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復40年：那時沒人懷疑“知識改變命運”
我們絕大部分人都經歷過高考，也往往覺得，高中生活太枯燥無味，整日除了背書，就是做題。然而，在1966到1977年高考廢除期間，許多知青在艱辛勞作之餘，依舊堅守著對知識價值的認可，
1977年10月，《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宣佈恢復高考，全國上下一片歡騰。“老老少少”爭相報名，結婚生子的人和在校高中生同場競技，師生、父子、叔侄一起上大學的情況也並不罕見。
40年過去了，對於高考，我們早已不再萬眾期待。但我們應該回望那段歷史，看看那時的人們是如何備考的，那屆高考對個人及整個社會產生了怎樣重大的影響。
1977：個體命運的轉折與社會常態的回歸
撰文 | 楊津濤
中國高校招生制度在1949年後經歷過幾次大變。1952—1965年，實行的是全國統一招生考試制度；1966年“文革”爆發後，高校停止招生；1970年，北大、清華等學校進行“推薦制”試點；1972年，高校全面恢復招生，實行“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的招生原則，
直至1977年，恢復高考，積壓十一年的歷屆中學生，才又一起走進考場。他們是名副其實的“老老少少”，“老三屆”（1966、1967、1968年三屆初高中）的畢業生，很多超過30歲，早已娶妻生子；而同場競技的在校高中生，還不到20歲。甚至有的地方出現師生、父子、叔侄、兄弟同考，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宣佈恢復高考。（資料圖）
廢除高考
“無產階級化”的大學只有工農兵才能上
1966年“文革”爆發後，“分數掛帥”“智育第一”“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等，被作為“資產階級政治”理念大肆批判，
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兩個估計”——1949年後的“前十七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教育制度、教學方針和方法幾乎全是舊的一套”，學校教師“大多數是擁護社會主義，願意為人民服務的，但是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既如此，大學要實現“無產階級化”，就要盡可能多地招收工農兵學員。
清華、北大、北航等7所大學1971年試招工農兵學員8916名，
北大學生，1972年4月。當時，大學生都是“工人，農民，士兵學生”。
很多1977年考上大學的人們，都有參加推薦被刷下來的經歷。首先，政審關不好過，“黑五類”出身的青年，表現再好，都是沒有機會的。作家陳建功高中畢業後到煤礦做工，1973年得到師傅們一致推薦，加之又發表過歌頌“工農兵上大學”的詩歌，以為穩操勝券。誰知道因為父親是“臭老九”，自己有“反動言論”，陳建功還是被擋在大學門外。
更重要的是，所謂“推薦”，並無實際標準，全憑領導一句話，以至在很多地方，上大學成為幹部子女的一項特權，流傳著“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的說法。
早年在四川下鄉的薛道華，所在公社1976年獲得兩個推薦上大學的指標，一個給了他，另一個給了某休養院副院長的孩子。實際錄取時，薛道華上大學的名額被休養院另一副院長的子女頂替，他被安排到成都無線電機械學校，結果當時縣文教局局長的女兒也要上學，又把薛道華擠到了“中師”——溫江地區師範學校。開學時，薛道華抱怨了一句：“我填寫的大學錄取表，怎麼會錄取到中師？我有點想不通。”第二天，他的中師錄取通知書也被收走了。
《我的1977》
作者：陳建功 等
版本: 中國華僑出版社 2006年12月
恢復高考
1977，“恢復統一高考從今年開始”
1977年6月，“文革”結束已經半年多了，但中央對高等教育改革尚無指示。在太原召開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上，有些教育工作者想改革“推薦上學”，又不敢否定“兩個估計”，於是推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即在工農兵學員之外，允許成績突出的高中應屆畢業生直接上大學；同時，將上大學的文化門檻，由初中程度提升至高中水準。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李琦後來說，“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夠提出上述規定無疑是可貴的，但這樣局部的改進顯然不能適應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那麼，要恢復高考，必須中央直接推動了。
太原會議後不久，鄧小平複出，要求“找一些敢說話有見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員，在自然科學方面有才學的，與‘四人幫’沒有牽連的人”，參加在北京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
與會者談到高校招生弊端，武漢大學副教授查全性直言，“一是埋沒人才，一些熱愛科學有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二是卡了工農兵子弟上大學，他們如果沒有特殊關係是上不了大學的”，“三是壞了社會風氣，助長了不正之風，而且愈演愈烈”，“四是嚴重影響了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他希望恢復全國統一招考，“今年能辦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去辦”。吳文俊、鄒承魯等與會學者紛紛對查全性的發言表示同意。
查全性，著名電化學家，武漢大學教授、博導，中科院院士。在其積極建言下，停止了11年之久的高考於1977年冬季恢復。
時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的劉道玉回憶，鄧小平在查全性發言後說，“‘十六字’方針必須推倒，恢復統一高考從今年開始。”教育部部長劉西堯說：“今年恢復高考來不及了，招生工作會議已開過了。”鄧小平說：“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開一次招生會議就是了。”最後，他提出：“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
於是在太原會議後，1977年又召開了第二次全國高校招生工作會議。會議期間，鄧小平找劉西堯等談話，要他們推翻陳見：“‘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怎麼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份子一棍子打死呢？”“你們的思想還沒有解放出來，你們管教育的不為廣大知識份子說話，還背著‘兩個估計’的包袱，將來要摔筋斗的。”
在很多回憶中，當事人都特別提及鄧小平對政審的簡化，“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避免考生因家中親屬的“歷史問題”被牽連。
鄧小平和恢復高考後的大學生
在教育部發佈的《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中，規定工人、農民、知青、復員軍人、幹部和應屆高中畢業生，在20-25歲；“對實踐經驗比較豐富並鑽研有成績或確有專長的”，在30歲以下，只要滿足三個條件：“政治歷史清楚，擁護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革命紀律，決心為革命學習”“具有高中畢業或相當於高中畢業的文化水準”“身體健康”，都能報考。
為了最大程度招納人才，還特別規定，“在校的高中生，成績特別優良，可自己申請，由學校介紹、參加報考”。具體招生工作，“實行自願報名，統一考試，地市初選，學校錄取，省、市、自治區批准的辦法”。由於“文革”期間沒有統一的教學大綱，中小學教育有名無實，各省教育水準差別很大，所以此次高考由各省自主命題。
備戰高考
從頭來過，全國上下手忙腳亂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宣佈恢復高考。當天，天南海北的知青也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播報中，聽到了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在很多回憶中，他們不約而同地用杜甫那句“漫捲詩書喜欲狂”形容當時的心情。知青們有機會上大學了，但要複習，一沒有時間，二沒有資料。
無論是廠裡做工，還是鄉下務農，想參加高考的青年們都只能在工作之餘，擠時間複習。在山裡插隊的劉延民每天從早上6點到晚上7點，要喂三次大豬、六遍小豬，還要準備飼料、砌豬圈、墊豬圈等，只能利用有限的空餘複習。參加1977年高考前，王新輝在一個山村中學當老師，要在批改完學生作業、備好課後，才有時間複習下要考的內容。他回憶，“時常是一邊吃飯，一邊背記，晚上一邊洗腳，一邊看書”，不得不通宵達旦。
無論是廠裡做工，還是鄉下務農，想參加高考的青年們都只能在工作之餘，擠時間複習。電影《高考1977》再現了這一場景。
相比於時間，複習材料更加緊缺。當時文理科都要考政治、語文、數學，文科另考史地（歷史、地理），理科另考理化（物理、化學），外語作為參考，不計在總分。為能獲得這些科目的資料，考生們各顯神通，有人拿出留了十年的中學教材，有人得到城裡親戚寄來的油印材料，還有的人只能手抄各種習題。
材料都是有多少複習多少，現在任教於首都師範大學的孫文泱回憶，他姑姑從上海寄來好幾冊《幾何》《代數》，有了豐富的數學材料；弟弟在一個中學任教，幫他找歷史老師要了十幾頁有關中國史的填空題；世界史資料用的是他爸爸單位發的週一良、吳於瑾《世界歷史》；地理內容不多，只有一些傳抄的材料。
複習之余，考生們還要想報專業的事。“文革”剛剛結束，人們對於“文科”心有餘悸，傾向於學理工科、技術類的科目。後來從事黨史研究的薛慶超曾說，“在七七級大學生中，凡是報考文科的，基本上都是因為報考理工科，沒有考上大學的把握，才這麼做的”，這種說法當屬實情。
歷史學者雷頤從軍隊報考大學文科，成績高於重點分數線，但雷頤的父親希望他放棄入學，補習下數理化，來年再考，上個理工科大學。總的來說，當年大多數考生填報學校和專業時，都比較隨意，首選把握最大的或最熟悉的。在他們當時看來，只要能上學就好，上什麼學就相對不那麼重要了。
“對於一個曾經以千萬人的青春為代價、狂熱地廢除過考試制度的社會來說，更應該珍惜這來之不易的考試制度，並不斷使之更加科學、合理，更趨完善。”——“老三屆”、學者雷頤
招考部門也和考生一樣忙亂。1977年召開了兩次招生會議，錯過了正常的招生日期，直到當年10月，招生意見才通報到各省。高考已經11年沒有進行過了，現在一恢復就是面對幾百萬人參加的大考，無論是考前命題，還是對監考人員的培訓，都極為緊急。
如遼寧在得到恢復高考消息的第二天，就組織了20多人的命題組，送到一個遠離市區的賓館裡工作。直到這時，命題組的老師們才得知基本原則——考查範圍不超過高二，以基礎知識為主。20餘天后，經過數十次審核和校對，遼寧省高考試卷才交付印刷。
1977年山東高考試卷
在當時，印刷試卷的紙張需先向本省計畫委員會申請，再由出版局調撥，但恢復高考時已屆年尾，沒有多餘的紙可供使用，一些省份於是奉命徵用了準備印刷《毛澤東選集》第5卷的紙張。由於經驗不足，河南、山東一些地方把正反兩面的試卷，只印了一面，導致考生需要參加補考；吉林延邊印刷試卷時，對廢紙處理不當，出現了泄題情況。
即使是裝試卷的麻袋都不敷使用，那時麻袋是防洪和戰備的專用物資，如雲南是省委親自下令，才徵用了2000多條麻袋。當時在江蘇組織高考工作的胡星善說，“試卷印妥後如何包裝，用什麼袋子，裝多少份，有什麼保密要求，袋子上需要何種說明等等，必須精心設計，現做實驗、現寫說明、現訂貨、現投產……”，一切都是從頭來過。
1977年的高考報名點，時常能看到大齡考生拖兒帶女來報名
考場實錄
公平的回歸改變了不正常的教育秩序
時隔十年，能重新走進高考考場，大多數人用行動表示了對此次機會的珍視。在北京監考的魯崇英回憶，“我原來想，青年們被‘四人幫’毒害了這麼多年，個別人考試答不上來，可能搗亂。沒有想到，考場秩序會這樣好，考生態度會這樣端正。學生真的變樣了。有些過去被‘四人幫’一夥罵得抬不起頭來的老教師，今天看到學生這樣遵守紀律，尊重老師，嚴肅認真地對待考試，感動得熱淚盈眶。”
其實魯崇英擔心的事，並不是沒有發生。如一名遼寧考生在數學試卷上寫詩，控訴“四人幫”當政，自己失去學習機會：“寒冷考試場，心緒漫無邊。猶念‘四害’滔天罪，坑殺青少年。蹉跎晃十年，禍國談何淺。罪當千剮難消恨，報國恥空拳。華主席英明，一舉澄空間。江山絢麗花萬朵，抒志在明年”。
考生水準普遍不高，還是在遼寧考場上，史地試卷有一道題問：“中國的四大發明是什麼？”有考生回答：“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還有考生說“長矛、大刀、火箭、原子彈。”語文試卷有一道題要求翻譯：“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考生答：“姐夫領著小姨子去游泳，到那裡後看見游泳的人很多沒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如此種種，並不鮮見。
自古就有的考場弊案，1977年高考也不例外。河北省故城縣發生了一場特大舞弊案，縣委書記以下數十名幹部涉案。縣委書記馬連寶共有6個女兒，前三個女兒都通過“推薦”上了大學，他還想故技重施，把高中在校的四女兒送進大學。
馬連寶先後找到文教局長、招生辦主任，讓他們“幫忙”。考點負責人給縣委書記家“小四”換了三次考號，安排成績好的學生坐在她旁邊；考試期間，馬連寶派通信員以送藥為名，給女兒傳送答案。故城的其他多名縣委常委也利用職權，或者巧妙安排座位，或者改試卷。被查處後，馬連寶說：“我不知道今年(招生)辦法改了。”——公平確實回來了。
即便在考場上發揮良好，也不意味著你能正常上名校。1977年高考，取消了原本要查祖孫三代的政審，沒有了充滿黑幕的“推薦上學”，但“文革”十年的思維慣性，並不會因一個檔、一次高考就改變。在高考政策的執行中，還是有不少考生受到政審的刁難。在教育部發佈的《招生工作簡報》裡，經常能看到一些成績很好的考生，或者因為父親是國民黨，或者由於母親是“右派分子，與日特有聯繫”，而被縣裡扣押材料，無法錄取。
1977年12月11日，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考生精神抖擻邁入考場。
王代文兄弟的經歷更為荒誕，他們出身教師家庭，參加1977年高考一起上線後，有幹部公開質疑：“這是什麼政策，讓地主資本家的子女上大學！”“他們家只能去一個！”這兄弟兩人同母異父，王代文的生父被認為是“畏罪自殺”，他本人則“對現實不滿”——在給朋友的信中說“近段時間新歌不多”，同時“走資本主義道路”——在裁縫鋪裡幫人裁過一兩件衣服。於是王代文的弟弟去上了大學，他只好第二年再考。
1977年有570萬人參加考試，經過擴招，本科、大專總共招生27萬人，錄取率4.8%，是中國高考史上錄取率最低的一屆。同過去的“推薦制”相比，這次考生品質得到了保證，清華大學在黑龍江錄取的7名新生，有5人數學考了100分；在廣西錄取14人，數學平均80分，物理85分。北京大學在福建錄取的文、理科新生，最低分290分。高考選拔人才的功能終於開始恢復了，中國又有了真正的大學生。
1978年錄取通知書
到1978年，高考制度確定下來，但還是很特殊。制定複習大綱必須照顧當時考生的實際水準，負責物理編寫的老師擔心，“這幾年中學教三機一泵，一下子轉成力學，彎子太大”“考動力學，但不知道中學是不是有天平”。大綱最大限度地兼顧了考生的特殊性，如歷史考題以中國史和近現代史為主，外語考題要求在初三水準。參加這一年高考的人數，超過了1977年，達到621多萬，直到2003年這一紀錄才被打破。
恢復高考，最大的意義在於恢復了公平。當初從學校走出後，走進工廠，下到鄉間的年輕人們，不會想到還有機會重回校園，成為作家、科學家、領導幹部，他們的命運確實是因這次高考而改變。但是，當我們注意到5%左右的錄取率，也會知道，真正因為這次高考改變命運的人，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高考的意義，更多地還是改變了中國不正常的教育秩序，是中國逐步走向正軌的一個標誌。
本文整理自2017年4月22日《新京報·書評週刊》B02—B03版；作者：楊津濤；編輯：孔雪，張進。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北大學生，1972年4月。當時，大學生都是“工人，農民，士兵學生”。
很多1977年考上大學的人們，都有參加推薦被刷下來的經歷。首先，政審關不好過，“黑五類”出身的青年，表現再好，都是沒有機會的。作家陳建功高中畢業後到煤礦做工，1973年得到師傅們一致推薦，加之又發表過歌頌“工農兵上大學”的詩歌，以為穩操勝券。誰知道因為父親是“臭老九”，自己有“反動言論”，陳建功還是被擋在大學門外。
更重要的是，所謂“推薦”，並無實際標準，全憑領導一句話，以至在很多地方，上大學成為幹部子女的一項特權，流傳著“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的說法。
早年在四川下鄉的薛道華，所在公社1976年獲得兩個推薦上大學的指標，一個給了他，另一個給了某休養院副院長的孩子。實際錄取時，薛道華上大學的名額被休養院另一副院長的子女頂替，他被安排到成都無線電機械學校，結果當時縣文教局局長的女兒也要上學，又把薛道華擠到了“中師”——溫江地區師範學校。開學時，薛道華抱怨了一句：“我填寫的大學錄取表，怎麼會錄取到中師？我有點想不通。”第二天，他的中師錄取通知書也被收走了。
《我的1977》
作者：陳建功 等
版本: 中國華僑出版社 2006年12月
恢復高考
1977，“恢復統一高考從今年開始”
1977年6月，“文革”結束已經半年多了，但中央對高等教育改革尚無指示。在太原召開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上，有些教育工作者想改革“推薦上學”，又不敢否定“兩個估計”，於是推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即在工農兵學員之外，允許成績突出的高中應屆畢業生直接上大學；同時，將上大學的文化門檻，由初中程度提升至高中水準。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李琦後來說，“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夠提出上述規定無疑是可貴的，但這樣局部的改進顯然不能適應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那麼，要恢復高考，必須中央直接推動了。
太原會議後不久，鄧小平複出，要求“找一些敢說話有見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員，在自然科學方面有才學的，與‘四人幫’沒有牽連的人”，參加在北京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
與會者談到高校招生弊端，武漢大學副教授查全性直言，“一是埋沒人才，一些熱愛科學有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二是卡了工農兵子弟上大學，他們如果沒有特殊關係是上不了大學的”，“三是壞了社會風氣，助長了不正之風，而且愈演愈烈”，“四是嚴重影響了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他希望恢復全國統一招考，“今年能辦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去辦”。吳文俊、鄒承魯等與會學者紛紛對查全性的發言表示同意。
查全性，著名電化學家，武漢大學教授、博導，中科院院士。在其積極建言下，停止了11年之久的高考於1977年冬季恢復。
時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的劉道玉回憶，鄧小平在查全性發言後說，“‘十六字’方針必須推倒，恢復統一高考從今年開始。”教育部部長劉西堯說：“今年恢復高考來不及了，招生工作會議已開過了。”鄧小平說：“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開一次招生會議就是了。”最後，他提出：“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
於是在太原會議後，1977年又召開了第二次全國高校招生工作會議。會議期間，鄧小平找劉西堯等談話，要他們推翻陳見：“‘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怎麼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份子一棍子打死呢？”“你們的思想還沒有解放出來，你們管教育的不為廣大知識份子說話，還背著‘兩個估計’的包袱，將來要摔筋斗的。”
在很多回憶中，當事人都特別提及鄧小平對政審的簡化，“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避免考生因家中親屬的“歷史問題”被牽連。
鄧小平和恢復高考後的大學生
在教育部發佈的《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中，規定工人、農民、知青、復員軍人、幹部和應屆高中畢業生，在20-25歲；“對實踐經驗比較豐富並鑽研有成績或確有專長的”，在30歲以下，只要滿足三個條件：“政治歷史清楚，擁護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革命紀律，決心為革命學習”“具有高中畢業或相當於高中畢業的文化水準”“身體健康”，都能報考。
為了最大程度招納人才，還特別規定，“在校的高中生，成績特別優良，可自己申請，由學校介紹、參加報考”。具體招生工作，“實行自願報名，統一考試，地市初選，學校錄取，省、市、自治區批准的辦法”。由於“文革”期間沒有統一的教學大綱，中小學教育有名無實，各省教育水準差別很大，所以此次高考由各省自主命題。
備戰高考
從頭來過，全國上下手忙腳亂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宣佈恢復高考。當天，天南海北的知青也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播報中，聽到了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在很多回憶中，他們不約而同地用杜甫那句“漫捲詩書喜欲狂”形容當時的心情。知青們有機會上大學了，但要複習，一沒有時間，二沒有資料。
無論是廠裡做工，還是鄉下務農，想參加高考的青年們都只能在工作之餘，擠時間複習。在山裡插隊的劉延民每天從早上6點到晚上7點，要喂三次大豬、六遍小豬，還要準備飼料、砌豬圈、墊豬圈等，只能利用有限的空餘複習。參加1977年高考前，王新輝在一個山村中學當老師，要在批改完學生作業、備好課後，才有時間複習下要考的內容。他回憶，“時常是一邊吃飯，一邊背記，晚上一邊洗腳，一邊看書”，不得不通宵達旦。
無論是廠裡做工，還是鄉下務農，想參加高考的青年們都只能在工作之餘，擠時間複習。電影《高考1977》再現了這一場景。
相比於時間，複習材料更加緊缺。當時文理科都要考政治、語文、數學，文科另考史地（歷史、地理），理科另考理化（物理、化學），外語作為參考，不計在總分。為能獲得這些科目的資料，考生們各顯神通，有人拿出留了十年的中學教材，有人得到城裡親戚寄來的油印材料，還有的人只能手抄各種習題。
材料都是有多少複習多少，現在任教於首都師範大學的孫文泱回憶，他姑姑從上海寄來好幾冊《幾何》《代數》，有了豐富的數學材料；弟弟在一個中學任教，幫他找歷史老師要了十幾頁有關中國史的填空題；世界史資料用的是他爸爸單位發的週一良、吳於瑾《世界歷史》；地理內容不多，只有一些傳抄的材料。
複習之余，考生們還要想報專業的事。“文革”剛剛結束，人們對於“文科”心有餘悸，傾向於學理工科、技術類的科目。後來從事黨史研究的薛慶超曾說，“在七七級大學生中，凡是報考文科的，基本上都是因為報考理工科，沒有考上大學的把握，才這麼做的”，這種說法當屬實情。
歷史學者雷頤從軍隊報考大學文科，成績高於重點分數線，但雷頤的父親希望他放棄入學，補習下數理化，來年再考，上個理工科大學。總的來說，當年大多數考生填報學校和專業時，都比較隨意，首選把握最大的或最熟悉的。在他們當時看來，只要能上學就好，上什麼學就相對不那麼重要了。
“對於一個曾經以千萬人的青春為代價、狂熱地廢除過考試制度的社會來說，更應該珍惜這來之不易的考試制度，並不斷使之更加科學、合理，更趨完善。”——“老三屆”、學者雷頤
招考部門也和考生一樣忙亂。1977年召開了兩次招生會議，錯過了正常的招生日期，直到當年10月，招生意見才通報到各省。高考已經11年沒有進行過了，現在一恢復就是面對幾百萬人參加的大考，無論是考前命題，還是對監考人員的培訓，都極為緊急。
如遼寧在得到恢復高考消息的第二天，就組織了20多人的命題組，送到一個遠離市區的賓館裡工作。直到這時，命題組的老師們才得知基本原則——考查範圍不超過高二，以基礎知識為主。20餘天后，經過數十次審核和校對，遼寧省高考試卷才交付印刷。
1977年山東高考試卷
在當時，印刷試卷的紙張需先向本省計畫委員會申請，再由出版局調撥，但恢復高考時已屆年尾，沒有多餘的紙可供使用，一些省份於是奉命徵用了準備印刷《毛澤東選集》第5卷的紙張。由於經驗不足，河南、山東一些地方把正反兩面的試卷，只印了一面，導致考生需要參加補考；吉林延邊印刷試卷時，對廢紙處理不當，出現了泄題情況。
即使是裝試卷的麻袋都不敷使用，那時麻袋是防洪和戰備的專用物資，如雲南是省委親自下令，才徵用了2000多條麻袋。當時在江蘇組織高考工作的胡星善說，“試卷印妥後如何包裝，用什麼袋子，裝多少份，有什麼保密要求，袋子上需要何種說明等等，必須精心設計，現做實驗、現寫說明、現訂貨、現投產……”，一切都是從頭來過。
1977年的高考報名點，時常能看到大齡考生拖兒帶女來報名
考場實錄
公平的回歸改變了不正常的教育秩序
時隔十年，能重新走進高考考場，大多數人用行動表示了對此次機會的珍視。在北京監考的魯崇英回憶，“我原來想，青年們被‘四人幫’毒害了這麼多年，個別人考試答不上來，可能搗亂。沒有想到，考場秩序會這樣好，考生態度會這樣端正。學生真的變樣了。有些過去被‘四人幫’一夥罵得抬不起頭來的老教師，今天看到學生這樣遵守紀律，尊重老師，嚴肅認真地對待考試，感動得熱淚盈眶。”
其實魯崇英擔心的事，並不是沒有發生。如一名遼寧考生在數學試卷上寫詩，控訴“四人幫”當政，自己失去學習機會：“寒冷考試場，心緒漫無邊。猶念‘四害’滔天罪，坑殺青少年。蹉跎晃十年，禍國談何淺。罪當千剮難消恨，報國恥空拳。華主席英明，一舉澄空間。江山絢麗花萬朵，抒志在明年”。
考生水準普遍不高，還是在遼寧考場上，史地試卷有一道題問：“中國的四大發明是什麼？”有考生回答：“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還有考生說“長矛、大刀、火箭、原子彈。”語文試卷有一道題要求翻譯：“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考生答：“姐夫領著小姨子去游泳，到那裡後看見游泳的人很多沒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如此種種，並不鮮見。
自古就有的考場弊案，1977年高考也不例外。河北省故城縣發生了一場特大舞弊案，縣委書記以下數十名幹部涉案。縣委書記馬連寶共有6個女兒，前三個女兒都通過“推薦”上了大學，他還想故技重施，把高中在校的四女兒送進大學。
馬連寶先後找到文教局長、招生辦主任，讓他們“幫忙”。考點負責人給縣委書記家“小四”換了三次考號，安排成績好的學生坐在她旁邊；考試期間，馬連寶派通信員以送藥為名，給女兒傳送答案。故城的其他多名縣委常委也利用職權，或者巧妙安排座位，或者改試卷。被查處後，馬連寶說：“我不知道今年(招生)辦法改了。”——公平確實回來了。
即便在考場上發揮良好，也不意味著你能正常上名校。1977年高考，取消了原本要查祖孫三代的政審，沒有了充滿黑幕的“推薦上學”，但“文革”十年的思維慣性，並不會因一個檔、一次高考就改變。在高考政策的執行中，還是有不少考生受到政審的刁難。在教育部發佈的《招生工作簡報》裡，經常能看到一些成績很好的考生，或者因為父親是國民黨，或者由於母親是“右派分子，與日特有聯繫”，而被縣裡扣押材料，無法錄取。
1977年12月11日，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考生精神抖擻邁入考場。
王代文兄弟的經歷更為荒誕，他們出身教師家庭，參加1977年高考一起上線後，有幹部公開質疑：“這是什麼政策，讓地主資本家的子女上大學！”“他們家只能去一個！”這兄弟兩人同母異父，王代文的生父被認為是“畏罪自殺”，他本人則“對現實不滿”——在給朋友的信中說“近段時間新歌不多”，同時“走資本主義道路”——在裁縫鋪裡幫人裁過一兩件衣服。於是王代文的弟弟去上了大學，他只好第二年再考。
1977年有570萬人參加考試，經過擴招，本科、大專總共招生27萬人，錄取率4.8%，是中國高考史上錄取率最低的一屆。同過去的“推薦制”相比，這次考生品質得到了保證，清華大學在黑龍江錄取的7名新生，有5人數學考了100分；在廣西錄取14人，數學平均80分，物理85分。北京大學在福建錄取的文、理科新生，最低分290分。高考選拔人才的功能終於開始恢復了，中國又有了真正的大學生。
1978年錄取通知書
到1978年，高考制度確定下來，但還是很特殊。制定複習大綱必須照顧當時考生的實際水準，負責物理編寫的老師擔心，“這幾年中學教三機一泵，一下子轉成力學，彎子太大”“考動力學，但不知道中學是不是有天平”。大綱最大限度地兼顧了考生的特殊性，如歷史考題以中國史和近現代史為主，外語考題要求在初三水準。參加這一年高考的人數，超過了1977年，達到621多萬，直到2003年這一紀錄才被打破。
恢復高考，最大的意義在於恢復了公平。當初從學校走出後，走進工廠，下到鄉間的年輕人們，不會想到還有機會重回校園，成為作家、科學家、領導幹部，他們的命運確實是因這次高考而改變。但是，當我們注意到5%左右的錄取率，也會知道，真正因為這次高考改變命運的人，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高考的意義，更多地還是改變了中國不正常的教育秩序，是中國逐步走向正軌的一個標誌。
本文整理自2017年4月22日《新京報·書評週刊》B02—B03版；作者：楊津濤；編輯：孔雪，張進。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