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軍攻破營壘，這位滿洲親貴卻仍在呼呼大睡，叫都叫不醒！

文/亦彭 運營/祥哥

（書接上文）

向榮、和春、張國揉萬人由於出身背景各不相同，因此在各自不同的環境中養成了不同的性格，而其性格也直接影響到其軍事素質條件。

1

向榮崛起於基層，

且其出身寒微，因此向榮在個人生活上，與同時期的其他將領相比，尚能保持比較簡樸的作風。其紮營之地，“前支帳房，後架土屋”，“室有琴書，院載花竹，頗楚楚有致”，比起勝保等軍營中極盡排場，就先得簡樸多了。由於從戎之時年紀尚輕，“幼年失學，故識字無多”，但其人“氣味雅致，不似武夫，對僚屬極謙恭有禮”，這固然與向榮年近古稀有關，但其性格內斂、攻處世也是原因之一。

向榮性格內斂的一面，在其針對江寧的戰略戰術上也有體現。其戰略的整體表現出處處防堵，以保萬全的特點。在咸豐三年初向榮率軍進抵江甯城下時，自知其所部清軍經過長途跋涉，已經是兵疲將惰，如果一味紮營休整，一待進佔江寧的太平軍立穩腳跟，則後果不堪設想。因此，向榮在紮營伊始就採取了積極進攻的政策，搶先取得了暫時性的軍事優勢。而在隨後而對日益分乓和晌源困難的窘境時，

他也沒有盲目執行清廷令其“可期進剿”的軍事命令，而是分兵採取守勢，並全力保障蘇常糧晌要路。

事實證明，向榮的措施行之有效，咸豐六年的第一次潰敗之所以能夠迅速恢復，與向榮步步為營、處處經營的策略有著很大關係，而當時的江浙地方官僚之所以上能馬上籌齊糧晌，使之收集敗兵，固守丹陽，也與其遮罩蘇常，保護晌源的措施有著直接關係。

但向榮由於在軍多年，為固位自保，常常謹慎有餘而魄力不足，且因自身政治上並不處於類似於和春的強勢地位，處處遭到清廷和福興等滿洲大員掣肘，因此向榮雖然能審時度勢，但最終卻因為多方掣肘，四出分兵，而導致了咸豐六年大營第一次崩潰的敗局。

2

相比向榮審時度勢、因勢利導的用兵原則，和春則更顯得盲目而缺少統籌全域的能力。和春接手的是向榮退守丹陽的敗軍，

收集殘兵，整傷糧餉固然與他精於算計的為政風格有關，但是由於當時清廷整體的政治態度已經轉向恐慌，在軍事部署上開始陷入一種風聲鶴唳的境地，加之和春在軍事上並無多少實戰的經驗，因此，按照清廷的既定政治態度辦理軍務，成為其唯一的選擇。

同時，和春將向榮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向榮的分兵四向、勢單力孤。為了避免這一局面的再次出現，和春將大軍廟集于江寧城下，挖掘百十裡長壕，做長久圍城之用。向榮時期，雖然分兵四向，但均以注重上游江西、安徽戰場安危為要，但和春卻全然不顧江甯圍城戰與其他戰場之間的配合關係，將本來相互聯繫、相互協同的戰略協作關係割裂開來，造成了江甯圍城戰事實上的孤立化，加之貪功輕敵，期間，即使是直接關係到江南大營後路的皖南戰事，和春也很少過問，只是將注意力集中江寧一隅之地上，如此不顧全域，只貪眼前的戰術足以說明和春的軍事素質之低下。

和春在帶兵練勇、管理營務上的表現也乏善可陳。由於出身內廷侍衛，且是滿洲親貴，和春並沒有機會去接觸清軍底層兵勇的疾苦，因此在對待士兵餉銀的問題上，則任意克扣、挪用，同時任用私人，甚至直接坐地分贓。和春大營給兵勇發餉，採取的是“三分留一”的政策，即“每四十五日撥一月之糧”，這一決定引起全軍士卒普遍不滿，因此“兵勇私布傳單，因而攜貳以致潰敗”。“和春不僅對待兵勇苛刻，且剛愎自用。其機要幕僚蕭盛遠曾記述咸豐十年閏三月江南大營最後崩潰的經過十一日、十二日間，曾有數股太平軍穿過其防區，但和春並不防堵。蕭盛遠力諫其趁敵勢未張時加以攻擊，但被其斥為膽小，不予理睬。至十五日，即被江寧城中沖出之太平軍裡外夾攻，導致營內一片混亂。後蕭盛遠複向和春建言退鎮江以保存實力，再圖進取，但和春卻“怒容滿面，不復作答”，其後由於蕭盛遠複請于張國樑，和春即“怒形於色，拂衣而走”，而後甚至在太平軍已攻破營壘之際，尚高臥帥帳，屢被人喚方才醒來，最終丟盔棄甲，狼狽不堪。其剛愎自用可見一斑，而由此貽誤戎機對於本已士卒解體的江南大營更是雪上加霜。

3

張國樑在其三人中，由於自身政治地位的原因，戰略上的表現並不突出。但其作戰勇猛則是有目共睹的。張集馨在一次咸豐皇帝對其的召對中，就曾經詳細講述了張國樑惡戰綽號為“鐵公雞”、今已佚名的太平軍猛將的經過，以及張國樑率隊解浦口之圍的戰事。張國樑不僅本人作戰勇猛，而且還善於訓練手下軍士，使其成為擅於搏殺的虎狼之師，`其“親兵八百人，皆人挾短刃，以備非常，即張國樑之傳授也”。

儘管張國樑擅長戰場搏殺，其手下也多驍勇善戰之士，但由於其出身草莽，“未得禮陶樂淑”，因此其在治軍方面，漫無紀律，貪黔枉法之事屢有發生。當時的張國樑，“威望為江南冠，氣漸驕。家世粵人，袒其鄉甚力，下多不平之”。譬如對待屢戰屢敗的將領張威邦，由於其亦為粵人，且為大營翼長王浚門生，因此仍然不斷委以軍事重任，至令其守護大營後路，而不戰自潰，最終導致大營腹背受敵。

張國樑不僅袒護私人，還與王浚、和春等人在軍務吃緊之際，直接貪墨軍銅，“去歲咸豐九年，江蘇籌銅五十萬為新勇口糧，總統以三十萬與新勇二十萬與翼長及各營務要津，按股自肥，由是謗汕充塞。總統恐和知之，遂以寶玉玩器為賂，和亦欣納”，如此層層剝皮，級級克扣，使得江南大營“上下蒙蔽，士卒解體”，最終“敗可立待矣”。

由此觀之，張國樑雖勇猛，但終是匹夫之勇，而其欲壑難填，甚至把大營生死故關置之腦後，其自身素質的高下也就不言自明瞭。

此三位江南大營的統帥級將領，因為其各自才具有限，不堪肩負“攻克江寧”的政治與軍事重任，因此江南大營自身的軍政素質從統帥層開始就不堪重任，其崩潰也就不足為奇了。

【評論見仁見智，但真相只有一個：還原最勁爆、最有趣的歷史細節。】

造成了江甯圍城戰事實上的孤立化，加之貪功輕敵，期間，即使是直接關係到江南大營後路的皖南戰事，和春也很少過問，只是將注意力集中江寧一隅之地上，如此不顧全域，只貪眼前的戰術足以說明和春的軍事素質之低下。

和春在帶兵練勇、管理營務上的表現也乏善可陳。由於出身內廷侍衛，且是滿洲親貴，和春並沒有機會去接觸清軍底層兵勇的疾苦，因此在對待士兵餉銀的問題上，則任意克扣、挪用，同時任用私人，甚至直接坐地分贓。和春大營給兵勇發餉，採取的是“三分留一”的政策，即“每四十五日撥一月之糧”，這一決定引起全軍士卒普遍不滿，因此“兵勇私布傳單，因而攜貳以致潰敗”。“和春不僅對待兵勇苛刻，且剛愎自用。其機要幕僚蕭盛遠曾記述咸豐十年閏三月江南大營最後崩潰的經過十一日、十二日間，曾有數股太平軍穿過其防區，但和春並不防堵。蕭盛遠力諫其趁敵勢未張時加以攻擊，但被其斥為膽小，不予理睬。至十五日，即被江寧城中沖出之太平軍裡外夾攻，導致營內一片混亂。後蕭盛遠複向和春建言退鎮江以保存實力，再圖進取，但和春卻“怒容滿面，不復作答”，其後由於蕭盛遠複請于張國樑，和春即“怒形於色，拂衣而走”，而後甚至在太平軍已攻破營壘之際，尚高臥帥帳，屢被人喚方才醒來，最終丟盔棄甲，狼狽不堪。其剛愎自用可見一斑，而由此貽誤戎機對於本已士卒解體的江南大營更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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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樑在其三人中，由於自身政治地位的原因，戰略上的表現並不突出。但其作戰勇猛則是有目共睹的。張集馨在一次咸豐皇帝對其的召對中，就曾經詳細講述了張國樑惡戰綽號為“鐵公雞”、今已佚名的太平軍猛將的經過，以及張國樑率隊解浦口之圍的戰事。張國樑不僅本人作戰勇猛，而且還善於訓練手下軍士，使其成為擅於搏殺的虎狼之師，`其“親兵八百人，皆人挾短刃，以備非常，即張國樑之傳授也”。

儘管張國樑擅長戰場搏殺，其手下也多驍勇善戰之士，但由於其出身草莽，“未得禮陶樂淑”，因此其在治軍方面，漫無紀律，貪黔枉法之事屢有發生。當時的張國樑，“威望為江南冠，氣漸驕。家世粵人，袒其鄉甚力，下多不平之”。譬如對待屢戰屢敗的將領張威邦，由於其亦為粵人，且為大營翼長王浚門生，因此仍然不斷委以軍事重任，至令其守護大營後路，而不戰自潰，最終導致大營腹背受敵。

張國樑不僅袒護私人，還與王浚、和春等人在軍務吃緊之際，直接貪墨軍銅，“去歲咸豐九年，江蘇籌銅五十萬為新勇口糧，總統以三十萬與新勇二十萬與翼長及各營務要津，按股自肥，由是謗汕充塞。總統恐和知之，遂以寶玉玩器為賂，和亦欣納”，如此層層剝皮，級級克扣，使得江南大營“上下蒙蔽，士卒解體”，最終“敗可立待矣”。

由此觀之，張國樑雖勇猛，但終是匹夫之勇，而其欲壑難填，甚至把大營生死故關置之腦後，其自身素質的高下也就不言自明瞭。

此三位江南大營的統帥級將領，因為其各自才具有限，不堪肩負“攻克江寧”的政治與軍事重任，因此江南大營自身的軍政素質從統帥層開始就不堪重任，其崩潰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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