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以熱河路及熱河南路為中軸的一大片土地都是龍江船廠廠區
▓ 王世清 李吉華
編者按：南京正在以龍江船廠遺址、渤泥國王墓、鄭和墓和洪保墓等4個申遺點參加海上絲綢之路的申遺。龍江船廠遺址是目前確定的海上絲綢之路31處申遺地點中唯一的一處造船廠遺址。
本文作者王世清，是當代著名收藏家，微信公眾號《今古行吟》和今日頭條《彩色港》在今年年3月先後發表了《王世清的收藏人生》一文，對他進行了介紹。作為龍江船廠遺址的發現者，他在對龍江船廠及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中，又發現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李昭祥。為此，他多方尋找李昭祥的後人，並與其後人李吉華合作，共同撰寫了這篇具有重要價值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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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文物局對海上絲綢之路南京史跡申遺的總體部署，龍江船廠遺址設立南京片區海上絲綢之路展示分中心，以“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官方貿易”為主題，
提起龍江船廠就不能不提及一個人，他就是李昭祥。
一、李昭祥其人
李昭祥，字元韜，號南湄，出生於松江府上海縣，一門五進士、十二舉人、有雲間望族之稱（雲間，松江別稱）。其始祖名李邃，湖北荊州人，宋端平末為浙西漕運司丞，
另據李氏族譜記載，李昭祥的祖母是時任江西南安府知府張弼的女兒，張弼，成化二年進士，為書法名家，人稱“吳中草聖”。相傳，張弼初次見到李昭祥的曾祖父時就覺得，這個人雖然是北方人的面相，但有南方人的精神，他的子孫必定繁榮昌盛。因此，張弼將大女兒嫁給了他的爺爺李觀。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春，會試三甲中，李昭祥獲第三十名，二甲進士中有張居正等名士。不久李昭祥出任浙江蘭溪縣知縣。這裡地處交通要道，當地豪強惡霸與奸詐小吏相勾結，作奸犯科，導致勞役和賦稅種類繁多，使百姓疲於奔命。李昭祥上任後，悉心瞭解民情，細審明察，即令減省民力，並重新核定勞役和賦稅。當地人發生糾紛，李昭祥以道義開導，嚴禁牽連他人甚至全家。查訪出狡猾者，也講明道理，促使悔過自新。原先當地生下女嬰棄養很嚴重，他嚴格加以禁止，命令凡生育三個女兒的家人，可免賦稅。在李昭祥任蘭溪縣知縣的三年中，當地女嬰成活數百上千，傳為佳話。
在嘉靖三十年也就是1551年，李昭祥升任南京工部主事，入駐位於南京龍江關附近的龍江船廠，專理船政。
這期間，日本倭寇大肆騷擾我國沿海地區，而江浙沿海地區影響最為嚴重。明政府為抵禦倭寇，特在沿海設總督大臣，並征招善戰的僧兵和廣西狼兵，還有地方民兵和官兵一起作戰。當時的總督大人是福建人張經，號半洲，1554年當時倭寇二萬多人盤踞在浙江乍浦、奉賢柘林、川沙堡，且人數越聚越多，張總督每日選將練兵。按時間推算李昭祥剛寫好那本流傳至今的《龍江船廠志》，就在這時已升任南京任工部郎中的他向張總督呈上了《論海寇書》建言獻策，闡述了他的真知灼見。文章在明崇禎版《松江府志》卷之四十九，兵災一章中有記載。全文大約二千多字，從分析往年海上戰事的失策，就是如今的明鏡與教訓開始說起。先引用兵法：聖明的君王賢能的將領發兵能戰勝敵人的原因是先知。所謂先知，就是先獲取對方的情況。強調了資訊情報工作對打勝仗的重要性，接著指出南京作為留都地位的重要，卻閉門束手，坐等各府縣快報的送達，使賊寇有時間用假的捷報迷惑我軍並使我軍延遲發兵。這是讓天下人知道都覺得很可笑的事情。另外從排兵佈陣上提出了一些看法，要預先佈陣以逸待勞，並且公佈重賞提供情報的人。認為賞罰分明那麼將領的威望就高。又說將領成為有威望者的原因是軍中有號令，士兵因為畏懼將領勝過敵人，這樣的軍隊就能打勝仗。接著對一年多以來海上用兵得失分析，文武大臣們不作為的根本原因是對打了敗仗的將領沒有施以懲罰性手段。到如今賊勢猖獗，殺的人堆的像小山一樣高，離城門都不敢開了。並指出大臣們擔負著國家的重托，當以建功立業安邦定國為首要任務，怎麼能為了一己之榮辱作打算，而因循守舊一味觀望呢？應該趕快選拔能人分擔此事，要不拘一格降人才，有奇謀詭計的，禮節簡陋或有醜陋行為的都可以採用。濱海一帶的漁民，百姓膽大氣粗，每人給他一根棍棒都可以用來抗拒倭寇，這些人應該好好利用他們。而不是反過來讓倭寇所利用，也是賊寇一天比一天多的原因之所在。又引用兵法：不和于陣不可以戰，不和與戰不可以勝。講到徵調的客軍由於來自福建和浙江、廣西，互不相識語言不通，看到好處容易爭奪，遇到敵人容易潰敗，就是所謂的烏合之眾。前進沒有重賞後退沒有懲罰，軍情緊急時怎麼可能互相支援。在文章中舉例說明了失敗的二個案例，說明不和是不可能打勝仗的。
另外李昭祥還從加強沿海原來城堡建設以及要用好海巡船和戰船的重要性說起，認為原來的舊堡要加以修繕，據松江府志記載明代上海地區沿海設有金山衛，柘林堡、南匯堡、和川沙堡等海防要寨，這些地方是陸上抗倭的第一線，因此有著很重要的戰略地位。可以加強瞭望，對敵情有更正確的瞭解。因為賊寇都是從海乘尖底船上來的，他們在船上時間大概在十幾天，盤腿而座，難以走路，所以他們的腿腳比較軟就不利於海上作戰。但一旦他們一上了陸地以後，就憑著狡猾兇悍的本性，就不容易與之抗衡了。所以賊寇到來時就應派勇敢者駕船到外洋去抗拒，那麼我們的優勢就會很明顯了。膽小一點的就讓他們進入城堡抵抗守衛。一人學習作戰教會十人，一千人學習教會一萬人。一年之後，沿海都是精銳士兵了。在文中李昭祥還推薦寧紹參將俞大猷，說他一向熟悉海上作戰，讓他來統兵並調動福清、溫州、台州的水兵過來，來往巡邏與近洋海面，隨機應變，不讓賊寇登陸，可保抗敵成功。這樣先到的賊寇就失去了後援就會膽戰心驚，等於切斷了他們的退路了。通篇文字有理有據體現了李昭祥憂國憂民、為國分憂的愛國抗敵情懷，也可見他軍事上的雄才大略。
二、《龍江船廠志》其書
《龍江船廠志》是明代李昭祥所著的一部船廠志，記載有明代著名造船基地南京龍江船廠的歷史資料。他在該書中記錄有許多有關龍江船廠的資料，共8卷，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成書。嘉靖三十年（1551）李昭祥任工部主事，駐龍江船廠，專理船政。因船廠管理混亂，歲無定法，遂以兩年時間撰成該書。書分訓典、舟楫、官司、建置、斂財、孚革、考衷、文獻8志，一志一卷。內附各種船圖26幅。為達到經世致用的目的，作者博考載籍，嚴謹選材，故資料翔實，富有實用價值，是記述明代造船史和官營手工業管理史的重要文獻，對研究鄭和寶船具有重要價值。
數百年來藏在深閨人未識。據有關資料報導，文史學者管勁丞稱，1946年“經省立圖書館王佩諍先生之介紹，得見梁溪余氏所藏《龍江船廠志》孤本……於船廠的掌故，記載極詳備，可說是專家著作”。鄭振鐸先生是著名文化人，教授、出版家，抗日戰爭期間滯留上海，曾發起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搶救保護了大批珍貴歷史文化遺產，影印出版了許多古籍。《龍江船廠志》遂被輯入《玄覽堂叢書》續集，由前國立中央圖書館於1947年影印出版。
上世紀80年代初，鄭和下西洋研究熱潮再度興起，《龍江船廠志》又受到學術界的關注。1984年，時任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的邱樹森，是江蘇省紀念鄭和下西洋580周年籌委會成員兼學術組負責人。他有意物色適當人選點校此書，並經江蘇古籍出版社認可，納入《江蘇地方文獻叢書》出版。後由江蘇省社科院歷史所的王亮功研究員點校此書。江蘇省紀念鄭和下西洋58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通報了點校《龍江船廠志》一事，並稱將其作為對明年全國紀念大會的獻禮之一。與會學者包括洪長倬等老先生都很興奮，期盼早日見書。
當時據報導由於底本品質很差，字跡模糊不清者約占全書五分之一，字形嚴重缺損無法辯認者在5000字以上，又無他本可互校，點校十分困難。往往只能憑影印本上留下的些微痕跡，根據其“橫、豎、撇、點、折”所處的部位，用放大鏡反復觀察、猜測，再結合上下前後文意，進行自校、意校。同時參考《明史》、《南船記》等相關資料，進行他校。常常因為幾個字要化費整天時間。至於因刊刻或筆誤而造成的形似而詞意不通、數位計算錯誤者，則一一加以改正。最後除10餘字外，均予校改、填補完整，基本恢復了原貌。為便於製版，又按出版社要求，對26幅附圖依原圖重新描繪，經過半年努力，終於按時完稿。
1985年1月，出版社交當時專印繁體字的江都縣印刷廠排版，又因冷僻字多，頗費時日。直到1987年初完成三校。出了清樣，並見諸于同年10月《江蘇版新書目》，開始征訂。原定1988年4月出書，後因訂數不足等原因，未能按時開印。其間，南京鄭和研究會的孔令仁、仲躋榮等和王亮功幾次催問，答覆是：書肯定要出，只是時間問題。
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轉眼又十年過去了，1998年秋後事情有了轉機，原該叢書主編薛正興等已奉調回社並主持工作，才重新抓起此事。1999年3月，《龍江船廠志》點校本終於出版問世。從交稿發排到出書，幾經周折，歷時整整15年。
《龍江船廠志》點校本的出版，雖然姍姍來遲，但對熱心鄭和研究，期盼此書已久的學者來說，仍不失為一件好事，得到有關學術界的歡迎和肯定。由於原影印本流布不廣，能直接閱讀此書者，有時又根據個人的理解和觀點，按其所需，摘其所要，所引文句，有時也不夠完整、準確；未能直接閱讀此書者，又難窺其全貌，往往只能輾轉引用有限的文句，甚至以訛傳訛，造成誤導。
許多學者在讀過點校本後，感到比較輕鬆。文字也流暢，並不艱澀難讀，對準確理解文意很有幫助。史學、造船、航海等方面的學者，均認為可資參考，並據此以解決困惑，澄清問題。正如有位學者所稱：“《龍江船廠志》點校本的問世，不僅能使我們對這部嚮往已久的專著有全面的瞭解，還可以對過去所引用的圖文中的錯誤也有據可依地改正過來”
明代初年，江蘇的太倉、靖江、儀征，山東的臨清、登州，廣東的廣州、潮州，福建的漳州、泉州、福州，浙江的明州，等等，都設有大小不等的船舶修造廠。而工部所屬的南京龍江船廠，則是建立最早、規模最大、專造大型船舶的皇家船廠。鄭和下西洋初期使用的海船，主要是這個廠製造的。但嘉靖三十年1551年，在李昭祥由浙江蘭溪知縣升任龍江船廠工部主事督理船政時，因嘉靖二十八年的一場大火，龍江船廠的面貌已破舊不堪，他到任後他首先抓工部分司的重建。在負責置辦和監督建造漕運船、戰船中，他發現因造船工匠生活貧困，偷工減料問題嚴重，就與提舉司商議，決定將附近閒置的田地分給貧困工匠經營，以解決生計問題，確保了所造船只的品質。李昭祥在實踐中積累了船廠的豐富管理經驗並希望後來者能夠發揚光大。考慮到沒有這方面的專志，精心構思並用兩年多時間寫成這本有意義的船廠志，寫好後他請1537年應天府（即南京）中舉時的老師歐陽衢作序。
縱貫全書，實用性和資料性都很強。而且附有大量圖表，僅船的圖式就多達二十六幀。對廠區規模有這樣的描述，“洪武初，即都城西北隅空地，開廠造船。其地東抵城壕，西抵秦淮街軍民塘地，西北抵義鳳門第一廂民住廊房基地，南抵留守右衛軍營基地，北抵南京兵部苜蓿地及彭城伯張田。”占地約820畝，五十四萬平方米。廠內除龍江提舉司、幫工指揮廳等管理機構外，還有細木作、艌作、鐵作、蓬作、油漆作、索作等七個作坊。僅其中製作船蓬的蓬廠，就有房屋十幢，共六十間。由此可見當年規模的宏大。工匠有四百多戶，都是從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以及今江蘇、安徽的沿江地區徵調來的能工巧匠。編為四廂：一廂出船木、梭、櫓、索匠；兩廂出船木、鐵、纜匠；三廂出艌匠；四廂出棕蓬匠。每廂分為十甲，每甲管十戶。組織嚴密，分工很細。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再版時王亮功作序的評價認為，“龍江船廠作為明初規模最大，最能反映當時造船業發展水準的骨幹船廠，對我國古代的航運事業和國防建設作出過一定貢獻，因此有著不可低估的歷史地位。有關龍江船廠的情況，李昭祥《龍江船廠志》是現存唯一的史料。對研究龍江船廠的生產能力、工藝、技術，以及官辦工業的管理體制、管理思想、管理制度等方面，都有較高的史料價值。”並認為，“作為一部專志，開創了我國古代記述造船工業專志的先河，是我國志書百花園中的一枝奇葩。”
李昭祥《龍江船廠志》這本書有三個的特點 ，一是經世致用的目的性很很明確。在二十六幅圖式中，先是介紹船的基本結構名稱。再從預備大黃船開始分別介紹、大黃船、小黃船、肆百料戰座船、貳百料戰船、壹百伍拾料戰船、壹百料戰船、三板船、浮橋船、肆佰料巡做船、貳佰料壹顆印巡船、貳佰料巡沙船、九江式哨船、安慶式哨船、輕淺利便船、金水河漁船、後湖一號樓船、後湖二號樓船、後湖平船、抽分座船、快船、蜈蜙船（已廢）、四桅海船（已廢）。二是體例上有創新。沒有因襲一般志書的俗套，而是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自成體系，繁簡得中，而又能“綱目有屬，先後有倫”。三是在指導思想上破除了“有美無刺，隱惡楊善”的劣習。最突出的是專立了《孚革志》一卷，揭露船廠生產管理方面的弊端三十條。有些是針對工匠小民的，但也不乏一針見血、切中要害。
由於明中期朝廷漸漸不重視海運業的發展和海防建設，甚至進行了海禁的錯誤政策。也招致了嘉靖年間江南沿海地區嚴重的倭患。李昭祥在《龍江船廠志》一書中例舉了明代當時的幾種主要的戰巡船，他說到：“有警用戰，無事用巡，二船不可缺也。”從書中讓我們也可瞭解明代中晚期主要戰巡船的類型。以下為書中主要的戰船和巡船的資料：
四百料戰船、船面自頭至稍，捌丈玖尺伍寸，船底自頭至無板處陸丈五寸，按現在的單位算就是長約30米船底以上算高達21米，“大而雄，堅而利，用之驅浪乘風，駕旋轉之威，鼓扶搖之勢，不戰而先奪人之心者。”
還有貳佰料戰船長22.6米高14米、壹佰伍拾料戰船長18.3米高14米、壹佰料戰船長16.4米高11.4米。
李昭祥在對戰船總結詞中說到：“方今傾府庫以營戰艦，歲費不下萬計，大小畢具，遲速並宜，誠足以楊武烈、固江防矣。”
三板船即划船（長13米高11.5米），所容不過十餘人耳，蓋戰船之極小而最捷者也，遊艇飛舸，往來神速，善陣者所不廢也。因變設奇，投機制勝。浮橋船，船面自頭致稍，陸丈貳尺長20.6米“有志于江防者，當知斯船之不可忽也”。
四百料巡座船，船面自頭至稍，捌丈捌尺29.3米，船底自頭至無板處，陸丈貳尺20.6米。
貳百料巡沙船，船面自頭至稍，陸丈壹尺。20.3米，船底自頭至無板處肆丈13.3米。沙船主要用在上海沿海地區。書中提到三沙在崇明界，浮居海中。其人以魚鹽稼穡，以舟楫為輿馬。時入江洋為盜，巡軍莫制。巡船而曰沙者，非仿其制度，以夷攻夷之意。他還認為“匈奴之長不在馬而在善馭。沙人之長不在船在善操。”贊同巡軍操船也應該仿效沙船的做法提高抵禦的能力。還講到由於沿江沿海時常有戒，商旅不敢出去做生意，擔心抵禦外敵的國門不可長也，希望擔任巡邏軍中的領導者應該重視這方面的工作。
還有就是九江式哨船和安慶式哨船大小差不多，長在12米左右。九江式稍大些。主要起警戒任務，按現在的講法起預警收集資訊之用。
書中最後一種軍中之船為輕淺利便船，船面自頭至稍，五丈陸尺長約18.6米，船底自頭至無板處，三丈陸尺陸寸約12米。大小比較適中的軍船，既可以用作戰船有可以用作巡船，李昭祥認為哨船在遠處警戒，划船在前突進，這樣的情形那有不能取勝的呢。
以上羅列的戰巡船及哨船和快船等軍中之船達11種樣式之多，可見當時明帝國的軍中船隊規模和種類還是比較齊全的。但就是這樣一個帝國在面對倭寇時好像有點束手無策的感覺。
三、龍江船廠其事
龍江船廠在官方文書上的正式名稱是“龍江提舉司”。龍江船廠始建于明洪武初年，本是專為打造戰船而設，直屬工部，由都水司具體管轄。位於都城(今南京市)西北隅，廠區面積約700餘畝，總人數在千人以上。
龍江船廠自開廠起，即由工部都水司管轄。船廠的直接管理機構原為提舉司，設提舉、副提舉、典史等官員，負責造船事務。因此在文獻中，常以提舉司代稱龍江船廠。最初的管理機構是提舉司(設提舉一員，正八品；副提舉二員，正九品；典史一員，未入流。另有司吏二名，一管工匠科，一管物料科)，具體負責造船事務。另有幫工指揮廳(設千戶、百戶各一員，由兵部考選，受中軍都督府和操江都禦史領導)，負責指揮駕船軍士在廠從事搬運等輔助性勞動。後因提舉官小品秩低，難負重任，為加強領導，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設立工部分司，派出主事(正六品)一名駐紮船廠，專事督造。
不過明政府為了加強管理，讓工部另行委派一名員外郎或者主事級官員，監督該廠造船。成化初年，在龍江船廠內建成工部分司。正德十三年以前，分司的主管由工部臨時指派，責職並不固定，往往以它職兼任；正德十三年後，工部會同吏部從工部主事級官員中專門挑選一人，稱為注選主事，長駐廠內，專理船務。由此，工部分司不僅是南京工部管理船政的最高部門，而且成為龍江船廠的實際管理機構，提舉司成為它的下屬。
《龍江船廠志》序曰：“洪武初年，即于龍江關設廠造船。”在此地設廠造船並非隨意而定，元代在此就設有“都船廠”。據元《至正金陵新志》卷一《地理圖考•上元縣圖考》載：“盧龍山、馬鞍山，縣西北，二山間（秦鑿為二），有都船場、聖妃廟，至今溝內石骨相連。” 元代都船廠與明代龍江船廠的廠址幾乎完全重迭，說明龍江船廠創建時很可能利用了元代船廠的基礎設施。這一點，從2015年南京下關工地出土的遺物也得到了驗證，工地上出土元代木錨鐵帽，龍紋青花香薰，大元通寶錢幣，鐵權，洪武通寶錢，洪武鐵權等等。
龍江船廠在南京各個官辦船廠中建立年代最早，基礎最為雄厚、經驗也最為豐富。更為重要的是，工部船政的主管部門——工部分司設置在該廠之內。因此該廠在南京各個船廠中居於龍頭的地位，其它各個船廠即使不屬於工部管轄，在涉及船隻修造、船廠管理等事務時大都需要得到該廠不同程度的協助。
龍江船廠不僅參與其它各個船廠的事務，非船政部門的工作也會要求該廠派人參與。在《廠志》卷三“寶船廠匠”條前後，李昭祥詳細列舉了多項其它部門要求龍江船廠協助的任務：“內官監匠三十八名。先年，該監因造上供器皿，移文本部，取撥造船匠充役，工完發回，後因工作增多，陪數添取，遂為定例。”“禦馬監匠四名。洪武中，移文取撥船匠，油艌馬槽、料桶。”“丁字形檔匠三名。永樂中，移文取撥船匠，油艌板櫃、裝盛各處市舶司所進魚油。”“酒醋面局匠三名。洪熙元年，該局奏准，行取艌匠作酒榨、飯槽等器。”“後湖水夫三十七名。永樂中該湖奏淮，取撥匠丁三十七名，駕船過湖。”由此可見，龍江船廠向包括寶船廠在內其它官營工廠和機構撥派匠丁，是當時常用的辦法，是由龍江船廠獨特的地位所決定的。而且這種派撥機制一旦形成慣例，往往長年沿襲不改。考慮到寶船廠寶庫的重要性，永樂年間命龍江船廠選派匠丁，與寶船廠人員會同看守是完全可能的。寶庫後來雖然荒廢，但是這條慣例仍然沿襲了下來。
工匠有400余戶，都是從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以及今江蘇、安徽、上海沿江地方選調而來的能工巧匠。他們子承父業，世代相傳。編為四廂：一廂為船木、梭櫓、索匠；二廂為船木、鐵、纜匠；三廂為艌匠；四廂為棕蓬匠。每廂分十甲，一甲為十戶。廠區內設有細木、油漆、艌鐵、篷、索、纜等7個廠(後稱作坊)。僅其中打造海船風蓬的蓬廠，就有房屋60間，由此可見當年建築規模的宏大。後因“承平日久”，海運等大船漸次裁減，乃至停革，規模縮小。至嘉靖年間只造400料以下的黃船、戰船等5種類型、29個不同規格的中小型船舶。龍江船廠是明朝建立最早、規模巨大，組織機構健全、分工細密、造船技術精湛，直屬工部的正規大廠，曾有過昔日的輝煌，對當時的鄭和下西洋，江防、海運都作出過貢獻。
關於龍江船廠的地理方位，明嘉慶年間李昭祥撰寫了一部《龍江船廠志》，書中對龍江船廠的方位有明確的記載。“洪武初，即都城西北隅空地，開廠造船，其地東抵城濠，西抵秦淮衛軍民塘地，西北抵儀風門第一廂民住官廊基地（寬一百三十八丈），南抵留守右衛軍營基地，北抵南京兵部苜宿地及彭城張田（深三百五十四丈）。”
《龍江船廠志》文中具體描述幾個方位，從現在看來是比較明確的有：一是“東抵城濠”，二是“西北抵儀風門第一廂民住官廊基地”。這裡描述兩個實位，600多年來其名稱、方位沒有大變動。所說“城濠”即護城河，若把它與儀鳳門連在一起，大體上可以認為船廠遺址應在挹江門及儀鳳門外。船志說船廠寬138丈，那麼從上述護城河向西138丈（按明代每尺31.1公分計算為429米）處應是船廠的西界，經實際測量這裡正是現在鄭和中路高架（即原惠民橋東岸一線）。再看船廠的北界，從“西北抵儀風門第一廂”，而儀鳳門第一廂應在今天儀鳳門外向西到建甯路一線是其北界。根據船廠深354丈（合1180米）那麼由此向南1180米，即船廠的南界，應即所謂“留守右衛軍營基地”,根據這個四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以熱河路和熱河南路為中軸，東靠繡球公園護城河，西到鄭和中路（原惠民河東岸），南至姜圩路，新興路一線，北至建甯路，上述區域即為李昭祥在《龍江船廠志》中所記載明代龍江船廠廠址範圍。
南京下關長江國際航運中心及大拇指等工地北鄰建甯路，南至中山北路，西到鄭和中路高架橋（原惠民河），東靠熱河路。工地長約500米，寬約200米，西邊緊臨原惠民河東岸。基坑向下挖二層（10米），局部三層（12米）。從2014年 6月工地基坑開挖6米以下時，陸續出土了木、鐵、銅、石、磚、棕、陶瓷等各類遺物，主要為 船用構件、各種工具和用具、造船設施、兵器等。
第一類是船用構件。主要指船上所用的各類構件。各種形狀的船板，有的船板是由多塊板材拼接而成。有的除了穿釘以外，接縫還用灰白色油泥加麻絲抹縫。另外，還發現了舵杆，四爪鐵錨。
第二類是造船時使用的各種工具和用具。包括鐵制的斧、鑿、鋸、鑽、錐、刀等鐵工具；長釘、短釘、鈀釘、棗核釘等各式鐵釘，石制的錘等木工具以及用於填補船縫的油灰。
遺址出土了一根類似卡尺的物件，上方有刻度。如這物件是把卡尺，則為解明代度量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佐證。
遺址出土了大量的棕繩，直徑從0.5釐米至5釐米不等，最粗有9股編成，堅固而緻密。
遺址出土了青、白、青花瓷碗、盞、杯、碟等器具。有些底帶有造船工人姓氏的墨書痕跡，應為當時造船工人所使用的日常器皿。特別的是這裡出士了元代青花香薰和香爐，另有半塊瓷片上寫有“靜X禪堂”字樣，完整應為“靜海禪堂”，是明代靜海寺的遺物。另外，還出土了不少明瓦、琉璃瓦、韓瓶等。
第三類是造船設施構件。主要是各種木樁、木柱和木板。
第四類是兵器。這次遺址出出土了數量和品種眾多的各類兵器，主要有各種類型的矛、刀、劍、火銃、震天雷、鐵頭盔、盔甲片、炮彈（石彈）、箭頭等。
大量船用構件、各種造船工具和生活用品、造船設施、兵器等出土，進一步證明這兒就是屬於龍江船廠遺址範圍。
30多年來，在鄭和下西洋的學術研究和討論中，就龍江船廠與寶船廠的關係問題觀點不一，歸結起來主要有二種觀點，一是龍江船廠與寶船廠是兩個相對獨立的船廠，二者沒有傳承關係。二是龍江船廠與寶船廠總廠與分廠的關係，後者是前者的一部分。很多人將龍江船廠和寶船廠混為一談，其實它們是兩座獨立的船廠。據史料記載，寶船廠設立於永樂三年，生產鄭和船隊的大型寶船。隨著鄭和下西洋活動的停止，寶船廠漸漸被廢棄。其歷史地點，就是現在的寶船廠遺址公園，園內還保留著三座當年的作塘（造船用的船塢）。而龍江船廠則始於南宋，其地理位置如前所述，也生產過部分鄭和下西洋所用船隻。根據地圖分析，這兩座船廠之間相隔一定距離。誠然，寶船廠(即官書所稱的海船廠)，位於南京三汊河以南的中保村一帶，西臨夾江，河渠港塘交織。作塘遺跡尚存，規制整齊，氣勢恢宏，歷歷在目。
2003年8月至2004年7月，南京市博物館對寶船廠遺址中六作塘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共出土珍貴文物1000餘件。本次考據發掘雖然未對整個船廠範圍進行全部的發掘清理，但從第六作塘已經給了人們非常重要的資訊，寶船廠是明成祖朱棣為鄭和下西洋的需要而創立的一所大型官營船廠。作為鄭和寶船最重要的建造地，該廠對於中國造船史、航海史、中外交流史的研究皆具有重要意義，越來越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龍江船廠位於南京城西北部秦淮河的北岸，現在的建甯路至中山北路南端；而寶船廠位於城西秦淮河南岸的中保村，兩廠雖相距不遠，但夾河對峙。經過學界多年的努力，寶船廠的廠址、寶船廠與龍江船廠的關係等問題已經逐步得到理清，龍江船廠與寶船廠是兩座不同的船廠，兩者之間只有共存關係，而不存在傳承關係。
上世紀80年代，學者模糊地知道長江邊有明代的船廠遺址（也就是現在的寶船廠遺址公園處），但這個船廠準確的名字是什麼，他們並不很清楚，就定名為“龍江寶船廠”。1985年，這片遺址被公佈為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時，採用了“龍江寶船廠遺址”的名字。進入21世紀後，這處遺址經過考古發掘，證明正是寶船廠遺址，後來被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名稱被公佈為“龍江船廠遺址”，但依託三個作塘建設的遺址公園，卻叫做“寶船廠遺址公園”。
關於龍江船廠與寶船廠的關係，李昭祥在廠志中有嚴格的區分，凡說龍江船廠的就用“我廠”，凡說寶船廠的就用“他廠”，由此可見，龍江船廠和寶船廠不可能是一個船廠的。
李昭祥在《龍江船廠志》中多次提到與海船有關的事，如“永樂五年，改造海運船249只，備使西洋諸國”。據《明太宗實錄》所載，永樂間共下令建造、改造海船共24次，除一次無具體數量外，共2832艘。工部作為職能部門應該是知道且有案可查的。李昭祥何以僅取其中之一條，這說明此事與龍江船廠有關，並且是參與其事的。此外，廠內還遺留有一座當年打造海船風蓬的蓬廠，共有廠房60間。可以推斷，其間具備細木、油漆、艌作、索作等，當年也應是具有相當規模的廠。而到革罷海船已久的嘉靖間，才變成只有三五間房屋的小作坊。甚至連蓬、索、纜作都已蕩然無存。
“斂財志”中又提到“後因海運等大船，漸次裁減，廠地空閒數多。正統、天順間，附近居民侵佔耕種”；“雖市舶有魚鰾之供，而海船既罷，尋亦停革”。另附有海船圖式，並注明“已廢”、“尺度無考”。《龍江船廠志》中這些記載，不僅說明該廠確實建造和改造過海船，而且展現了船廠因停造海船而由盛轉衰的過程。
李昭祥在《龍江船廠志》中雖多次提到與海船有關的事，但與鄭和下西洋的記載卻不多，有人具此認為，龍江船廠與鄭和下西洋關係不大。筆者認為，李昭祥在《龍江船廠志》中關於鄭和下西洋的記載不多的原因是與成書的年代及當時的時代背景有很大關係，《龍江船廠志》成書於嘉靖三十二年(1553)，距離鄭和下西洋已100多年了，當時的朝廷已採取廢海政策，不在主張和鼓勵下西洋了，作為南京工部主事、駐紮龍江船廠專理船政的李昭祥當然不會過多提起龍江船廠與鄭和下西洋之事了。
也有學者認為，龍江船廠地處秦淮河畔，其西界不抵大江，不可能建造史稱44丈×18丈或37丈×15丈的寶船。誠屬事實。但如果僅據《龍江船廠志》所載，當時“所造五類二十九種船舶，最大的長九丈有餘”，而就認定“大船無法承造”，這值得商榷。筆者認為，龍江船廠可以也曾建造、改造過大船(海船)。《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載：“洪武初，于都城南新江口置水兵八千。已，稍置萬二千，造舟四百艘。”《明會典》卷一百六十記載：“新江口戰船永樂五年額設一百三十一隻，宣徳以後増至三百一十九隻。”有明一代，為新江口水軍修造戰艦始終是龍江船廠的基本任務。嘉靖十五年，南京都察院右副都禦史顧璘為龍江船廠撰寫的記文中指出：“置工部分司……總今提舉司之政，督治江防戰艦，厥務重矣。另外，根據《南船紀》和《廠志》的記載，該廠還負責修造黃船、湖船、漁船、抽分座船、海船等多種船隻。
從技術力量上看，龍江船廠也具備打造海船的能力。工匠400余戶，都是洪武、永樂年間從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和今安徽、江蘇、上海沿江府縣選調而來的“熟於造船”的技藝高手，隸籍提舉司，世代以造船為業。從這一支工匠隊伍的組成上可以說明，他們能打造沙船、福船、浙船、九江船等各型船舶。而且，正是為了要打造海船，才從福建、浙江等地徵調來這些船匠。例如嘉靖四年(1525)，為了仿造佛朗機(葡萄牙)番船，就專門從廣東調來梁亞洪等3名船匠，製造蜈蚣船。可見龍江船廠具備打造包括海船在內的各式(除巨型寶船)船舶所需要的技術力量。
龍江船廠，本來就是專為打造戰船而設的大型“軍工企業”，是直接為水軍服務的。鄭和出使西洋的頭銜是正使太監總兵官，或“欽差總兵正使太監”。下西洋人員中的絕大部分，正是他以總兵官身份統率的為使團海上護航、駐泊警衛的官軍。(這次這裡出土了一些兵器，如火銃，震天雷等)。他們所駕乘的1500料、2000料、八櫓等海船，必有一部分出自龍江船廠。否則，既有違建廠初衷，又失其存在的意義。
永樂三年七月鄭和第一次下西洋，而同年才建寶船廠。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那麼多船舶不可能是寶船廠所造。具我推斷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絕大多數船舶為當年世界第一大的龍江船廠所造，龍江船廠是明代中國乃至世界最大的造基地，為前期的鄭和下西洋提供了物質和技術支援，如果沒有這些物質和技術上支援也就不可成就鄭和下西洋的成功。
參考文獻：
1， 李昭祥 《龍江船廠志》
2， 李昭祥 《論海寇書》
3， 李卓民 《竹岡李氏族譜》
4， 王亮功 《龍江船廠志》的點校出版——兼論龍江船廠址與寶船廠的關係
王世清 江蘇文化促進會海洋文化專業委會副主任委員
李吉華 上海奉賢區竹岡李氏宗親會副會長、李昭祥十二世孫
李昭祥獲第三十名，二甲進士中有張居正等名士。不久李昭祥出任浙江蘭溪縣知縣。這裡地處交通要道，當地豪強惡霸與奸詐小吏相勾結，作奸犯科，導致勞役和賦稅種類繁多，使百姓疲於奔命。李昭祥上任後，悉心瞭解民情，細審明察，即令減省民力，並重新核定勞役和賦稅。當地人發生糾紛，李昭祥以道義開導，嚴禁牽連他人甚至全家。查訪出狡猾者，也講明道理，促使悔過自新。原先當地生下女嬰棄養很嚴重，他嚴格加以禁止，命令凡生育三個女兒的家人，可免賦稅。在李昭祥任蘭溪縣知縣的三年中，當地女嬰成活數百上千，傳為佳話。在嘉靖三十年也就是1551年，李昭祥升任南京工部主事，入駐位於南京龍江關附近的龍江船廠，專理船政。
這期間，日本倭寇大肆騷擾我國沿海地區，而江浙沿海地區影響最為嚴重。明政府為抵禦倭寇，特在沿海設總督大臣，並征招善戰的僧兵和廣西狼兵，還有地方民兵和官兵一起作戰。當時的總督大人是福建人張經，號半洲，1554年當時倭寇二萬多人盤踞在浙江乍浦、奉賢柘林、川沙堡，且人數越聚越多，張總督每日選將練兵。按時間推算李昭祥剛寫好那本流傳至今的《龍江船廠志》，就在這時已升任南京任工部郎中的他向張總督呈上了《論海寇書》建言獻策，闡述了他的真知灼見。文章在明崇禎版《松江府志》卷之四十九，兵災一章中有記載。全文大約二千多字，從分析往年海上戰事的失策，就是如今的明鏡與教訓開始說起。先引用兵法：聖明的君王賢能的將領發兵能戰勝敵人的原因是先知。所謂先知，就是先獲取對方的情況。強調了資訊情報工作對打勝仗的重要性，接著指出南京作為留都地位的重要，卻閉門束手，坐等各府縣快報的送達，使賊寇有時間用假的捷報迷惑我軍並使我軍延遲發兵。這是讓天下人知道都覺得很可笑的事情。另外從排兵佈陣上提出了一些看法，要預先佈陣以逸待勞，並且公佈重賞提供情報的人。認為賞罰分明那麼將領的威望就高。又說將領成為有威望者的原因是軍中有號令，士兵因為畏懼將領勝過敵人，這樣的軍隊就能打勝仗。接著對一年多以來海上用兵得失分析，文武大臣們不作為的根本原因是對打了敗仗的將領沒有施以懲罰性手段。到如今賊勢猖獗，殺的人堆的像小山一樣高，離城門都不敢開了。並指出大臣們擔負著國家的重托，當以建功立業安邦定國為首要任務，怎麼能為了一己之榮辱作打算，而因循守舊一味觀望呢？應該趕快選拔能人分擔此事，要不拘一格降人才，有奇謀詭計的，禮節簡陋或有醜陋行為的都可以採用。濱海一帶的漁民，百姓膽大氣粗，每人給他一根棍棒都可以用來抗拒倭寇，這些人應該好好利用他們。而不是反過來讓倭寇所利用，也是賊寇一天比一天多的原因之所在。又引用兵法：不和于陣不可以戰，不和與戰不可以勝。講到徵調的客軍由於來自福建和浙江、廣西，互不相識語言不通，看到好處容易爭奪，遇到敵人容易潰敗，就是所謂的烏合之眾。前進沒有重賞後退沒有懲罰，軍情緊急時怎麼可能互相支援。在文章中舉例說明了失敗的二個案例，說明不和是不可能打勝仗的。
另外李昭祥還從加強沿海原來城堡建設以及要用好海巡船和戰船的重要性說起，認為原來的舊堡要加以修繕，據松江府志記載明代上海地區沿海設有金山衛，柘林堡、南匯堡、和川沙堡等海防要寨，這些地方是陸上抗倭的第一線，因此有著很重要的戰略地位。可以加強瞭望，對敵情有更正確的瞭解。因為賊寇都是從海乘尖底船上來的，他們在船上時間大概在十幾天，盤腿而座，難以走路，所以他們的腿腳比較軟就不利於海上作戰。但一旦他們一上了陸地以後，就憑著狡猾兇悍的本性，就不容易與之抗衡了。所以賊寇到來時就應派勇敢者駕船到外洋去抗拒，那麼我們的優勢就會很明顯了。膽小一點的就讓他們進入城堡抵抗守衛。一人學習作戰教會十人，一千人學習教會一萬人。一年之後，沿海都是精銳士兵了。在文中李昭祥還推薦寧紹參將俞大猷，說他一向熟悉海上作戰，讓他來統兵並調動福清、溫州、台州的水兵過來，來往巡邏與近洋海面，隨機應變，不讓賊寇登陸，可保抗敵成功。這樣先到的賊寇就失去了後援就會膽戰心驚，等於切斷了他們的退路了。通篇文字有理有據體現了李昭祥憂國憂民、為國分憂的愛國抗敵情懷，也可見他軍事上的雄才大略。
二、《龍江船廠志》其書
《龍江船廠志》是明代李昭祥所著的一部船廠志，記載有明代著名造船基地南京龍江船廠的歷史資料。他在該書中記錄有許多有關龍江船廠的資料，共8卷，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成書。嘉靖三十年（1551）李昭祥任工部主事，駐龍江船廠，專理船政。因船廠管理混亂，歲無定法，遂以兩年時間撰成該書。書分訓典、舟楫、官司、建置、斂財、孚革、考衷、文獻8志，一志一卷。內附各種船圖26幅。為達到經世致用的目的，作者博考載籍，嚴謹選材，故資料翔實，富有實用價值，是記述明代造船史和官營手工業管理史的重要文獻，對研究鄭和寶船具有重要價值。
數百年來藏在深閨人未識。據有關資料報導，文史學者管勁丞稱，1946年“經省立圖書館王佩諍先生之介紹，得見梁溪余氏所藏《龍江船廠志》孤本……於船廠的掌故，記載極詳備，可說是專家著作”。鄭振鐸先生是著名文化人，教授、出版家，抗日戰爭期間滯留上海，曾發起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搶救保護了大批珍貴歷史文化遺產，影印出版了許多古籍。《龍江船廠志》遂被輯入《玄覽堂叢書》續集，由前國立中央圖書館於1947年影印出版。
上世紀80年代初，鄭和下西洋研究熱潮再度興起，《龍江船廠志》又受到學術界的關注。1984年，時任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的邱樹森，是江蘇省紀念鄭和下西洋580周年籌委會成員兼學術組負責人。他有意物色適當人選點校此書，並經江蘇古籍出版社認可，納入《江蘇地方文獻叢書》出版。後由江蘇省社科院歷史所的王亮功研究員點校此書。江蘇省紀念鄭和下西洋58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通報了點校《龍江船廠志》一事，並稱將其作為對明年全國紀念大會的獻禮之一。與會學者包括洪長倬等老先生都很興奮，期盼早日見書。
當時據報導由於底本品質很差，字跡模糊不清者約占全書五分之一，字形嚴重缺損無法辯認者在5000字以上，又無他本可互校，點校十分困難。往往只能憑影印本上留下的些微痕跡，根據其“橫、豎、撇、點、折”所處的部位，用放大鏡反復觀察、猜測，再結合上下前後文意，進行自校、意校。同時參考《明史》、《南船記》等相關資料，進行他校。常常因為幾個字要化費整天時間。至於因刊刻或筆誤而造成的形似而詞意不通、數位計算錯誤者，則一一加以改正。最後除10餘字外，均予校改、填補完整，基本恢復了原貌。為便於製版，又按出版社要求，對26幅附圖依原圖重新描繪，經過半年努力，終於按時完稿。
1985年1月，出版社交當時專印繁體字的江都縣印刷廠排版，又因冷僻字多，頗費時日。直到1987年初完成三校。出了清樣，並見諸于同年10月《江蘇版新書目》，開始征訂。原定1988年4月出書，後因訂數不足等原因，未能按時開印。其間，南京鄭和研究會的孔令仁、仲躋榮等和王亮功幾次催問，答覆是：書肯定要出，只是時間問題。
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轉眼又十年過去了，1998年秋後事情有了轉機，原該叢書主編薛正興等已奉調回社並主持工作，才重新抓起此事。1999年3月，《龍江船廠志》點校本終於出版問世。從交稿發排到出書，幾經周折，歷時整整15年。
《龍江船廠志》點校本的出版，雖然姍姍來遲，但對熱心鄭和研究，期盼此書已久的學者來說，仍不失為一件好事，得到有關學術界的歡迎和肯定。由於原影印本流布不廣，能直接閱讀此書者，有時又根據個人的理解和觀點，按其所需，摘其所要，所引文句，有時也不夠完整、準確；未能直接閱讀此書者，又難窺其全貌，往往只能輾轉引用有限的文句，甚至以訛傳訛，造成誤導。
許多學者在讀過點校本後，感到比較輕鬆。文字也流暢，並不艱澀難讀，對準確理解文意很有幫助。史學、造船、航海等方面的學者，均認為可資參考，並據此以解決困惑，澄清問題。正如有位學者所稱：“《龍江船廠志》點校本的問世，不僅能使我們對這部嚮往已久的專著有全面的瞭解，還可以對過去所引用的圖文中的錯誤也有據可依地改正過來”
明代初年，江蘇的太倉、靖江、儀征，山東的臨清、登州，廣東的廣州、潮州，福建的漳州、泉州、福州，浙江的明州，等等，都設有大小不等的船舶修造廠。而工部所屬的南京龍江船廠，則是建立最早、規模最大、專造大型船舶的皇家船廠。鄭和下西洋初期使用的海船，主要是這個廠製造的。但嘉靖三十年1551年，在李昭祥由浙江蘭溪知縣升任龍江船廠工部主事督理船政時，因嘉靖二十八年的一場大火，龍江船廠的面貌已破舊不堪，他到任後他首先抓工部分司的重建。在負責置辦和監督建造漕運船、戰船中，他發現因造船工匠生活貧困，偷工減料問題嚴重，就與提舉司商議，決定將附近閒置的田地分給貧困工匠經營，以解決生計問題，確保了所造船只的品質。李昭祥在實踐中積累了船廠的豐富管理經驗並希望後來者能夠發揚光大。考慮到沒有這方面的專志，精心構思並用兩年多時間寫成這本有意義的船廠志，寫好後他請1537年應天府（即南京）中舉時的老師歐陽衢作序。
縱貫全書，實用性和資料性都很強。而且附有大量圖表，僅船的圖式就多達二十六幀。對廠區規模有這樣的描述，“洪武初，即都城西北隅空地，開廠造船。其地東抵城壕，西抵秦淮街軍民塘地，西北抵義鳳門第一廂民住廊房基地，南抵留守右衛軍營基地，北抵南京兵部苜蓿地及彭城伯張田。”占地約820畝，五十四萬平方米。廠內除龍江提舉司、幫工指揮廳等管理機構外，還有細木作、艌作、鐵作、蓬作、油漆作、索作等七個作坊。僅其中製作船蓬的蓬廠，就有房屋十幢，共六十間。由此可見當年規模的宏大。工匠有四百多戶，都是從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以及今江蘇、安徽的沿江地區徵調來的能工巧匠。編為四廂：一廂出船木、梭、櫓、索匠；兩廂出船木、鐵、纜匠；三廂出艌匠；四廂出棕蓬匠。每廂分為十甲，每甲管十戶。組織嚴密，分工很細。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再版時王亮功作序的評價認為，“龍江船廠作為明初規模最大，最能反映當時造船業發展水準的骨幹船廠，對我國古代的航運事業和國防建設作出過一定貢獻，因此有著不可低估的歷史地位。有關龍江船廠的情況，李昭祥《龍江船廠志》是現存唯一的史料。對研究龍江船廠的生產能力、工藝、技術，以及官辦工業的管理體制、管理思想、管理制度等方面，都有較高的史料價值。”並認為，“作為一部專志，開創了我國古代記述造船工業專志的先河，是我國志書百花園中的一枝奇葩。”
李昭祥《龍江船廠志》這本書有三個的特點 ，一是經世致用的目的性很很明確。在二十六幅圖式中，先是介紹船的基本結構名稱。再從預備大黃船開始分別介紹、大黃船、小黃船、肆百料戰座船、貳百料戰船、壹百伍拾料戰船、壹百料戰船、三板船、浮橋船、肆佰料巡做船、貳佰料壹顆印巡船、貳佰料巡沙船、九江式哨船、安慶式哨船、輕淺利便船、金水河漁船、後湖一號樓船、後湖二號樓船、後湖平船、抽分座船、快船、蜈蜙船（已廢）、四桅海船（已廢）。二是體例上有創新。沒有因襲一般志書的俗套，而是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自成體系，繁簡得中，而又能“綱目有屬，先後有倫”。三是在指導思想上破除了“有美無刺，隱惡楊善”的劣習。最突出的是專立了《孚革志》一卷，揭露船廠生產管理方面的弊端三十條。有些是針對工匠小民的，但也不乏一針見血、切中要害。
由於明中期朝廷漸漸不重視海運業的發展和海防建設，甚至進行了海禁的錯誤政策。也招致了嘉靖年間江南沿海地區嚴重的倭患。李昭祥在《龍江船廠志》一書中例舉了明代當時的幾種主要的戰巡船，他說到：“有警用戰，無事用巡，二船不可缺也。”從書中讓我們也可瞭解明代中晚期主要戰巡船的類型。以下為書中主要的戰船和巡船的資料：
四百料戰船、船面自頭至稍，捌丈玖尺伍寸，船底自頭至無板處陸丈五寸，按現在的單位算就是長約30米船底以上算高達21米，“大而雄，堅而利，用之驅浪乘風，駕旋轉之威，鼓扶搖之勢，不戰而先奪人之心者。”
還有貳佰料戰船長22.6米高14米、壹佰伍拾料戰船長18.3米高14米、壹佰料戰船長16.4米高11.4米。
李昭祥在對戰船總結詞中說到：“方今傾府庫以營戰艦，歲費不下萬計，大小畢具，遲速並宜，誠足以楊武烈、固江防矣。”
三板船即划船（長13米高11.5米），所容不過十餘人耳，蓋戰船之極小而最捷者也，遊艇飛舸，往來神速，善陣者所不廢也。因變設奇，投機制勝。浮橋船，船面自頭致稍，陸丈貳尺長20.6米“有志于江防者，當知斯船之不可忽也”。
四百料巡座船，船面自頭至稍，捌丈捌尺29.3米，船底自頭至無板處，陸丈貳尺20.6米。
貳百料巡沙船，船面自頭至稍，陸丈壹尺。20.3米，船底自頭至無板處肆丈13.3米。沙船主要用在上海沿海地區。書中提到三沙在崇明界，浮居海中。其人以魚鹽稼穡，以舟楫為輿馬。時入江洋為盜，巡軍莫制。巡船而曰沙者，非仿其制度，以夷攻夷之意。他還認為“匈奴之長不在馬而在善馭。沙人之長不在船在善操。”贊同巡軍操船也應該仿效沙船的做法提高抵禦的能力。還講到由於沿江沿海時常有戒，商旅不敢出去做生意，擔心抵禦外敵的國門不可長也，希望擔任巡邏軍中的領導者應該重視這方面的工作。
還有就是九江式哨船和安慶式哨船大小差不多，長在12米左右。九江式稍大些。主要起警戒任務，按現在的講法起預警收集資訊之用。
書中最後一種軍中之船為輕淺利便船，船面自頭至稍，五丈陸尺長約18.6米，船底自頭至無板處，三丈陸尺陸寸約12米。大小比較適中的軍船，既可以用作戰船有可以用作巡船，李昭祥認為哨船在遠處警戒，划船在前突進，這樣的情形那有不能取勝的呢。
以上羅列的戰巡船及哨船和快船等軍中之船達11種樣式之多，可見當時明帝國的軍中船隊規模和種類還是比較齊全的。但就是這樣一個帝國在面對倭寇時好像有點束手無策的感覺。
三、龍江船廠其事
龍江船廠在官方文書上的正式名稱是“龍江提舉司”。龍江船廠始建于明洪武初年，本是專為打造戰船而設，直屬工部，由都水司具體管轄。位於都城(今南京市)西北隅，廠區面積約700餘畝，總人數在千人以上。
龍江船廠自開廠起，即由工部都水司管轄。船廠的直接管理機構原為提舉司，設提舉、副提舉、典史等官員，負責造船事務。因此在文獻中，常以提舉司代稱龍江船廠。最初的管理機構是提舉司(設提舉一員，正八品；副提舉二員，正九品；典史一員，未入流。另有司吏二名，一管工匠科，一管物料科)，具體負責造船事務。另有幫工指揮廳(設千戶、百戶各一員，由兵部考選，受中軍都督府和操江都禦史領導)，負責指揮駕船軍士在廠從事搬運等輔助性勞動。後因提舉官小品秩低，難負重任，為加強領導，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設立工部分司，派出主事(正六品)一名駐紮船廠，專事督造。
不過明政府為了加強管理，讓工部另行委派一名員外郎或者主事級官員，監督該廠造船。成化初年，在龍江船廠內建成工部分司。正德十三年以前，分司的主管由工部臨時指派，責職並不固定，往往以它職兼任；正德十三年後，工部會同吏部從工部主事級官員中專門挑選一人，稱為注選主事，長駐廠內，專理船務。由此，工部分司不僅是南京工部管理船政的最高部門，而且成為龍江船廠的實際管理機構，提舉司成為它的下屬。
《龍江船廠志》序曰：“洪武初年，即于龍江關設廠造船。”在此地設廠造船並非隨意而定，元代在此就設有“都船廠”。據元《至正金陵新志》卷一《地理圖考•上元縣圖考》載：“盧龍山、馬鞍山，縣西北，二山間（秦鑿為二），有都船場、聖妃廟，至今溝內石骨相連。” 元代都船廠與明代龍江船廠的廠址幾乎完全重迭，說明龍江船廠創建時很可能利用了元代船廠的基礎設施。這一點，從2015年南京下關工地出土的遺物也得到了驗證，工地上出土元代木錨鐵帽，龍紋青花香薰，大元通寶錢幣，鐵權，洪武通寶錢，洪武鐵權等等。
龍江船廠在南京各個官辦船廠中建立年代最早，基礎最為雄厚、經驗也最為豐富。更為重要的是，工部船政的主管部門——工部分司設置在該廠之內。因此該廠在南京各個船廠中居於龍頭的地位，其它各個船廠即使不屬於工部管轄，在涉及船隻修造、船廠管理等事務時大都需要得到該廠不同程度的協助。
龍江船廠不僅參與其它各個船廠的事務，非船政部門的工作也會要求該廠派人參與。在《廠志》卷三“寶船廠匠”條前後，李昭祥詳細列舉了多項其它部門要求龍江船廠協助的任務：“內官監匠三十八名。先年，該監因造上供器皿，移文本部，取撥造船匠充役，工完發回，後因工作增多，陪數添取，遂為定例。”“禦馬監匠四名。洪武中，移文取撥船匠，油艌馬槽、料桶。”“丁字形檔匠三名。永樂中，移文取撥船匠，油艌板櫃、裝盛各處市舶司所進魚油。”“酒醋面局匠三名。洪熙元年，該局奏准，行取艌匠作酒榨、飯槽等器。”“後湖水夫三十七名。永樂中該湖奏淮，取撥匠丁三十七名，駕船過湖。”由此可見，龍江船廠向包括寶船廠在內其它官營工廠和機構撥派匠丁，是當時常用的辦法，是由龍江船廠獨特的地位所決定的。而且這種派撥機制一旦形成慣例，往往長年沿襲不改。考慮到寶船廠寶庫的重要性，永樂年間命龍江船廠選派匠丁，與寶船廠人員會同看守是完全可能的。寶庫後來雖然荒廢，但是這條慣例仍然沿襲了下來。
工匠有400余戶，都是從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以及今江蘇、安徽、上海沿江地方選調而來的能工巧匠。他們子承父業，世代相傳。編為四廂：一廂為船木、梭櫓、索匠；二廂為船木、鐵、纜匠；三廂為艌匠；四廂為棕蓬匠。每廂分十甲，一甲為十戶。廠區內設有細木、油漆、艌鐵、篷、索、纜等7個廠(後稱作坊)。僅其中打造海船風蓬的蓬廠，就有房屋60間，由此可見當年建築規模的宏大。後因“承平日久”，海運等大船漸次裁減，乃至停革，規模縮小。至嘉靖年間只造400料以下的黃船、戰船等5種類型、29個不同規格的中小型船舶。龍江船廠是明朝建立最早、規模巨大，組織機構健全、分工細密、造船技術精湛，直屬工部的正規大廠，曾有過昔日的輝煌，對當時的鄭和下西洋，江防、海運都作出過貢獻。
關於龍江船廠的地理方位，明嘉慶年間李昭祥撰寫了一部《龍江船廠志》，書中對龍江船廠的方位有明確的記載。“洪武初，即都城西北隅空地，開廠造船，其地東抵城濠，西抵秦淮衛軍民塘地，西北抵儀風門第一廂民住官廊基地（寬一百三十八丈），南抵留守右衛軍營基地，北抵南京兵部苜宿地及彭城張田（深三百五十四丈）。”
《龍江船廠志》文中具體描述幾個方位，從現在看來是比較明確的有：一是“東抵城濠”，二是“西北抵儀風門第一廂民住官廊基地”。這裡描述兩個實位，600多年來其名稱、方位沒有大變動。所說“城濠”即護城河，若把它與儀鳳門連在一起，大體上可以認為船廠遺址應在挹江門及儀鳳門外。船志說船廠寬138丈，那麼從上述護城河向西138丈（按明代每尺31.1公分計算為429米）處應是船廠的西界，經實際測量這裡正是現在鄭和中路高架（即原惠民橋東岸一線）。再看船廠的北界，從“西北抵儀風門第一廂”，而儀鳳門第一廂應在今天儀鳳門外向西到建甯路一線是其北界。根據船廠深354丈（合1180米）那麼由此向南1180米，即船廠的南界，應即所謂“留守右衛軍營基地”,根據這個四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以熱河路和熱河南路為中軸，東靠繡球公園護城河，西到鄭和中路（原惠民河東岸），南至姜圩路，新興路一線，北至建甯路，上述區域即為李昭祥在《龍江船廠志》中所記載明代龍江船廠廠址範圍。
南京下關長江國際航運中心及大拇指等工地北鄰建甯路，南至中山北路，西到鄭和中路高架橋（原惠民河），東靠熱河路。工地長約500米，寬約200米，西邊緊臨原惠民河東岸。基坑向下挖二層（10米），局部三層（12米）。從2014年 6月工地基坑開挖6米以下時，陸續出土了木、鐵、銅、石、磚、棕、陶瓷等各類遺物，主要為 船用構件、各種工具和用具、造船設施、兵器等。
第一類是船用構件。主要指船上所用的各類構件。各種形狀的船板，有的船板是由多塊板材拼接而成。有的除了穿釘以外，接縫還用灰白色油泥加麻絲抹縫。另外，還發現了舵杆，四爪鐵錨。
第二類是造船時使用的各種工具和用具。包括鐵制的斧、鑿、鋸、鑽、錐、刀等鐵工具；長釘、短釘、鈀釘、棗核釘等各式鐵釘，石制的錘等木工具以及用於填補船縫的油灰。
遺址出土了一根類似卡尺的物件，上方有刻度。如這物件是把卡尺，則為解明代度量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佐證。
遺址出土了大量的棕繩，直徑從0.5釐米至5釐米不等，最粗有9股編成，堅固而緻密。
遺址出土了青、白、青花瓷碗、盞、杯、碟等器具。有些底帶有造船工人姓氏的墨書痕跡，應為當時造船工人所使用的日常器皿。特別的是這裡出士了元代青花香薰和香爐，另有半塊瓷片上寫有“靜X禪堂”字樣，完整應為“靜海禪堂”，是明代靜海寺的遺物。另外，還出土了不少明瓦、琉璃瓦、韓瓶等。
第三類是造船設施構件。主要是各種木樁、木柱和木板。
第四類是兵器。這次遺址出出土了數量和品種眾多的各類兵器，主要有各種類型的矛、刀、劍、火銃、震天雷、鐵頭盔、盔甲片、炮彈（石彈）、箭頭等。
大量船用構件、各種造船工具和生活用品、造船設施、兵器等出土，進一步證明這兒就是屬於龍江船廠遺址範圍。
30多年來，在鄭和下西洋的學術研究和討論中，就龍江船廠與寶船廠的關係問題觀點不一，歸結起來主要有二種觀點，一是龍江船廠與寶船廠是兩個相對獨立的船廠，二者沒有傳承關係。二是龍江船廠與寶船廠總廠與分廠的關係，後者是前者的一部分。很多人將龍江船廠和寶船廠混為一談，其實它們是兩座獨立的船廠。據史料記載，寶船廠設立於永樂三年，生產鄭和船隊的大型寶船。隨著鄭和下西洋活動的停止，寶船廠漸漸被廢棄。其歷史地點，就是現在的寶船廠遺址公園，園內還保留著三座當年的作塘（造船用的船塢）。而龍江船廠則始於南宋，其地理位置如前所述，也生產過部分鄭和下西洋所用船隻。根據地圖分析，這兩座船廠之間相隔一定距離。誠然，寶船廠(即官書所稱的海船廠)，位於南京三汊河以南的中保村一帶，西臨夾江，河渠港塘交織。作塘遺跡尚存，規制整齊，氣勢恢宏，歷歷在目。
2003年8月至2004年7月，南京市博物館對寶船廠遺址中六作塘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共出土珍貴文物1000餘件。本次考據發掘雖然未對整個船廠範圍進行全部的發掘清理，但從第六作塘已經給了人們非常重要的資訊，寶船廠是明成祖朱棣為鄭和下西洋的需要而創立的一所大型官營船廠。作為鄭和寶船最重要的建造地，該廠對於中國造船史、航海史、中外交流史的研究皆具有重要意義，越來越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龍江船廠位於南京城西北部秦淮河的北岸，現在的建甯路至中山北路南端；而寶船廠位於城西秦淮河南岸的中保村，兩廠雖相距不遠，但夾河對峙。經過學界多年的努力，寶船廠的廠址、寶船廠與龍江船廠的關係等問題已經逐步得到理清，龍江船廠與寶船廠是兩座不同的船廠，兩者之間只有共存關係，而不存在傳承關係。
上世紀80年代，學者模糊地知道長江邊有明代的船廠遺址（也就是現在的寶船廠遺址公園處），但這個船廠準確的名字是什麼，他們並不很清楚，就定名為“龍江寶船廠”。1985年，這片遺址被公佈為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時，採用了“龍江寶船廠遺址”的名字。進入21世紀後，這處遺址經過考古發掘，證明正是寶船廠遺址，後來被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名稱被公佈為“龍江船廠遺址”，但依託三個作塘建設的遺址公園，卻叫做“寶船廠遺址公園”。
關於龍江船廠與寶船廠的關係，李昭祥在廠志中有嚴格的區分，凡說龍江船廠的就用“我廠”，凡說寶船廠的就用“他廠”，由此可見，龍江船廠和寶船廠不可能是一個船廠的。
李昭祥在《龍江船廠志》中多次提到與海船有關的事，如“永樂五年，改造海運船249只，備使西洋諸國”。據《明太宗實錄》所載，永樂間共下令建造、改造海船共24次，除一次無具體數量外，共2832艘。工部作為職能部門應該是知道且有案可查的。李昭祥何以僅取其中之一條，這說明此事與龍江船廠有關，並且是參與其事的。此外，廠內還遺留有一座當年打造海船風蓬的蓬廠，共有廠房60間。可以推斷，其間具備細木、油漆、艌作、索作等，當年也應是具有相當規模的廠。而到革罷海船已久的嘉靖間，才變成只有三五間房屋的小作坊。甚至連蓬、索、纜作都已蕩然無存。
“斂財志”中又提到“後因海運等大船，漸次裁減，廠地空閒數多。正統、天順間，附近居民侵佔耕種”；“雖市舶有魚鰾之供，而海船既罷，尋亦停革”。另附有海船圖式，並注明“已廢”、“尺度無考”。《龍江船廠志》中這些記載，不僅說明該廠確實建造和改造過海船，而且展現了船廠因停造海船而由盛轉衰的過程。
李昭祥在《龍江船廠志》中雖多次提到與海船有關的事，但與鄭和下西洋的記載卻不多，有人具此認為，龍江船廠與鄭和下西洋關係不大。筆者認為，李昭祥在《龍江船廠志》中關於鄭和下西洋的記載不多的原因是與成書的年代及當時的時代背景有很大關係，《龍江船廠志》成書於嘉靖三十二年(1553)，距離鄭和下西洋已100多年了，當時的朝廷已採取廢海政策，不在主張和鼓勵下西洋了，作為南京工部主事、駐紮龍江船廠專理船政的李昭祥當然不會過多提起龍江船廠與鄭和下西洋之事了。
也有學者認為，龍江船廠地處秦淮河畔，其西界不抵大江，不可能建造史稱44丈×18丈或37丈×15丈的寶船。誠屬事實。但如果僅據《龍江船廠志》所載，當時“所造五類二十九種船舶，最大的長九丈有餘”，而就認定“大船無法承造”，這值得商榷。筆者認為，龍江船廠可以也曾建造、改造過大船(海船)。《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載：“洪武初，于都城南新江口置水兵八千。已，稍置萬二千，造舟四百艘。”《明會典》卷一百六十記載：“新江口戰船永樂五年額設一百三十一隻，宣徳以後増至三百一十九隻。”有明一代，為新江口水軍修造戰艦始終是龍江船廠的基本任務。嘉靖十五年，南京都察院右副都禦史顧璘為龍江船廠撰寫的記文中指出：“置工部分司……總今提舉司之政，督治江防戰艦，厥務重矣。另外，根據《南船紀》和《廠志》的記載，該廠還負責修造黃船、湖船、漁船、抽分座船、海船等多種船隻。
從技術力量上看，龍江船廠也具備打造海船的能力。工匠400余戶，都是洪武、永樂年間從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和今安徽、江蘇、上海沿江府縣選調而來的“熟於造船”的技藝高手，隸籍提舉司，世代以造船為業。從這一支工匠隊伍的組成上可以說明，他們能打造沙船、福船、浙船、九江船等各型船舶。而且，正是為了要打造海船，才從福建、浙江等地徵調來這些船匠。例如嘉靖四年(1525)，為了仿造佛朗機(葡萄牙)番船，就專門從廣東調來梁亞洪等3名船匠，製造蜈蚣船。可見龍江船廠具備打造包括海船在內的各式(除巨型寶船)船舶所需要的技術力量。
龍江船廠，本來就是專為打造戰船而設的大型“軍工企業”，是直接為水軍服務的。鄭和出使西洋的頭銜是正使太監總兵官，或“欽差總兵正使太監”。下西洋人員中的絕大部分，正是他以總兵官身份統率的為使團海上護航、駐泊警衛的官軍。(這次這裡出土了一些兵器，如火銃，震天雷等)。他們所駕乘的1500料、2000料、八櫓等海船，必有一部分出自龍江船廠。否則，既有違建廠初衷，又失其存在的意義。
永樂三年七月鄭和第一次下西洋，而同年才建寶船廠。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那麼多船舶不可能是寶船廠所造。具我推斷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絕大多數船舶為當年世界第一大的龍江船廠所造，龍江船廠是明代中國乃至世界最大的造基地，為前期的鄭和下西洋提供了物質和技術支援，如果沒有這些物質和技術上支援也就不可成就鄭和下西洋的成功。
參考文獻：
1， 李昭祥 《龍江船廠志》
2， 李昭祥 《論海寇書》
3， 李卓民 《竹岡李氏族譜》
4， 王亮功 《龍江船廠志》的點校出版——兼論龍江船廠址與寶船廠的關係
王世清 江蘇文化促進會海洋文化專業委會副主任委員
李吉華 上海奉賢區竹岡李氏宗親會副會長、李昭祥十二世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