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是來監督，其實是要錢”：基層為何敢怒不敢言？
基層遭遇假記者敲詐勒索的現象近年來逐漸減少，但“真記者假監督”現象仍然不少，而且套路更深，手法更精。面對這樣狐假虎威的記者，基層為何敢怒不敢言？怎樣才能給基層一個健康良性的輿論監督環境？
消息很靈通，敲詐有套路
“我一個記者到環保局來辦事，你們就這態度！如果普通老百姓來了會怎麼樣！”回憶起去年一次接待某記者的經歷，王進說。
“假監督”團夥消息靈通是出了名的。“剛和一撥溝通協調完，就又來了一撥。他們之間會共用資訊。”淮安市委宣傳部工作人員王昕（化名）說。不僅如此，他們還很有“新聞敏感”。用張芳的話說，“國家政策關注什麼，
“他們動機非常明確，就是來找你毛病的。”王昕說，“假監督”團夥在反映問題時往往都不惜長篇大論，“小題大做、生造懸念，打所謂的‘深度’牌，就是想讓你怕”。
“還有的人根本不來，直接在網上拼湊一些東西發過來。”王進說，這樣，他們就可以“一稿多吃”，幾乎同樣的內容可以向五六個不同的省份“開炮”。
花錢消災怕惹事，取證投訴也很難
半月談記者調研瞭解到，“假監督”團夥敲詐基層現象之所以屢禁不絕，是因為他們抓住了地方怕事情鬧大而不惜“破財消災”的心理。
徐州一基層宣傳幹部告訴半月談記者，為保全當地政府形象和營商環境，花錢買平安是最經濟最有效的應對辦法。“上了熱點，基層一線就要準備好接受問責了，
此外，地方基層換屆的時候，“假監督”團夥來的次數明顯增多。“都知道新領導怕的就是重大負面輿情，搞不好一年的工作會被一票否決。”連雲港一名宣傳幹部說。
取證投訴難也讓一些地方宣傳幹部應對此類敲詐時束手無策。王進表示，“假監督”團夥行動幾乎“滴水不漏”，為了搜集證據，他專門買了錄音筆和執法記錄儀。
最近，這些“假監督”團夥騷擾基層又有了新幌子，往往打著“談合作”的旗號。“以前三千五千就能打發走，現在要我們買版面、投廣告，少的要三五萬，多的要十萬。”王進說，其實他們報刊的版面早已由個人承包，往往是一個記者帶著幾個助手在外“經營”。
鼓勵真正的監督，遏制虛假的輿情
“說實話，我們處理這些事情其實風險挺大的，經費支出管理越來越嚴，很多單位沒法去協調這個錢。”張芳告訴記者，平時要花很多精力來處理“假監督”團夥的騷擾敲詐，可以說心力交瘁，“各地的宣傳部門交流起這些事情來，都是一把辛酸淚”。
“正常的輿論監督能非常有效提高基層黨政工作效率。一些多年沒解決的問題，經媒體反映後，有時很快就有了轉機。”王進說，歡迎媒體對地方基層的輿論監督，但監督應該著眼於社會公眾利益而非一己私利，應該以建設性為底色，而非無事生非。
自媒體發佈資訊門檻低，讓“假監督”團夥不愁沒有“負面輿情”的出口。“有些人說，報紙上發不了，但是他有網站可以發，如果網站不能發的話，自媒體可以發，比如註冊今日頭條號、百家號或者一點資訊，這個是最要命的。”王進說。
“打擊新聞敲詐不能像打擊黃牛一樣，勢頭猖獗起來才整治一下。要把這個刹車一直踩下去，儘量不給它留空間。”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張濤甫認為，要標本兼治，明確執法依據，建立長效機制，還基層一個風清氣正的輿論監督環境。
歡迎媒體對地方基層的輿論監督，但監督應該著眼於社會公眾利益而非一己私利，應該以建設性為底色，而非無事生非。自媒體發佈資訊門檻低，讓“假監督”團夥不愁沒有“負面輿情”的出口。“有些人說，報紙上發不了，但是他有網站可以發，如果網站不能發的話，自媒體可以發，比如註冊今日頭條號、百家號或者一點資訊，這個是最要命的。”王進說。
“打擊新聞敲詐不能像打擊黃牛一樣，勢頭猖獗起來才整治一下。要把這個刹車一直踩下去，儘量不給它留空間。”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張濤甫認為，要標本兼治，明確執法依據，建立長效機制，還基層一個風清氣正的輿論監督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