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日本作家是如何描述日軍的？
在抗戰時期，很多日本年輕人在軍國主義以及“武士道精神”的灌輸下，紛紛踴躍參軍。還有一些日本作家、記者也用自己的方式參與了侵華戰爭，他們中大多數都拿著筆助紂為虐，
曾獲得芥川文學獎的優秀作家——石川達三，在南京大屠殺時期，他不滿於日本報刊上千篇一律的歌頌報導，
1938年1月8日，石川達三終於來到了日軍第16師團，臭名昭著的“百人斬”殺人競賽就是發生在此師團，可見該師團在南京大屠殺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石川達三在第16師團中採訪了7天，那些參與暴行的日軍士兵紛紛向他炫耀自己的各種“戰功”，皆是如何殘殺手無寸鐵的中國軍民。石川達三這才發現國內報刊的報導是多麼失真，
1938年2月1日，石川達三回到日本後立刻開始寫作，一口氣完成8萬字的小說《活著的士兵》。作品中的人物原型大多是普通日本百姓，他們在國內都是好好公民，到了戰場後卻變成殘暴的殺人野獸。
本來石川達三只是想從不同的角度給日本民眾展示日本士兵畸形的一面，卻不想由於作品中的高度真實性，這些都成了侵華日軍的暴行紀實：
一等兵近藤是個醫生，懷疑一個中國年輕女子是間諜，便當眾扒光她的衣服，並且用盡全力將匕首刺進女人的乳☆禁☆房下部……女人經過痛苦的掙扎後死去，
僧人片山玄澄上戰場本是為了超度亡靈，卻也變成了殺人機器。他左手纏著佛珠，右手揮著工兵鍬，不停地向中國人頭上劈去，佛珠也不聽發出清脆的響聲。殺人時的他根本不會感到良心上的譴責，有的只是未曾體驗過的愉悅。
一等兵平尾在國內時只是個浪漫感性的青年，
上等兵武井發現強征過來為日軍做飯的中國人偷吃了一塊白糖，當場就將他刺死，自己還因此而哭泣。當然不是因為自己刺死了中國人，而是因為團長的飯中就沒糖吃了，於是“傷心地流下了眼淚”
等等相似的內容充斥在《活著的士兵》中，這本反映戰爭真相的作品成了日本政府的禁書，石川達三也被抓了起來，以“違反新聞法”被判4月有期徒刑。這下子日本文壇再也沒有類似作品出現過，作家、記者們開始更加賣力寫出歌頌侵略戰爭的作品。
石川達三在遭到日本政府羞辱後，乾脆放飛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良知，也開始寫那些“粉飾侵略、掩蓋真相”的作品。日本軍部也給了石川達三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派他到武漢戰場採訪寫作。1939年1月，他的新作品——《武漢作戰》出爐了。
這部作品與《活著的士兵》完全相反：所有戰爭帶來的災難都是中國軍隊導致的，救人的都是日本軍隊：中國軍隊撤離時對百姓放火投毒，日軍每次都要安撫、拯救難民；中國軍隊撤離九江時投霍亂病毒，日軍兩周時間消滅病毒；由於日軍善待百姓的行為，九江人民“表現出了最為親日的感情”。
作品中扭曲的內容遠不止這些，比如剛經歷戰火的九江城內店鋪開張、商業繁榮、百姓安居樂業。石川達三在書中吹捧這些都是日本民族在東洋的躍進，是他們拯救了中國老百姓。
在日本戰敗後，《活著的士兵》反倒成了石川達三的“護身符”，免遭美軍審判。不過晚年的石川達三又開始否認《活著的士兵》中描述的那些事實，很多當年的日本作家就像他一樣，反復無常，大多無心懺悔，甚至認為日本也是“戰爭受害者”。這大抵是因為軍國主義的破滅吧，戰後很多日本作家都陷入了惶惑失落之中，甚至用自殺結束自己矛盾的一生。
等等相似的內容充斥在《活著的士兵》中，這本反映戰爭真相的作品成了日本政府的禁書，石川達三也被抓了起來，以“違反新聞法”被判4月有期徒刑。這下子日本文壇再也沒有類似作品出現過，作家、記者們開始更加賣力寫出歌頌侵略戰爭的作品。
石川達三在遭到日本政府羞辱後，乾脆放飛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良知，也開始寫那些“粉飾侵略、掩蓋真相”的作品。日本軍部也給了石川達三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派他到武漢戰場採訪寫作。1939年1月，他的新作品——《武漢作戰》出爐了。
這部作品與《活著的士兵》完全相反：所有戰爭帶來的災難都是中國軍隊導致的，救人的都是日本軍隊：中國軍隊撤離時對百姓放火投毒，日軍每次都要安撫、拯救難民；中國軍隊撤離九江時投霍亂病毒，日軍兩周時間消滅病毒；由於日軍善待百姓的行為，九江人民“表現出了最為親日的感情”。
作品中扭曲的內容遠不止這些，比如剛經歷戰火的九江城內店鋪開張、商業繁榮、百姓安居樂業。石川達三在書中吹捧這些都是日本民族在東洋的躍進，是他們拯救了中國老百姓。
在日本戰敗後，《活著的士兵》反倒成了石川達三的“護身符”，免遭美軍審判。不過晚年的石川達三又開始否認《活著的士兵》中描述的那些事實，很多當年的日本作家就像他一樣，反復無常，大多無心懺悔，甚至認為日本也是“戰爭受害者”。這大抵是因為軍國主義的破滅吧，戰後很多日本作家都陷入了惶惑失落之中，甚至用自殺結束自己矛盾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