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躍亭背後，中國企業家的宿命輪回？
文/杜博奇
賈躍亭又殺回來了！
樂視網的兄弟公司、賈躍亭最後的堡壘、一直被質疑包圍的“法拉第未來”FaradayFuture(‘FF’)，通過旗下關聯公司睿馳智慧汽車有限公司，在廣州南沙拿下600畝建設用地，
躲在加州洛杉磯縣豪宅中的賈躍亭，真的要捲土重來了嗎？
賈躍亭是身價280億的超級富豪，現在成了負債50億，信用破產的“過街老鼠”。寄託著他全部希望的法拉第未來公司，成為他扭轉乾坤的關鍵。
但是，這些年，法拉第未來的現金流一直不穩，
中國企業家中，賈躍亭是最難歸類的一個，一大堆花裡胡哨的概念背後，PPT融資也好，龐氏融資也好，為什麼他能做成，別人做不成？
你不得不承認，
1、賈躍亭是個例嗎？
賈躍亭是一個極端的人。
崛起與衰敗，掌聲和質疑，曾經如此鮮明地交織在這個大起大落的男人身上，不禁令人生出一個疑問：賈躍亭今日的困境，與往日的輝煌，究竟是確有其能，還是時代的捉弄？賈躍亭的價值在於，他是一個極端的個例嗎，他的成敗邏輯是否同樣適用于所有中國企業家？
當我們困惑，我們遙望歷史；當我們遙望，我們受到啟發；當我們受啟，我們生出新的困惑。有時候，成功與失敗一樣，看似來得猝不及防，其實背後有著偶然之中的必然。國運如海，那些身價千億的富豪們，不過是時代眷顧的弄潮兒，下一個浪頭打來，也許就換成另一個面孔。大鱷收割韭菜，時局收割大鱷，食物鏈的背後，又有誰逃脫命運的輪回？
一部中國商業史，無非三個命題：創業與守業、金融與實業、政治與商業。
2、創業與守業
“士農工商”，傳統觀念中，做官是正道，經商是末流。
但是中國歷史上，這個觀念至少兩次被顛覆，一次是改革開放，一次是清朝末年。1895年，張謇以清朝狀元的身份下海創業，
從開辦紡織廠起步，張謇一生創建50餘家企業。1921年前後，大生紗廠的股票一度成為上海灘最搶手的投資標的，為股東和投資人帶來巨額回報，志不在賺錢的張謇竟然成了創業明星。
對於賈躍亭而言，“造車只是手段，套現才是目的”。對於張謇而言，“實業只是手段，救國才是目的”。與其將盈餘擴大再生產，張謇更願意不計成本地投入社會建設之中，辦學校、建公園，全是沒有經濟產出的投資。最終因為資金困難，債臺高築的大生集團轟然瓦解。
從這個意義上看，張謇算不上一個成功的創業者，或許更不能說是一名合格的守業者。然而，百年之後站在更廣闊的時空下，張謇所留下的又是什麼？
中國商業史上，恐怕沒有誰像張謇這樣，如此深刻地改變了一座城市。縱然去世已經90多年了，南通仍然處處可見張謇留下的痕跡：從道路、學校、工廠到公園、博物館、圖書館，甚至氣象臺，這個清朝狀元出身的實業家，精神氣質早已融入城市的血脈之中。
張謇去世前，大生紗廠負債900萬兩白銀，被債權人接管，在後來的戰爭中，控制權幾度更迭。1952年公私合營後，大生紗廠經過多次改革，演變為今天的江蘇大生集團，紡織品遠銷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此外還涉足文化產業、汽車銷售等多元化產業，解決上萬人就業問題。
3、金融與實業
清末開埠後，落後生產技術遭受外力侵襲，壓力最大的是棉紡織行業。完成工業革命的英法諸國將中國作為棉紡織品傾銷地，從1880年代開始的半個世紀中，棉紡織品每年都是進口的首位。
當西方資本大舉入侵之際，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則通過銀行系統掌控中國棉紡織業，從1931年至1937年，官僚資本以投資設廠和債務重組的形式掌控30餘家紡織廠。
如此形勢下，多數中國棉紡織廠如同張謇的大生紗廠一般，由於資金困頓而不得不被資本收編，只有一個例外：白手起家的榮宗敬、榮德生兄弟何以成為中國的“棉紗大王”？
答案是金融與實業的互相借力。經營錢莊出身的榮氏兄弟深知金融“化腐朽為神奇”的魔力。在國際資本與官僚資本的雙重壓迫下，他們舉債擴張，巧妙地運營金融杠杆，每逢行業危機便展開逆勢擴張，不斷兼併經營不善的工廠，引入科學的經營管理方針恢復盈利能力。
榮宗敬以個人名義投資7家錢莊、2家銀行和1家保險公司，以公司名義投資3家銀行，還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大股東，以股本為杠杆，撬動了十倍、二十倍的銀行資金。榮宗敬曾向人解釋他的“融資術”，“ 我搭上一萬股，就可以用上他們十萬、二十萬的資金”。
由此，自1902年創辦保興麵粉廠起步，到1932年時，榮氏兄弟控制了全國麵粉總產量的30.7%、棉紗總產量的18.4%、棉布總產量的29.3%，掌控了三分之一的中國人的衣食問題。榮氏兄弟成為“棉紗大王”和“麵粉大王”，他們的創業故事還被日本人寫入小學課本。
金融杠杆在推動榮氏企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在大幅侵蝕企業的經營利潤。1934年榮宗敬投機洋紗失敗，虧損1200萬銀元。與此同時，在歐美棉紗的大肆傾銷下，負債經營的申新紡織廠陷入巨虧，在債權人的壓力下，工廠或被強行拍賣，或被官僚資本覬覦，榮氏企業元氣大傷。
4、政治與商業
生意做到一定地步，官就找上門來，做官，有時候是為了更好地做事。
比如張謇曾做過民國教育會長、實業總長，無非是為“實業救國”。榮宗敬擔任工商部參議、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也是為了生意方便，一旦對民國政府心灰意冷，他們也就紛紛辭去這些職務。
商人終歸是商人，一旦混淆了身份，產生官商的心理錯位，多半不會有什麼好果子吃。
千百年來，中國歷史上湧現出數不清的商人，而提起“紅頂商人”，胡雪岩毫無爭議地排在首位，現在杭州胡慶余堂藥店大堂仍懸掛著他身著官服的畫像，成為“紅頂商人”的絕佳寫照。
胡雪岩的發跡大致遵循這樣一個軌跡：在杭州錢莊做夥計時，冒著丟掉飯碗的風險，用公款資助了一位落魄之士，日後此人平步青雲還以湧泉之報，胡雪岩的人生也由此翻轉。天平天國期間，借助杭州官場的關係，胡雪岩得以代理番庫府銀，為清軍籌運糧餉和軍械。獲得左宗棠的賞識之後，胡雪岩開始飛黃騰達。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平定甘陝回亂，離不開他在幕後舉借外債、訂購軍火。因有功於朝廷，他獲封為二品大員，“賞黃褂，加紅頂”。
亦官亦商的胡雪岩，鼎盛時期開設20余家阜康銀號，還從事典當、藥材生意和生絲貿易，資金最高達兩千萬兩以上。影響力之大，足以操縱江浙商業，甚至為西洋人所信服。
1883年，上海爆發金融危機，幾個月內倒閉了60餘家錢莊，因將大量資金用於生絲收購，胡雪岩的阜康錢莊資金空虛，在擠兌風潮中破產。值此之際，政治對手翻出胡雪岩代朝廷向外資銀行借債吃回扣的舊賬，胡雪岩被革除官職，抄家法辦，在巨大失落中鬱鬱死去。
一百年多前，胡雪岩耗費數百萬兩白銀建成的豪華府第，如今隱匿在杭州鬧市的一條幽僻小巷中。從不起眼的偏門拐進大門，迎面便是一座五開間的轎廳，幾乘古色古香的轎子擺放左右。遙想當年，達官貴人迎來送往的場面何等煊赫？而今天，高堂仍在，賓朋不復。
轎廳靠牆的一側，擺放著幾張木椅，供轎夫臨時休息之用，按照規制，原應條凳，這便是“冷板凳”的來處。浙江民間有“花花轎人人抬”的俗語，胡雪岩以此為準繩，在官場、商場、洋場三股勢力之間周旋遊走。
令人唏噓的是，縱使胡雪岩有天縱奇才，“抬完轎子”之後還不是照舊去坐“冷板凳”？而這，又何嘗不是所有“紅頂商人”共同的結局？
海德格爾說：“如果我能向死而生，承認並且直面死亡，我就能擺脫對死亡的焦慮和生活的瑣碎。”縱然有胡雪岩的“前車之鑒”，又有多少人能抵禦“紅頂商人”的誘惑？
對於賈躍亭而言，“造車只是手段，套現才是目的”。對於張謇而言，“實業只是手段，救國才是目的”。與其將盈餘擴大再生產，張謇更願意不計成本地投入社會建設之中，辦學校、建公園，全是沒有經濟產出的投資。最終因為資金困難，債臺高築的大生集團轟然瓦解。
從這個意義上看，張謇算不上一個成功的創業者，或許更不能說是一名合格的守業者。然而，百年之後站在更廣闊的時空下，張謇所留下的又是什麼？
中國商業史上，恐怕沒有誰像張謇這樣，如此深刻地改變了一座城市。縱然去世已經90多年了，南通仍然處處可見張謇留下的痕跡：從道路、學校、工廠到公園、博物館、圖書館，甚至氣象臺，這個清朝狀元出身的實業家，精神氣質早已融入城市的血脈之中。
張謇去世前，大生紗廠負債900萬兩白銀，被債權人接管，在後來的戰爭中，控制權幾度更迭。1952年公私合營後，大生紗廠經過多次改革，演變為今天的江蘇大生集團，紡織品遠銷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此外還涉足文化產業、汽車銷售等多元化產業，解決上萬人就業問題。
3、金融與實業
清末開埠後，落後生產技術遭受外力侵襲，壓力最大的是棉紡織行業。完成工業革命的英法諸國將中國作為棉紡織品傾銷地，從1880年代開始的半個世紀中，棉紡織品每年都是進口的首位。
當西方資本大舉入侵之際，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則通過銀行系統掌控中國棉紡織業，從1931年至1937年，官僚資本以投資設廠和債務重組的形式掌控30餘家紡織廠。
如此形勢下，多數中國棉紡織廠如同張謇的大生紗廠一般，由於資金困頓而不得不被資本收編，只有一個例外：白手起家的榮宗敬、榮德生兄弟何以成為中國的“棉紗大王”？
答案是金融與實業的互相借力。經營錢莊出身的榮氏兄弟深知金融“化腐朽為神奇”的魔力。在國際資本與官僚資本的雙重壓迫下，他們舉債擴張，巧妙地運營金融杠杆，每逢行業危機便展開逆勢擴張，不斷兼併經營不善的工廠，引入科學的經營管理方針恢復盈利能力。
榮宗敬以個人名義投資7家錢莊、2家銀行和1家保險公司，以公司名義投資3家銀行，還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大股東，以股本為杠杆，撬動了十倍、二十倍的銀行資金。榮宗敬曾向人解釋他的“融資術”，“ 我搭上一萬股，就可以用上他們十萬、二十萬的資金”。
由此，自1902年創辦保興麵粉廠起步，到1932年時，榮氏兄弟控制了全國麵粉總產量的30.7%、棉紗總產量的18.4%、棉布總產量的29.3%，掌控了三分之一的中國人的衣食問題。榮氏兄弟成為“棉紗大王”和“麵粉大王”，他們的創業故事還被日本人寫入小學課本。
金融杠杆在推動榮氏企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在大幅侵蝕企業的經營利潤。1934年榮宗敬投機洋紗失敗，虧損1200萬銀元。與此同時，在歐美棉紗的大肆傾銷下，負債經營的申新紡織廠陷入巨虧，在債權人的壓力下，工廠或被強行拍賣，或被官僚資本覬覦，榮氏企業元氣大傷。
4、政治與商業
生意做到一定地步，官就找上門來，做官，有時候是為了更好地做事。
比如張謇曾做過民國教育會長、實業總長，無非是為“實業救國”。榮宗敬擔任工商部參議、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也是為了生意方便，一旦對民國政府心灰意冷，他們也就紛紛辭去這些職務。
商人終歸是商人，一旦混淆了身份，產生官商的心理錯位，多半不會有什麼好果子吃。
千百年來，中國歷史上湧現出數不清的商人，而提起“紅頂商人”，胡雪岩毫無爭議地排在首位，現在杭州胡慶余堂藥店大堂仍懸掛著他身著官服的畫像，成為“紅頂商人”的絕佳寫照。
胡雪岩的發跡大致遵循這樣一個軌跡：在杭州錢莊做夥計時，冒著丟掉飯碗的風險，用公款資助了一位落魄之士，日後此人平步青雲還以湧泉之報，胡雪岩的人生也由此翻轉。天平天國期間，借助杭州官場的關係，胡雪岩得以代理番庫府銀，為清軍籌運糧餉和軍械。獲得左宗棠的賞識之後，胡雪岩開始飛黃騰達。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平定甘陝回亂，離不開他在幕後舉借外債、訂購軍火。因有功於朝廷，他獲封為二品大員，“賞黃褂，加紅頂”。
亦官亦商的胡雪岩，鼎盛時期開設20余家阜康銀號，還從事典當、藥材生意和生絲貿易，資金最高達兩千萬兩以上。影響力之大，足以操縱江浙商業，甚至為西洋人所信服。
1883年，上海爆發金融危機，幾個月內倒閉了60餘家錢莊，因將大量資金用於生絲收購，胡雪岩的阜康錢莊資金空虛，在擠兌風潮中破產。值此之際，政治對手翻出胡雪岩代朝廷向外資銀行借債吃回扣的舊賬，胡雪岩被革除官職，抄家法辦，在巨大失落中鬱鬱死去。
一百年多前，胡雪岩耗費數百萬兩白銀建成的豪華府第，如今隱匿在杭州鬧市的一條幽僻小巷中。從不起眼的偏門拐進大門，迎面便是一座五開間的轎廳，幾乘古色古香的轎子擺放左右。遙想當年，達官貴人迎來送往的場面何等煊赫？而今天，高堂仍在，賓朋不復。
轎廳靠牆的一側，擺放著幾張木椅，供轎夫臨時休息之用，按照規制，原應條凳，這便是“冷板凳”的來處。浙江民間有“花花轎人人抬”的俗語，胡雪岩以此為準繩，在官場、商場、洋場三股勢力之間周旋遊走。
令人唏噓的是，縱使胡雪岩有天縱奇才，“抬完轎子”之後還不是照舊去坐“冷板凳”？而這，又何嘗不是所有“紅頂商人”共同的結局？
海德格爾說：“如果我能向死而生，承認並且直面死亡，我就能擺脫對死亡的焦慮和生活的瑣碎。”縱然有胡雪岩的“前車之鑒”，又有多少人能抵禦“紅頂商人”的誘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