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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說我們今天讀到的歷史都是假的?真是這樣的嗎?

魯迅先生說,自太史公司馬遷以後“中國史書便成為帝王將相的家史學”,也就是說是給帝王將相歌功頌德說好話的,甚至是假的。這種說法我們今天真的不好評價什麼,也許,

在中國也就只有魯迅先生才能說出這種話了。那麼《史記》是不是真的呢?我們在這裡就著先生的話,如同“白酒就餃子”來說幾句。


魯迅

我們都知道,司馬遷在完成《史記》興奮地將他報給了漢武帝,漢武帝閱過,“怒而削之”。削了多少,我們不知道,我們知道的是《史記·孝武本紀》(篇原名為《今上本紀》)被削了,

後人沒辦法,就截取《史記·封禪書》並在開頭補寫六十字而成,以補所缺的《史記·今上本紀》。也許,我們很多會說漢武帝這個人太那個了,不應該這麼做。但是,什麼事都是兩方面的,漢武帝寧可不要寫自己的東西,將它“削”了,在歷史上沒有聲息,也不要司馬遷寫的東西,在很大程度上說這個東西是有些“過”了的。

為什麼這麼說?這裡面有一個高度的問題,

即是司馬遷對漢武帝幹的很多事都是有“看法”的,甚至不滿的,這個你讀我們今天看到的《史記》也能感覺出來。在這裡,我們只說對待匈奴的問題,司馬遷明明知道匈奴人是野蠻的,不打他們,他們會來搶東西、搶人口,北方邊疆是不安寧的,但他卻是反對打的。甚至,陪同漢武帝視察邊疆看到秦國連起的長城和修築的直道,他在批評秦始皇的同時,仍然沒忘諷刺漢武帝。
在他同情人民的抒情裡,他把萬里長城“說”了是秦國一家修的,這明顯有些矛盾甚至胡說的意思了。但當看到漢武帝統一中國,開疆拓土的偉大局面,在《大宛列傳》裡他又變成了言不由衷地讚美。這樣的例子,在《史記》裡還有很多,因此,這種前矛後盾就後世的學者包括現在的學者無法回避的問題。

班固在《漢書》裡為司馬遷作了傳,關於這種“矛盾”班固也提到了:“分散數家之事,

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但這並不是說班固不認同司馬遷,而是在認同的同時有著史學觀點的分歧。

司馬遷

班固取《太史公自序》及《報任安書》等材料,在《漢書》中為司馬遷立傳,傳寫了這位偉大史學家撰著歷史的經過、思想和精神。這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篇史學家傳記。

傳末的評論,寫得很有水準,可謂一篇精練的史評佳作。請允許我在這裡將其摘錄下來: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撰之,上斷唐堯,下迄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撰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烏(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智)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班固

這段話譯成現代白話文即是:從古人有文字開始就有了史官,並寫下了許多史書。到了孔子整理史書,上自唐堯時期,下止秦穆公時期。唐堯、虞舜以前的情況雖然有留下來的文字,但那些算不上經典,所說關於黃帝、顓頊的事蹟就不那麼清楚。到孔子依據魯國的史書著作《春秋》,左丘明闡述整理有關史實來給《春秋》作傳,又編撰了與此相異同的史料而成為《國語》。又有《世本》,記錄了黃帝以來至春秋時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先祖、世系的由來。春秋以後,七國爭雄,最後秦國兼併了各諸侯國,記述這段歷史的史書有《戰國策》。漢朝興起推翻秦朝,平定天下,記載這段歷史的是《楚漢春秋》。所以司馬遷根據《左氏春秋》、《國語》,採用《世本》、《戰國策》的一些史料,陳述《楚漢春秋》的史實,接續記載其後的史事,截止於天漢年間。所講的秦、漢時期的歷史十分詳盡。至於採錄、摘取經傳,分別記述幾家的史事,有許多地方粗疏簡略,有的互相矛盾。還有他涉獵的範圍廣博,貫通經傳,馳騁於古今上下幾千年之間,這是他勤奮努力的結果。再有他的是非觀和聖人非常不同,論說大道則以黃老學說為主,而以六經為輔;敘述遊俠,則貶退隱士而推舉奸雄;記述經濟活動,則崇尚權勢財利,而羞辱貧賤,這些是他的短處。然而,從劉向到揚雄,這些人博覽群書,他們都稱讚司馬遷有良史之才,佩服他善於序說事物的道理,明辨而不華麗,質樸而不鄙俗,他的文章秉筆直書,他所記述的史事真實不做虛假的讚美,不掩飾醜惡的東西,所以稱作實錄。唉!以司馬遷的博學廣聞,卻不能靠智慧保全自己,已經遭受極刑仍在獄中發憤寫作,他給任安的信中所陳述的也是可信的。究察其所以哀傷自己,是屬於《詩經。小雅》中巷伯一類的人。像《詩經。大雅》所說的“既明辨又聰明,還能保全自己”,這太難了!

漢武帝

讚美或者好的方面,我們在這裡就不多說了,主說批評。

這裡,這裡班氏將司馬遷作《報任安書》比類于巷伯作《巷伯》,啥是個“巷伯”呢?就是街頭巷尾的東西,拿這些東西來傷害人,意思是司馬遷拿這些東西來譏刺漢武帝。而最後的“既明且哲,能保其身”就更有意思了,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司馬遷的惋惜、同情,但實際上是說司馬遷“是非頗繆于聖人”,是活該。

從古至今,中國的文人們想要在這個世上混得風光無限,分明都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班固雖說這麼批評司馬遷,史觀與司馬遷不同,但他自己也沒有混得好到哪裡去,我們看到他最終被冤死在了監獄裡,原因就是他為北擊匈奴取勝的竇憲作了《封燕然山銘》。從他批評司馬遷的態度看來,他應該有為“高層”說話的傾向和意思,但他的結局也就那樣。

其實,這也不怪誰,讓你寫史,不可能啥事都是你說了算,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哪個朝代沒有把前朝的歷史修訂修訂,進而為自己服務呢?魯迅先生不會不知道,他讀到的《史記》是被修訂過多次,且最終是被清朝人敲定的。而《史記》能讓先生有如此評價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本文為作者原創,圖片來自網路,感謝原作者,謝絕其他媒體轉載!

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烏(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智)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班固

這段話譯成現代白話文即是:從古人有文字開始就有了史官,並寫下了許多史書。到了孔子整理史書,上自唐堯時期,下止秦穆公時期。唐堯、虞舜以前的情況雖然有留下來的文字,但那些算不上經典,所說關於黃帝、顓頊的事蹟就不那麼清楚。到孔子依據魯國的史書著作《春秋》,左丘明闡述整理有關史實來給《春秋》作傳,又編撰了與此相異同的史料而成為《國語》。又有《世本》,記錄了黃帝以來至春秋時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先祖、世系的由來。春秋以後,七國爭雄,最後秦國兼併了各諸侯國,記述這段歷史的史書有《戰國策》。漢朝興起推翻秦朝,平定天下,記載這段歷史的是《楚漢春秋》。所以司馬遷根據《左氏春秋》、《國語》,採用《世本》、《戰國策》的一些史料,陳述《楚漢春秋》的史實,接續記載其後的史事,截止於天漢年間。所講的秦、漢時期的歷史十分詳盡。至於採錄、摘取經傳,分別記述幾家的史事,有許多地方粗疏簡略,有的互相矛盾。還有他涉獵的範圍廣博,貫通經傳,馳騁於古今上下幾千年之間,這是他勤奮努力的結果。再有他的是非觀和聖人非常不同,論說大道則以黃老學說為主,而以六經為輔;敘述遊俠,則貶退隱士而推舉奸雄;記述經濟活動,則崇尚權勢財利,而羞辱貧賤,這些是他的短處。然而,從劉向到揚雄,這些人博覽群書,他們都稱讚司馬遷有良史之才,佩服他善於序說事物的道理,明辨而不華麗,質樸而不鄙俗,他的文章秉筆直書,他所記述的史事真實不做虛假的讚美,不掩飾醜惡的東西,所以稱作實錄。唉!以司馬遷的博學廣聞,卻不能靠智慧保全自己,已經遭受極刑仍在獄中發憤寫作,他給任安的信中所陳述的也是可信的。究察其所以哀傷自己,是屬於《詩經。小雅》中巷伯一類的人。像《詩經。大雅》所說的“既明辨又聰明,還能保全自己”,這太難了!

漢武帝

讚美或者好的方面,我們在這裡就不多說了,主說批評。

這裡,這裡班氏將司馬遷作《報任安書》比類于巷伯作《巷伯》,啥是個“巷伯”呢?就是街頭巷尾的東西,拿這些東西來傷害人,意思是司馬遷拿這些東西來譏刺漢武帝。而最後的“既明且哲,能保其身”就更有意思了,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司馬遷的惋惜、同情,但實際上是說司馬遷“是非頗繆于聖人”,是活該。

從古至今,中國的文人們想要在這個世上混得風光無限,分明都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班固雖說這麼批評司馬遷,史觀與司馬遷不同,但他自己也沒有混得好到哪裡去,我們看到他最終被冤死在了監獄裡,原因就是他為北擊匈奴取勝的竇憲作了《封燕然山銘》。從他批評司馬遷的態度看來,他應該有為“高層”說話的傾向和意思,但他的結局也就那樣。

其實,這也不怪誰,讓你寫史,不可能啥事都是你說了算,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哪個朝代沒有把前朝的歷史修訂修訂,進而為自己服務呢?魯迅先生不會不知道,他讀到的《史記》是被修訂過多次,且最終是被清朝人敲定的。而《史記》能讓先生有如此評價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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