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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同人文調侃《變形計》留守兒童“麗姐”的人,得有多無恥

面對無數個和“麗姐”一樣,不懂得自我表達的留守兒童,如果我們只是止於嘲笑和戲謔,甚至將她置於娛樂化浪潮的中心,那我們非但有錯,而且無恥

【本文為新京報Fun娛樂公號(ID:yuleyidian)原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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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開戲謔,“麗姐”其實是讓人心疼的留守兒童

湖南衛視《變形計》這個真人秀,從第一季到最近在播的第十三季,已經超過10年時間。一檔節目能生存10年以上,除了節目組愈發熟稔的製作流程,更重要的是它聚焦了中國社會巨大的城鄉差異問題——交換生活的明明是同一個時代的少年,然而不管是生活水準還是生活方式,卻恍若相隔一個世紀。

其中變形主人翁(往往是來自城市的問題少年)和農村孩子,對彼此生活環境從不適應到相互理解,是節目最大看點和矛盾核心。

本期三位主人公

但是這一季的《變形計》,有點不一樣。第十三季在4月22日一開播,兩位主人公依然是中規中矩的城市問題少年+農村貧困乖小孩“人設”。但節目組的套路,被另一個小女孩打破了——農村主人翁張水富的妹妹張水麗,在見到城市裡來的“新哥哥”陳新穎之後完全無法適應,先是大哭大鬧讓陳新穎手足無措

而在第二個來變形的哥哥張迪來到她家後,她卻能跟張迪自來熟,非常親昵,一邊還用“你太醜了”這樣的話故意刺激陳新穎,

甚至一言不合就掄起棍子作勢要打陳新穎。

而節目一開頭那個對媽媽惡語相向的少年陳新穎,在小學一年級妹妹的爆發式眼淚攻擊下認了慫,贈名號“麗姐”。

如果說,

網友對所謂“童星”指指點點還情有可原——畢竟“童星”已然身在娛樂圈。但對《變形計》裡的小朋友,並且是一對身世坎坷的兄妹(母親由於家庭貧困與父親離婚,拋下孩子外出務工),竟然讓娛樂化的喧囂蓋過了對留守兒童問題的思考,真是匪夷所思!更有甚者,舉起道德的大旗,指責“麗姐”沒有教養,蠻橫無理。

當我們滿足於戲謔或者審視時,幾乎忘記了,這是一個缺少母親、父親長期在外的孩子。

兄妹倆相依為命

是的,她沒有所謂的“教養”,也沒有能力和機會學會如何處理她的複雜情感。在她看似兇狠的舉止下,其實不難看到善良:她高舉的棍子,最後落下來只是對城裡的客人象徵性地“點”到為止。

面對“麗姐”,我們還不如陳新穎

這樣的勸說卻顯得相當無力。

這是傳媒的時代,更是商品的時代,市場才是真正的主宰。任何文化產品,無論如何“自然”或“原生態”,都服從於大眾的“隱形”偏好。比如《變形記》,能滿足“寒門出貴子”或者“富養忤逆兒”的預設,結局最好是皆大歡喜。

我們坦然享受著這些光鮮的雞湯大餐,喜怒哀樂,發現自己是多麼地情感豐富。我們似乎渾然未覺自己是被侍奉的“上帝”,但審視的眼光,其實已經隱含著高高在上的霸權。因為,我們已經淩駕於別人(節目中人)的命運之上。他們如同一道道菜肴,等待著我們的評點。

“高高在上”讓我們喪失了寶貴的同情與同理之心。面對“麗姐”,來參加變形的問題少年陳新穎儘管幾度“崩潰”,但從來沒有失卻對水麗的遷就和關心。

其實有一種善良與責任心在陳新穎身上閃閃發光,但此類更值得挖掘的人性閃光點,都湮沒在節目組的有意無意的剪輯裡和網友們的自HIGH中了。

而那些嘲弄戲謔的大部分人,其實並不如陳新穎。設想,如果陳新穎從未去過這個偏遠的湘西山村,他同樣可能是狂歡和戲謔的網友中的一個。區分開他與看客的,在於他身臨其境了,感受了。

想到了一個故事。一個老太太因為饑餓偷麵包吃被抓住了。法官判她罰款50美元。於此同時,他宣佈,這位女士淪落到這個地步,我們都有罪,因此,我認罰一美元。我們的文化中缺少“罪感”,或者說,是敬畏心。《變形計》經常出現父母外出務工的留守兒童,其實就是揭示一個重要的隱含內涵——城市是有原罪的。在城市裡生活的我們,面對無數個“麗姐”一樣,不懂得自我表達的留守兒童,如果只是止於嘲笑和戲謔,甚至將她置於娛樂化浪潮的中心,那我們非但有錯,而且無恥。

文/劉志權(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兄妹倆相依為命

是的,她沒有所謂的“教養”,也沒有能力和機會學會如何處理她的複雜情感。在她看似兇狠的舉止下,其實不難看到善良:她高舉的棍子,最後落下來只是對城裡的客人象徵性地“點”到為止。

面對“麗姐”,我們還不如陳新穎

這樣的勸說卻顯得相當無力。

這是傳媒的時代,更是商品的時代,市場才是真正的主宰。任何文化產品,無論如何“自然”或“原生態”,都服從於大眾的“隱形”偏好。比如《變形記》,能滿足“寒門出貴子”或者“富養忤逆兒”的預設,結局最好是皆大歡喜。

我們坦然享受著這些光鮮的雞湯大餐,喜怒哀樂,發現自己是多麼地情感豐富。我們似乎渾然未覺自己是被侍奉的“上帝”,但審視的眼光,其實已經隱含著高高在上的霸權。因為,我們已經淩駕於別人(節目中人)的命運之上。他們如同一道道菜肴,等待著我們的評點。

“高高在上”讓我們喪失了寶貴的同情與同理之心。面對“麗姐”,來參加變形的問題少年陳新穎儘管幾度“崩潰”,但從來沒有失卻對水麗的遷就和關心。

其實有一種善良與責任心在陳新穎身上閃閃發光,但此類更值得挖掘的人性閃光點,都湮沒在節目組的有意無意的剪輯裡和網友們的自HIGH中了。

而那些嘲弄戲謔的大部分人,其實並不如陳新穎。設想,如果陳新穎從未去過這個偏遠的湘西山村,他同樣可能是狂歡和戲謔的網友中的一個。區分開他與看客的,在於他身臨其境了,感受了。

想到了一個故事。一個老太太因為饑餓偷麵包吃被抓住了。法官判她罰款50美元。於此同時,他宣佈,這位女士淪落到這個地步,我們都有罪,因此,我認罰一美元。我們的文化中缺少“罪感”,或者說,是敬畏心。《變形計》經常出現父母外出務工的留守兒童,其實就是揭示一個重要的隱含內涵——城市是有原罪的。在城市裡生活的我們,面對無數個“麗姐”一樣,不懂得自我表達的留守兒童,如果只是止於嘲笑和戲謔,甚至將她置於娛樂化浪潮的中心,那我們非但有錯,而且無恥。

文/劉志權(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