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只盯著雄安，粵港澳大灣區來了：灣區經濟，真正突破口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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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海通證券 荀玉根、姚佩
自2008年以來，粵港澳地區政策不斷出臺，從2008年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到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首次被寫入中央政府工作報告，市場發展與政策助力下粵港澳地區實現了長足發展。2017年4月1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今年中央政府要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站在對外開放新時點，系列報告（1）主要探討粵港澳大灣區的前世今生及未來可能的投資機會。
1. 經濟新引擎：灣區經濟
灣區經濟，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從地理上看，灣區是由一個海灣或相連的若干個海灣、港灣、鄰近島嶼共同組成的區域。灣區經濟是指依託世界級港口（群），發揮地理和生態環境優勢，背靠廣闊腹地，沿海灣開放創新、集聚發展，具有世界影響的區域經濟。目前，東京灣區、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是世界公認的知名三大灣區，
灣區經濟四大特徵高度開放、創新引領、宜居宜業、區域協同。高度開放。由於依託港口發展，灣區海運發達，港口城市成為交通樞紐與對外開放的門戶，便利了國際貿易與外來投資，
從灣區經濟形態演變看規模效應。灣區經濟發展形態演變主要經歷了港口經濟、工業經濟、服務經濟、創新經濟四個階段。港口經濟階段。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港口城市經濟活動單一，主要是裝卸運輸，範圍局限于港區內部，對於周邊城市的經濟發展推動也不顯著。此階段港口是灣區最重要的形態，港口區位優勢起決定作用。工業經濟階段。在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左右，港口城市以臨港工業為主導，經濟活動範圍向港區外擴展，港口城市成為製造業中心。加上工業文明和海洋運輸的優勢，推動了臨港工業的集聚發展。以東京灣區為例，由橫濱港、東京港等6個港口延伸發展，形成了京濱、京葉兩大工業地帶。服務經濟階段。在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以服務業為主導，港口經濟活動拓展至周邊城市，灣區核心城市成為區域或全球資源配置的重要節點。例如東京、紐約灣區，此階段出於勞動力成本及環境保護等原因，臨港工業大規模轉移，金融、船舶租賃等服務業興起，城市功能由製造中心向生產服務中心轉移，灣區核心城市對周邊小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更為顯著。創新經濟階段。21世紀以來，灣區以資訊產業為主導，經濟活動範圍更廣闊，形成多極增長的區域發展格局。此階段的主要代表是三藩市灣區。經過前期幾個階段的發展，三藩市灣區的人才、資本、技術、文化等諸多要素集聚融合，規模效益促進了創新型經濟的興盛，使其成為全球高新技術發祥地。矽谷內現有8000多家高技術公司，以資訊技術產業為主導引領全球科技潮流。
橫向看粵港澳大灣區與世界級灣區有多遠。從人口規模看，2015年粵港澳灣區、東京灣區、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常住人口數量分別為6765、4347、2340、715萬人。從土地面積看，上述地區各自為5.65、3.67、2.14、1.8萬平方公里。從經濟總量看，2015年東京灣區、紐約灣區、粵港澳灣區、三藩市灣區GDP總量分別為1.8、1.4、1.24、0.8萬億美元。但從人均GDP看，2015年三藩市灣區人均GDP最高，超過11萬美元，粵港澳地區不足2萬美元，仍有較大發展空間。從產業結構看，東京、紐約、三藩市三大灣區GDP主要由第三產業構成，比重均在80%以上，第一產業接近於零。其中紐約灣區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最大，達89.4%。粵港澳灣區第三產業占比最低，為55.6%。相比較而言三藩市灣區對粵港澳灣區最具借鑒意義，核心城市三藩市和深圳在產業結構、城市定位方面都具備可比性。在產業結構看，深圳與三藩市均以高科技產業為主導，以金融服務業為側重點，並且多元發展新興產業。在城市定位上，三藩市發展關鍵是高新技術產業和富於創新精神，同樣深圳定位是最具有影響力的創新城市，2015年深圳市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5847.9億元，占GDP比重達33.4%。
2. 粵港澳大灣區的前世今生
2.1粵港澳合作歷程與現狀
一衣帶水，粵港澳合作從1.0到3.0。“前店後廠”的粵港合作1.0時代。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深圳經濟特區的建立開啟了粵港“前店後廠”的工業合作與地域分工模式，由港澳提供技術和平臺，利用流入廣東的廉價勞動力等自然資源進行產品生產，最終產品借助港澳出口外銷，粵港澳三地形成了全球生產網路中不可分割的加工貿易鏈條。服務業為主的粵港合作2.0時代。進入2000年以後粵港澳合作著眼於突破單純的產業合作局限，向縱深化發展。鑒於粵港澳三方優勢產業互補性特徵，粵港澳在此階段的合作以服務業為主要內容，尤其在生產性服務業領域合作不斷加強。廣東與香港的貿易額從2003年的592.56億美元增加至2012年的5916.6億美元，增加近10倍。2014年粵港澳地區也率先實現了區內服務貿易的自由化，極大地增強了粵港澳三地的發展動力。宏觀戰略導向的粵港合作3.0時代。2014年廣東自貿區成立後，制度創新為粵港澳生產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提供更便利的條件，一帶一路戰略推進了粵港澳在跨境金融、航運物流、服務貿易等領域更深遠的合作，粵港澳在對外開放中扮演更為重要的戰略角色。
舉足輕重，粵港澳經濟總量大。粵港澳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區之一，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GDP總值為9.35萬億元，占全國12%（包含港澳），對外貿易總額近12萬億元。其中，大灣區內11城GDP分別為香港（2.09萬億元）、廣州（1.96萬億元）、深圳（1.95萬億億元）、佛山（0.86萬億元）、東莞（0.68萬億元）、惠州（0.34萬億元）、中山（0.32萬億元）、澳門（0.30萬億元）、江門（0.24萬億元）、珠海（0.22萬億元）、肇慶（0.21萬億元）。從人口看，2015年大灣區內11城常住人口分別為香港（647萬）、廣州（1350萬）、深圳（1138萬）、佛山（743萬）、東莞（825萬）、惠州（476萬）、中山（320萬）、澳門（65萬）、江門（452萬）、珠海（163萬）、肇慶（401萬）。
地理區位優勢明顯，科技創新實力突出。得益於優勢的地理位置，粵港澳地區擁有世界級的海港群，其中深圳、廣州和香港的商業港口規模最大，2016年世界十大港口中珠三角佔據了三席地位：深圳港（全球第三，2420萬標準箱）、香港（全球第五，1946萬標準箱）、廣州港（全球第七，1762萬標準箱）。截至2016年底，珠三角地區高速通車總里程將達到7673公里，擁有廣州、香港、深圳、澳門和珠海共5座幹線機場，城際軌道交通通車里程已經達到350公里。還規劃建設15條共計1430公里的成績軌道交通路線，以期形成珠三角城市群內“一小時城軌交通圈”，到2020年，區內鐵路運營里程將達5500公里，公路總里程達25萬公里，此外港珠澳大橋的建成將大大提高區內交通的便利程度。另一方面粵港澳科技創新實力突出，2016年廣東省共有高新技術企業19857家，高企規模居全國第一，全省區域創新能力綜合排名連續7年位居全國第二，技術自給率達70%，有效發明專利量和PCT國際專利申請量保持全國第一，其中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占全國56%，在國家（含中國）排名中位居全球第六位。粵港澳地區擁有1個國家級自主創新示範區、3個國家創新型城市、超過200所普通高校和200萬在校大學生。此外，還擁有30名中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等高水準科學院，擁有12個國家重點實驗室。粵港澳地區還擁有華為、比亞迪、騰訊等一大批知名創新型企業。
粵港澳大灣區11城區位分工明確，優勢互補。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共涉及珠三角9座城市和港澳兩個特區，香港定位于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澳門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廣州作為區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深圳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東莞打造國際製造名城，惠州建設電子資訊產業和世界級石化產業基地，佛山力爭成為中國製造業一線城市、廣東民營經濟第一大市，中山與江門都定位于發展高端裝備製造業，其中江門致力於打造世界級軌道交通產業基地。肇慶積極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優勢，定位于建設珠三角連接大西南樞紐門戶城市。珠海作為連通內地與澳門的橋頭堡。
2.2粵港澳大灣區政策展望
同為國家戰略，使命定位各不同。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提出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標誌著繼京津冀、長江經濟帶之後，粵港澳大灣區正式成為又一個國家戰略。同為國家級區域戰略，三地定位各不同，京津冀一體化重“疏通”，政治屬性更濃，2015年4月《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京津冀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長江經濟帶重“保護、轉型、城鎮化”，2016年9月《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大力保護長江生態環境、加快構建綜合立體交通走廊、創新驅動產業轉型升級、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而粵港澳大灣區重“對外開放”，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與京津冀及長江經濟帶相比，粵港澳市場化程度更高，民營經濟更為活躍，環境更為宜居。
從珠三角到大灣區：對外開放高地。粵港澳大灣區的前身是珠三角，2008年廣東省發佈《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對珠三角的戰略定位是科學發展實驗區和改革先行區，重在擴內需和區域一體化。作為省級戰略改革主要集中於珠三角內部，而毗鄰港澳的協同優勢未得到充分發揮，於是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首提“灣區經濟”，2015年粵港澳大灣區寫入《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將粵港澳大灣區上升為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接力珠三角發展規劃，有望成為未來十年泛珠三角地區的頂層設計。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加入讓原本的省內一體化戰略升級為國家規劃下的三地跨制度合作，這標誌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回顧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告，對對外開放的態度由原本引進來和走出去結合深化為國內外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其中特別提到擴大對香、澳、臺灣地區開放合作，未來粵港澳大灣區有望接力珠三角成為對外開放的新高地。
發揮灣區經濟優勢，三地協同發展。不同于雄安新區的“新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是在歷經改革開放30年三地經濟發展，為實現區域間經濟協同發展，激發經濟新動能而設立的，其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實現三地互利互補。首先香港和澳門可以給珠三角帶來高素質的營商環境。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可向珠三角輸送金融服務、國際化人才、國際法律會計準則以及營商環境；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可以與珠三角及內地開展旅遊、會展商貿、中醫藥等產業合作。反過來，珠三角能夠給香港和澳門提供什麼？一方面利用自貿區放寬准入限制、簡化審批環節，推動港澳企業赴內地投資，其次雙方可實現人才流動，珠三角給港澳的年輕人，特別是底層的年輕人提供就業機會，緩解港澳地區部分青年對大陸的偏見和極端情緒。在互利互補基礎上，雙方有望實現要素的自由流動與優化配置，如債券通開通後，支援泛珠三角區域內企業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和香港企業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加強資本市場和金融創新合作。
3. 粵港澳大灣區投資機會
4月1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今年中央將研究制定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而根據人民網消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可能於下周率團考察粵港澳大灣區多個城市，預計６月底前就大灣區規劃發展事宜向發改委提交意見。繼2008年廣東省發佈《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有望成為未來10年東南區域的發展總規劃。結合16年3月《國務院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我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可能有以下投資機會。交通基礎設施對接。交通技術設施的完善是資源要素自由流動的基礎，而大灣區交通建設的主方向是跨境交通基礎設施，完善連接港澳與內地的綜合交通運輸網路，如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速鐵路、蓮塘/香園圍口岸、深港西部快速通道、粵澳新通道等專案，加強粵港澳軌道交通銜接。港口航運中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海上絲綢之路”對外開放的重點區域，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和航運中心，統籌航路航線，未來內地與港澳通關便利化水準有望繼續提高，泛珠三角區域港口間合作將不斷加強。片區功能改造與產業集聚。大灣區的發展離不開片區功能改造、產業集聚帶來的資源整合和產業升級。此外作為城市群也將向綠色、宜居的世界級城市群發展。產業合作升級。粵港澳大灣區更多是單體城市成熟發展後的協同發展，內地與港澳企業相互投資共同“走出去”，擴大人民幣雙向流動管道和規模，以香港為中心進行科技交流合作、智慧財產權貿易，同澳門發展會展商貿、中醫藥等產業將是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的可能方向。
策略與行業合作，精選粵港澳大灣區組合，詳見表2。
風險提示：政策推進不及預期，經濟超預期下行。（完）
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本文僅供受眾參考，不代表任何投資建議，任何參考本文所作的投資決策皆為受眾自行獨立作出，造成的經濟、財務或其他風險均由受眾自擔。
工業經濟階段。在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左右，港口城市以臨港工業為主導，經濟活動範圍向港區外擴展，港口城市成為製造業中心。加上工業文明和海洋運輸的優勢，推動了臨港工業的集聚發展。以東京灣區為例，由橫濱港、東京港等6個港口延伸發展，形成了京濱、京葉兩大工業地帶。服務經濟階段。在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以服務業為主導，港口經濟活動拓展至周邊城市，灣區核心城市成為區域或全球資源配置的重要節點。例如東京、紐約灣區，此階段出於勞動力成本及環境保護等原因，臨港工業大規模轉移，金融、船舶租賃等服務業興起，城市功能由製造中心向生產服務中心轉移，灣區核心城市對周邊小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更為顯著。創新經濟階段。21世紀以來，灣區以資訊產業為主導，經濟活動範圍更廣闊，形成多極增長的區域發展格局。此階段的主要代表是三藩市灣區。經過前期幾個階段的發展，三藩市灣區的人才、資本、技術、文化等諸多要素集聚融合，規模效益促進了創新型經濟的興盛，使其成為全球高新技術發祥地。矽谷內現有8000多家高技術公司，以資訊技術產業為主導引領全球科技潮流。橫向看粵港澳大灣區與世界級灣區有多遠。從人口規模看，2015年粵港澳灣區、東京灣區、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常住人口數量分別為6765、4347、2340、715萬人。從土地面積看，上述地區各自為5.65、3.67、2.14、1.8萬平方公里。從經濟總量看，2015年東京灣區、紐約灣區、粵港澳灣區、三藩市灣區GDP總量分別為1.8、1.4、1.24、0.8萬億美元。但從人均GDP看，2015年三藩市灣區人均GDP最高，超過11萬美元，粵港澳地區不足2萬美元，仍有較大發展空間。從產業結構看，東京、紐約、三藩市三大灣區GDP主要由第三產業構成，比重均在80%以上，第一產業接近於零。其中紐約灣區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最大，達89.4%。粵港澳灣區第三產業占比最低，為55.6%。相比較而言三藩市灣區對粵港澳灣區最具借鑒意義，核心城市三藩市和深圳在產業結構、城市定位方面都具備可比性。在產業結構看，深圳與三藩市均以高科技產業為主導，以金融服務業為側重點，並且多元發展新興產業。在城市定位上，三藩市發展關鍵是高新技術產業和富於創新精神，同樣深圳定位是最具有影響力的創新城市，2015年深圳市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5847.9億元，占GDP比重達33.4%。
2. 粵港澳大灣區的前世今生
2.1粵港澳合作歷程與現狀
一衣帶水，粵港澳合作從1.0到3.0。“前店後廠”的粵港合作1.0時代。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深圳經濟特區的建立開啟了粵港“前店後廠”的工業合作與地域分工模式，由港澳提供技術和平臺，利用流入廣東的廉價勞動力等自然資源進行產品生產，最終產品借助港澳出口外銷，粵港澳三地形成了全球生產網路中不可分割的加工貿易鏈條。服務業為主的粵港合作2.0時代。進入2000年以後粵港澳合作著眼於突破單純的產業合作局限，向縱深化發展。鑒於粵港澳三方優勢產業互補性特徵，粵港澳在此階段的合作以服務業為主要內容，尤其在生產性服務業領域合作不斷加強。廣東與香港的貿易額從2003年的592.56億美元增加至2012年的5916.6億美元，增加近10倍。2014年粵港澳地區也率先實現了區內服務貿易的自由化，極大地增強了粵港澳三地的發展動力。宏觀戰略導向的粵港合作3.0時代。2014年廣東自貿區成立後，制度創新為粵港澳生產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提供更便利的條件，一帶一路戰略推進了粵港澳在跨境金融、航運物流、服務貿易等領域更深遠的合作，粵港澳在對外開放中扮演更為重要的戰略角色。
舉足輕重，粵港澳經濟總量大。粵港澳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區之一，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GDP總值為9.35萬億元，占全國12%（包含港澳），對外貿易總額近12萬億元。其中，大灣區內11城GDP分別為香港（2.09萬億元）、廣州（1.96萬億元）、深圳（1.95萬億億元）、佛山（0.86萬億元）、東莞（0.68萬億元）、惠州（0.34萬億元）、中山（0.32萬億元）、澳門（0.30萬億元）、江門（0.24萬億元）、珠海（0.22萬億元）、肇慶（0.21萬億元）。從人口看，2015年大灣區內11城常住人口分別為香港（647萬）、廣州（1350萬）、深圳（1138萬）、佛山（743萬）、東莞（825萬）、惠州（476萬）、中山（320萬）、澳門（65萬）、江門（452萬）、珠海（163萬）、肇慶（401萬）。
地理區位優勢明顯，科技創新實力突出。得益於優勢的地理位置，粵港澳地區擁有世界級的海港群，其中深圳、廣州和香港的商業港口規模最大，2016年世界十大港口中珠三角佔據了三席地位：深圳港（全球第三，2420萬標準箱）、香港（全球第五，1946萬標準箱）、廣州港（全球第七，1762萬標準箱）。截至2016年底，珠三角地區高速通車總里程將達到7673公里，擁有廣州、香港、深圳、澳門和珠海共5座幹線機場，城際軌道交通通車里程已經達到350公里。還規劃建設15條共計1430公里的成績軌道交通路線，以期形成珠三角城市群內“一小時城軌交通圈”，到2020年，區內鐵路運營里程將達5500公里，公路總里程達25萬公里，此外港珠澳大橋的建成將大大提高區內交通的便利程度。另一方面粵港澳科技創新實力突出，2016年廣東省共有高新技術企業19857家，高企規模居全國第一，全省區域創新能力綜合排名連續7年位居全國第二，技術自給率達70%，有效發明專利量和PCT國際專利申請量保持全國第一，其中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占全國56%，在國家（含中國）排名中位居全球第六位。粵港澳地區擁有1個國家級自主創新示範區、3個國家創新型城市、超過200所普通高校和200萬在校大學生。此外，還擁有30名中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等高水準科學院，擁有12個國家重點實驗室。粵港澳地區還擁有華為、比亞迪、騰訊等一大批知名創新型企業。
粵港澳大灣區11城區位分工明確，優勢互補。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共涉及珠三角9座城市和港澳兩個特區，香港定位于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澳門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廣州作為區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深圳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東莞打造國際製造名城，惠州建設電子資訊產業和世界級石化產業基地，佛山力爭成為中國製造業一線城市、廣東民營經濟第一大市，中山與江門都定位于發展高端裝備製造業，其中江門致力於打造世界級軌道交通產業基地。肇慶積極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優勢，定位于建設珠三角連接大西南樞紐門戶城市。珠海作為連通內地與澳門的橋頭堡。
2.2粵港澳大灣區政策展望
同為國家戰略，使命定位各不同。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提出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標誌著繼京津冀、長江經濟帶之後，粵港澳大灣區正式成為又一個國家戰略。同為國家級區域戰略，三地定位各不同，京津冀一體化重“疏通”，政治屬性更濃，2015年4月《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京津冀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長江經濟帶重“保護、轉型、城鎮化”，2016年9月《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大力保護長江生態環境、加快構建綜合立體交通走廊、創新驅動產業轉型升級、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而粵港澳大灣區重“對外開放”，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與京津冀及長江經濟帶相比，粵港澳市場化程度更高，民營經濟更為活躍，環境更為宜居。
從珠三角到大灣區：對外開放高地。粵港澳大灣區的前身是珠三角，2008年廣東省發佈《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對珠三角的戰略定位是科學發展實驗區和改革先行區，重在擴內需和區域一體化。作為省級戰略改革主要集中於珠三角內部，而毗鄰港澳的協同優勢未得到充分發揮，於是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首提“灣區經濟”，2015年粵港澳大灣區寫入《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將粵港澳大灣區上升為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接力珠三角發展規劃，有望成為未來十年泛珠三角地區的頂層設計。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加入讓原本的省內一體化戰略升級為國家規劃下的三地跨制度合作，這標誌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回顧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告，對對外開放的態度由原本引進來和走出去結合深化為國內外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其中特別提到擴大對香、澳、臺灣地區開放合作，未來粵港澳大灣區有望接力珠三角成為對外開放的新高地。
發揮灣區經濟優勢，三地協同發展。不同于雄安新區的“新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是在歷經改革開放30年三地經濟發展，為實現區域間經濟協同發展，激發經濟新動能而設立的，其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實現三地互利互補。首先香港和澳門可以給珠三角帶來高素質的營商環境。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可向珠三角輸送金融服務、國際化人才、國際法律會計準則以及營商環境；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可以與珠三角及內地開展旅遊、會展商貿、中醫藥等產業合作。反過來，珠三角能夠給香港和澳門提供什麼？一方面利用自貿區放寬准入限制、簡化審批環節，推動港澳企業赴內地投資，其次雙方可實現人才流動，珠三角給港澳的年輕人，特別是底層的年輕人提供就業機會，緩解港澳地區部分青年對大陸的偏見和極端情緒。在互利互補基礎上，雙方有望實現要素的自由流動與優化配置，如債券通開通後，支援泛珠三角區域內企業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和香港企業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加強資本市場和金融創新合作。
3. 粵港澳大灣區投資機會
4月1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今年中央將研究制定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而根據人民網消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可能於下周率團考察粵港澳大灣區多個城市，預計６月底前就大灣區規劃發展事宜向發改委提交意見。繼2008年廣東省發佈《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有望成為未來10年東南區域的發展總規劃。結合16年3月《國務院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我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可能有以下投資機會。交通基礎設施對接。交通技術設施的完善是資源要素自由流動的基礎，而大灣區交通建設的主方向是跨境交通基礎設施，完善連接港澳與內地的綜合交通運輸網路，如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速鐵路、蓮塘/香園圍口岸、深港西部快速通道、粵澳新通道等專案，加強粵港澳軌道交通銜接。港口航運中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海上絲綢之路”對外開放的重點區域，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和航運中心，統籌航路航線，未來內地與港澳通關便利化水準有望繼續提高，泛珠三角區域港口間合作將不斷加強。片區功能改造與產業集聚。大灣區的發展離不開片區功能改造、產業集聚帶來的資源整合和產業升級。此外作為城市群也將向綠色、宜居的世界級城市群發展。產業合作升級。粵港澳大灣區更多是單體城市成熟發展後的協同發展，內地與港澳企業相互投資共同“走出去”，擴大人民幣雙向流動管道和規模，以香港為中心進行科技交流合作、智慧財產權貿易，同澳門發展會展商貿、中醫藥等產業將是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的可能方向。
策略與行業合作，精選粵港澳大灣區組合，詳見表2。
風險提示：政策推進不及預期，經濟超預期下行。（完）
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本文僅供受眾參考，不代表任何投資建議，任何參考本文所作的投資決策皆為受眾自行獨立作出，造成的經濟、財務或其他風險均由受眾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