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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車,合資還是單幹?中國汽車產業再次站在十字路口

1978年10月,時任美國通用汽車董事長湯姆斯•墨菲率團來華,

訪問了位於湖北十堰的二汽。談判中,美方提出來一個中方從來沒有聽說過的英語詞彙“joint venture”,並將其解釋為“合資經營”。

五年後的1983年,上汽和德國大眾汽車的合資企業上海大眾下線第一輛桑塔納轎車,開啟了中國汽車產業第一輪合資浪潮。之後,數十家中外合資車企在中國誕生。

35年後的今天,新一輪合資潮再次席捲中國汽車產業。

始于2017年初戴勒姆與北汽的合作,到6月大眾汽車與江淮,

再到8月福特與眾泰、東風與雷諾-日產,一年左右時間,已有4家世界汽車巨頭在中國成立合資公司。

與之前不同,這一輪合資潮主要集中于新能源車領域,產業背景源自新一輪科技革命,汽車行業生態和競爭格局重構,中國汽車市場亦發生了巨大改變,新能源車發展尤為迅猛。

政策調整是新一輪合資潮的推動力。

一方面,按照相關要求,中國新能源車補貼力度自2018年起將進一步減弱,

到2020年將全面退出;另一方面,將於2018年4月實施,2019年正式執行考核指標的《乘用車企業平均燃料消耗量與新能源汽車積分並行管理辦法》》指出,外商在華建立純電動汽車整車產品合資企業,將不再受同一家外企最多只能有兩個合資合作夥伴的限制;8月16日,國務院印發的《關於促進外資增長若干措施的通知》,也明確從五個方面促進外資企業發展。這些政策都鼓勵了外資車企在中國的發展。

此外,工信部相關人士介紹說,“雙積分”政策提出,“乘用車企業平均燃料消耗量正積分可以結轉或者在關聯企業間轉讓,新能源汽車正積分可以自由交易,但不得結轉。”這更為外資車企在中國發展純電動汽車以及政策合規留足了空間。

不過,因為傳統汽車利潤豐厚難以割捨,外資車企在新能源車方面一直“雷聲大雨點小”,每年大量進口汽車中,

不僅大多數排量較大,而且很多油耗超標,急需積分補上欠債。

如此形勢下,相比按部就班搞長週期的新能源戰略落地,相比買積分的不確定性,與中國車企成立合資車企,從合規的中國車企手中拿到積分,就成了一劑“速效藥”,不僅讓外資車企實現了快速合規,還為其在中國發展新能源汽車掃清了許多政策障礙。

重蹈覆轍之憂

此番新能源汽車合資浪潮,沒有得到一致歡呼。

在一些業界人士看來,中國汽車工業經歷了三十多年的合資,並沒有從外資車企手中換來真正的技術,反而被其搶走市場,使自主品牌的發展舉步維艱。而本次為了應對“雙積分”政策的合資,本就“目的不純”,這會否又讓外資車企“占了便宜”?

由於佈局較早,自主品牌在新能源汽車方面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幾乎每家車企都有新能源汽車壓陣。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理事長陳清泰認為,如今我國新能源汽車已經向高品質發輾轉型,由正向研發取代了過去的逆向研發,產品體系逐漸完善,電池技術也保持在國際一流水準。“自主品牌在新能源汽車方面的發展,是由彎道超車,變成了換道先行。”

雖然“雙積分”政策下的合資模式讓一些自主車企“傍到高富帥”,但對此有所擔憂的業界人士認為,當市場地位懸殊的兩者成立合資公司,跨國車企接入自主品牌的平臺後,很有可能進一步實現產能擴張,在與這些技術實力較弱的企業合作中掌握實際的主導權,奪走自主品牌苦心經營的新能源汽車市場,讓它們再次淪為外國車企的代工廠,形成本末倒置的後果。

技術沒長進,市場又拱手讓出,在上一輪合資浪潮中,自主品牌不是沒有嘗過這樣的苦果。

王秉剛告訴記者,他最不願意看到的一點,就是國內車企又像傳統汽車產業那樣,只能做中低端產品,中國新能源多年艱苦奮鬥,在技術發展、顧客習慣影響、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都做得非常好,已接近國際領先水準,完全有可能在新能源領域做成世界強國,而合資企業開放,就像一盆冷水澆了下來。

他認為,“很多國家都是合資發展的時期很短,很快把外資企業擠出去。我們的合資路子走得太長,對自己民族品牌的成長是很不利的。”

雨後春筍般成立的新能源合資公司,是否真能給中國汽車市場帶來匹配的銷量,也存在一些質疑聲音。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常務副會長董揚向記者表達了類似的擔憂,他認為到最後,有可能出現的狀況是新能源汽車賠錢賣。

重新定義合資

但也有聲音認為,隨著中國新能源汽車技術的發展,本輪合資會給自主品牌帶來全新的發展機會。

依據之一是國家出臺的《新建純電動乘用車企業管理規定》等政策措施。按照規定,我國對電動車領域新建企業的研發能力、技術創新提出了很高要求,如要求投資主體在中國境內具有純電動乘用車產品的完整研發經歷,具有專業研發團隊和整車正向研發能力,掌握有關的核心技術以及相應的試驗驗證能力。有業內人士認為,這對合資新能源車企具有一定的導向和規製作用。

具備一定的技術實力,也讓自主品牌在本輪合資潮中更有底氣,有望顛覆此前處於弱勢的合資模式。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執行理事長歐陽明高對《財經國家週刊》記者說,我國鋰離子動力電池有望於2020年前實現300瓦時 /千克的目標,目前國內外技術研發基本處於同一水準。如寧德時代新能源電池迴圈壽命基本上在1000次左右,能量密度能夠達到304瓦時 /千克。

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首席專家、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吳松泉認為,純電動汽車領域的合資企業,都是立足于自主開發和自主品牌,技術和品牌都是自立的,是一個完整的汽車企業。

作為本輪合資潮的標誌性參與者,江淮汽車方面更對此持肯定態度。“我們認為江淮和大眾的合作,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合資企業模式。”江淮汽車黨委副書記王東生認為,江淮與大眾汽車的合作,是新型合作模式的典型案例。

他介紹,江淮在新能源汽車的推廣過程中已積累6.5億里程數,從2010年開始推廣到現在,江淮已經有了七代新能源車。“牽手”成功,大眾汽車正是看中了江淮在新能源領域的基礎,包括多年來積累的研發、推廣和運營的技術、經驗和資料等。

江淮汽車則看中了大眾汽車的工藝、技術等國際化的標準,包括品牌的國際影響力等。由於合資企業是立足于自主開發、聯合開發,自主車企更容易學習到外方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更有利於支援中方企業自主品牌的發展。

比如江淮與大眾合作的第一款小型SUV,就會以江淮底盤為平臺,按照大眾的標準進行產品的設計和品質的管控,在這個過程中,也提高了整個江淮汽車的產品的管理水準、技術水準和產品水準。

在王東生看來,新的合作模式不是誰依賴誰,而是真正意義上的相互學習和借鑒,然後形成更強的力量,是真正意義上的優勢互補。

避免淪為代工廠

一位接近決策部門的人士表示,對外開放是基本國策,合資與否是企業的市場選擇,政府部門不便表態支持與否。不過無論贊成與否,中國汽車工業不能淪為“代工廠”,是國內各方堅定的共識。

想要不淪為代工廠,業界達成的另一個共識是,中國車企需要進一步深耕自己的優勢領域,打造核心競爭力。

中國汽車評價研究院院長李慶文認為,“我國的汽車工業以及汽車企業應該採取什麼樣技術創新模式、商業經營模式和文化建設的模式,不僅是汽車產業的事情,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國家經濟的重要決策。”

在北汽董事長徐和誼看來,國家產業政策的重點已轉向自主品牌、自主創新,合資不再是一些地方政府的“一號工程”,自主與合資品牌的關係,正在由過去的“和平共處”發展到市場正面競爭。

要正面競爭,拼的是實力。

廣汽傳祺方面人士對《財經國家週刊》記者表示,“雙積分”政策背景下所形成的合資潮,企業的競爭力歸根結底還是自己的技術和研發。如果只是迫於政策的憂慮,而沒有長遠審慎的規劃,無論是合資企業還是自主品牌,都無法在競爭激烈的新能源領域立足。

“中國車企應該學會從合資,到合夥,再到合作,進而到合創。”北京理工大學機械與車輛學院教授、電動車輛國家工程實驗室主任孫逢春提醒說,新能源汽車合資熱要保持清醒,警惕投機行為和結構性過剩。

無論合還是分,陳清泰認為,在新能源汽車發展的背景下,包括新興車企在內的變化格局必將是一哄而上——大浪淘沙——脫穎而出。

如今我國新能源汽車已經向高品質發輾轉型,由正向研發取代了過去的逆向研發,產品體系逐漸完善,電池技術也保持在國際一流水準。“自主品牌在新能源汽車方面的發展,是由彎道超車,變成了換道先行。”

雖然“雙積分”政策下的合資模式讓一些自主車企“傍到高富帥”,但對此有所擔憂的業界人士認為,當市場地位懸殊的兩者成立合資公司,跨國車企接入自主品牌的平臺後,很有可能進一步實現產能擴張,在與這些技術實力較弱的企業合作中掌握實際的主導權,奪走自主品牌苦心經營的新能源汽車市場,讓它們再次淪為外國車企的代工廠,形成本末倒置的後果。

技術沒長進,市場又拱手讓出,在上一輪合資浪潮中,自主品牌不是沒有嘗過這樣的苦果。

王秉剛告訴記者,他最不願意看到的一點,就是國內車企又像傳統汽車產業那樣,只能做中低端產品,中國新能源多年艱苦奮鬥,在技術發展、顧客習慣影響、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都做得非常好,已接近國際領先水準,完全有可能在新能源領域做成世界強國,而合資企業開放,就像一盆冷水澆了下來。

他認為,“很多國家都是合資發展的時期很短,很快把外資企業擠出去。我們的合資路子走得太長,對自己民族品牌的成長是很不利的。”

雨後春筍般成立的新能源合資公司,是否真能給中國汽車市場帶來匹配的銷量,也存在一些質疑聲音。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常務副會長董揚向記者表達了類似的擔憂,他認為到最後,有可能出現的狀況是新能源汽車賠錢賣。

重新定義合資

但也有聲音認為,隨著中國新能源汽車技術的發展,本輪合資會給自主品牌帶來全新的發展機會。

依據之一是國家出臺的《新建純電動乘用車企業管理規定》等政策措施。按照規定,我國對電動車領域新建企業的研發能力、技術創新提出了很高要求,如要求投資主體在中國境內具有純電動乘用車產品的完整研發經歷,具有專業研發團隊和整車正向研發能力,掌握有關的核心技術以及相應的試驗驗證能力。有業內人士認為,這對合資新能源車企具有一定的導向和規製作用。

具備一定的技術實力,也讓自主品牌在本輪合資潮中更有底氣,有望顛覆此前處於弱勢的合資模式。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執行理事長歐陽明高對《財經國家週刊》記者說,我國鋰離子動力電池有望於2020年前實現300瓦時 /千克的目標,目前國內外技術研發基本處於同一水準。如寧德時代新能源電池迴圈壽命基本上在1000次左右,能量密度能夠達到304瓦時 /千克。

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首席專家、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吳松泉認為,純電動汽車領域的合資企業,都是立足于自主開發和自主品牌,技術和品牌都是自立的,是一個完整的汽車企業。

作為本輪合資潮的標誌性參與者,江淮汽車方面更對此持肯定態度。“我們認為江淮和大眾的合作,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合資企業模式。”江淮汽車黨委副書記王東生認為,江淮與大眾汽車的合作,是新型合作模式的典型案例。

他介紹,江淮在新能源汽車的推廣過程中已積累6.5億里程數,從2010年開始推廣到現在,江淮已經有了七代新能源車。“牽手”成功,大眾汽車正是看中了江淮在新能源領域的基礎,包括多年來積累的研發、推廣和運營的技術、經驗和資料等。

江淮汽車則看中了大眾汽車的工藝、技術等國際化的標準,包括品牌的國際影響力等。由於合資企業是立足于自主開發、聯合開發,自主車企更容易學習到外方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更有利於支援中方企業自主品牌的發展。

比如江淮與大眾合作的第一款小型SUV,就會以江淮底盤為平臺,按照大眾的標準進行產品的設計和品質的管控,在這個過程中,也提高了整個江淮汽車的產品的管理水準、技術水準和產品水準。

在王東生看來,新的合作模式不是誰依賴誰,而是真正意義上的相互學習和借鑒,然後形成更強的力量,是真正意義上的優勢互補。

避免淪為代工廠

一位接近決策部門的人士表示,對外開放是基本國策,合資與否是企業的市場選擇,政府部門不便表態支持與否。不過無論贊成與否,中國汽車工業不能淪為“代工廠”,是國內各方堅定的共識。

想要不淪為代工廠,業界達成的另一個共識是,中國車企需要進一步深耕自己的優勢領域,打造核心競爭力。

中國汽車評價研究院院長李慶文認為,“我國的汽車工業以及汽車企業應該採取什麼樣技術創新模式、商業經營模式和文化建設的模式,不僅是汽車產業的事情,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國家經濟的重要決策。”

在北汽董事長徐和誼看來,國家產業政策的重點已轉向自主品牌、自主創新,合資不再是一些地方政府的“一號工程”,自主與合資品牌的關係,正在由過去的“和平共處”發展到市場正面競爭。

要正面競爭,拼的是實力。

廣汽傳祺方面人士對《財經國家週刊》記者表示,“雙積分”政策背景下所形成的合資潮,企業的競爭力歸根結底還是自己的技術和研發。如果只是迫於政策的憂慮,而沒有長遠審慎的規劃,無論是合資企業還是自主品牌,都無法在競爭激烈的新能源領域立足。

“中國車企應該學會從合資,到合夥,再到合作,進而到合創。”北京理工大學機械與車輛學院教授、電動車輛國家工程實驗室主任孫逢春提醒說,新能源汽車合資熱要保持清醒,警惕投機行為和結構性過剩。

無論合還是分,陳清泰認為,在新能源汽車發展的背景下,包括新興車企在內的變化格局必將是一哄而上——大浪淘沙——脫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