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販賣鴉☆禁☆片起家，幾經危機，這個銅鑼灣背後家族的興衰成敗史
提起利希慎家族，不少香港人都會聯想起兩點─鴉☆禁☆片與銅鑼灣。利希慎家族可以說是香港一個顯赫一時、富過數代、在今天仍舊極有影響力的家族。本文將以利希慎家族作為範例，
利希慎（1884年－1928年4月30日）。利希慎繼承父業，販售鴉☆禁☆片，牟得暴利，再投資房地產，是港澳的“公煙（鴉☆禁☆片）大王”。雖說當年販賣鴉☆禁☆片是合法，畢竟是損人利己的偏門生意，當時有一首順口溜在香港廣為流傳：“利己害人，欺貧重富，神憎鬼厭，街知巷聞。”首三句的開頭三字，就是利希慎的廣東話諧音。
家族發跡與人力資本突破
鴉☆禁☆片與銅鑼灣是利希慎家族的兩大歷史標誌，
要講述利希慎家族的故事，當然要從利希慎的父親利良奕和叔父利文奕這一代的創業事蹟說起。
居於廣東新會的利良奕、利文奕兄弟，一如大多數沒有太高學歷的鄉民，屬於靠勞力謀生的人群，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被美國東岸“淘金”浪潮所吸引，遠赴美國三藩市尋找機遇，然後在積累一定資本後做起了小生意。但是，到了19世紀80年代，由於遭遇美國的排華運動，兄弟倆選擇返鄉。但回到新會後又覺得農村地方不利商業，發展有限，因而轉道香港，在港島中上環華人聚集的地方，
1884年，利希慎在香港出生，長大後被父親送到殖民地政府為了培訓本地人才，以應付華洋貿易交往需求日增而設立的皇仁書院念書，令他不但學到現代知識，瞭解世界形勢，同時也習得中英雙語。這些重要的知識與能力，成為他日後溝通華洋、開拓事業的極重要人力資本，為家族發展帶來極重要的突破，不但把家族的發展推向了另一臺階，更改寫了家族在香港的歷史。而子孫後代雖享其福蔭，同時也承擔了他在商業經營中留下的責任。至於利希慎的兄弟及子侄們，不少也成為了皇仁書院的學生 (參考下表）。
直接地說，自皇仁書院畢業後，由於利希慎掌握中英雙語，他在商場上闖蕩時就有了更大優勢，因為在當時的香港，要進行重大貿易交往必須與殖民地政府打交道，以英語溝通勢所難免。但當時大多數華人的教育水準有限，文盲不少，中文已不太靈光，更遑論以英文溝通了。故利希慎這種雙語俱佳，且有現代視野及學識的人才變得炙手可熱，一畢業即招來不少人賞識垂青。
利希慎走進社會大門便有很多商界人士向他招手，希望納之于門下，但他志大氣銳且一心想有一番作為。所以他不但放棄加入家族企業，協助父親及叔父打理那家狹小的禮昌隆，與一眾兄弟及堂兄弟爭工作，也對純粹“打工”的招手不感興趣，而是與一批具有實力的華商合組公司，並于20世紀初組成一家專營鴉☆禁☆片貿易的公司─裕興公司，經營本小利大但卻非很多正派商人願意為之的鴉☆禁☆片生意。裕興公司成功取得港英政府的專利牌照，利氏也踏入了操贏計奇但卻屬於“偏門”生意的事業，此舉不但左右了利希慎一脈日後的前進軌跡，亦決定其命運與盛衰，影響可謂至為深遠。
雖然裕興早期的生意頗為順利，能為眾多股東帶來盈利，但後來卻因中國政局發生巨變，滿清被推翻，中華民國成立，生意受到影響。股東間對鴉☆禁☆片市場前景的看法也出現分歧。利希慎則因看好後市，決定人棄我取，趁鴉☆禁☆片價格大跌之時以另一公司的名義入貨，此舉雖令他獲利豐厚，但卻留下被其他股東質疑的口實，隨後更演變成與股東間的紛爭，在1914年甚至鬧上法庭(鄭宏泰、黃紹倫，2010)。
雖然官司糾紛 (前後長達4年，即1914年至1918年) 令利希慎花了不少精神與財力，但最後的勝訴卻又令他有了繼續上路發展的資本。而當時港府已逐步收緊鴉☆禁☆片貿易，但澳門政府則繼續其鴉☆禁☆片專利政策，驅使利希慎將發展目標投向澳門，並在那個與香港一衣帶水的小城市展開鴉☆禁☆片生意。利希慎經營中的一項重大舉動，是將生意中的大量利潤，投放到物業地產之上，於1923年間從渣甸洋行（後來的怡和洋行）手中購入銅鑼灣一個山頭的大片土地，日後成為家族長盛不衰的最重要依託(鄭宏泰、黃紹倫，2010)。
鄭宏泰教授由英國檔案館取得的出生證明影印本，發現利希慎原名利應，出生證明連利家後人都未見過。
鴉☆禁☆片專利生意的盈利豐厚，自然吸引黑白兩道三山五嶽人物垂涎，所以一直是非相隨，爭拗不斷，利希慎不久 (1927年至1928年) 又捲入另一場同樣轟動社會的官司，而這次的訴訟一方更是澳門政府的官員，連澳門總督和夫人亦牽涉其中。對於這場官司，利希慎同樣表現得無所畏懼，據理力爭，像上次一樣雖然面對巨大壓力，但最終於1928年4月的裁決中獲勝，寫下香港歷史上兩次捲入巨大官司，但兩次均大獲全勝的紀錄(利德蕙，1995)。
可是在贏得官司不久的4月30日中午，利希慎在人流如鯽的中環鬧市一家茶室門前遭刺殺而死(利德蕙，1995；鄭宏泰、黃紹倫，2010)。至於由此引起社會關注談論紛紛的話題，則有幾點：(一)兇手為何能在行兇後全身而退，日後也一直沒被捉拿？(二)背後的指使者到底是誰？因何種深仇大恨要置利希慎於死地？(三)家大業大，擁有一妻三妾七子七女的利希慎一家，會否因為他的突然去世，出現爭家產、內部爭鬥，甚至家族從此四分五裂？(四)早前購入的大批物業地皮，由於不少曾在銀行做了按揭，會否因此被收緊信貸而令企業陷入困境？
原配當家應對危機 積累人力資本
由於前兩點並非本文關注重點，在此略過不表，後兩點則因揭示了家族應對危機之道與人力資本的力量，所以必須做進一步的分析。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利希慎被殺後，過去一直沒過問家族生意，生活極為低調的元配夫人黃蘭芳，自成為家族中的女家長後，卻表現出出人意料的堅毅和果斷，既能抑壓諸妾與子女們的潛在爭拗與離心，又可成功爭取到主要借貸者─渣甸洋行大班（後來的怡和洋行）和滙豐銀行─的信任與支持，成功化解家族潛在的巨大危機。利希慎家族能轉危歸安的核心，明顯又與人力資本有關。
首先，據家族中人指出，黃蘭芳是來自同屬新會商人家族的大家閨秀，所以並非一般士人家族般執著於“無才便是德”，而是年幼時已接受家庭教育，擁有一定學識，知書識禮(利德蕙，1995)。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中生活，讓她掌握了世界形勢與商業資訊，對物業與股票等投資也常有接觸，所以能在危局面前不至於空白一片，全沒認知。
更加不容忽略的，當然是那些年紀已長的子女們 (雖然不少仍屬非勞動人口)，當時已經可以算做很高的人力資本，因而能夠成為她的重要依託。資料顯示，家族財富日見豐厚的利希慎，除了妻妾子女成群，更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除了自少便為子女們尋找著名學校，讓他們接受良好教育，還請了家庭教師，傳授不同知識。其中又以教授國學，重視中文基礎與傳統價值等值得重視，例如利希慎曾送子女到康有為弟子陳子褒在澳門所辦的學校中學習，可見他對傳統文化和國學的重視(鄭宏泰、黃紹倫，2011)。
利希慎和長子利銘澤
當子女年紀更長，利希慎將他們送到國內外名校學習，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在20世紀20年代初將利銘澤、利孝和、利舜華、利舜英兩子兩女送到英國，前兩人分別進入牛津大學的工程學院和法律學院，兩女則在英國念高中，預備升讀大學。另一兒子利榮森被送到燕京大學，入讀文學院。同樣年紀較長的兒子利銘洽，則留在香港，相信是進入了皇仁書院 (利希慎曾任皇仁書院舊生會會長，利銘澤亦曾在該校就讀，後留學英國)。其他子女如利榮傑、利榮康、利榮達、利舜賢、利舜琴、利舜豪、利舜儀和利舜娥 (利希慎被刺三個月後才出生) 等，則因當時年紀尚幼而留港完成小學及初中教育(鄭宏泰、黃紹倫，2011)。
扼要地說，利希慎被殺時，雖有部分子女尚未成才，但長子利銘澤已在牛津大學畢業，剛成家立室，計畫升讀研究院；次子利孝和是法律學院二年級學生，成績優異；三子利銘洽中學畢業後已加入家族企業，協助父親打理業務；四子利榮森則剛進入燕京大學。因此，當危機發生時，年齡較長的兒子即被召回黃蘭芳身邊，協助她應對難關。
可以想像的是，由於各子女曾在北京和倫敦的大都會生活，具國際視野，又是名校學生，富現代學識，所以應該可以給黃蘭芳很好的支持和建議。其中又以利銘澤和利孝和兩位年紀較長的兒子，陪同黃蘭芳會晤滙豐銀行和渣甸洋行大班，爭取兩者支持最具決定性意義，也突顯了新一代家族人力資本所發揮的重大作用。如果這兩個兒子不是英國著名大學的學生，精通中英雙語，見過世面，有開闊視野，他們未必可以給予黃蘭芳最好的幫助和支持 (鄭宏泰、黃紹倫，2011)。
在成功爭取到滙豐銀行和渣甸洋行的支持後，利氏家族的重要決定，顯然是以不變應萬變的只守不攻策略─讓家族可以渡過危機、休養生息─就是家族只通過物業收租，支持借貸開支和家族生活，同時又確保子女們能繼續接受教育。一個相對有利且不容低估的社會經濟環境是，儘管1929年美國經濟出現大蕭條，令以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疲不能興，但香港的物業市場，則基本上保持穩定增長。原因是20世紀30年代初自日本侵佔東北後，香港吸引了不少大陸資金與移民湧入，令彈丸之地的香港在樓市與股市上可以一直保持活力(鄭宏泰、黃紹倫，2006)。由此令利氏家族可以依靠物業收租維持生活，應對信貸還款，從而可如履薄冰般“捱”過了這段危機四伏、風險極高的時期。
必須指出的是，那段休養生息的時期，不但令家族避過了危機，同時也讓一眾年紀較輕的子女們得以如期完成學業，提升了家族的人力資本。而年紀較長的子女，則可積累更多經驗和資歷，其中又以利銘澤和利孝和兩兄弟可以完成訓練與實習，獲得工程與法律專業資格最為重要，此點尤其成為家族長遠發展的重要資本與優勢。
利希慎和元配黃蘭芳及子女
更加值得注意的，當然是黃蘭芳在處理危機與執行休養生息策略時的領導角色。她雖為一介女流，在那個年代不被視作家族的人力資本，但她卻能在臨危授命中發揮了“定海神針”的作用，一方面遏止了妾庶之間的明爭暗鬥，甚至利用危機意識凝聚一家，化解家族內部離心；另一方面則抵禦了外界的虎視眈眈─尤其是利希慎生前結下的仇家與對手，可見她的精明與領導能力。可惜，由於重男輕女的緣故，有關女性人力資本的問題，學術界過去的探討不多，社會更是較少關注，令女性的人力資本如何為家族、企業和社會發展帶來貢獻的問題，乏人認識瞭解。但是，從黃蘭芳的例子中，我們其實不難清晰地看到，其領導角色和曾經發揮的力量，實在極為重要，不容小覷，值得我們日後深入研究。
回到利氏家族在20世紀30年代的經歷問題上。利氏家族成功化解了迫在眉睫的家族危機，且完成財產重新配置不久，1937年7月7日，日軍侵華，因為家族採取持盈保泰策略，不作開拓之故，早已轉到廣州市政府工作的利銘澤，自然亦投身救國抗日浪潮，憑其土木工程的專業修築公路、興建水利。到了1941年底，當香港亦陷入日軍鐵蹄之後，家族所受的衝擊，自然更為巨大，家族成員被迫各散東西，部分成員甚至曾與死神擦身而過，令家族陷於自利希慎被殺後另一場前所未見的巨大危機，各種資本則備受侵奪和威脅。
戰後擴張的人力資本發揮
利氏家族中人在抗日勝利、重現和平後迅即從四面八方返回香港，努力重建家園，主要工作包括收回戰時遭日軍及他人侵佔的土地與物業因為部分土地及物業在日治時期由於沒人管理，成為平民的耕地與棲身之所，但他們在重光後不願離去歸還(利德蕙，1998)。至於已屆不惑之年的利銘澤，則從已經進入暮年的母親黃蘭芳手中，接過了領導家族及企業的大權，成為新領導，帶領家族及企業踏上另一臺階，開拓更大空間。
由於利銘澤曾在牛津大學念書，與不少英國要人關係良好——例如他在英國留學時，曾加入當時只有白人精英與賢達才能加入的共濟會 (Freemasonry)，結識不少日後咜叱一時的軍政商界要人；又曾擔任中國歐洲留學生會的總會長一職，與當時的中國留英學生例如劉紀文 (曾任廣州市長) 和錢昌照 (曾任資源委員會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等識于微時。而他又因持有土木工程專業資格，具專業知識，加上曾在廣州國民政府及海南島等地任職，抗戰時期又曾協助抗日等經歷，積累的人力資本極為豐厚。正因如此，利銘澤在港英殖民地政府進行重建經濟時，自然獲得重用，出任多項政府或社會的重要公職，先後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獲委任為香港立法局及行政局 (現時稱立法會及行政會) 議員，在政商界炙手可熱(鄭宏泰、黃紹倫，2011)。
1964年，利銘澤作為共濟會香港及遠東區總導師。
一如英國諺語所說：“財富與權力是一對孿生子。”家財豐厚的利氏家族，本已擁有巨大發展實力，有了強大人力資本的配合，則更能政商通吃、左右逢源。故此自20世紀40年代起，利氏新一代走上前臺後，即宣佈了黃蘭芳時代持盈保泰、不求擴張策略的終結，而是重拾利希慎時代的全面開拓和發展。其中的重點，則是因應家族成員眾多而進行了明顯的分工，並扼要地可以“主外主內各司其職，本業別業分途並進”來形容。
具體地說，就是利銘澤主外，面向公眾，擔任眾多服務社會、參與政治的工作，雖然在家族企業出任主席之職，但一切實務均由主內的利榮森擔任，並由利銘洽作支持。利孝和則選擇另闢蹊徑，與朋友創立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電視臺)，帶領該公司寫下香港大眾電視與潮流文化新一章。至於胞弟利榮達則協助利孝和處理電視臺的廣告業務─尤其家族旗下的香港汽水廠 (飲料公司)。而利榮康及利榮傑兩兄弟，則選擇了自己的專業之路，生活低調(利德蕙，1998)。
由於利銘澤昆仲都在中、英、美等名牌大學取得驕人學歷，他們在企業管理、業務發展，乃至如何與競爭對手及政府等往來交手上，實在遊刃有餘，不用假手外人，令他們的才能與識見，比當時的社會精英有過之而無不及。正因如此，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利氏家族迎來了極為輝煌的迅速增長時期，其中尤以如下多項重大投資最為轟動，不但奠定利氏家族在香港政商界的重要地位，也為香港的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
(一)發展地產。由於利希慎早年已購下利園山，家族便決定進軍地產業，在20世紀60年代起大興土木、移山填海。家族將利園山鏟平，用以興建多棟地標建築，例如興利中心、利園酒店等，奠定了家族作為銅鑼灣“大地主”的地位；而山嶺中挖出來的泥沙土石，亦是點滴有價，因為在香港島的彈丸之地，填海需要泥沙土石，跨海運輸採集費用不少，令利園山的泥土沙石變得有價有市，大受歡迎。
利希慎大宅
家族與計畫填海的太古集團達成協議，將其泥土沙石運到北角的太古船塢位置，用作填海造地的材料，雙方協議填海所得的土地共用。此舉既有利園山的發展，亦可得到北角填海的新地皮，而更為重要的則是，與英資龍頭洋行之一的太古集團建立了極為緊密的夥伴關係，豐富了家族的關係網絡資本(鄭宏泰、黃紹倫，2011)。因此利氏發展家族利園山的計畫，成了一舉數得極重要的投資。
(二) 投資電話通訊。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通訊網路可謂四通八達，利銘澤帶領家族投資其中，為香港的通訊網路建設作出巨大貢獻。利銘澤於1962年加入香港電話公司 (日後被電訊盈科吞併) 董事局，參與該公司的管理，其時全港只裝有10萬台左右電話。三年後他被任命為主席，然後開始大刀闊斧地推動公司的發展，令香港的電話通訊網路有了飛躍性的發展：由他加入至1975年退任之間，全港安裝有100萬台電話，即13年間增長近90萬台 (即增長達9倍，平均年增長率約達75%)。其增長步伐之急速，在那個年代，相信世界上甚少地方能夠追趕得上，可見利銘澤對香港通訊建設的貢獻巨大(Hong Kong Telephone, 1981)。利銘澤曾向《文匯報》前總編輯費彝民說過這樣一段話：“香港市民遲早有一日會明白，(我) 對改善香港電話系統所做的一切。”(利德蕙，1998)這也可作為利銘澤及其家族在通訊網路投資作出重大貢獻的註腳。
(三)興建跨海隧道。受獨特地理環境所影響，彈丸大小的香港，陸上交通一直受制於水深海闊的維多利亞港，令九龍半島與香港島之間的巨大鴻溝難以逾越。早期，兩地的往來只以渡海小輪接駁，但隨著社會的日漸進步，人流及經濟活動的日趨頻繁，渡海小輪顯得無法應付日常所需。在維多利亞港築建跨海大橋或隧道，超越自然障礙，在20世紀60年代提上議程，由於利銘澤當時出任“兩局”議員，可謂適逢其會，並因本身乃註冊工程師，更加明白當中的投資空間，故其成為其中重要推動者之一(利德蕙，1998)。
為了促成其事，利銘澤與英資會德豐船務 (日後為船王包玉剛收購) 的馬登 (George Marden)、和記集團 (日後為香港首富李嘉誠收購) 的祈德尊 (John Clague) 和中華電力的嘉道理 (Lawrence Kadoorie) 等，聯手組成了維多利亞城市發展有限公司，籌畫興建海底隧道。1965年，計畫獲得落實，獲政府批准30年專營權，利銘澤等成立了跨海隧道有限公司，著手興建工程(利德蕙，1998)。到了1972年2月，總體工程基本完成，隧道貫通九龍半島與香港島，並在通過檢驗後通車，投入服務。自此之後，隧道成為連結港島與九龍半島的最大通脈，全港居民均可以驅車在兩地自由馳騁。
(四)開通煤氣供應。香港開埠20多年後的1864年12月，歐資商賈即因本地缺乏能源供應引入煤氣─尤其是為港島約500盞街道上的煤氣燈供應煤氣一項最讓人印象深刻，而充當此一重要角色的公司，則是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初時，公司以煤炭為原材料生產煤氣，因而較易產生污染。而煤氣的供應區域亦十分有限，因全港的煤氣管道的總長度只有24公里而已。
1964年，利氏家族投資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利銘澤獲任命為主席，領導其發展，並隨即籌畫進一步發展，包括引入全新生產技術、興建新廠房，提升生產量，令香港的煤氣供應量大幅提升，供應網路向全港不同角落擴散，千家萬戶均受其惠，生活品質得以改善。而香港煤氣公司不久即躍升至香港大型企業前列，隨著日後不斷發展，公司更成為了一家名聞中外、人盡皆知的著名品牌，利氏家族自然獲利匪淺(利德蕙，1998)。但公司在利銘澤離去後，被李兆基家族接手(梁鳳儀，1997)。
利氏家族主幹企業在利銘澤帶領下東征西戰，令家族投資更為多元化，且與香港社會建設緊密相連。分途並進的利孝和，同樣為家族的榮耀作出了重大貢獻，並取得同樣令人耀目的成就。簡單來說，採取分途並進策略的利孝和，於20世紀60年代中別樹一幟地牽頭創立了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創香港電視廣播的歷史先河，既為香港本土流行文化的興起和資訊可更廣泛流通奠下重要基石，亦因家族握有電視傳媒的“第四權”，左右了社會的話語權，令家族在社會中的影響力一時無兩(鐘寶賢，2004)。
1981年8月28日，利氏家族決定將家族旗艦─希慎興業─上市，此舉標誌著家族企業進入另一新階段，企業管治隨之出現重要變化。雖然公司上市生不逢時，公司股價並未如預期中出現節節上揚的勢頭，反而每況愈下。但企業的發展軌跡畢竟有了質的變化，而隨後的香港社會及經濟，更因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而暗湧連連。無論如何，利氏家族及企業在香港社會的地位，已經確立了下來，沒被風浪劇變所動搖(鄭宏泰、黃紹綸，2011)。
第三次傳承與人力資本漸弱
20世紀80年代後，當中國政府與英國政府開始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而與不少高層領導關係密切的利銘澤，本有機會可以在新的政治舞臺上大展身手，但家族人力資本卻在此時發生了重大變化，令家族本可更上層樓的綢繆化為泡影：利孝和和利銘澤這兩位核心人物先後在1980年及1983年去世，此一重大人力資本的消逝，無疑為家族及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打擊，甚至極為深遠地影響到家族在政治方面的重大佈局。
幸好，利銘澤堂弟利國偉——恒生銀行核心領導人物，在1965年的銀行擠提事件中表現出類拔萃，獨挽困局，其在20世紀70年代已嶄露頭角。而下一代的利漢釗─利銘洽之子，家族中的長孫，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一流大學的麻省理工接受大學教育，擁有電子工程師資格─則在利銘澤安排下，早已完成了家族和企業內外的接班工作。由此兩人能在利銘澤去世後成為家族的代表，擔任公職，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家族在社會上的影響力。
利國偉爵士（英語：Sir Quo-wei Lee，1918年8月5日－2013年8月10日），香港銀行家、政治家及教育家，1983年至1997年任恒生銀行董事長，1968年和1976年先後獲香港政府委任為行政及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1978年退出兩局後，於1983年至1988年再仕行政局，並於1982年至1997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主席。
其中，利國偉的表現更為突出，因為他同樣曾擔任行政會及立法會的“兩會議員”，又是香港聯合交易所 (現時稱香港交易所) 主席，更曾獲英女皇頒贈爵士頭銜，但卻沒有如利銘澤般擁有與中國政府高層領導的緊密關係(利德蕙，1998)。同時由於他屬於旁枝，並非利希慎置業 (希慎興業控股公司) 本家 (謫系)，則又大大影響了其可以發揮的力量。至於作為利銘澤接班人的利漢釗，除了打理家族企業外，亦有擔任公職，主要是在利國偉退任香港聯合交易所主席一職後繼任；其次，則是擔任如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董事、主席，以及多家上市公司董事等職位，確保家族在諸領域的投資和利益。同樣不容忽略的，則是利榮森和利銘洽等第三代，主職穩守大後方，負責希慎興業的實務管理。
然而，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相對於利銘澤和利孝和，接班人無論江湖地位、領導魅力、人脈社會關係等社會資本及人力資本，均有所不及，因而令家族企業的發展漸顯退色，或者說失去昔日的光彩。最突出的例子，則是前文提及的家族核心投資以外的若干策略性投資——如煤氣、電話、電視和建築等，先後落入競爭對手手中。就算某些投資仍維持一定控股權，家族會派出成員進入相關公司的董事局，但那些代表在董事局中所能發揮的影響力，也遠不如利銘澤 和利孝和般吃重。
當然，由於當時的第三代仍人多勢眾，亦算人才濟濟，主幹企業又已早作接班安排，成員們在相關崗位上亦頗有表現，對於希慎興業的發展尚沒有什麼影響，但對於利孝和牽頭創立的香港電視，則有巨大影響。扼要地說，由利孝和一手創立的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自利孝和去世後，其妻利陸雁群並沒如黃蘭芳般走上前線代夫披甲統領企業，至於其子女如利憲彬和利蘊蓮等則年紀尚幼，仍在求學，所以也沒接掌電視臺的業務。結果，主席一職最後落入另一重要股東邵逸夫手中，電視臺的發展亦由邵逸夫主導，利孝和一脈的影響力則大降，利氏家族隨後逐步減少在公司的持股量，淡出電視臺業務。由此可見，沒有利氏家族成員的直接參與，其在電視臺的控股大權迅速旁落。到了今天，家族對於電視臺的影響力與其他小股東已沒有太大分別。
在希慎興業方面，利銘澤去世後，妻子利黃瑤璧同樣沒有走上前臺，打理家族主幹企業，其中的最關鍵因素，是其兩子利志翀和利志剛出現了問題。原來利志翀正值壯年之時患上嚴重精神病，要長期住醫院接受治療；另一兒子利志剛則在壯年之時猝死，兩人因而沒法接班。至於其兩女利德蓉及利德蕙則一直在外國生活 (利德蓉在英國、利德蕙在加拿大)，沒有染指家族業務。幸好，家族的主幹業務有利榮森和利漢釗等統領，所以仍能保持主幹業務於不衰。可是，我們不難察覺，自利孝和與利銘澤於20世紀80年代初先後離世，家族的傳承接班安排已可清晰地讓人看到，人力資本在家業起落興衰中的決定性作用。
更直接地說，到了第四代開始接班走上前臺之時，已隱約揭示了家族人力資本漸呈弱化的嚴重問題，原因與第四代的出生率大幅減少有關。不少第三代成員只育有一兩名子女，最多一房也只有四名子女而已，與利希慎一代兒女成群 (7子7女) 相比，實在差別巨大。這也側面反映了傳統的多子多福、百子千孫觀念或意識，不但在普羅社會逐漸退色，甚至一去不返，就算在大富家族，基本上已完全不用為養育子女開支神傷的情況下，亦已不再成為追求目標。
每房所生育子女的人數少了，當然可以讓資源、時間和心力等更為專注集中，有助提升子女在某些層面上的素質與人力資本。但在某些層面上則有其不足之處，尤其是在與人相處、如何調解與不同人 (包括家人、企業員工、生意夥伴，乃至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士) 之間的矛盾，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因為與兄弟姐妹間的競爭、妒忌和爭執中學習妥協、忍讓、合作與解決問題等，均成為其中一些不容低估的“短板”，這些層面的人力資本常被個人、家族和社會所忽略，因而常常成為不少家族繼承接班的最弱一環。
也就是說，由於每房所生育的子女數目銳減，令第四代可以如第三代般獲得極好的教育和照料，但卻缺乏某些因為兄弟姐妹眾多，可以培養相處、協調、團隊精神，乃至考慮不同持股者或成員利益的能力，因而可說是令家族的人力資本變得較為單薄了，亦削弱其風險承擔的能力，不利長遠發展。另一方面，總體家族成員人數雖然仍多，但按各房人數計算則較少的第四代，雖可減少人多口雜、彼此爭奪等問題，且第四代又能因為第三代的“人口紅利”分享到家族的持續發展，但卻顯露了第五代難以為繼的問題。
此外，利氏家族第四代成員大多數自小即被送到西方社會生活及接受教育，他們的行為舉止、處事作風，以及思想和價值觀念等均較接近西方，與中國文化的距離更為遙遠。不少第四代不但不懂廣東話，更遑論可以讀寫中文了，這與第三代自少在華人社會下生活，接受儒家文化薰陶，長大後才到海外留學，能夠分清中西文化的各有優劣，不會完全被西方文化淹沒的情況截然不同。
還有一點，第四代所生活和接受教育的“西方社會”，亦從第三代時基本上只集中於英國，擴張至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瑞士等國，令同是一個家族的成員，有了頗為不同─甚至是差異巨大─的成長環境，因而產生了生活習慣與價值觀念等的不少差別。可見第三代和第四代這兩代人自少至大的生活和教育進程頗為不同，第三代往往有較多共同生活體驗，又充分掌握中英雙語，所以能夠游走于華洋東西之間；第四代則鮮能如此，且家族成員間因較少生活在一起而漸生隔閡，親情淡薄。如此種種，雖可帶來某些好處，但卻反映出人力資本又有多重不足或缺失之處，尤其較難令家族內部在某些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不利家族的團結，更遑論可如祖父輩般同心一德地為家族的長遠福祉共謀發展。
具體地說，第四代對英文的掌握和應用已與西方人無異，但卻欠缺了中國文化的涵養，成為他們的另一“短板”。本來，在西方力量或文化主導的社會，不懂中文或不理解中國文化實在沒有什麼問題。但是，自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由於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日強，加上1997年6月30日後香港結束英國殖民，主權回歸祖國，利氏家族在中國香港、中國內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投資及業務，自然有了前所未見的變化。沒有中國文化的涵養，不懂中國文化，甚至沒有像祖父輩與中國政商要人之間的人脈資本充沛的實力，與中國權力核心沒有太多交往，必然會令家族的影響力大降，既不利長遠投資，亦削弱其競爭力，令家族的人力資本變得更為脆弱。
家族人力資本在第四代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當遇個別成員正值壯年便不幸猝死時，其打擊則尤其巨大，偏偏這個家族又常碰到這樣的問題。舉例說，利希慎正值壯年遭人殺害，是人力資本的首次凋敝。到了利銘澤一代，他的兩名兒子，一位於壯年時患上精神病，需長期留在醫院治療，另一兒子亦于壯年時猝死，同樣大大地打擊了家族的人力資本；利國偉長子利永立在20世紀80年代打網球時猝死及利榮達兒子利子儉在青壯年時突然染病去世二事，均令家族人力資本遭到削弱，給家族發展帶來一定打擊。至於最為轟動，亦牽動接班安排的，則非利榮達兒子利定昌於2009年突然去世 (享年55歲) 一事莫屬，此事同樣令家族人力資本驟減。由於利定昌被視為繼利漢釗之後最能帶領家族企業走向另一臺階的人，而在他之前，其伯父 (利榮森) 和父親又剛去世，並剛確立了他全面接掌家族企業的領導核心地位，所以他的突然去世，不但給家族帶來很大傷痛，亦大大地左右了家族及企業的發展進程。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利漢釗在進入新千禧世紀後退任家族企業領導之職，其崗位初期由堂弟—利榮達之子——利子厚接任，但利子厚的任期不長，便因與其他家族成員有不同看法，和另有事業發展計畫離去，改由另一堂弟利定昌接替。利定昌上任後，一度表現出雄心壯志，欲教日月換新天，但卻壯年猝死。利定昌去世後，初期由鐘逸傑 (David Akers-Jones，曾在殖民地時期的港英政府擔任政務司長之職) 出任臨時主席，利銘澤長女利德蓉 (牛津大學文學士及醫學博士) 亦曾兼任臨時主席一段時期，最後才於2011年由利孝和長女利蘊蓮 (美國Smith College文學士，英格蘭及威爾斯執業大律師) 接上，再現家族女將披甲上陣的風采，直至現在(《希慎興業：年報》)。
我們不是重男輕女，但無論是從利德蓉擔任董事局成員多年，甚至曾暫代臨時主席的身影中，或是從利蘊蓮掛帥，如其祖母黃蘭芳般走上統領家族企業前臺的舉動中，我們其實不難察覺家族人力資本日趨單薄所呈現的問題。毫無疑問，在如今社會，男女地位已今非昔比，較為平等了，且無論是利德蓉或是利蘊蓮，均有突出學歷與才幹，她們無論擔任公司董事或是主席，均綽綽有餘。但我們始終需要明白，在華人社會，尤其是大家族，除非如包玉剛般沒有兒子，只有女兒，由女兒 (女性繼承者) 擔任統帥，女性作為繼承者始終並非常態。古代社會的木蘭從軍或楊門女將，其實正反映了沒有較適合的男性繼承者可供挑選，此正是利氏家族人力資本呈現弱化的重要指標。
概括地說，儘管第四代的教育仍能維持很高水準，但各房子女數目銳減，罕見參與本地社會的公開活動，這些情況，無疑影響了人力資本的品質或存量。當遇部分成員健康欠佳或突然離世，又或部分成員另有人生追求，寧可遊山玩水或從事文化藝術等工作，不願意加入家族企業，甚至是與家族成員關係不好，加入家族企業管理團隊只會帶來矛盾等，令家族人力資本不足的問題，變得益為嚴峻尖銳，不但影響接班，亦左右企業發展，可見人力資本確實是家族繁衍盛衰的最關鍵一環。
（作者鄭宏泰教授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與政治研究中心聯席主任。高皓博士系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戰略合作與發展辦公室主任。本文詳見於【《家族企業》雜誌2017年3月刊】 ，版權歸《家族企業》雜誌所有。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經本刊授權轉載的，請注明來源。）
不但把家族的發展推向了另一臺階，更改寫了家族在香港的歷史。而子孫後代雖享其福蔭，同時也承擔了他在商業經營中留下的責任。至於利希慎的兄弟及子侄們，不少也成為了皇仁書院的學生 (參考下表）。直接地說，自皇仁書院畢業後，由於利希慎掌握中英雙語，他在商場上闖蕩時就有了更大優勢，因為在當時的香港，要進行重大貿易交往必須與殖民地政府打交道，以英語溝通勢所難免。但當時大多數華人的教育水準有限，文盲不少，中文已不太靈光，更遑論以英文溝通了。故利希慎這種雙語俱佳，且有現代視野及學識的人才變得炙手可熱，一畢業即招來不少人賞識垂青。
利希慎走進社會大門便有很多商界人士向他招手，希望納之于門下，但他志大氣銳且一心想有一番作為。所以他不但放棄加入家族企業，協助父親及叔父打理那家狹小的禮昌隆，與一眾兄弟及堂兄弟爭工作，也對純粹“打工”的招手不感興趣，而是與一批具有實力的華商合組公司，並于20世紀初組成一家專營鴉☆禁☆片貿易的公司─裕興公司，經營本小利大但卻非很多正派商人願意為之的鴉☆禁☆片生意。裕興公司成功取得港英政府的專利牌照，利氏也踏入了操贏計奇但卻屬於“偏門”生意的事業，此舉不但左右了利希慎一脈日後的前進軌跡，亦決定其命運與盛衰，影響可謂至為深遠。
雖然裕興早期的生意頗為順利，能為眾多股東帶來盈利，但後來卻因中國政局發生巨變，滿清被推翻，中華民國成立，生意受到影響。股東間對鴉☆禁☆片市場前景的看法也出現分歧。利希慎則因看好後市，決定人棄我取，趁鴉☆禁☆片價格大跌之時以另一公司的名義入貨，此舉雖令他獲利豐厚，但卻留下被其他股東質疑的口實，隨後更演變成與股東間的紛爭，在1914年甚至鬧上法庭(鄭宏泰、黃紹倫，2010)。
雖然官司糾紛 (前後長達4年，即1914年至1918年) 令利希慎花了不少精神與財力，但最後的勝訴卻又令他有了繼續上路發展的資本。而當時港府已逐步收緊鴉☆禁☆片貿易，但澳門政府則繼續其鴉☆禁☆片專利政策，驅使利希慎將發展目標投向澳門，並在那個與香港一衣帶水的小城市展開鴉☆禁☆片生意。利希慎經營中的一項重大舉動，是將生意中的大量利潤，投放到物業地產之上，於1923年間從渣甸洋行（後來的怡和洋行）手中購入銅鑼灣一個山頭的大片土地，日後成為家族長盛不衰的最重要依託(鄭宏泰、黃紹倫，2010)。
鄭宏泰教授由英國檔案館取得的出生證明影印本，發現利希慎原名利應，出生證明連利家後人都未見過。
鴉☆禁☆片專利生意的盈利豐厚，自然吸引黑白兩道三山五嶽人物垂涎，所以一直是非相隨，爭拗不斷，利希慎不久 (1927年至1928年) 又捲入另一場同樣轟動社會的官司，而這次的訴訟一方更是澳門政府的官員，連澳門總督和夫人亦牽涉其中。對於這場官司，利希慎同樣表現得無所畏懼，據理力爭，像上次一樣雖然面對巨大壓力，但最終於1928年4月的裁決中獲勝，寫下香港歷史上兩次捲入巨大官司，但兩次均大獲全勝的紀錄(利德蕙，1995)。
可是在贏得官司不久的4月30日中午，利希慎在人流如鯽的中環鬧市一家茶室門前遭刺殺而死(利德蕙，1995；鄭宏泰、黃紹倫，2010)。至於由此引起社會關注談論紛紛的話題，則有幾點：(一)兇手為何能在行兇後全身而退，日後也一直沒被捉拿？(二)背後的指使者到底是誰？因何種深仇大恨要置利希慎於死地？(三)家大業大，擁有一妻三妾七子七女的利希慎一家，會否因為他的突然去世，出現爭家產、內部爭鬥，甚至家族從此四分五裂？(四)早前購入的大批物業地皮，由於不少曾在銀行做了按揭，會否因此被收緊信貸而令企業陷入困境？
原配當家應對危機 積累人力資本
由於前兩點並非本文關注重點，在此略過不表，後兩點則因揭示了家族應對危機之道與人力資本的力量，所以必須做進一步的分析。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利希慎被殺後，過去一直沒過問家族生意，生活極為低調的元配夫人黃蘭芳，自成為家族中的女家長後，卻表現出出人意料的堅毅和果斷，既能抑壓諸妾與子女們的潛在爭拗與離心，又可成功爭取到主要借貸者─渣甸洋行大班（後來的怡和洋行）和滙豐銀行─的信任與支持，成功化解家族潛在的巨大危機。利希慎家族能轉危歸安的核心，明顯又與人力資本有關。
首先，據家族中人指出，黃蘭芳是來自同屬新會商人家族的大家閨秀，所以並非一般士人家族般執著於“無才便是德”，而是年幼時已接受家庭教育，擁有一定學識，知書識禮(利德蕙，1995)。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中生活，讓她掌握了世界形勢與商業資訊，對物業與股票等投資也常有接觸，所以能在危局面前不至於空白一片，全沒認知。
更加不容忽略的，當然是那些年紀已長的子女們 (雖然不少仍屬非勞動人口)，當時已經可以算做很高的人力資本，因而能夠成為她的重要依託。資料顯示，家族財富日見豐厚的利希慎，除了妻妾子女成群，更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除了自少便為子女們尋找著名學校，讓他們接受良好教育，還請了家庭教師，傳授不同知識。其中又以教授國學，重視中文基礎與傳統價值等值得重視，例如利希慎曾送子女到康有為弟子陳子褒在澳門所辦的學校中學習，可見他對傳統文化和國學的重視(鄭宏泰、黃紹倫，2011)。
利希慎和長子利銘澤
當子女年紀更長，利希慎將他們送到國內外名校學習，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在20世紀20年代初將利銘澤、利孝和、利舜華、利舜英兩子兩女送到英國，前兩人分別進入牛津大學的工程學院和法律學院，兩女則在英國念高中，預備升讀大學。另一兒子利榮森被送到燕京大學，入讀文學院。同樣年紀較長的兒子利銘洽，則留在香港，相信是進入了皇仁書院 (利希慎曾任皇仁書院舊生會會長，利銘澤亦曾在該校就讀，後留學英國)。其他子女如利榮傑、利榮康、利榮達、利舜賢、利舜琴、利舜豪、利舜儀和利舜娥 (利希慎被刺三個月後才出生) 等，則因當時年紀尚幼而留港完成小學及初中教育(鄭宏泰、黃紹倫，2011)。
扼要地說，利希慎被殺時，雖有部分子女尚未成才，但長子利銘澤已在牛津大學畢業，剛成家立室，計畫升讀研究院；次子利孝和是法律學院二年級學生，成績優異；三子利銘洽中學畢業後已加入家族企業，協助父親打理業務；四子利榮森則剛進入燕京大學。因此，當危機發生時，年齡較長的兒子即被召回黃蘭芳身邊，協助她應對難關。
可以想像的是，由於各子女曾在北京和倫敦的大都會生活，具國際視野，又是名校學生，富現代學識，所以應該可以給黃蘭芳很好的支持和建議。其中又以利銘澤和利孝和兩位年紀較長的兒子，陪同黃蘭芳會晤滙豐銀行和渣甸洋行大班，爭取兩者支持最具決定性意義，也突顯了新一代家族人力資本所發揮的重大作用。如果這兩個兒子不是英國著名大學的學生，精通中英雙語，見過世面，有開闊視野，他們未必可以給予黃蘭芳最好的幫助和支持 (鄭宏泰、黃紹倫，2011)。
在成功爭取到滙豐銀行和渣甸洋行的支持後，利氏家族的重要決定，顯然是以不變應萬變的只守不攻策略─讓家族可以渡過危機、休養生息─就是家族只通過物業收租，支持借貸開支和家族生活，同時又確保子女們能繼續接受教育。一個相對有利且不容低估的社會經濟環境是，儘管1929年美國經濟出現大蕭條，令以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疲不能興，但香港的物業市場，則基本上保持穩定增長。原因是20世紀30年代初自日本侵佔東北後，香港吸引了不少大陸資金與移民湧入，令彈丸之地的香港在樓市與股市上可以一直保持活力(鄭宏泰、黃紹倫，2006)。由此令利氏家族可以依靠物業收租維持生活，應對信貸還款，從而可如履薄冰般“捱”過了這段危機四伏、風險極高的時期。
必須指出的是，那段休養生息的時期，不但令家族避過了危機，同時也讓一眾年紀較輕的子女們得以如期完成學業，提升了家族的人力資本。而年紀較長的子女，則可積累更多經驗和資歷，其中又以利銘澤和利孝和兩兄弟可以完成訓練與實習，獲得工程與法律專業資格最為重要，此點尤其成為家族長遠發展的重要資本與優勢。
利希慎和元配黃蘭芳及子女
更加值得注意的，當然是黃蘭芳在處理危機與執行休養生息策略時的領導角色。她雖為一介女流，在那個年代不被視作家族的人力資本，但她卻能在臨危授命中發揮了“定海神針”的作用，一方面遏止了妾庶之間的明爭暗鬥，甚至利用危機意識凝聚一家，化解家族內部離心；另一方面則抵禦了外界的虎視眈眈─尤其是利希慎生前結下的仇家與對手，可見她的精明與領導能力。可惜，由於重男輕女的緣故，有關女性人力資本的問題，學術界過去的探討不多，社會更是較少關注，令女性的人力資本如何為家族、企業和社會發展帶來貢獻的問題，乏人認識瞭解。但是，從黃蘭芳的例子中，我們其實不難清晰地看到，其領導角色和曾經發揮的力量，實在極為重要，不容小覷，值得我們日後深入研究。
回到利氏家族在20世紀30年代的經歷問題上。利氏家族成功化解了迫在眉睫的家族危機，且完成財產重新配置不久，1937年7月7日，日軍侵華，因為家族採取持盈保泰策略，不作開拓之故，早已轉到廣州市政府工作的利銘澤，自然亦投身救國抗日浪潮，憑其土木工程的專業修築公路、興建水利。到了1941年底，當香港亦陷入日軍鐵蹄之後，家族所受的衝擊，自然更為巨大，家族成員被迫各散東西，部分成員甚至曾與死神擦身而過，令家族陷於自利希慎被殺後另一場前所未見的巨大危機，各種資本則備受侵奪和威脅。
戰後擴張的人力資本發揮
利氏家族中人在抗日勝利、重現和平後迅即從四面八方返回香港，努力重建家園，主要工作包括收回戰時遭日軍及他人侵佔的土地與物業因為部分土地及物業在日治時期由於沒人管理，成為平民的耕地與棲身之所，但他們在重光後不願離去歸還(利德蕙，1998)。至於已屆不惑之年的利銘澤，則從已經進入暮年的母親黃蘭芳手中，接過了領導家族及企業的大權，成為新領導，帶領家族及企業踏上另一臺階，開拓更大空間。
由於利銘澤曾在牛津大學念書，與不少英國要人關係良好——例如他在英國留學時，曾加入當時只有白人精英與賢達才能加入的共濟會 (Freemasonry)，結識不少日後咜叱一時的軍政商界要人；又曾擔任中國歐洲留學生會的總會長一職，與當時的中國留英學生例如劉紀文 (曾任廣州市長) 和錢昌照 (曾任資源委員會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等識于微時。而他又因持有土木工程專業資格，具專業知識，加上曾在廣州國民政府及海南島等地任職，抗戰時期又曾協助抗日等經歷，積累的人力資本極為豐厚。正因如此，利銘澤在港英殖民地政府進行重建經濟時，自然獲得重用，出任多項政府或社會的重要公職，先後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獲委任為香港立法局及行政局 (現時稱立法會及行政會) 議員，在政商界炙手可熱(鄭宏泰、黃紹倫，2011)。
1964年，利銘澤作為共濟會香港及遠東區總導師。
一如英國諺語所說：“財富與權力是一對孿生子。”家財豐厚的利氏家族，本已擁有巨大發展實力，有了強大人力資本的配合，則更能政商通吃、左右逢源。故此自20世紀40年代起，利氏新一代走上前臺後，即宣佈了黃蘭芳時代持盈保泰、不求擴張策略的終結，而是重拾利希慎時代的全面開拓和發展。其中的重點，則是因應家族成員眾多而進行了明顯的分工，並扼要地可以“主外主內各司其職，本業別業分途並進”來形容。
具體地說，就是利銘澤主外，面向公眾，擔任眾多服務社會、參與政治的工作，雖然在家族企業出任主席之職，但一切實務均由主內的利榮森擔任，並由利銘洽作支持。利孝和則選擇另闢蹊徑，與朋友創立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電視臺)，帶領該公司寫下香港大眾電視與潮流文化新一章。至於胞弟利榮達則協助利孝和處理電視臺的廣告業務─尤其家族旗下的香港汽水廠 (飲料公司)。而利榮康及利榮傑兩兄弟，則選擇了自己的專業之路，生活低調(利德蕙，1998)。
由於利銘澤昆仲都在中、英、美等名牌大學取得驕人學歷，他們在企業管理、業務發展，乃至如何與競爭對手及政府等往來交手上，實在遊刃有餘，不用假手外人，令他們的才能與識見，比當時的社會精英有過之而無不及。正因如此，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利氏家族迎來了極為輝煌的迅速增長時期，其中尤以如下多項重大投資最為轟動，不但奠定利氏家族在香港政商界的重要地位，也為香港的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
(一)發展地產。由於利希慎早年已購下利園山，家族便決定進軍地產業，在20世紀60年代起大興土木、移山填海。家族將利園山鏟平，用以興建多棟地標建築，例如興利中心、利園酒店等，奠定了家族作為銅鑼灣“大地主”的地位；而山嶺中挖出來的泥沙土石，亦是點滴有價，因為在香港島的彈丸之地，填海需要泥沙土石，跨海運輸採集費用不少，令利園山的泥土沙石變得有價有市，大受歡迎。
利希慎大宅
家族與計畫填海的太古集團達成協議，將其泥土沙石運到北角的太古船塢位置，用作填海造地的材料，雙方協議填海所得的土地共用。此舉既有利園山的發展，亦可得到北角填海的新地皮，而更為重要的則是，與英資龍頭洋行之一的太古集團建立了極為緊密的夥伴關係，豐富了家族的關係網絡資本(鄭宏泰、黃紹倫，2011)。因此利氏發展家族利園山的計畫，成了一舉數得極重要的投資。
(二) 投資電話通訊。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通訊網路可謂四通八達，利銘澤帶領家族投資其中，為香港的通訊網路建設作出巨大貢獻。利銘澤於1962年加入香港電話公司 (日後被電訊盈科吞併) 董事局，參與該公司的管理，其時全港只裝有10萬台左右電話。三年後他被任命為主席，然後開始大刀闊斧地推動公司的發展，令香港的電話通訊網路有了飛躍性的發展：由他加入至1975年退任之間，全港安裝有100萬台電話，即13年間增長近90萬台 (即增長達9倍，平均年增長率約達75%)。其增長步伐之急速，在那個年代，相信世界上甚少地方能夠追趕得上，可見利銘澤對香港通訊建設的貢獻巨大(Hong Kong Telephone, 1981)。利銘澤曾向《文匯報》前總編輯費彝民說過這樣一段話：“香港市民遲早有一日會明白，(我) 對改善香港電話系統所做的一切。”(利德蕙，1998)這也可作為利銘澤及其家族在通訊網路投資作出重大貢獻的註腳。
(三)興建跨海隧道。受獨特地理環境所影響，彈丸大小的香港，陸上交通一直受制於水深海闊的維多利亞港，令九龍半島與香港島之間的巨大鴻溝難以逾越。早期，兩地的往來只以渡海小輪接駁，但隨著社會的日漸進步，人流及經濟活動的日趨頻繁，渡海小輪顯得無法應付日常所需。在維多利亞港築建跨海大橋或隧道，超越自然障礙，在20世紀60年代提上議程，由於利銘澤當時出任“兩局”議員，可謂適逢其會，並因本身乃註冊工程師，更加明白當中的投資空間，故其成為其中重要推動者之一(利德蕙，1998)。
為了促成其事，利銘澤與英資會德豐船務 (日後為船王包玉剛收購) 的馬登 (George Marden)、和記集團 (日後為香港首富李嘉誠收購) 的祈德尊 (John Clague) 和中華電力的嘉道理 (Lawrence Kadoorie) 等，聯手組成了維多利亞城市發展有限公司，籌畫興建海底隧道。1965年，計畫獲得落實，獲政府批准30年專營權，利銘澤等成立了跨海隧道有限公司，著手興建工程(利德蕙，1998)。到了1972年2月，總體工程基本完成，隧道貫通九龍半島與香港島，並在通過檢驗後通車，投入服務。自此之後，隧道成為連結港島與九龍半島的最大通脈，全港居民均可以驅車在兩地自由馳騁。
(四)開通煤氣供應。香港開埠20多年後的1864年12月，歐資商賈即因本地缺乏能源供應引入煤氣─尤其是為港島約500盞街道上的煤氣燈供應煤氣一項最讓人印象深刻，而充當此一重要角色的公司，則是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初時，公司以煤炭為原材料生產煤氣，因而較易產生污染。而煤氣的供應區域亦十分有限，因全港的煤氣管道的總長度只有24公里而已。
1964年，利氏家族投資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利銘澤獲任命為主席，領導其發展，並隨即籌畫進一步發展，包括引入全新生產技術、興建新廠房，提升生產量，令香港的煤氣供應量大幅提升，供應網路向全港不同角落擴散，千家萬戶均受其惠，生活品質得以改善。而香港煤氣公司不久即躍升至香港大型企業前列，隨著日後不斷發展，公司更成為了一家名聞中外、人盡皆知的著名品牌，利氏家族自然獲利匪淺(利德蕙，1998)。但公司在利銘澤離去後，被李兆基家族接手(梁鳳儀，1997)。
利氏家族主幹企業在利銘澤帶領下東征西戰，令家族投資更為多元化，且與香港社會建設緊密相連。分途並進的利孝和，同樣為家族的榮耀作出了重大貢獻，並取得同樣令人耀目的成就。簡單來說，採取分途並進策略的利孝和，於20世紀60年代中別樹一幟地牽頭創立了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創香港電視廣播的歷史先河，既為香港本土流行文化的興起和資訊可更廣泛流通奠下重要基石，亦因家族握有電視傳媒的“第四權”，左右了社會的話語權，令家族在社會中的影響力一時無兩(鐘寶賢，2004)。
1981年8月28日，利氏家族決定將家族旗艦─希慎興業─上市，此舉標誌著家族企業進入另一新階段，企業管治隨之出現重要變化。雖然公司上市生不逢時，公司股價並未如預期中出現節節上揚的勢頭，反而每況愈下。但企業的發展軌跡畢竟有了質的變化，而隨後的香港社會及經濟，更因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而暗湧連連。無論如何，利氏家族及企業在香港社會的地位，已經確立了下來，沒被風浪劇變所動搖(鄭宏泰、黃紹綸，2011)。
第三次傳承與人力資本漸弱
20世紀80年代後，當中國政府與英國政府開始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而與不少高層領導關係密切的利銘澤，本有機會可以在新的政治舞臺上大展身手，但家族人力資本卻在此時發生了重大變化，令家族本可更上層樓的綢繆化為泡影：利孝和和利銘澤這兩位核心人物先後在1980年及1983年去世，此一重大人力資本的消逝，無疑為家族及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打擊，甚至極為深遠地影響到家族在政治方面的重大佈局。
幸好，利銘澤堂弟利國偉——恒生銀行核心領導人物，在1965年的銀行擠提事件中表現出類拔萃，獨挽困局，其在20世紀70年代已嶄露頭角。而下一代的利漢釗─利銘洽之子，家族中的長孫，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一流大學的麻省理工接受大學教育，擁有電子工程師資格─則在利銘澤安排下，早已完成了家族和企業內外的接班工作。由此兩人能在利銘澤去世後成為家族的代表，擔任公職，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家族在社會上的影響力。
利國偉爵士（英語：Sir Quo-wei Lee，1918年8月5日－2013年8月10日），香港銀行家、政治家及教育家，1983年至1997年任恒生銀行董事長，1968年和1976年先後獲香港政府委任為行政及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1978年退出兩局後，於1983年至1988年再仕行政局，並於1982年至1997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主席。
其中，利國偉的表現更為突出，因為他同樣曾擔任行政會及立法會的“兩會議員”，又是香港聯合交易所 (現時稱香港交易所) 主席，更曾獲英女皇頒贈爵士頭銜，但卻沒有如利銘澤般擁有與中國政府高層領導的緊密關係(利德蕙，1998)。同時由於他屬於旁枝，並非利希慎置業 (希慎興業控股公司) 本家 (謫系)，則又大大影響了其可以發揮的力量。至於作為利銘澤接班人的利漢釗，除了打理家族企業外，亦有擔任公職，主要是在利國偉退任香港聯合交易所主席一職後繼任；其次，則是擔任如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董事、主席，以及多家上市公司董事等職位，確保家族在諸領域的投資和利益。同樣不容忽略的，則是利榮森和利銘洽等第三代，主職穩守大後方，負責希慎興業的實務管理。
然而，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相對於利銘澤和利孝和，接班人無論江湖地位、領導魅力、人脈社會關係等社會資本及人力資本，均有所不及，因而令家族企業的發展漸顯退色，或者說失去昔日的光彩。最突出的例子，則是前文提及的家族核心投資以外的若干策略性投資——如煤氣、電話、電視和建築等，先後落入競爭對手手中。就算某些投資仍維持一定控股權，家族會派出成員進入相關公司的董事局，但那些代表在董事局中所能發揮的影響力，也遠不如利銘澤 和利孝和般吃重。
當然，由於當時的第三代仍人多勢眾，亦算人才濟濟，主幹企業又已早作接班安排，成員們在相關崗位上亦頗有表現，對於希慎興業的發展尚沒有什麼影響，但對於利孝和牽頭創立的香港電視，則有巨大影響。扼要地說，由利孝和一手創立的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自利孝和去世後，其妻利陸雁群並沒如黃蘭芳般走上前線代夫披甲統領企業，至於其子女如利憲彬和利蘊蓮等則年紀尚幼，仍在求學，所以也沒接掌電視臺的業務。結果，主席一職最後落入另一重要股東邵逸夫手中，電視臺的發展亦由邵逸夫主導，利孝和一脈的影響力則大降，利氏家族隨後逐步減少在公司的持股量，淡出電視臺業務。由此可見，沒有利氏家族成員的直接參與，其在電視臺的控股大權迅速旁落。到了今天，家族對於電視臺的影響力與其他小股東已沒有太大分別。
在希慎興業方面，利銘澤去世後，妻子利黃瑤璧同樣沒有走上前臺，打理家族主幹企業，其中的最關鍵因素，是其兩子利志翀和利志剛出現了問題。原來利志翀正值壯年之時患上嚴重精神病，要長期住醫院接受治療；另一兒子利志剛則在壯年之時猝死，兩人因而沒法接班。至於其兩女利德蓉及利德蕙則一直在外國生活 (利德蓉在英國、利德蕙在加拿大)，沒有染指家族業務。幸好，家族的主幹業務有利榮森和利漢釗等統領，所以仍能保持主幹業務於不衰。可是，我們不難察覺，自利孝和與利銘澤於20世紀80年代初先後離世，家族的傳承接班安排已可清晰地讓人看到，人力資本在家業起落興衰中的決定性作用。
更直接地說，到了第四代開始接班走上前臺之時，已隱約揭示了家族人力資本漸呈弱化的嚴重問題，原因與第四代的出生率大幅減少有關。不少第三代成員只育有一兩名子女，最多一房也只有四名子女而已，與利希慎一代兒女成群 (7子7女) 相比，實在差別巨大。這也側面反映了傳統的多子多福、百子千孫觀念或意識，不但在普羅社會逐漸退色，甚至一去不返，就算在大富家族，基本上已完全不用為養育子女開支神傷的情況下，亦已不再成為追求目標。
每房所生育子女的人數少了，當然可以讓資源、時間和心力等更為專注集中，有助提升子女在某些層面上的素質與人力資本。但在某些層面上則有其不足之處，尤其是在與人相處、如何調解與不同人 (包括家人、企業員工、生意夥伴，乃至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士) 之間的矛盾，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因為與兄弟姐妹間的競爭、妒忌和爭執中學習妥協、忍讓、合作與解決問題等，均成為其中一些不容低估的“短板”，這些層面的人力資本常被個人、家族和社會所忽略，因而常常成為不少家族繼承接班的最弱一環。
也就是說，由於每房所生育的子女數目銳減，令第四代可以如第三代般獲得極好的教育和照料，但卻缺乏某些因為兄弟姐妹眾多，可以培養相處、協調、團隊精神，乃至考慮不同持股者或成員利益的能力，因而可說是令家族的人力資本變得較為單薄了，亦削弱其風險承擔的能力，不利長遠發展。另一方面，總體家族成員人數雖然仍多，但按各房人數計算則較少的第四代，雖可減少人多口雜、彼此爭奪等問題，且第四代又能因為第三代的“人口紅利”分享到家族的持續發展，但卻顯露了第五代難以為繼的問題。
此外，利氏家族第四代成員大多數自小即被送到西方社會生活及接受教育，他們的行為舉止、處事作風，以及思想和價值觀念等均較接近西方，與中國文化的距離更為遙遠。不少第四代不但不懂廣東話，更遑論可以讀寫中文了，這與第三代自少在華人社會下生活，接受儒家文化薰陶，長大後才到海外留學，能夠分清中西文化的各有優劣，不會完全被西方文化淹沒的情況截然不同。
還有一點，第四代所生活和接受教育的“西方社會”，亦從第三代時基本上只集中於英國，擴張至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瑞士等國，令同是一個家族的成員，有了頗為不同─甚至是差異巨大─的成長環境，因而產生了生活習慣與價值觀念等的不少差別。可見第三代和第四代這兩代人自少至大的生活和教育進程頗為不同，第三代往往有較多共同生活體驗，又充分掌握中英雙語，所以能夠游走于華洋東西之間；第四代則鮮能如此，且家族成員間因較少生活在一起而漸生隔閡，親情淡薄。如此種種，雖可帶來某些好處，但卻反映出人力資本又有多重不足或缺失之處，尤其較難令家族內部在某些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不利家族的團結，更遑論可如祖父輩般同心一德地為家族的長遠福祉共謀發展。
具體地說，第四代對英文的掌握和應用已與西方人無異，但卻欠缺了中國文化的涵養，成為他們的另一“短板”。本來，在西方力量或文化主導的社會，不懂中文或不理解中國文化實在沒有什麼問題。但是，自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由於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日強，加上1997年6月30日後香港結束英國殖民，主權回歸祖國，利氏家族在中國香港、中國內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投資及業務，自然有了前所未見的變化。沒有中國文化的涵養，不懂中國文化，甚至沒有像祖父輩與中國政商要人之間的人脈資本充沛的實力，與中國權力核心沒有太多交往，必然會令家族的影響力大降，既不利長遠投資，亦削弱其競爭力，令家族的人力資本變得更為脆弱。
家族人力資本在第四代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當遇個別成員正值壯年便不幸猝死時，其打擊則尤其巨大，偏偏這個家族又常碰到這樣的問題。舉例說，利希慎正值壯年遭人殺害，是人力資本的首次凋敝。到了利銘澤一代，他的兩名兒子，一位於壯年時患上精神病，需長期留在醫院治療，另一兒子亦于壯年時猝死，同樣大大地打擊了家族的人力資本；利國偉長子利永立在20世紀80年代打網球時猝死及利榮達兒子利子儉在青壯年時突然染病去世二事，均令家族人力資本遭到削弱，給家族發展帶來一定打擊。至於最為轟動，亦牽動接班安排的，則非利榮達兒子利定昌於2009年突然去世 (享年55歲) 一事莫屬，此事同樣令家族人力資本驟減。由於利定昌被視為繼利漢釗之後最能帶領家族企業走向另一臺階的人，而在他之前，其伯父 (利榮森) 和父親又剛去世，並剛確立了他全面接掌家族企業的領導核心地位，所以他的突然去世，不但給家族帶來很大傷痛，亦大大地左右了家族及企業的發展進程。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利漢釗在進入新千禧世紀後退任家族企業領導之職，其崗位初期由堂弟—利榮達之子——利子厚接任，但利子厚的任期不長，便因與其他家族成員有不同看法，和另有事業發展計畫離去，改由另一堂弟利定昌接替。利定昌上任後，一度表現出雄心壯志，欲教日月換新天，但卻壯年猝死。利定昌去世後，初期由鐘逸傑 (David Akers-Jones，曾在殖民地時期的港英政府擔任政務司長之職) 出任臨時主席，利銘澤長女利德蓉 (牛津大學文學士及醫學博士) 亦曾兼任臨時主席一段時期，最後才於2011年由利孝和長女利蘊蓮 (美國Smith College文學士，英格蘭及威爾斯執業大律師) 接上，再現家族女將披甲上陣的風采，直至現在(《希慎興業：年報》)。
我們不是重男輕女，但無論是從利德蓉擔任董事局成員多年，甚至曾暫代臨時主席的身影中，或是從利蘊蓮掛帥，如其祖母黃蘭芳般走上統領家族企業前臺的舉動中，我們其實不難察覺家族人力資本日趨單薄所呈現的問題。毫無疑問，在如今社會，男女地位已今非昔比，較為平等了，且無論是利德蓉或是利蘊蓮，均有突出學歷與才幹，她們無論擔任公司董事或是主席，均綽綽有餘。但我們始終需要明白，在華人社會，尤其是大家族，除非如包玉剛般沒有兒子，只有女兒，由女兒 (女性繼承者) 擔任統帥，女性作為繼承者始終並非常態。古代社會的木蘭從軍或楊門女將，其實正反映了沒有較適合的男性繼承者可供挑選，此正是利氏家族人力資本呈現弱化的重要指標。
概括地說，儘管第四代的教育仍能維持很高水準，但各房子女數目銳減，罕見參與本地社會的公開活動，這些情況，無疑影響了人力資本的品質或存量。當遇部分成員健康欠佳或突然離世，又或部分成員另有人生追求，寧可遊山玩水或從事文化藝術等工作，不願意加入家族企業，甚至是與家族成員關係不好，加入家族企業管理團隊只會帶來矛盾等，令家族人力資本不足的問題，變得益為嚴峻尖銳，不但影響接班，亦左右企業發展，可見人力資本確實是家族繁衍盛衰的最關鍵一環。
（作者鄭宏泰教授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與政治研究中心聯席主任。高皓博士系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戰略合作與發展辦公室主任。本文詳見於【《家族企業》雜誌2017年3月刊】 ，版權歸《家族企業》雜誌所有。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經本刊授權轉載的，請注明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