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號”發佈後的中國民主同盟
中國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於1941年3月，在各民主黨派中是成立較早的。民盟人數多，1949年初占了各民主黨派總人數的2/3。民盟在抗日戰爭時期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作出重要貢獻，
1948年4月30日，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並於當天發佈，
5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在香港主持盟務的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鈞儒，
“五一口號”發佈後，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的熱烈回應。
5月5日，民盟中央常委沈鈞儒，農工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民盟中央常委章伯鈞，民革主席李濟深等致電毛澤東並轉解放區全體同胞，“南京獨裁者竊權賣國，史無前例”，“當此解放軍隊所至，漿食集於道途”，“乃讀貴黨‘五一’勞動節口號第五項：‘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適合人民時勢的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勝欽企。除通電國內外各界暨海外僑胞共同策進完成大業外，特此奉達，即希賜教”。
自5月8日起，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人士連續召開座談會，討論當前形勢與新政協。
沈鈞儒在發言中說：“‘五一’號召說明，中共除了以人民武裝鬥爭達成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之外，同時還在政治上鋪下了一條達成民主革命的道路……這是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表現。”
章伯鈞說：“‘五一’號召是擴大民主力量、加速爭取人民解放事業全面勝利的正確主張，與我們素來主張相符。將要召開的政協，將為國家樹立民主，為永絕戰禍實現真正和平。各民主黨派義不容辭地應作為擴大民主團結的支柱。”
民盟南方總支部代表馮裕芳說：“中國革命的領導者是中共，這是無可否認的；中國必須要實行新民主主義，這也是無可否認的。”
6月14日，民盟發表《響應中共“五一”號召致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館暨全國同胞書》，指出中共發佈“五一口號”，主張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實現民主聯合政府，“是一切民主黨派和民主團體乃至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發動新政協運動的意義“在於通過這次運動來加速獨裁政權的覆滅，以為新民主中國之誕生造成前提”。
7月16日，民盟中央委員鄧初民在民盟機關刊物《光明報》發表意見，指出新政協由誰來領導召集的問題，實質上是一個革命領導權問題，他認為中國共產黨 “具備了領導中國革命的一切條件”。
7月中旬，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潘漢年將5月5日李濟深、沈鈞儒、章伯鈞等人的通電全文報告中央。
8月1日，毛澤東複電上述各民主黨派與民主人士：“諸先生贊同敝党五月一日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一項主張，並熱心促其實現，極為欽佩。現在革命形勢日益開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強團結，共同奮鬥，以期早日消滅中國反動勢力，制止美帝國主義的干涉，建立獨立、自由、富強和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為此目的，實有召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共同協商的必要。關於召集此項會議的時機、地點、何人召集、參加會議者的範圍以及會議應討論的問題等項，希望諸先生及全國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討，並以卓見見示。”
8月16日，《光明報》發表民盟《對於新政協共同施政綱領的意見》，並配發《展開新政協的討論》的短評。
9月，應中共中央的邀請，沈鈞儒、章伯鈞與其他民主黨派負責人一道進入東北解放區，共同籌備新政協。
10月，沈鈞儒、章伯鈞致電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表示“願竭所能，借效綿薄；今後一切，佇待明教”。
1949年1月22日，沈鈞儒、章伯鈞與其他黨派、民主人士55人聯名發表《對時局意見》的宣言，揭露蔣介石的和談要求是“企圖以政治陰謀苟延殘喘”，表示“不能苟安縱敵，使革命大業功虧一簣”，並表示“在人民解放戰爭中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
留滬的民盟領導人張瀾、羅隆基婉言謝絕了李宗仁、張群等人“斡旋調解”和平的請托，表示“我們站在革命的一邊，所以不能參加調人。至少也得先與我們已在解放區及在香港的代表洽商後，方可發表意見”。
3月，民盟中央臨時工作委員會在北平成立後，致書毛澤東，表示“願以至誠接受貴党領導，在新民主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中，並願與貴黨密切配合，盡其應盡之責”。這一檔明確表示民盟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3月10日周恩來代擬毛澤東複民盟中央常委沈鈞儒、章伯鈞電：“貴盟中委在平設立臨時總部，並舉兩先生為貴盟總部主持人，願與敝黨保持密切合作，無任歡迎。茲托李維漢、齊燕銘兩同志先行至平接洽，有事請與磋商為盼。”電文經毛澤東閱後發出。
5月27日上海解放，身陷危境的張瀾、羅隆基等獲救。28日張瀾、羅隆基、史良發表聲明：“中國共產黨所領導而中國各民主黨派所共同參加的人民革命，這是中國全體人民整個民族徹底翻身、徹底解放的革命。我們要切實遵行毛澤東先生所宣導的新民主主義。”
29日張瀾致電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董必武，稱：“人民解放軍渡江以來……得到如此光榮勝利，謹為諸公慶賀。……茲值戰後困難較多，如何安定，如何建設，想早在諸公運籌策劃中，瀾不久將與羅努生兄等來平聆教。”
6月1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董必武複電張瀾：對“先生及羅先生準備來平，極表歡迎”。
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列於發起單位的前三位元，代表名額同樣是16名，明顯超過其他民主黨派。
民盟中央主席張瀾在開幕式上講話，他說，革命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英明領導的結果，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英勇戰鬥，和全國各民主黨派、各民主階級的民主分子奮鬥犧牲的結果”，並表示“我們要在毛主席領導之下，精誠團結，共相勉勵，以完成這個建設新中國、新社會的歷史使命”。
9月29日，會議一致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會議選舉張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章伯鈞、羅隆基為政務委員。章伯鈞任交通部部長，史良任司法部部長。沈鈞儒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上述對民盟領導人的人事安排出自毛澤東，早在1949年3月下旬，毛澤東在進北平的途中就對周恩來明確表示，對張瀾、沈鈞儒等“作過貢獻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應該在政府裡安排適當職務”。
綜上所述，民盟積極回應“五一口號”，為新政協的召開與新中國的誕生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系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南京獨裁者竊權賣國，史無前例”，“當此解放軍隊所至，漿食集於道途”，“乃讀貴黨‘五一’勞動節口號第五項：‘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適合人民時勢的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勝欽企。除通電國內外各界暨海外僑胞共同策進完成大業外，特此奉達，即希賜教”。自5月8日起，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人士連續召開座談會，討論當前形勢與新政協。
沈鈞儒在發言中說：“‘五一’號召說明，中共除了以人民武裝鬥爭達成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之外，同時還在政治上鋪下了一條達成民主革命的道路……這是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表現。”
章伯鈞說：“‘五一’號召是擴大民主力量、加速爭取人民解放事業全面勝利的正確主張，與我們素來主張相符。將要召開的政協，將為國家樹立民主，為永絕戰禍實現真正和平。各民主黨派義不容辭地應作為擴大民主團結的支柱。”
民盟南方總支部代表馮裕芳說：“中國革命的領導者是中共，這是無可否認的；中國必須要實行新民主主義，這也是無可否認的。”
6月14日，民盟發表《響應中共“五一”號召致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館暨全國同胞書》，指出中共發佈“五一口號”，主張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實現民主聯合政府，“是一切民主黨派和民主團體乃至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發動新政協運動的意義“在於通過這次運動來加速獨裁政權的覆滅，以為新民主中國之誕生造成前提”。
7月16日，民盟中央委員鄧初民在民盟機關刊物《光明報》發表意見，指出新政協由誰來領導召集的問題，實質上是一個革命領導權問題，他認為中國共產黨 “具備了領導中國革命的一切條件”。
7月中旬，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潘漢年將5月5日李濟深、沈鈞儒、章伯鈞等人的通電全文報告中央。
8月1日，毛澤東複電上述各民主黨派與民主人士：“諸先生贊同敝党五月一日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一項主張，並熱心促其實現，極為欽佩。現在革命形勢日益開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強團結，共同奮鬥，以期早日消滅中國反動勢力，制止美帝國主義的干涉，建立獨立、自由、富強和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為此目的，實有召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共同協商的必要。關於召集此項會議的時機、地點、何人召集、參加會議者的範圍以及會議應討論的問題等項，希望諸先生及全國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討，並以卓見見示。”
8月16日，《光明報》發表民盟《對於新政協共同施政綱領的意見》，並配發《展開新政協的討論》的短評。
9月，應中共中央的邀請，沈鈞儒、章伯鈞與其他民主黨派負責人一道進入東北解放區，共同籌備新政協。
10月，沈鈞儒、章伯鈞致電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表示“願竭所能，借效綿薄；今後一切，佇待明教”。
1949年1月22日，沈鈞儒、章伯鈞與其他黨派、民主人士55人聯名發表《對時局意見》的宣言，揭露蔣介石的和談要求是“企圖以政治陰謀苟延殘喘”，表示“不能苟安縱敵，使革命大業功虧一簣”，並表示“在人民解放戰爭中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
留滬的民盟領導人張瀾、羅隆基婉言謝絕了李宗仁、張群等人“斡旋調解”和平的請托，表示“我們站在革命的一邊，所以不能參加調人。至少也得先與我們已在解放區及在香港的代表洽商後，方可發表意見”。
3月，民盟中央臨時工作委員會在北平成立後，致書毛澤東，表示“願以至誠接受貴党領導，在新民主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中，並願與貴黨密切配合，盡其應盡之責”。這一檔明確表示民盟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3月10日周恩來代擬毛澤東複民盟中央常委沈鈞儒、章伯鈞電：“貴盟中委在平設立臨時總部，並舉兩先生為貴盟總部主持人，願與敝黨保持密切合作，無任歡迎。茲托李維漢、齊燕銘兩同志先行至平接洽，有事請與磋商為盼。”電文經毛澤東閱後發出。
5月27日上海解放，身陷危境的張瀾、羅隆基等獲救。28日張瀾、羅隆基、史良發表聲明：“中國共產黨所領導而中國各民主黨派所共同參加的人民革命，這是中國全體人民整個民族徹底翻身、徹底解放的革命。我們要切實遵行毛澤東先生所宣導的新民主主義。”
29日張瀾致電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董必武，稱：“人民解放軍渡江以來……得到如此光榮勝利，謹為諸公慶賀。……茲值戰後困難較多，如何安定，如何建設，想早在諸公運籌策劃中，瀾不久將與羅努生兄等來平聆教。”
6月1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董必武複電張瀾：對“先生及羅先生準備來平，極表歡迎”。
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列於發起單位的前三位元，代表名額同樣是16名，明顯超過其他民主黨派。
民盟中央主席張瀾在開幕式上講話，他說，革命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英明領導的結果，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英勇戰鬥，和全國各民主黨派、各民主階級的民主分子奮鬥犧牲的結果”，並表示“我們要在毛主席領導之下，精誠團結，共相勉勵，以完成這個建設新中國、新社會的歷史使命”。
9月29日，會議一致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會議選舉張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章伯鈞、羅隆基為政務委員。章伯鈞任交通部部長，史良任司法部部長。沈鈞儒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上述對民盟領導人的人事安排出自毛澤東，早在1949年3月下旬，毛澤東在進北平的途中就對周恩來明確表示，對張瀾、沈鈞儒等“作過貢獻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應該在政府裡安排適當職務”。
綜上所述，民盟積極回應“五一口號”，為新政協的召開與新中國的誕生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系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