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協議》很重要，但跟萊特希澤無關，對之誤讀誤判後果嚴重

於傑

被視為對華鷹派的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來了。國內不少媒體甚至專業人士在介紹這位美國官員時，稱其在擔任雷根政府貿易副代表時，為《廣場協議》的“幕後推手／黑手”，甚至“始作俑者”。不知這種說法源自何處，英文的資料和報導裡見不到這種記錄、揭秘，同《廣場協議》的真實過程更是差之千里。

從經歷上，萊特希澤擔任前述職務的時間為1983年4月12日至1985年8月16日，離開政府之後，他加入了律師事務所。他離職之後的9月22日廣場會議才召開。

“他離職之前也可以推動會議召開，畢竟這麼重要的會議需要準備很長時間。”這樣的設想很有道理，但卻不是事實。要知道，“‘就在廣場會議前幾天’，貝克才向（雷根）總統簡要提及了‘廣場行動’計畫”；“‘我想我們是在（廣場會議前）24小時內知會美國政府內部大部分關鍵人士的”，

“在廣場會議前一天下午，達曼通知了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麥克法蘭和總統的助手艾爾弗雷德.金根”。《管理美元》作者船橋洋一先生如此描述。當時的萊特希澤在級別上應該還不到“24小時內被知會的程度”。而其參與廣場協定的前期談判乃至動議，更不具可能性。

廣場行動由1985年新任財政部長貝克主導，且是“財政部獨家操作的獨角戲”。

自1985年6月日、美兩國就匯率調整問題正式接觸起到廣場會議召開的3個月時間裡，美方全程參與協定方案細節討論、談判的只有財政部副部長達曼及瑪律福德。其他國家同樣僅限於財政部部長、副部長和央行行長（在會議召開的前一天，日本大藏省負責國際事務的副相行天豐雄曾因被問及匯率問題而嚇出一身冷汗）。協定內容涉及匯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美國，前兩項歸財政部負責，後者屬於美聯儲的管理範圍，但聯儲主席沃爾克直到會議召開時才瞭解到協議全貌，即便此前貝克就此向他透了口風，也只是隻言片語，目的在於獲得沃爾克的支持。美國政府高官中瞭解貝克和達曼動向的，還有時任國務卿舒爾茨，貝克的目的也是要拿到後者的背書。政府內部的知會範圍僅此而已。政府之外對廣場行動有所瞭解的，是伯格斯滕創建的國際經濟研究所（即今天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按照《管理美元》作者船橋洋一先生的說法，達曼的廣場行動方案，便是參考了伯格斯滕先生的建議。

人所共知，廣場協定是當時的西方五國集團共同干預匯率，促使非美元貨幣對美元升值。調整匯率的要求，並不是美國一方的意識，更是其他四國的想法，只是這一想法在貝克之前未能付諸實施。

自1981年雷根上任起，西方四國就對其強美元的政策心生不滿，希望聯合干預，但都被美國時任財政部長裡甘拒絕，後者信奉自由市場和浮動匯率理念，認為匯率會在市場力量影響下回歸均衡；而雷根總統則堅持“美元強則美國強”的信條。到1984年，包括萊特希澤頂頭上司美國貿易代表威廉.布魯克（Willian E.Brock）在內的一些內閣成員也開始發出支持美元貶值的言論。“但雷根的白宮和裡甘——斯普林克爾的財政部則充耳不聞”。布洛克極其無助，只能私下裡請求國會議員去說服總統改變匯率政策。

貝克接任財政部長後，在匯率問題上的態度發生了變化，而這正迎合了日本方面的想法。就廣場會議這一次行動而言，可以說是日本、美國雙方一拍即合。兩國的這一選擇，有著各自國內的政治、經濟因素影響，但有一個共同的擔憂，即美國國會中正在抬頭的貿易保護主義。“要應對蠢蠢欲動的保護主義舉措（比如要求總統對‘不公平’的貿易行為採取措施的《1974年貿易法案》第301條款），匯率調整看上去更有吸引力”。沒錯，這個301條款，就是今天的萊特希澤他們針對中國的那個301條款，當年的廣場協議就是為了避免國會和政府裡的這種保護主義而採取的方案。如果說當年的萊特希澤是廣場協議的“始作俑者”的話，他是作為保護主義威脅一方的一員加快了貝克的行動進程，當年的特朗普以及聲名赫赫的艾科卡均發揮了同樣的作用。

如今， 廣場協定時美國的那些貿易保護主義者們成為決策者、話事人（萊特希澤幾年前便在美國國會指責中國操縱匯率），而如貝克、沃爾克這些阻止保護主義的官員們則落了下風。中國不少人長年以來對廣場協議的以訛傳訛及誤讀，可能會接連造成誤判，其後果將遠不是將廣場協議安到萊特希澤頭上那麼輕鬆。在不久的將來，很多人可能會發現，中美雙方之前簽署一個類《廣場協定》的協定（不一定限於匯率），應該勝過針鋒相對的貿易戰。（作者為投資界人士）（主編商灝 編輯嚴葭淇）

西方四國就對其強美元的政策心生不滿，希望聯合干預，但都被美國時任財政部長裡甘拒絕，後者信奉自由市場和浮動匯率理念，認為匯率會在市場力量影響下回歸均衡；而雷根總統則堅持“美元強則美國強”的信條。到1984年，包括萊特希澤頂頭上司美國貿易代表威廉.布魯克（Willian E.Brock）在內的一些內閣成員也開始發出支持美元貶值的言論。“但雷根的白宮和裡甘——斯普林克爾的財政部則充耳不聞”。布洛克極其無助，只能私下裡請求國會議員去說服總統改變匯率政策。

貝克接任財政部長後，在匯率問題上的態度發生了變化，而這正迎合了日本方面的想法。就廣場會議這一次行動而言，可以說是日本、美國雙方一拍即合。兩國的這一選擇，有著各自國內的政治、經濟因素影響，但有一個共同的擔憂，即美國國會中正在抬頭的貿易保護主義。“要應對蠢蠢欲動的保護主義舉措（比如要求總統對‘不公平’的貿易行為採取措施的《1974年貿易法案》第301條款），匯率調整看上去更有吸引力”。沒錯，這個301條款，就是今天的萊特希澤他們針對中國的那個301條款，當年的廣場協議就是為了避免國會和政府裡的這種保護主義而採取的方案。如果說當年的萊特希澤是廣場協議的“始作俑者”的話，他是作為保護主義威脅一方的一員加快了貝克的行動進程，當年的特朗普以及聲名赫赫的艾科卡均發揮了同樣的作用。

如今， 廣場協定時美國的那些貿易保護主義者們成為決策者、話事人（萊特希澤幾年前便在美國國會指責中國操縱匯率），而如貝克、沃爾克這些阻止保護主義的官員們則落了下風。中國不少人長年以來對廣場協議的以訛傳訛及誤讀，可能會接連造成誤判，其後果將遠不是將廣場協議安到萊特希澤頭上那麼輕鬆。在不久的將來，很多人可能會發現，中美雙方之前簽署一個類《廣場協定》的協定（不一定限於匯率），應該勝過針鋒相對的貿易戰。（作者為投資界人士）（主編商灝 編輯嚴葭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