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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煙民數量世界第一!控煙困局:賣煙的管著控煙

近日,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處在一次媒體吹風會答記者問時呼籲:掌管“賣煙”的工信部,不應該繼續成為中國控煙的主導;煙草專賣局,也應退出中國控煙履約小組!

一手“控煙”,

一手“賣煙”,被認為是我國控煙工作不能有效展開的重要原因之一。

多位受訪人士指出:2017年是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在我國生效的第11個年頭。如果中國控煙權力繼續與煙草利益部門“糾纏不清”,恐怕我國控煙的成績依然難如人意。

賣煙與控煙雙重身份,
國際上都少見

“中國的控煙與快速發展的國際形勢太不相配了!”提及控煙,眾多專家堪稱是痛心疾首。

問題的癥結究竟在哪裡?煙草利益方佔據了控煙的主導!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告訴健康時報,在控制吸煙履約小組裡,煙草專賣局也參與其中。工信部身兼煙草專賣局主管部門與控煙履約小組組長雙重身份,一手“控煙”,一手“賣煙”,控煙效果可想而知。

最新一屆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召開前,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指出,本次會議政府代表團應完全排除煙草業代表加入。

然而,百餘個締約國,我國卻例外了。在這次締約方大會上,只有中國代表團裡有煙草業!

在參會名單上,國家煙草專賣局人員身份悄然變成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履約工作部際協調領導小組成員進入了會場。

新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克安教授說,中國煙草業竟然以履約辦公室成員名義參加了會議,作為控煙組織成員,都被公然“默許”了。

“每年都會有煙草業混入國際會場,前幾屆都是煙草專賣局的身份,最近,身份卻變成了協調領導小組辦公室成員”,在多位專家看來,協調小組並不能代表部門,這只是煙草利益方“混入”會場的一種手段。

《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第5.3條已明確提出,

制定和實施煙草控制方面的公共衛生策略時,各締約方根據國家法律採取行動,防止這些政策受煙草商業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響。

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談判的原全國控煙辦主任楊功煥,在控煙路上走了將近30年,可談起如今的中國控煙,卻依然是憤怒、灰心和沮喪。

為限制全球煙草流行,2003年5月,世界衛生組織192個成員國一致通過《煙草控制框架公約》,2003年11月中國政府簽署公約,

並於2006年1月正式生效。

“煙草公司進到國際會場,干擾控煙的情況早有發生。”楊功煥說,早在多年以前,國家煙草專賣局一位代表參與了《公約》中文版的翻譯及審校的過程當中,極力將本應翻譯成“應”和“全面”的should和comprehensive翻譯為“宜”和“廣泛”,從而弱化對煙草業的限制,而該建議最終被主管部門採納。

2006年,國家煙草專賣局、中國煙草總公司還專門成立專家組,以“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對案及對中國煙草影響對策研究”(下稱《雙對》)為題進行立項研究。楊功煥說,該書出版的2006年,正是《公約》在我國的生效之年。

對此,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處施賀德博士感到萬分無奈:10餘年以來,中國煙草業既是政府部門,又參與到控煙履約小組,這在國際上都很少見!

事實上,世界上大多國家和地區煙草公司跟政府沒有關係。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智利、紐西蘭等百餘個《公約》締約國家,包括香港、臺灣等地區控煙都由管理健康的衛生部門掌控,而非與煙草利益相關的部門。

即便暫時不是《公約》締約方的美國,對控煙工作也是高度重視,其國內多個州都制定並頒發了嚴格的公共場所控煙法規,明確禁止在公共場所吸煙,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煙,行政執法與生產經營也進行了分離。在食品藥品管理局中專門設有煙草事務管理部門,負責檢測煙草中的有毒成分,並嚴格煙草出售程式,審核煙草商品包裝等。

反觀國內,“每一次,只要涉及到煙草利益,我們總是特別敏感”,中國控制吸煙協會常務副會長許桂華透露,“煙草專賣局與煙草公司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其實是一回事,是典型的政企合一的體制,都是控煙利益的相關方,他們是控煙指導成員已經成為國際笑柄,已經給我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帶來負面影響。”

百般阻撓,控煙之路走得異常艱難

“我告訴你,你告狀也是弄不動我們的,你需要錢,我們可以給你”,楊功煥曾遭遇一個部門的恐嚇、指責和謾駡,在楊功煥看來,煙草利益方夾雜在控煙的道路上,成了最大的“攔路虎”。

利益阻隔下,如何控好煙?鐘南山院士直言不諱,今年煙草專賣局利稅額以及上交財政已經高達上萬億。控煙推行難,卡在利益上。中國是煙草生產大國,要銷售、有收益,煙草專賣管理局是很多省份納稅支柱產業,對經濟和健康的影響一直說不清。

近日,國際權威醫學雜誌《柳葉刀》發佈了一項研究結果證實,在195個國家當中,我國煙民數量位居第一位!這25年以來,雖然吸煙人數的百分比有所下降,但總體上吸煙人數依然在增長。2015年,超過一半的與煙草相關的死亡發生在中國、印度、美國和俄羅斯。該研究資料顯示,總的來說,吸煙造成的疾病主要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和慢性呼吸道疾病。

幾乎相同時間,中國疾控中心發佈的資料卻讓人意外。《2015年中國成人煙草調查報告》中,成人對吸煙導致疾病的認知依然十分低下,能夠全面認識到吸煙導致的4種疾病的,城市僅有16.1%、農村更是不到8%的人。

為什麼吸煙有如此之大的危害,但吸煙者對此所知甚少?讓世界衛生組織都倍感無奈的是,中國的煙草利益方無時無刻不參與到控煙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干擾著控煙進程。

自2003年公約開始談判起,《雙對》針對《公約》每一條款都提供消解的對策。楊功煥舉例說,《公約》在序言就指出接觸煙草煙霧會造成死亡、疾病和殘疾。然而,《雙對》公然提出:吸煙與健康是世界各國多年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甚至引用一些科研成果辯解說,從煙氣中已發現的4850多種成分中,99.4%的成分對人體無害,只有0.6%的成分有害。

煙草業千方百計干預控煙,一直在發生,並且從未停止。2015年新修訂《廣告法》時,雙方進了長時間激烈的博弈,最終全面禁止煙草廣告終於被寫進條款。然而,還沒有開始興奮,現實卻給許桂華澆了一盆冷水。煙草專賣局堅稱煙草銷售商店是特殊場所,不屬於公共場所,做廣告不應被禁止,後來經過中國控煙協會對全國5個城市500家煙草銷售店調查顯示,98%存在多種經營,29%有青少年進出。

“控煙每向前推進一步,都可以看到煙草行業阻撓的影子,都可看到煙草利益方在搗亂。”許桂華如是說,正是由於煙草專賣局的雙重角色,讓中國控煙的每一步都走得異常艱難。

有一年的春節期間,雲南省健康教育所的控煙活動也受到了干擾。“每年都會做一個送煙等於送危害的活動,然而在張貼宣傳畫時,卻被強勢要求撤下宣傳單”,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控煙辦公室副主任姜垣說,好在雲南省健康教育所堅持辯駁,才保住了這次控煙宣傳。

施賀德博士告訴健康時報記者,我們都清楚看到,這裡面存在利益衝突,執行履約工作一方不應跟賣煙的或有煙草利益的一方在一塊,這是世界衛生組織非常明確的一個原則。

與煙草業討論控煙,無異於與虎謀皮

一方面肩負立法和敦促禁煙工作的重任,另一方面卻又要增加生產銷售、促進煙草產業發展。怎麼可能很好地履行職責?全國政協委員吳明在歷年政協會議上,“大膽”地給工信部和煙草專賣局寫下了“不滿意”。

早在2007年4月,為了履行《公約》,國務院批復成立“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履約工作部際協調領導小組”。由發展改革委、衛生部、外交部、財政部、海關總署、工商總局、質檢總局、煙草局等部門和單位組成。然而,2008年,由於國務院機構改革,組長單位調整為工信部,恰恰是煙草專賣局的主管部門。

正是這些調整,給中國控煙帶來了10年麻煩。我國煙草專賣制度目前實行“統一領導、垂直管理、專賣專營”。楊功煥透露,1984年,國務院將輕工業部煙草專賣局改為國家煙草專賣局,與中國煙草總公司“一套人馬、兩塊牌子”,2008年開始歸工信部管理。作為煙草稅收依賴者,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干擾依然存在。

鐘南山院士認為,我國的控煙單位和煙草銷售單位都是工信部,一個部門又賣煙又控煙,這種設置顯然不合理。不容忽視的是,國家煙草專賣局、中國煙草總公司一直“政企合一”,是國內唯一沒實現政企分開的部門!

每年兩會都會提,鐘南山、許桂華、楊功煥、吳宜群等多位專家也一直呼籲。然而10年來,卻依然沒有任何改變。

以煙盒包裝為例,煙草利益方“死守”這塊陣營,如今中國煙盒包裝健康警示,連《公約》中要有“導致具體疾病警示”的基本要求都沒達到。多位專家指出,原因就是中國煙草專賣局作為煙盒包裝主管單位,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捲煙包裝標識的規定》,以履約名義把應對《公約》策略變成國家條規。

對此,吳明委員呼籲了整整7年。從2011年起連續每年遞交煙草包裝印製警示圖形提案,並多次聯名數百名委員簽名,2011年共9個界別、281名委員,2012年共7個界別、212名委員,2014年共10個界別、168名委員……

而面對這些提案,工信部和煙草專賣局的答覆,要麼置之不理,要麼是“利”大於“弊”,要麼是WHO並未強制要求印製警示圖案。到現在為止,依然只有一句“吸煙有害健康”這種模糊的話語,幾乎沒有警示效果。

這些都讓吳明感到特別氣憤:經濟發展是為了人民生活更好,但如果因此失去健康甚至生命,如何能享受經濟發展成果?

“與煙草業討論如何控煙,無異於與虎謀皮”,新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宜群說,煙草業正憑藉政企合一的優勢,躋身於由工信部、國家衛生計生委等8部委組成的履約工作部際協調領導小組中,並參與履約具體事宜,干擾中國的控煙履約行動。

錯位的組長,控煙需剔除煙草利益方

最大的煙草生產和消費國,占全球總數30%的煙民,7億多人飽受煙草危害,每年超百萬人死於煙草相關疾病……如今,談起中國煙草,依然是貼滿了類似的標籤。煙草危害,不言自明。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控煙不應當追隨者,而是宣導者。在吳明看來,中國政府簽署《公約》表明中國政府完全認同煙草對人民健康的危害,並承諾實施《公約》的各項控煙原則和措施。

而推動控煙,需要完全排除煙草利益的影響。施賀德博士旗幟鮮明地說,即便煙草公司是政府所有,也應在政府履約部門與售賣煙草公司間建造一座“防火牆”,把兩個功能完全分隔開。

施賀德博士對此立下決心,世界衛生組織會持之以恆的說服政府,最終實現有煙草既得利益的機構不在履約管理機構當中。

姜垣向記者講述了一個成功的案例,泰國煙盒改了三次,第一次就是有煙草公司參與,其中有3個是煙草公司提供,印上改版圖案後做了個測試,煙草公司提供的幾乎無警示效果。後來,第一步工作就是排除煙草公司干擾,之後有警示效果的圖案終於印上了煙盒包裝。

“控煙的立場和態度首先都必須站在健康的角度上。”楊功煥建議,應立即調整我國控制履約協調領導機制,國家煙草專賣局代表著煙草業的利益,應退出控煙履約協調機制。工信部作為煙草業的利益攸關方,也不宜繼續牽頭控煙履約工作。

那麼,交還的組長,應由誰來負責?

鐘南山院士指出,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控煙工作都是由衛生部門開展,建議控制吸煙工作應該由衛生部門來推廣,進行更有效的“吸煙有害健康”的宣傳。

早在2011年,全國政協委員、民盟成都市委主委、市政協副主席李鈾提出《加大力度推進“控煙”的建議》,認為應由原衛生部牽頭實施控煙履約,而不是國家煙草專賣局的主管部門工信部,以避免牽頭部門與煙草行業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造成“控煙”的阻力。

薑垣則建議,控煙不僅涉及衛生部門,還關乎其他部門協調,第一選擇是交國務院領導,並應加入教育部、廣電局、農業部等跟控煙有關的眾多機構,稀釋工信部和煙草總公司的分量。

吳宜群說:“到現在還記得拿著兩角三分錢下樓給母親買煙的情景,如果堅持讓母親戒煙本該更長壽,不希望別人再錯。”

編輯:步雯

楊功煥說,該書出版的2006年,正是《公約》在我國的生效之年。

對此,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處施賀德博士感到萬分無奈:10餘年以來,中國煙草業既是政府部門,又參與到控煙履約小組,這在國際上都很少見!

事實上,世界上大多國家和地區煙草公司跟政府沒有關係。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智利、紐西蘭等百餘個《公約》締約國家,包括香港、臺灣等地區控煙都由管理健康的衛生部門掌控,而非與煙草利益相關的部門。

即便暫時不是《公約》締約方的美國,對控煙工作也是高度重視,其國內多個州都制定並頒發了嚴格的公共場所控煙法規,明確禁止在公共場所吸煙,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煙,行政執法與生產經營也進行了分離。在食品藥品管理局中專門設有煙草事務管理部門,負責檢測煙草中的有毒成分,並嚴格煙草出售程式,審核煙草商品包裝等。

反觀國內,“每一次,只要涉及到煙草利益,我們總是特別敏感”,中國控制吸煙協會常務副會長許桂華透露,“煙草專賣局與煙草公司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其實是一回事,是典型的政企合一的體制,都是控煙利益的相關方,他們是控煙指導成員已經成為國際笑柄,已經給我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帶來負面影響。”

百般阻撓,控煙之路走得異常艱難

“我告訴你,你告狀也是弄不動我們的,你需要錢,我們可以給你”,楊功煥曾遭遇一個部門的恐嚇、指責和謾駡,在楊功煥看來,煙草利益方夾雜在控煙的道路上,成了最大的“攔路虎”。

利益阻隔下,如何控好煙?鐘南山院士直言不諱,今年煙草專賣局利稅額以及上交財政已經高達上萬億。控煙推行難,卡在利益上。中國是煙草生產大國,要銷售、有收益,煙草專賣管理局是很多省份納稅支柱產業,對經濟和健康的影響一直說不清。

近日,國際權威醫學雜誌《柳葉刀》發佈了一項研究結果證實,在195個國家當中,我國煙民數量位居第一位!這25年以來,雖然吸煙人數的百分比有所下降,但總體上吸煙人數依然在增長。2015年,超過一半的與煙草相關的死亡發生在中國、印度、美國和俄羅斯。該研究資料顯示,總的來說,吸煙造成的疾病主要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和慢性呼吸道疾病。

幾乎相同時間,中國疾控中心發佈的資料卻讓人意外。《2015年中國成人煙草調查報告》中,成人對吸煙導致疾病的認知依然十分低下,能夠全面認識到吸煙導致的4種疾病的,城市僅有16.1%、農村更是不到8%的人。

為什麼吸煙有如此之大的危害,但吸煙者對此所知甚少?讓世界衛生組織都倍感無奈的是,中國的煙草利益方無時無刻不參與到控煙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干擾著控煙進程。

自2003年公約開始談判起,《雙對》針對《公約》每一條款都提供消解的對策。楊功煥舉例說,《公約》在序言就指出接觸煙草煙霧會造成死亡、疾病和殘疾。然而,《雙對》公然提出:吸煙與健康是世界各國多年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甚至引用一些科研成果辯解說,從煙氣中已發現的4850多種成分中,99.4%的成分對人體無害,只有0.6%的成分有害。

煙草業千方百計干預控煙,一直在發生,並且從未停止。2015年新修訂《廣告法》時,雙方進了長時間激烈的博弈,最終全面禁止煙草廣告終於被寫進條款。然而,還沒有開始興奮,現實卻給許桂華澆了一盆冷水。煙草專賣局堅稱煙草銷售商店是特殊場所,不屬於公共場所,做廣告不應被禁止,後來經過中國控煙協會對全國5個城市500家煙草銷售店調查顯示,98%存在多種經營,29%有青少年進出。

“控煙每向前推進一步,都可以看到煙草行業阻撓的影子,都可看到煙草利益方在搗亂。”許桂華如是說,正是由於煙草專賣局的雙重角色,讓中國控煙的每一步都走得異常艱難。

有一年的春節期間,雲南省健康教育所的控煙活動也受到了干擾。“每年都會做一個送煙等於送危害的活動,然而在張貼宣傳畫時,卻被強勢要求撤下宣傳單”,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控煙辦公室副主任姜垣說,好在雲南省健康教育所堅持辯駁,才保住了這次控煙宣傳。

施賀德博士告訴健康時報記者,我們都清楚看到,這裡面存在利益衝突,執行履約工作一方不應跟賣煙的或有煙草利益的一方在一塊,這是世界衛生組織非常明確的一個原則。

與煙草業討論控煙,無異於與虎謀皮

一方面肩負立法和敦促禁煙工作的重任,另一方面卻又要增加生產銷售、促進煙草產業發展。怎麼可能很好地履行職責?全國政協委員吳明在歷年政協會議上,“大膽”地給工信部和煙草專賣局寫下了“不滿意”。

早在2007年4月,為了履行《公約》,國務院批復成立“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履約工作部際協調領導小組”。由發展改革委、衛生部、外交部、財政部、海關總署、工商總局、質檢總局、煙草局等部門和單位組成。然而,2008年,由於國務院機構改革,組長單位調整為工信部,恰恰是煙草專賣局的主管部門。

正是這些調整,給中國控煙帶來了10年麻煩。我國煙草專賣制度目前實行“統一領導、垂直管理、專賣專營”。楊功煥透露,1984年,國務院將輕工業部煙草專賣局改為國家煙草專賣局,與中國煙草總公司“一套人馬、兩塊牌子”,2008年開始歸工信部管理。作為煙草稅收依賴者,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干擾依然存在。

鐘南山院士認為,我國的控煙單位和煙草銷售單位都是工信部,一個部門又賣煙又控煙,這種設置顯然不合理。不容忽視的是,國家煙草專賣局、中國煙草總公司一直“政企合一”,是國內唯一沒實現政企分開的部門!

每年兩會都會提,鐘南山、許桂華、楊功煥、吳宜群等多位專家也一直呼籲。然而10年來,卻依然沒有任何改變。

以煙盒包裝為例,煙草利益方“死守”這塊陣營,如今中國煙盒包裝健康警示,連《公約》中要有“導致具體疾病警示”的基本要求都沒達到。多位專家指出,原因就是中國煙草專賣局作為煙盒包裝主管單位,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捲煙包裝標識的規定》,以履約名義把應對《公約》策略變成國家條規。

對此,吳明委員呼籲了整整7年。從2011年起連續每年遞交煙草包裝印製警示圖形提案,並多次聯名數百名委員簽名,2011年共9個界別、281名委員,2012年共7個界別、212名委員,2014年共10個界別、168名委員……

而面對這些提案,工信部和煙草專賣局的答覆,要麼置之不理,要麼是“利”大於“弊”,要麼是WHO並未強制要求印製警示圖案。到現在為止,依然只有一句“吸煙有害健康”這種模糊的話語,幾乎沒有警示效果。

這些都讓吳明感到特別氣憤:經濟發展是為了人民生活更好,但如果因此失去健康甚至生命,如何能享受經濟發展成果?

“與煙草業討論如何控煙,無異於與虎謀皮”,新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宜群說,煙草業正憑藉政企合一的優勢,躋身於由工信部、國家衛生計生委等8部委組成的履約工作部際協調領導小組中,並參與履約具體事宜,干擾中國的控煙履約行動。

錯位的組長,控煙需剔除煙草利益方

最大的煙草生產和消費國,占全球總數30%的煙民,7億多人飽受煙草危害,每年超百萬人死於煙草相關疾病……如今,談起中國煙草,依然是貼滿了類似的標籤。煙草危害,不言自明。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控煙不應當追隨者,而是宣導者。在吳明看來,中國政府簽署《公約》表明中國政府完全認同煙草對人民健康的危害,並承諾實施《公約》的各項控煙原則和措施。

而推動控煙,需要完全排除煙草利益的影響。施賀德博士旗幟鮮明地說,即便煙草公司是政府所有,也應在政府履約部門與售賣煙草公司間建造一座“防火牆”,把兩個功能完全分隔開。

施賀德博士對此立下決心,世界衛生組織會持之以恆的說服政府,最終實現有煙草既得利益的機構不在履約管理機構當中。

姜垣向記者講述了一個成功的案例,泰國煙盒改了三次,第一次就是有煙草公司參與,其中有3個是煙草公司提供,印上改版圖案後做了個測試,煙草公司提供的幾乎無警示效果。後來,第一步工作就是排除煙草公司干擾,之後有警示效果的圖案終於印上了煙盒包裝。

“控煙的立場和態度首先都必須站在健康的角度上。”楊功煥建議,應立即調整我國控制履約協調領導機制,國家煙草專賣局代表著煙草業的利益,應退出控煙履約協調機制。工信部作為煙草業的利益攸關方,也不宜繼續牽頭控煙履約工作。

那麼,交還的組長,應由誰來負責?

鐘南山院士指出,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控煙工作都是由衛生部門開展,建議控制吸煙工作應該由衛生部門來推廣,進行更有效的“吸煙有害健康”的宣傳。

早在2011年,全國政協委員、民盟成都市委主委、市政協副主席李鈾提出《加大力度推進“控煙”的建議》,認為應由原衛生部牽頭實施控煙履約,而不是國家煙草專賣局的主管部門工信部,以避免牽頭部門與煙草行業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造成“控煙”的阻力。

薑垣則建議,控煙不僅涉及衛生部門,還關乎其他部門協調,第一選擇是交國務院領導,並應加入教育部、廣電局、農業部等跟控煙有關的眾多機構,稀釋工信部和煙草總公司的分量。

吳宜群說:“到現在還記得拿著兩角三分錢下樓給母親買煙的情景,如果堅持讓母親戒煙本該更長壽,不希望別人再錯。”

編輯:步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