再生產的原理及其在生活中經濟中的應用》《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和比例關係問題的探討》《關於速度問題和積累問題的一點看法》等文章。
出國考察
我國歷史性的改革開放，使我的經濟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改革中提出的一系列新問題，要求我們抓緊研究和思考，這一時期是我的思想進展較快的時期，應該說，是時代推動我在經濟學探索的道路上不斷前行。
改革開放初期，我有幸參加了一些出訪考察。1982年，我與國家計委柳隨年、鄭力受國務院派遣，到蘇聯做中蘇論戰以來的首次學術訪問，考察其經濟管理制度及其改革情況，以期尋找到一些可以借鑒的經驗教訓來推進我國的改革開放步伐。考察回國後，我們向中央領導同志作了彙報。蘇聯當時的經濟管理體制，雖然經過了時間不短的幾次有快有慢、有進有退的改革，但進展並不大。我認為，從蘇聯經濟體制的整體情況來看，特別是在微觀經濟的管理方面，弊病還是很多的，不能解決傳統經濟體制中的那些老大難問題。蘇聯的體制如果不進行根本的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遇到困難。
所以，從整體上看，蘇聯經濟體制不能成為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和模式。我們應該總結自己的經驗，摸索自己的道路。我們的改革有些已經突破了蘇聯傳統體制的做法，我們應該堅持自己的改革方向，不能像蘇聯那樣步履蹣跚，走走停停。
提出經濟改革新概念
為了實現改革的穩健發展，不僅要注意改革與發展的相互依存，而且要注重能為改革提供支持的良好經濟環境。從這一角度，我提出了一個社會主義的“有限買方市場”概念。因為要想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要給它創設必不可少的外部環境，這就是買方市場，使社會生產大於社會的直接需要，使商品供給大於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從而建立一個消費者或買方的市場，這是正常開展市場調節的一個前提條件。買方市場問題不單是一個商業問題，而且是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一個戰略問題，一個宏觀決策的問題，一個走出一條新的發展路子的問題。
我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方向的歷史性改革，對於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正如鄧小平所說，這場改革是一場新的革命，是一場大試驗。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國經濟社會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革。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蘇東劇變後，國際上新自由主義思潮甚囂塵上。由於事關我國改革和發展的方向，作為一位改革開放的堅定推動者和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我國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期，我覺得應該提出自己的批評意見，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
人生感言
我信奉的重要人生格言是“正直的經濟學人應有的良心是不能丟棄的”；我堅守的學術目標是“為勞動人民服務”；我讚賞的學風是“把前人的東西鑽研好，在掌握正確方向的基礎上調查研究，不能人云亦云，要有獨立的思想”。我雖然已經年近九十，但只要我的人生之路還在延續，我的經濟學探索之路就不會停止，我所信守的這些信念就不會放棄。從我走上經濟學探索之路起，我就希望我們國家日益強大，人民生活日益富裕和幸福。我堅信，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構建，一定可以實現我的這一心願，這當然也是全國人民的心願。
“學術名家自述”系列《劉國光》
劉國光 自述
桁林 邢桂芹 整理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2017年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40周年。40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先後湧現了一大批政治合格、學術領先、學風優良的專家學者。他們中有一批年高德劭、造詣精深的知名專家學者，堪為學科史乃至學術史上的一面面旗幟。通過對他們的深度訪談，或請他們自述，記錄下他們孜孜矻矻、上下求索的治學歷程，請他們為薪火相傳的學術事業“傳道、授業、解惑”，這樣既可為學科史、學術史搶救一手可信的史料，也可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掇菁擷華。
使我走上了從實際出發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管理體制和機制的學術出發點和道路。1958年，經濟所建立綜合平衡組（即後來的宏觀經濟研究室），楊堅白任組長，我和董輔礽擔任副組長。1961～1964年，我曾致力於社會主義再生產問題、發展速度與比例問題、積累與消費問題和固定資產再生產等問題的研究，在長期研究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過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看法，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之後，我又思考和提出了綜合平衡與經濟體制的關係問題，認為傳統體制不利於綜合平衡，不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就不能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1980年，我撰寫了《馬克思關於社會再生產的原理及其在生活中經濟中的應用》《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和比例關係問題的探討》《關於速度問題和積累問題的一點看法》等文章。
出國考察
我國歷史性的改革開放，使我的經濟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改革中提出的一系列新問題，要求我們抓緊研究和思考，這一時期是我的思想進展較快的時期，應該說，是時代推動我在經濟學探索的道路上不斷前行。
改革開放初期，我有幸參加了一些出訪考察。1982年，我與國家計委柳隨年、鄭力受國務院派遣，到蘇聯做中蘇論戰以來的首次學術訪問，考察其經濟管理制度及其改革情況，以期尋找到一些可以借鑒的經驗教訓來推進我國的改革開放步伐。考察回國後，我們向中央領導同志作了彙報。蘇聯當時的經濟管理體制，雖然經過了時間不短的幾次有快有慢、有進有退的改革，但進展並不大。我認為，從蘇聯經濟體制的整體情況來看，特別是在微觀經濟的管理方面，弊病還是很多的，不能解決傳統經濟體制中的那些老大難問題。蘇聯的體制如果不進行根本的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遇到困難。
所以，從整體上看，蘇聯經濟體制不能成為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和模式。我們應該總結自己的經驗，摸索自己的道路。我們的改革有些已經突破了蘇聯傳統體制的做法，我們應該堅持自己的改革方向，不能像蘇聯那樣步履蹣跚，走走停停。
提出經濟改革新概念
為了實現改革的穩健發展，不僅要注意改革與發展的相互依存，而且要注重能為改革提供支持的良好經濟環境。從這一角度，我提出了一個社會主義的“有限買方市場”概念。因為要想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要給它創設必不可少的外部環境，這就是買方市場，使社會生產大於社會的直接需要，使商品供給大於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從而建立一個消費者或買方的市場，這是正常開展市場調節的一個前提條件。買方市場問題不單是一個商業問題，而且是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一個戰略問題，一個宏觀決策的問題，一個走出一條新的發展路子的問題。
我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方向的歷史性改革，對於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正如鄧小平所說，這場改革是一場新的革命，是一場大試驗。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國經濟社會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革。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蘇東劇變後，國際上新自由主義思潮甚囂塵上。由於事關我國改革和發展的方向，作為一位改革開放的堅定推動者和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我國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期，我覺得應該提出自己的批評意見，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
人生感言
我信奉的重要人生格言是“正直的經濟學人應有的良心是不能丟棄的”；我堅守的學術目標是“為勞動人民服務”；我讚賞的學風是“把前人的東西鑽研好，在掌握正確方向的基礎上調查研究，不能人云亦云，要有獨立的思想”。我雖然已經年近九十，但只要我的人生之路還在延續，我的經濟學探索之路就不會停止，我所信守的這些信念就不會放棄。從我走上經濟學探索之路起，我就希望我們國家日益強大，人民生活日益富裕和幸福。我堅信，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構建，一定可以實現我的這一心願，這當然也是全國人民的心願。
“學術名家自述”系列《劉國光》
劉國光 自述
桁林 邢桂芹 整理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2017年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40周年。40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先後湧現了一大批政治合格、學術領先、學風優良的專家學者。他們中有一批年高德劭、造詣精深的知名專家學者，堪為學科史乃至學術史上的一面面旗幟。通過對他們的深度訪談，或請他們自述，記錄下他們孜孜矻矻、上下求索的治學歷程，請他們為薪火相傳的學術事業“傳道、授業、解惑”，這樣既可為學科史、學術史搶救一手可信的史料，也可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掇菁擷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