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民上岸，湖州十年變遷
今年，湖州小梅村最後100戶漁民，將完成安置房分配，
蜿蜒的南太湖岸線上，地標建築月亮酒店一帶，就是漁戶當年停船的地方。1960年寒風乍起的那個秋天，36戶祖籍蘇州的漁民在湖州漁業聯社的動員下，攜家帶口遷往一水之隔的浙江。他們多駕著三根桅杆的拖網船，操帆嫺熟，打漁高效。
慢慢的，南太湖的三個水產村，作業方法互相滲透，捕撈工具與時俱進，漁民收網時的心情卻越來越沉重：魚一年比一年少了。
2000年前後，整個環太湖城市群開始坐上高速列車，蘇錫常高樓拔起，沿湖的工廠直排廢水，讓平均水位三米的太湖泛起了渾濁的浪花。直到2007年藍藻大爆發，從受災最重的無錫，蔓延至其他城市，積重難返的治水困境，成了整個太湖的緊箍咒。
這一年，湖州啟動太湖岸線綜合治理工程。南太湖邊25個自然村1600餘戶人家全部搬遷，包括整體上岸安居的小梅村。
53歲的沈伯冬當了20年小梅村支書，
而經過十年治理，他童年印象裡可以暢快游泳的太湖又回來了。“風平浪靜的時候，它就是碧綠碧綠的，淺的地方能看到水草，有小魚游來遊去。”沈伯冬說，過了清明，看漲水，就能知道今年的漁獲如何，“漲水鱭魚縮水蝦”，這是漁民一年中的頭等大事。
從蘇州來的“大曆幫”
南太湖東、西苕溪的出口處，梅子漾、小梅口、丘城山三個自然村組成了最初的小梅村。村民多是50年前南下的一批蘇州籍漁民，以沈、黃、姚為三大姓。
“解放前，太湖一帶不講什麼村，都講什麼幫，在一起捕魚的就是一個幫。”沈伯冬是家裡唯一出生在湖州的孩子，從小父母就告訴他，沈家的根在蘇州大曆山，所以小梅村的漁民都自稱“大曆幫”。
“靠天吃飯，靠風發財”，是這個幫派的生存口號。人力操帆的年代，每一時刻的風力、風向都牽動著漁民神經。為了獲得更好的收成，越是有風、有雨，越是天冷，他們越要出去捕魚，因為颳風下雨船速快，而冬天魚群減少活動，容易一網打盡。沈伯冬記得，那時他跟著父親去湖心，一個浪打到船上，就是一條冰棱。
漁民都覺得，在太湖討口飯吃，比在岸上種幾畝地，苦多了。
但他們從不向太湖過分索取，起風了，他們迎風撒網，風停了，他們也歇下了，日子過得簡單而知足。2011年落成的漁民新村文化禮堂內，陳列著各種漁用工具，有一張網就是沈伯冬的父親用過的，網洞密而大。“冬天湖裡有冰水，這個網下去，不管鯽魚、草魚，還是百來斤的大魚，都能捕上來。”他得意地向人介紹，如今會織這種網的人少了，秘訣是要讓小魚漏下去。“沒有小魚小蝦，哪來大魚大蝦？”
那段時期，漁民捕撈強度不大，只靠風力沒有機械化，加上太湖水質良好，漁業資源豐富，小梅村漁戶總體收入都不錯。比起岸上油水不足的農民，沈伯冬天天都能吃上肥美的湖鮮。
時間一長，漁民還摸索出了獨到的捕魚之技。當地人稱一種海鷗為”呆鵝”，這種候鳥喜歡跟著船飛，守在起網瞬間迅速叼走大魚。“高踏網還沒有起網的時候，如果鳥很多，我這一網下去就是豐收，如果邊上沒鳥，肯定產量不高。”這方面，沈伯冬打心裡佩服，“動物很有靈性的，有魚的地方它很敏感。船老大是憑經驗，看風看水流，預測魚群去哪兒，在哪個地方下網。那些鳥也是憑經驗。”
但很快，田園式的漁獵記憶停留在沈伯冬13歲那年，改革開放的前夜，村裡開始製造水泥結構的漁船，並使用掛槳機械作業。馬達聲日夜作響，飛鳥走了，魚一船一船被拖上岸。
太湖病了
小梅村漁民的一天，大多是從早上給漁船“洗臉”開始的：拿拖把擦一遍船，以免大量露水殘留。只是不斷爆發的藍藻以及泛黃的湖水，讓世代喝著太湖水的漁民，遇上了無水可喝的窘境，糟糕的水質連洗衣服、洗菜都嫌髒。他們都知道，太湖得病了。
早年湖州粗放的開發模式，使得太湖接納著來自東、西苕溪的採礦、工業、農業以及生活污水。湖州市環保局曾測算，石礦企業清洗石料導致太湖淤泥沉積，河床在35年內抬高了兩米。
漁業資源的萎縮和水體生態的退化是同步的。在沈伯冬印象中，1985年左右，小梅村光景最好，漁業豐產，銀魚收購價四五十元一斤，全部出口日本。等到他1997年出任村支書，太湖已經暮氣沉沉——淺灘邊的水草被悶死，“太湖三寶”斷崖式減產，價格再也沒升回去。“水質不好的話，珍貴的魚就少，太湖裡的魚我覺得橋頭魚最好吃，可惜很多年都沒見過了。”沈伯冬歎氣。
“表面在水上，根子在岸上。”太湖旅遊度假區
秘訣是要讓小魚漏下去。“沒有小魚小蝦，哪來大魚大蝦？”那段時期，漁民捕撈強度不大，只靠風力沒有機械化，加上太湖水質良好，漁業資源豐富，小梅村漁戶總體收入都不錯。比起岸上油水不足的農民，沈伯冬天天都能吃上肥美的湖鮮。
時間一長，漁民還摸索出了獨到的捕魚之技。當地人稱一種海鷗為”呆鵝”，這種候鳥喜歡跟著船飛，守在起網瞬間迅速叼走大魚。“高踏網還沒有起網的時候，如果鳥很多，我這一網下去就是豐收，如果邊上沒鳥，肯定產量不高。”這方面，沈伯冬打心裡佩服，“動物很有靈性的，有魚的地方它很敏感。船老大是憑經驗，看風看水流，預測魚群去哪兒，在哪個地方下網。那些鳥也是憑經驗。”
但很快，田園式的漁獵記憶停留在沈伯冬13歲那年，改革開放的前夜，村裡開始製造水泥結構的漁船，並使用掛槳機械作業。馬達聲日夜作響，飛鳥走了，魚一船一船被拖上岸。
太湖病了
小梅村漁民的一天，大多是從早上給漁船“洗臉”開始的：拿拖把擦一遍船，以免大量露水殘留。只是不斷爆發的藍藻以及泛黃的湖水，讓世代喝著太湖水的漁民，遇上了無水可喝的窘境，糟糕的水質連洗衣服、洗菜都嫌髒。他們都知道，太湖得病了。
早年湖州粗放的開發模式，使得太湖接納著來自東、西苕溪的採礦、工業、農業以及生活污水。湖州市環保局曾測算，石礦企業清洗石料導致太湖淤泥沉積，河床在35年內抬高了兩米。
漁業資源的萎縮和水體生態的退化是同步的。在沈伯冬印象中，1985年左右，小梅村光景最好，漁業豐產，銀魚收購價四五十元一斤，全部出口日本。等到他1997年出任村支書，太湖已經暮氣沉沉——淺灘邊的水草被悶死，“太湖三寶”斷崖式減產，價格再也沒升回去。“水質不好的話，珍貴的魚就少，太湖裡的魚我覺得橋頭魚最好吃，可惜很多年都沒見過了。”沈伯冬歎氣。
“表面在水上，根子在岸上。”太湖旅遊度假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