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帶我們瞭解世界，又使我們認識自身所在
新京報製圖/高俊夫
素材來源於《四季啊，慢慢走》《雲中的風鈴》
在鄉村長大的孩子幾乎都有這樣的記憶：春天挖野菜，秋天摘野果，夏天在河裡摸幾條魚，如果靠著山，雨後還可以去采蘑菇。因為就在那一個地方長大，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每種東西叫什麼土名，仿佛自然而然地就知道了。
當現代化、城市化的生活席捲整個世界，有太多新事物新知識顯得更為重要，等著人們去學習。於是，我們有點不知道如何去安放那份鄉土經驗，
安於一地，記下所見的自然萬物
18世紀的英國，一位安靜、敦厚的牧師吉伯特·懷特回到他的家鄉——漢普郡的塞爾伯恩村定居，從此不出遠門。他對自然滿懷熱忱，幾乎把所有精力都用於觀察和記錄塞爾伯恩的自然風物、鳥獸魚蟲，
這些信件在1789年以《塞爾伯恩博物志》為名結集出版後，成為英國18世紀文學史和博物學史上的經典，
但這些追加於其上的光環，其實反倒折損了《塞爾伯恩博物志》本來的好處。懷特當年觀察身邊鳥獸、寫下這些文字時，沒有任何堪稱遠大或形而上的追求，他只是依從自己的愛好，並為之投入了足夠的時間和切實的工作。所有後世的褒獎都是遲來的饋贈，僅是在提醒遲鈍的人們，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物學文化宣導者劉華傑說，“這個傳統最早就是懷特，懷特做得很好，關鍵是它可以推廣，因為它是從本地做起，就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唯一的障礙就是調動你的興趣。”
在懷特之後，我們沿著這個傳統，還能讀到奧爾多·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中對荒棄的沙鄉農場極為動人的敘述，以及梭羅在《瓦爾登湖》中記下的他在湖畔小木屋度過的極簡生活，
雖然相距萬里、風物殊異，但這些誕生于英美鄉間的作品被翻譯到中國之後，都受到了讀者的喜愛。不說像《瓦爾登湖》這樣風行一時有數十個版本之多，2016年出版的《一九〇六：英倫鄉野手記》也已重印數次。那些對草木鳥蟲生活的觀察和摹寫，是穿過語言與生境的雙重阻隔之後，也依然動人的。
可是，即便是對這些經典自然書寫的接受，也帶有幾分“距離造就美”的意味。我們不介意書中陌生的地名和物種名詞，是因為傾向於把它當成一種理念或美感來閱讀。其中隱現著現代人的一種典型認知結構和價值觀：能讀懂海外作品和專業行話，卻不瞭解身邊一草一木的名字；嚮往環球旅行和走遍大千世界，卻往往無視自己腳下的寸土。
中國的“在地書寫”和自然手冊都還太少
正因如此，那些紮根於本鄉本土的國內博物愛好者和他們的原創作品，分外值得推重。
近幾年博物自然類圖書的出版形成了一股潮流，其中翻譯的國外作品占了大多數。許多優秀的外版好書得以及時引進，這當然很好，但據商務印書館博物自然類圖書策劃編輯余節弘介紹，目前在科學繪畫等題材上，已經有重複出版的現象，這是因為大量博物畫都已經進入公版領域，取得途徑很方便，很多出版社都願意出版這樣的書。像約翰·古爾德、奧杜邦等人的鳥類繪畫作品，市面上都能找到多個不同版本。
在劉華傑看來，這樣的書“過一段時間人們就會煩了，因為路線差不多”，而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本土化。“人家畫的天堂鳥再好，跟你也沒什麼大關係，看一下就可以了。我們身邊的鳥也很多，但是對它們細節的展示都沒有，比如麻雀，誰拍過很好的麻雀？”
像《四季啊，慢慢走》《北京路亞記》這樣的作品，所記錄的是北京城區和周邊就生長著的款冬、堇菜、馬口魚……它們不像大熊貓、東北虎那樣具有明星效應的物種，很少引人注意。因為關注物件的不知名、筆記記錄的形式也缺少“深度”和“重大意義”，這些作品往往得不到足夠的關注和肯定。
深圳本土自然作家、出版人南兆旭在2016年發起了中國首個自然好書評選活動“大鵬自然好書獎”，他說，自己在單項獎中特意設立了一個獎項叫“在地關懷獎”，就是為了提倡和支持具有在地性的自然寫作，“我覺得我們國內現在不缺乏對宏大題材的寫作，比如寫大熊貓的書可能有好多種，青藏高原自然記錄也有好多種。反而對你自己生活的地方的自然記錄，這種書非常得稀少。所以我特別主張‘在地關懷’的寫作，如果能把你生活的地方的生命萬物記錄下來，能把城鎮化過程中，人和自然界關係相互進退甚至相互傷害這個狀況記錄下來，我覺得是特別棒的。整個中國在這一塊相對還是缺乏的。”
為什麼比起遠方之美，在我們身邊的普通生靈有著特別的意義？這關乎情感，關乎價值取向。“你能見到，你能接觸得到，這樣你才對這個物種有更深的感觸”，在編輯身份之外也是一位資深博物愛好者的余節弘認為，博物最該提倡的是“知行合一”。“知之愈深，愛之彌堅”，在觀察和認識身邊草木蟲魚的過程中，人能與它們建立起細微而明確的情感關聯，而這種對一方鄉土樸素扎實的感情，正是在都市中生活的人往往缺失的。
而從另一個角度看，親近自然是很多人都具有的興趣。人在看到一叢好看的野花、一隻特別的昆蟲時，往往都會問“這是什麼”，但如果很難找到答案，那原有的一點興趣也就沒有了更進一步的機會。對於初步的愛好者來說，按照檢索表查植物志並不現實，各種識花APP準確度有限且不能提供系統性的比照，若能有一本有限地域範圍內方便、易讀的手冊圖鑒，是特別實用的事。比如現在很多大學校園都有了自己的植物手冊，《燕園草木》《南開花事》《珞珈山植物原色圖譜》……這些學校裡的學生如果有興趣，就可以通過圖冊中的照片和具體定位來辨識植物。
但總體情況，中國面向公眾的自然手冊品類非常短缺。各個省份都無法保證有一本，更不用說市縣、公園。劉華傑說，像北京的各植物園、公園、保護區，都應該組織編寫自己的基本手冊，以中國的生態多樣性程度，“出幾百本、一千本也沒有問題”。現在，有一些年輕的生物學者和自然愛好者正在做這樣的工作，比如《中國常見植物野外識別手冊》《中國野鳥》等都在編寫過程中，但積累和完成的過程仍然需要時間。
采寫/新京報記者 李妍
是穿過語言與生境的雙重阻隔之後，也依然動人的。可是，即便是對這些經典自然書寫的接受，也帶有幾分“距離造就美”的意味。我們不介意書中陌生的地名和物種名詞，是因為傾向於把它當成一種理念或美感來閱讀。其中隱現著現代人的一種典型認知結構和價值觀：能讀懂海外作品和專業行話，卻不瞭解身邊一草一木的名字；嚮往環球旅行和走遍大千世界，卻往往無視自己腳下的寸土。
中國的“在地書寫”和自然手冊都還太少
正因如此，那些紮根於本鄉本土的國內博物愛好者和他們的原創作品，分外值得推重。
近幾年博物自然類圖書的出版形成了一股潮流，其中翻譯的國外作品占了大多數。許多優秀的外版好書得以及時引進，這當然很好，但據商務印書館博物自然類圖書策劃編輯余節弘介紹，目前在科學繪畫等題材上，已經有重複出版的現象，這是因為大量博物畫都已經進入公版領域，取得途徑很方便，很多出版社都願意出版這樣的書。像約翰·古爾德、奧杜邦等人的鳥類繪畫作品，市面上都能找到多個不同版本。
在劉華傑看來，這樣的書“過一段時間人們就會煩了，因為路線差不多”，而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本土化。“人家畫的天堂鳥再好，跟你也沒什麼大關係，看一下就可以了。我們身邊的鳥也很多，但是對它們細節的展示都沒有，比如麻雀，誰拍過很好的麻雀？”
像《四季啊，慢慢走》《北京路亞記》這樣的作品，所記錄的是北京城區和周邊就生長著的款冬、堇菜、馬口魚……它們不像大熊貓、東北虎那樣具有明星效應的物種，很少引人注意。因為關注物件的不知名、筆記記錄的形式也缺少“深度”和“重大意義”，這些作品往往得不到足夠的關注和肯定。
深圳本土自然作家、出版人南兆旭在2016年發起了中國首個自然好書評選活動“大鵬自然好書獎”，他說，自己在單項獎中特意設立了一個獎項叫“在地關懷獎”，就是為了提倡和支持具有在地性的自然寫作，“我覺得我們國內現在不缺乏對宏大題材的寫作，比如寫大熊貓的書可能有好多種，青藏高原自然記錄也有好多種。反而對你自己生活的地方的自然記錄，這種書非常得稀少。所以我特別主張‘在地關懷’的寫作，如果能把你生活的地方的生命萬物記錄下來，能把城鎮化過程中，人和自然界關係相互進退甚至相互傷害這個狀況記錄下來，我覺得是特別棒的。整個中國在這一塊相對還是缺乏的。”
為什麼比起遠方之美，在我們身邊的普通生靈有著特別的意義？這關乎情感，關乎價值取向。“你能見到，你能接觸得到，這樣你才對這個物種有更深的感觸”，在編輯身份之外也是一位資深博物愛好者的余節弘認為，博物最該提倡的是“知行合一”。“知之愈深，愛之彌堅”，在觀察和認識身邊草木蟲魚的過程中，人能與它們建立起細微而明確的情感關聯，而這種對一方鄉土樸素扎實的感情，正是在都市中生活的人往往缺失的。
而從另一個角度看，親近自然是很多人都具有的興趣。人在看到一叢好看的野花、一隻特別的昆蟲時，往往都會問“這是什麼”，但如果很難找到答案，那原有的一點興趣也就沒有了更進一步的機會。對於初步的愛好者來說，按照檢索表查植物志並不現實，各種識花APP準確度有限且不能提供系統性的比照，若能有一本有限地域範圍內方便、易讀的手冊圖鑒，是特別實用的事。比如現在很多大學校園都有了自己的植物手冊，《燕園草木》《南開花事》《珞珈山植物原色圖譜》……這些學校裡的學生如果有興趣，就可以通過圖冊中的照片和具體定位來辨識植物。
但總體情況，中國面向公眾的自然手冊品類非常短缺。各個省份都無法保證有一本，更不用說市縣、公園。劉華傑說，像北京的各植物園、公園、保護區，都應該組織編寫自己的基本手冊，以中國的生態多樣性程度，“出幾百本、一千本也沒有問題”。現在，有一些年輕的生物學者和自然愛好者正在做這樣的工作，比如《中國常見植物野外識別手冊》《中國野鳥》等都在編寫過程中，但積累和完成的過程仍然需要時間。
采寫/新京報記者 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