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單位中的一生：苦熬、作風與位次
“單位”這個詞，在今天聽起來已有幾分懷舊氣息了。現在還能稱為“單位”的，通常是國家機構、事業單位、國有企業，或者是所有以本地地方名稱為開頭的機構。父輩們常常執著於單位的話題，
王鹹小說《盲道》的故事就發生在一個典型的雜誌社單位大院裡。這個單位大院據說解放前是上海一家火柴大王的別墅，有一個熱情而警惕的門房老政，老政對自己這份工作非常自豪，
門房老政看守著“神聖”的單位大院，實際上他只是在此履行著看守院子的責任，從沒進入過真正的單位。真正的單位是什麼樣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劉震雲寫過一篇小說，就叫做《單位》。小說聚焦於一個單位科室裡各個人物的生存現狀，經過一次提拔，有人迅速升遷，有人幾十年不動，有人懵懵懂懂，有人破罐破摔，呈現出了極其駁雜的諷刺意味。尹學芸的中篇小說《士別十年》關注的也是單位科室裡人員的升遷變動，
在這個時代，大多數人大概已不會一輩子隻在一個單位待著，但單位的故事其實是千千萬萬種工作生態的縮影。因此，單位的故事，並不只屬於舊世界。
生存法則：“這日子啥時候能熬出頭呢？”劉震雲的《單位》是從單位發福利——“五一節”分梨這件事開始的，
梨子是由兩個普通的男科員拉來的，一個是總也升不上去的老人老何，一個是總也入不了党的新人小林，他們充當勞力正合適；盛梨子的草筐被一個年輕女科員占了，
在“單位”這個小生態裡，無論是上司還是下屬，都自覺地遵循著相應的處事規矩。比如，對下屬來說，分梨的時候，要懂事地把好梨留給領導；對領導來說，出門時最好要用車，不要“特立獨行”用自行車，因為這會顯得別的平級領導作風奢侈。
以上這些規矩算是擺在明面上的，還有些潛隱不彰的規矩，就需要個人自己琢磨了，琢磨不透就得付出代價——就像單位裡的小林，仗著自己是大學生，穿著拖鞋上班，還經常遲到早退，總也入不了黨，過了四年才幡然醒悟。醒悟後的小林不光工作顯得積極，態度也特別好，主動給大家倒開水、擦桌子，跟單位同事之間的關係拿捏得謹小慎微，就連前任領導搬家也要早早請纓參加。這份“積極性”讓小林自己的老婆都看不下去了，她埋怨他說：“別老這麼低三下四的，我看著你心裡難受！”
其實小林自己也清楚得很，“我何嘗想幫這些王八蛋搬家？可為了咱們早搬家，就得去給人家搬家！”搬家中的細節實在耐人琢磨，小林在收拾衛生間的時候看到了女人經血沾染的紅色衛生紙，也毫不猶豫地幫著收拾了。可是到頭來，小林入組織的事情，還是沒個著落。
小林入不了組織，不能說明他是個壞人，只能說他時運不濟。曹乃謙在新書《清風三歎》裡也講，自己在大同公安局工作了十多年，也解決不了組織問題。他的家人將這件事歸因為他的“死相”：不想接受領導的提拔寫政治材料；跟領導下棋，也絕對不會故意輸棋。所以即使他連連破案、努力工作，還當上了省先進工作者，組織問題依然解決不了。 他在給父親的信裡甚至這麼寫道，“兒子真的是很對不起爹，辜負爹的期望。但是爹，您相信，兒子在行為上早就夠一個黨員的標準了。在組織上入不了，兒子是沒辦法了。”
三番五次碰壁的小林心灰意冷，跟曹乃謙的感慨差不多，“娘啊，這日子啥時候能熬出頭呢？”其實，能夠覺出“熬”，這才是初步進入單位的生存遊戲。不光是小林，就算混了幾十年的老人，也得熬。在《單位》的結尾，升了副局長的老張也勸昔日下屬副處長老孫，說他耐不住“熬”，雖然老孫並不服氣這通教訓，但也只得“熬著”，並且還得日復一日地熬下去。
結尾又是一次“單位分梨”。一頭一尾的分梨構成了一次迴圈，同時也是單位人員位置變動的一次“洗牌”：老張不見了，不用裝模作樣地給下屬讓梨，因為他的次序已經不在科室裡；副處長老孫沒能轉正，不像上次那樣支使老何去看別的科室梨子好不好了；小林還是分梨的人，不過他這次盤算著自己把草簍占了當搬家工具；老何提拔上去了，心情比較愉悅，還能說幾個笑話，不過沒人搭理他；至於兩個女同志，一個已經被舉報作風問題回家了，另一個打著毛衣不說話。
本來還可以一塊兒吃梨，如今卻變了樣子，單位的變化有它的法則。“單位”是矛盾的：一般情況下，它是值得尊重、需要維護的穩定集體，但同時也充滿了變數，一次人員調動或一次福利變化都可能引起震盪。單位中的人們同樣承受著這種矛盾，他們需要熬下去，也需要隨機應變。科室裡最倒楣受氣的老何對此總結得最為恰當：“大家一塊來的，搞來搞去，分成了爺爺、孫子和重孫子，這世界還真不是好弄的。”
男男女女：“世界遲早是人家的，你不接受還能怎樣”《單位》以分梨開頭和作結，重點不在幾顆梨，而在於寫科室裡的人員洗牌。值得注意的是，在後一次分梨中，科室中的兩位女性被成功洗牌出局。劉震雲將她們的出局歸因於：一個年紀大了，子宮出了毛病；另一個純屬家庭婦女，成天胸無大志。女性在中國式單位裡究竟置身何種處境？在尹學芸的中篇《士別十年》裡，我們能夠看到另一組可以作為對比與補充的女同志畫像。
同樣是對單位眾人的群像描寫，《士別十年》的故事是從一次酒局開始的。在酒局上，辦公室主任郭纓子小心地周旋于前任男領導蘇主任和現任男領導魏主任之間，既要遵從現任的意思給人敬酒，同時也要照顧到前任的心情。與兩位領導共處一場酒局，由此場景切入，尹學芸寫出了女性在單位的成長路徑：她們與男性不同，不光要手腳勤快、眼裡有活，還得恰當地處理與男領導之間的關係，既不能顯生分，又不能太親昵；與此同時，更要注意不能得罪同性同事，也就是說，不要引發“作風問題”。
“作風問題”可大可小。劉震雲《單位》裡的作風問題，從男性的角度看來，就像一場荒唐的鬧劇。老張後來被傳“作風有問題”，遇見女下屬，發現人家都特別正經，他竟憤憤不平道：“都他媽的假裝正經，像是我見誰操誰一樣！”《士別十年》把“作風問題”切換到了女下屬的視角中進行討論，明顯更加嚴肅甚至嚴峻了，因為如何與男性上司及女性同事相處，對她們來說，往往是生死攸關的問題——關乎飯碗，也關乎名聲。
年輕的郭櫻子剛進單位那會兒，因為愛寫詩，經常被一位領導季主任叫去單獨“交流”心得，這引得單位一位元女前輩醋意橫生、冷嘲熱諷，而她卻毫不在意。直到有次與季主任的“交流”明顯越了界限，“他環住郭櫻子的腰，讓她貼緊自己，迅速扭動屁股蹭了蹭。郭纓子感覺到了一段堅硬的物體頂在了自己的下身。可她懵懂，沒想清楚是怎麼回事。後來又發生了一次，她使蠻力氣把季主任推開了。”在這樣一個被異性覬覦同時被同性嫉妒的工作環境中，郭櫻子唯一可以相信的，是單位另一位元領導蘇副主任。她向蘇副主任傾訴了自己的疑慮，而他成功安撫了她，並叮囑她說：不要對任何人提起此事，重要的是保護好自己。
十年後，當郭纓子在舊單位與如今的蘇主任再次相遇，她驚訝地發現，此時的蘇主任身邊也有一個與當年的自己差不多的年輕女下屬，更巧的是，這位年輕的姑娘也以“寫詩”聞名於單位。而當年嫉恨她的那位女前輩，也隨著領導的遷升更換了主家，對蘇主任大獻殷勤。故事講述到這裡，結局已然揭曉，當年值得信任的蘇副主任，如今已然變成了那個令人憎惡的季主任；而即使女主角自己從中僥倖逃脫了，仍有源源不斷的新鮮資源更替迴圈——主任身邊總是有個愛好文學的年輕女孩，這位元年輕女孩總是被單位中的女性前輩記恨著。
男性上司複製著前輩的路徑，女性下屬何嘗不是如此？從前的那位前輩認為郭纓子奪取了“專寵”，當郭纓子也成了前輩，在後輩想與探討生存之道時，她也難掩厭惡之情——年輕的姑娘有時會讓她想起自己的過去，不免生出“幹嘔”“厭惡”之感，有時又讓她擔憂未來——“世界遲早是人家的，你不接受還能怎樣” 。
甚至可以說，《士別十年》的女主角郭纓子對於她的同性前輩與後輩的厭惡程度，遠遠超過了真正騷擾過她的季主任，或者侵犯其他女性的蘇主任或魏主任。當她的女性後輩因為疑似與領導關係甚密而得到提拔，她的厭惡更加激烈了。將這一點體現得最為明顯的，莫過於她接到剛剛提拔為辦公室副主任的年輕姑娘小姚的電話。當時她正在醫院，小姚的任命下來了，她打電話對郭纓子說：“郭姐你就放心住院吧，單位的事有我呢。”簡簡單單一句話就讓她聽出了弦外之音，她想，“這就開始篡黨奪權了。”
“篡黨奪權”四個字，道出了她對於同性厭惡感的來源——她厭惡同性後輩用性資源換來了權力，而她對此無能為力。雖然她感到無能為力的原因在於潔身自好，而非年老色衰，但這與當年厭惡她以討論詩歌“搶班奪權”的女前輩又有何差別？士別十年，不光蘇主任變成了季主任，郭纓子也變成了自己最厭惡的人，這就是單位裡的因果輪回。
位次之爭： “沒想到奮鬥到五十歲，才有一間自己的辦公室”生態中的位置，往上走的規則，這些說起來非常抽象的東西，也有具體而細微的現實象徵。比如說《單位》裡領導分到的好梨子，再比如說，在單位裡，一個人搬出了一群人共用的辦公室，有了自己單獨的辦公室，這不光代表著私密性、便利性的提升，更象徵著他/她的職業生涯進入了新的階段。
在小說《單位》一開頭，提拔了副局長的老張還和大家擠在一個吵吵嚷嚷的大辦公室裡，後來才搬到了單獨辦公室裡去，老張對此感到十分心酸：“沒想到奮鬥到五十歲，才有一間自己的辦公室。”但對比起同輩的其他人來，他又感到“仍在大房間呆著，又有些滿足”；滿足的原因自然是，自己已經進入另外的競爭序列了。
老張搬走這件事，對於原先平穩的辦公室位次又產生了新的攪擾。辦公室裡他原先的位置空下了，那麼剩下的同志們也要按照次序排一排，看看誰能頂上——鑒於在老張之後，副處長老孫是最有可能上位的，於是大家都說：“老孫，老張一走，你的桌子該搬到這裡了。”很明顯，搬辦公室與挪辦公桌絕非小事，而是向上或向前的“里程碑”式事件。所以，老孫面對大家的“吆喝”也要客氣兩句，“哪裡哪裡。”
因搬進獨立辦公室而感到特別慶倖的，老張並不是獨一位，曹乃謙在《清風三歎》裡也寫到了他在公安局裡“一個人的史志辦”。寫作多年，曹乃謙終於被領導注意到了，被上面分配了寫作《大同公安史》的任務。他以自己喜歡“獨立思考”為理由，拒絕了領導給他安插幫手的意思。他在一個人的史志辦裡待了兩年，很順利地完成了《大同公安志》。一個人在史志辦有什麼好的？明眼人都能看到，在這兒寫寫史志肯定不能升官發財，而曹乃謙說，在這段時間裡，他“充分地得到了一種享受，那就是，自由。天馬行空，獨來獨往，逍遙自在的自由。”
然而，從女下屬的角度來說，男上司的獨立辦公室卻往往有著另一番意味。在《士別十年》裡，郭纓子剛進單位的時候會被老主任叫去樓道最裡面的辦公室談話，這個辦公室當然只有主任一個人用，終日不通風，拉著窗簾，她進去之後，季主任會讓她關上房門。在這個空間裡，季主任可以“自由自在”地表達情感，“季主任俯在寫字臺上，把臉伸向郭纓子。臉是笑著的，牙是齜著的。抬頭紋往上飄移，像是長了腿一樣。”
正在此時，這種私密性被人撞破了，前輩孫麗萍闖入了。兩個女下屬一起出現在這個私密的辦公室裡，她們之間的交涉充滿敵意。“孫麗萍就是這個時候闖進來的。她帶著一股凜然之氣。讓郭纓子情不自禁收斂了自己……孫麗萍狠狠剜了郭纓子一眼，嘴裡似乎還罵了句什麼。”後來郭纓子才知道，孫麗萍原先也是單獨出入這間辦公室的，後來，這個特權發生了轉移。然而就像上文說過的，即使特權轉移到了郭纓子這裡，也不會到此為止，接下來還有更多的女下屬，被喊來這裡倒茶或是交流詩歌，她們和異性領導共處一室，同性前輩被關在門外頭，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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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免令人賭氣不平。在“單位”這個小生態裡，無論是上司還是下屬，都自覺地遵循著相應的處事規矩。比如，對下屬來說，分梨的時候，要懂事地把好梨留給領導；對領導來說，出門時最好要用車，不要“特立獨行”用自行車，因為這會顯得別的平級領導作風奢侈。
以上這些規矩算是擺在明面上的，還有些潛隱不彰的規矩，就需要個人自己琢磨了，琢磨不透就得付出代價——就像單位裡的小林，仗著自己是大學生，穿著拖鞋上班，還經常遲到早退，總也入不了黨，過了四年才幡然醒悟。醒悟後的小林不光工作顯得積極，態度也特別好，主動給大家倒開水、擦桌子，跟單位同事之間的關係拿捏得謹小慎微，就連前任領導搬家也要早早請纓參加。這份“積極性”讓小林自己的老婆都看不下去了，她埋怨他說：“別老這麼低三下四的，我看著你心裡難受！”
其實小林自己也清楚得很，“我何嘗想幫這些王八蛋搬家？可為了咱們早搬家，就得去給人家搬家！”搬家中的細節實在耐人琢磨，小林在收拾衛生間的時候看到了女人經血沾染的紅色衛生紙，也毫不猶豫地幫著收拾了。可是到頭來，小林入組織的事情，還是沒個著落。
小林入不了組織，不能說明他是個壞人，只能說他時運不濟。曹乃謙在新書《清風三歎》裡也講，自己在大同公安局工作了十多年，也解決不了組織問題。他的家人將這件事歸因為他的“死相”：不想接受領導的提拔寫政治材料；跟領導下棋，也絕對不會故意輸棋。所以即使他連連破案、努力工作，還當上了省先進工作者，組織問題依然解決不了。 他在給父親的信裡甚至這麼寫道，“兒子真的是很對不起爹，辜負爹的期望。但是爹，您相信，兒子在行為上早就夠一個黨員的標準了。在組織上入不了，兒子是沒辦法了。”
三番五次碰壁的小林心灰意冷，跟曹乃謙的感慨差不多，“娘啊，這日子啥時候能熬出頭呢？”其實，能夠覺出“熬”，這才是初步進入單位的生存遊戲。不光是小林，就算混了幾十年的老人，也得熬。在《單位》的結尾，升了副局長的老張也勸昔日下屬副處長老孫，說他耐不住“熬”，雖然老孫並不服氣這通教訓，但也只得“熬著”，並且還得日復一日地熬下去。
結尾又是一次“單位分梨”。一頭一尾的分梨構成了一次迴圈，同時也是單位人員位置變動的一次“洗牌”：老張不見了，不用裝模作樣地給下屬讓梨，因為他的次序已經不在科室裡；副處長老孫沒能轉正，不像上次那樣支使老何去看別的科室梨子好不好了；小林還是分梨的人，不過他這次盤算著自己把草簍占了當搬家工具；老何提拔上去了，心情比較愉悅，還能說幾個笑話，不過沒人搭理他；至於兩個女同志，一個已經被舉報作風問題回家了，另一個打著毛衣不說話。
本來還可以一塊兒吃梨，如今卻變了樣子，單位的變化有它的法則。“單位”是矛盾的：一般情況下，它是值得尊重、需要維護的穩定集體，但同時也充滿了變數，一次人員調動或一次福利變化都可能引起震盪。單位中的人們同樣承受著這種矛盾，他們需要熬下去，也需要隨機應變。科室裡最倒楣受氣的老何對此總結得最為恰當：“大家一塊來的，搞來搞去，分成了爺爺、孫子和重孫子，這世界還真不是好弄的。”
男男女女：“世界遲早是人家的，你不接受還能怎樣”《單位》以分梨開頭和作結，重點不在幾顆梨，而在於寫科室裡的人員洗牌。值得注意的是，在後一次分梨中，科室中的兩位女性被成功洗牌出局。劉震雲將她們的出局歸因於：一個年紀大了，子宮出了毛病；另一個純屬家庭婦女，成天胸無大志。女性在中國式單位裡究竟置身何種處境？在尹學芸的中篇《士別十年》裡，我們能夠看到另一組可以作為對比與補充的女同志畫像。
同樣是對單位眾人的群像描寫，《士別十年》的故事是從一次酒局開始的。在酒局上，辦公室主任郭纓子小心地周旋于前任男領導蘇主任和現任男領導魏主任之間，既要遵從現任的意思給人敬酒，同時也要照顧到前任的心情。與兩位領導共處一場酒局，由此場景切入，尹學芸寫出了女性在單位的成長路徑：她們與男性不同，不光要手腳勤快、眼裡有活，還得恰當地處理與男領導之間的關係，既不能顯生分，又不能太親昵；與此同時，更要注意不能得罪同性同事，也就是說，不要引發“作風問題”。
“作風問題”可大可小。劉震雲《單位》裡的作風問題，從男性的角度看來，就像一場荒唐的鬧劇。老張後來被傳“作風有問題”，遇見女下屬，發現人家都特別正經，他竟憤憤不平道：“都他媽的假裝正經，像是我見誰操誰一樣！”《士別十年》把“作風問題”切換到了女下屬的視角中進行討論，明顯更加嚴肅甚至嚴峻了，因為如何與男性上司及女性同事相處，對她們來說，往往是生死攸關的問題——關乎飯碗，也關乎名聲。
年輕的郭櫻子剛進單位那會兒，因為愛寫詩，經常被一位領導季主任叫去單獨“交流”心得，這引得單位一位元女前輩醋意橫生、冷嘲熱諷，而她卻毫不在意。直到有次與季主任的“交流”明顯越了界限，“他環住郭櫻子的腰，讓她貼緊自己，迅速扭動屁股蹭了蹭。郭纓子感覺到了一段堅硬的物體頂在了自己的下身。可她懵懂，沒想清楚是怎麼回事。後來又發生了一次，她使蠻力氣把季主任推開了。”在這樣一個被異性覬覦同時被同性嫉妒的工作環境中，郭櫻子唯一可以相信的，是單位另一位元領導蘇副主任。她向蘇副主任傾訴了自己的疑慮，而他成功安撫了她，並叮囑她說：不要對任何人提起此事，重要的是保護好自己。
十年後，當郭纓子在舊單位與如今的蘇主任再次相遇，她驚訝地發現，此時的蘇主任身邊也有一個與當年的自己差不多的年輕女下屬，更巧的是，這位年輕的姑娘也以“寫詩”聞名於單位。而當年嫉恨她的那位女前輩，也隨著領導的遷升更換了主家，對蘇主任大獻殷勤。故事講述到這裡，結局已然揭曉，當年值得信任的蘇副主任，如今已然變成了那個令人憎惡的季主任；而即使女主角自己從中僥倖逃脫了，仍有源源不斷的新鮮資源更替迴圈——主任身邊總是有個愛好文學的年輕女孩，這位元年輕女孩總是被單位中的女性前輩記恨著。
男性上司複製著前輩的路徑，女性下屬何嘗不是如此？從前的那位前輩認為郭纓子奪取了“專寵”，當郭纓子也成了前輩，在後輩想與探討生存之道時，她也難掩厭惡之情——年輕的姑娘有時會讓她想起自己的過去，不免生出“幹嘔”“厭惡”之感，有時又讓她擔憂未來——“世界遲早是人家的，你不接受還能怎樣” 。
甚至可以說，《士別十年》的女主角郭纓子對於她的同性前輩與後輩的厭惡程度，遠遠超過了真正騷擾過她的季主任，或者侵犯其他女性的蘇主任或魏主任。當她的女性後輩因為疑似與領導關係甚密而得到提拔，她的厭惡更加激烈了。將這一點體現得最為明顯的，莫過於她接到剛剛提拔為辦公室副主任的年輕姑娘小姚的電話。當時她正在醫院，小姚的任命下來了，她打電話對郭纓子說：“郭姐你就放心住院吧，單位的事有我呢。”簡簡單單一句話就讓她聽出了弦外之音，她想，“這就開始篡黨奪權了。”
“篡黨奪權”四個字，道出了她對於同性厭惡感的來源——她厭惡同性後輩用性資源換來了權力，而她對此無能為力。雖然她感到無能為力的原因在於潔身自好，而非年老色衰，但這與當年厭惡她以討論詩歌“搶班奪權”的女前輩又有何差別？士別十年，不光蘇主任變成了季主任，郭纓子也變成了自己最厭惡的人，這就是單位裡的因果輪回。
位次之爭： “沒想到奮鬥到五十歲，才有一間自己的辦公室”生態中的位置，往上走的規則，這些說起來非常抽象的東西，也有具體而細微的現實象徵。比如說《單位》裡領導分到的好梨子，再比如說，在單位裡，一個人搬出了一群人共用的辦公室，有了自己單獨的辦公室，這不光代表著私密性、便利性的提升，更象徵著他/她的職業生涯進入了新的階段。
在小說《單位》一開頭，提拔了副局長的老張還和大家擠在一個吵吵嚷嚷的大辦公室裡，後來才搬到了單獨辦公室裡去，老張對此感到十分心酸：“沒想到奮鬥到五十歲，才有一間自己的辦公室。”但對比起同輩的其他人來，他又感到“仍在大房間呆著，又有些滿足”；滿足的原因自然是，自己已經進入另外的競爭序列了。
老張搬走這件事，對於原先平穩的辦公室位次又產生了新的攪擾。辦公室裡他原先的位置空下了，那麼剩下的同志們也要按照次序排一排，看看誰能頂上——鑒於在老張之後，副處長老孫是最有可能上位的，於是大家都說：“老孫，老張一走，你的桌子該搬到這裡了。”很明顯，搬辦公室與挪辦公桌絕非小事，而是向上或向前的“里程碑”式事件。所以，老孫面對大家的“吆喝”也要客氣兩句，“哪裡哪裡。”
因搬進獨立辦公室而感到特別慶倖的，老張並不是獨一位，曹乃謙在《清風三歎》裡也寫到了他在公安局裡“一個人的史志辦”。寫作多年，曹乃謙終於被領導注意到了，被上面分配了寫作《大同公安史》的任務。他以自己喜歡“獨立思考”為理由，拒絕了領導給他安插幫手的意思。他在一個人的史志辦裡待了兩年，很順利地完成了《大同公安志》。一個人在史志辦有什麼好的？明眼人都能看到，在這兒寫寫史志肯定不能升官發財，而曹乃謙說，在這段時間裡，他“充分地得到了一種享受，那就是，自由。天馬行空，獨來獨往，逍遙自在的自由。”
然而，從女下屬的角度來說，男上司的獨立辦公室卻往往有著另一番意味。在《士別十年》裡，郭纓子剛進單位的時候會被老主任叫去樓道最裡面的辦公室談話，這個辦公室當然只有主任一個人用，終日不通風，拉著窗簾，她進去之後，季主任會讓她關上房門。在這個空間裡，季主任可以“自由自在”地表達情感，“季主任俯在寫字臺上，把臉伸向郭纓子。臉是笑著的，牙是齜著的。抬頭紋往上飄移，像是長了腿一樣。”
正在此時，這種私密性被人撞破了，前輩孫麗萍闖入了。兩個女下屬一起出現在這個私密的辦公室裡，她們之間的交涉充滿敵意。“孫麗萍就是這個時候闖進來的。她帶著一股凜然之氣。讓郭纓子情不自禁收斂了自己……孫麗萍狠狠剜了郭纓子一眼，嘴裡似乎還罵了句什麼。”後來郭纓子才知道，孫麗萍原先也是單獨出入這間辦公室的，後來，這個特權發生了轉移。然而就像上文說過的，即使特權轉移到了郭纓子這裡，也不會到此為止，接下來還有更多的女下屬，被喊來這裡倒茶或是交流詩歌，她們和異性領導共處一室，同性前輩被關在門外頭，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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