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童國華： 一生最榮幸的事，中國將領跑5G時代
“今年下半年，我們將進入5G規模試驗階段，明年會完成規模化的商用。
“中國從1G、2G跟跑，3G、4G並跑，到5G時代我們全面引領世界”，童國華將自己“一生最榮幸的事”歸結到一點：這些年，我們推動了光通信技術向市場轉化，去滿足市場需求，
從幾十億做到百億掌門人
科研人員、企業掌舵人、大學老師……在光通信領域摸爬滾打幾十年，童國華的身份一次次發生轉變。“但我現在坐在這個位置上，更多的是思考如何做好企業。”現任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院長、大唐電信科技產業集團董事長的童國華，
1990年，童國華在武漢郵電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武漢郵科院）任職。90年代末，童國華擔任武漢郵科院副院長，他很快遇到了隨後而來的企業改制。2000年，武漢郵科院開始從一個科研院所轉制為企業。“一方面，從‘事業人’變成了‘社會人’，郵科院人才流失嚴重，另一方面，自己的角色從科研者變成了‘銷售員’。
就在那幾年，通信行業發展步入了常態期，競爭非常激烈。而當時武漢郵科院只獲得了光纖光纜的研發和中試任務，還不能像華為那樣去做無線通訊、程式控制設備。同時，武漢郵科院雖然已經改制成企業，但作為國家的科研院所，還需承擔國家技術創新的任務。童國華說：“後來做光通信系統，也是頂著巨大的壓力在‘冒險’。
2004年，正是改革到了“生死一線”的時刻，童國華臨危受命，擔任武漢郵科院院長，幾年後，郵科院在他的手中“活了下來”，並把它從30億元的企業做到跨越百億元企業之列。
在武漢郵科院耕耘了幾十年之後，童國華於2016年調任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院長、大唐電信集團董事長，他的人生又開始了新篇章。
對話：
談中國通信技術：
走到一個新高度
廣州日報：中國的通信技術現在處於什麼水準？
童國華：我們的無線通訊技術，從1G、2G，接著3G、4G，到現在的5G，經歷一個跟跑、並跑到領跑的階段。通信的三大領域是傳輸、交通、無線，我國最先有技術突破的是傳輸領域，然後是交通和無線領域。通信技術領域是中國跟世界高新技術差距最小的一個領域，現在是“並跑”，甚至在部分技術上處於“領跑”地位。
目前中國5G的發展，讓我們的無線通訊技術走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世界上處於一個更加有利的競爭地位。
廣州日報：作為中國通信行業發展的參與者和領路人，你怎麼看待今天的局面？
童國華：當初中國在通信技術領域打開“大門”時，對我們從事通信技術研究的人來說，壓力非常大。實際上，當時就像是在國內打一場國際比賽。但今天看來，這場比賽，我們打贏了。這得益於改革開放和中國的市場，正是因為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拉動了對通信的需求，才使得通信技術有了更快的進步。
最開始我們用市場換技術，後來，我們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經過消化吸收再創新，並走向世界領先的位置。這也說明了，中國的技術創新有了非常大的進步，對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作用很大。今天，我們的技術創新對勞動生產力的貢獻還在不斷增長和放大。
談科技轉化：
讓該幹什麼的人幹什麼
廣州日報：對於科技成果的轉化有什麼好的建議？
童國華：作為科技工作者，要思考如何讓技術能真正為老百姓所用，能真正為老百姓創造價值，這需要一個非常複雜的轉換過程。我很榮幸，在這些年的工作中，我們推動了光通信技術向市場轉化，去滿足市場需求。
從科技改革開始就在談“科技轉化”，談經濟和科技“兩張皮”的問題。我一直有這樣一個觀點：讓該幹什麼的人幹什麼。現在一直在講創新，不過我一直覺得讓院士、專家去做轉化、去做企業可能是大材小用。成果研究出來，可以讓專業的企業和做市場的人把技術變成產品。
讓該幹什麼的人幹什麼，並不是說要“截斷”。一個技術出來後，“後開發”的過程非常複雜，必須要有熟悉技術的人跟蹤開發、服務，滿足客戶需求。比如4G出來後，我們給電信運營商提供的設備和給電力、鐵道、化工部門所提供的設備並不一樣。雖然原理相同，但由於服務物件和目的不同，很多功能性和應用性模式不同，因此要進行持續開發。所以我們強調的是：僅僅只做出一個技術不算是完成整個項目。我說“讓該幹什麼的人幹什麼”，但一定要讓技術人員走到底。
所以，在創新轉化過程中要專業化，不能什麼都做，還是要根據自己的特徵和特點尋求發展。
廣州日報：在國家科技體制改革的道路上，作為國家科技企業應該怎樣走？
童國華：我們國家科技體制改革，最重要的一方面，是提出科研體制到底是什麼體制。在應用技術領域提的是：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合的創新體系。
過去很多企業都沒有創新能力，現在都逐漸形成了企業創新能力。要逐步建立這樣一個機制，例如要發展一個應用型的技術，就應該把資金給企業，讓企業去尋找有技術、有市場支援的單位，來説明消化這一產品。這樣形成一個產業鏈，才能更快把新技術開發出來，讓新技術應用起來。
談科技改革：
最早解決科技與經濟“兩張皮”
廣州日報：你全程參與了國家的科技改革大潮，感受最深的是什麼？
童國華：武漢郵科院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轉型，由一個單一的科研院所轉變成現在的高新技術企業，我全程參與。我們最早解決了科技與經濟“兩張皮”問題，從科研院所企業化管理，到與體制脫鉤變成企業，到現在高新技術公司，每一步我都經歷了。而且每一步，我都有充電學習、思考的過程，然後去體會、理解和轉化。
感受最深刻的是，在轉制過程中人們思想觀念轉化非常困難。當時，每個人都跟公司簽訂合同，從事業單位的“事業人”變成“社會人”。不少人接受不了，人才面臨巨大流失。
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是走到今天，大家都已經很理解了。這些年，我們在管理上推進的力度一直非常大。無論是央企、民企還是合資企業，雖然資產擁有者不一樣，但企業屬性是一樣的，只要按照企業屬性去做，就一定會做好。體制“動不了”，機制可以變化。比如，我們建立股份制企業，讓幹部和員工參股，真正成為企業的主人，分享創造的財富，推動企業的進步和發展。
廣州日報：在變革大潮中你是如何堅持方向的？
童國華：我覺得自己還是在不斷學習，我曾經說過，兩年還不能坐在這個位置上，我一定是沒認真學習，沒有適應時代變化，沒有與時俱進，所以我會被淘汰。
當時不僅是自己轉變，還有集體轉變，非常艱難。有大家的努力，也有幾代領導的推動，也不是我一個人做得了。
談未來：
最想教書育人
廣州日報：你在武漢郵科院任院長期間，將一個剛剛改制的企業從30億做到上百億，是怎樣激發企業活力的？
童國華：我最大的成功是在武漢郵科院。第一，經過了整個科技改革的全過程。第二，這個過程中，我一直負責市場。我比較幸運，對市場的瞭解使得我去對客戶的需求關注更多一些，在技術轉化的過程中，要更多地對客戶進行考量。第三，轉化的過程要跟利益相關。
廣州日報：你現在身兼數職，最想做的是什麼？
童國華：我現在在華中科技大學兼任博士生導師，這是我最喜歡的生活。做老師可以把我這些年做技術創新、做企業的經驗傳授給大家，和大家共同去探討，培養一些優秀的企業家。這是我最樂意去做的事情。
不過，如今我思索更多的是如何做好企業。我從科研人員到企業管理者，最大的變化是思想觀念上發生改變，也就是學會了真正去理解市場，如何解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要真正把客戶需求當作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的第一要務，這樣才能把企業做好。企業要可持續發展，必須要有創新能力，首先要技術創新、轉化並服務於市場，再由市場的需求對技術創新提出新要求，這樣才形成一個有效的閉環，才能真正推動技術創新不斷進步。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杜安娜
廣州日報：作為中國通信行業發展的參與者和領路人，你怎麼看待今天的局面？
童國華：當初中國在通信技術領域打開“大門”時，對我們從事通信技術研究的人來說，壓力非常大。實際上，當時就像是在國內打一場國際比賽。但今天看來，這場比賽，我們打贏了。這得益於改革開放和中國的市場，正是因為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拉動了對通信的需求，才使得通信技術有了更快的進步。
最開始我們用市場換技術，後來，我們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經過消化吸收再創新，並走向世界領先的位置。這也說明了，中國的技術創新有了非常大的進步，對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作用很大。今天，我們的技術創新對勞動生產力的貢獻還在不斷增長和放大。
談科技轉化：
讓該幹什麼的人幹什麼
廣州日報：對於科技成果的轉化有什麼好的建議？
童國華：作為科技工作者，要思考如何讓技術能真正為老百姓所用，能真正為老百姓創造價值，這需要一個非常複雜的轉換過程。我很榮幸，在這些年的工作中，我們推動了光通信技術向市場轉化，去滿足市場需求。
從科技改革開始就在談“科技轉化”，談經濟和科技“兩張皮”的問題。我一直有這樣一個觀點：讓該幹什麼的人幹什麼。現在一直在講創新，不過我一直覺得讓院士、專家去做轉化、去做企業可能是大材小用。成果研究出來，可以讓專業的企業和做市場的人把技術變成產品。
讓該幹什麼的人幹什麼，並不是說要“截斷”。一個技術出來後，“後開發”的過程非常複雜，必須要有熟悉技術的人跟蹤開發、服務，滿足客戶需求。比如4G出來後，我們給電信運營商提供的設備和給電力、鐵道、化工部門所提供的設備並不一樣。雖然原理相同，但由於服務物件和目的不同，很多功能性和應用性模式不同，因此要進行持續開發。所以我們強調的是：僅僅只做出一個技術不算是完成整個項目。我說“讓該幹什麼的人幹什麼”，但一定要讓技術人員走到底。
所以，在創新轉化過程中要專業化，不能什麼都做，還是要根據自己的特徵和特點尋求發展。
廣州日報：在國家科技體制改革的道路上，作為國家科技企業應該怎樣走？
童國華：我們國家科技體制改革，最重要的一方面，是提出科研體制到底是什麼體制。在應用技術領域提的是：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合的創新體系。
過去很多企業都沒有創新能力，現在都逐漸形成了企業創新能力。要逐步建立這樣一個機制，例如要發展一個應用型的技術，就應該把資金給企業，讓企業去尋找有技術、有市場支援的單位，來説明消化這一產品。這樣形成一個產業鏈，才能更快把新技術開發出來，讓新技術應用起來。
談科技改革：
最早解決科技與經濟“兩張皮”
廣州日報：你全程參與了國家的科技改革大潮，感受最深的是什麼？
童國華：武漢郵科院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轉型，由一個單一的科研院所轉變成現在的高新技術企業，我全程參與。我們最早解決了科技與經濟“兩張皮”問題，從科研院所企業化管理，到與體制脫鉤變成企業，到現在高新技術公司，每一步我都經歷了。而且每一步，我都有充電學習、思考的過程，然後去體會、理解和轉化。
感受最深刻的是，在轉制過程中人們思想觀念轉化非常困難。當時，每個人都跟公司簽訂合同，從事業單位的“事業人”變成“社會人”。不少人接受不了，人才面臨巨大流失。
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是走到今天，大家都已經很理解了。這些年，我們在管理上推進的力度一直非常大。無論是央企、民企還是合資企業，雖然資產擁有者不一樣，但企業屬性是一樣的，只要按照企業屬性去做，就一定會做好。體制“動不了”，機制可以變化。比如，我們建立股份制企業，讓幹部和員工參股，真正成為企業的主人，分享創造的財富，推動企業的進步和發展。
廣州日報：在變革大潮中你是如何堅持方向的？
童國華：我覺得自己還是在不斷學習，我曾經說過，兩年還不能坐在這個位置上，我一定是沒認真學習，沒有適應時代變化，沒有與時俱進，所以我會被淘汰。
當時不僅是自己轉變，還有集體轉變，非常艱難。有大家的努力，也有幾代領導的推動，也不是我一個人做得了。
談未來：
最想教書育人
廣州日報：你在武漢郵科院任院長期間，將一個剛剛改制的企業從30億做到上百億，是怎樣激發企業活力的？
童國華：我最大的成功是在武漢郵科院。第一，經過了整個科技改革的全過程。第二，這個過程中，我一直負責市場。我比較幸運，對市場的瞭解使得我去對客戶的需求關注更多一些，在技術轉化的過程中，要更多地對客戶進行考量。第三，轉化的過程要跟利益相關。
廣州日報：你現在身兼數職，最想做的是什麼？
童國華：我現在在華中科技大學兼任博士生導師，這是我最喜歡的生活。做老師可以把我這些年做技術創新、做企業的經驗傳授給大家，和大家共同去探討，培養一些優秀的企業家。這是我最樂意去做的事情。
不過，如今我思索更多的是如何做好企業。我從科研人員到企業管理者，最大的變化是思想觀念上發生改變，也就是學會了真正去理解市場，如何解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要真正把客戶需求當作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的第一要務，這樣才能把企業做好。企業要可持續發展，必須要有創新能力，首先要技術創新、轉化並服務於市場，再由市場的需求對技術創新提出新要求，這樣才形成一個有效的閉環，才能真正推動技術創新不斷進步。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杜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