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玩死了明朝？大明朝滅亡的直接原因居然是因為窮

1644年，李自成的二十萬大軍浩浩蕩蕩開進北京城，崇禎帝於煤山在無奈與歎息中自縊。進入京城，肯定要查看下內庫，裡面只有寥寥無幾的幾兩銀子。事實上，大多數的銀子早已拿去用做軍費，

可是北京的守軍卻因為沒有軍餉而放棄了抵抗，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此時的明朝政府，連自保的錢都支付不起了。

因為自然災害鬧饑荒，政府沒有錢去賑濟，於是農民揭竿而起。發生戰爭，沒有錢支付軍餉，於是戰爭接連失利，士兵叛亂。軍隊缺乏戰鬥力，國家既無法解決外部侵略，也無法肅清內部叛亂。財政危機導致軍事危機，軍事危機引發更大的財政危機，

如此惡性循環下，明朝財政最終崩潰，軍事局面最終崩潰，龐大的帝國走向瓦解。

明朝的財政究竟陷入了怎樣的危機？

事實上，與財政的衰敗相反，明帝國內的經濟情況卻是蒸蒸日上。自隆慶開關後，中國與西方之貿易交流日益密切，據學者計算，從隆慶開關到明朝滅亡，

全世界大約三分之一開採出的白銀都流入了中國，中國的貿易呈現了絕對的順差。耳熟能詳的徽商、晉商集團更是富可敵國。江南地區資本主義萌芽，社會風氣極其自由，而這又是與商品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的。且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據學者估計，明末人口估計在一億人以上。似乎怎麼看都不像是國家窮困的樣子，也怎麼樣都無法想像連皇宮中的天子衣服上都打滿了補丁，那麼問題究竟發生在何處？

明朝商稅極低，甚至是名存實亡！

究竟低到什麼地步？洪武初規定，“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僅三十分之一的稅，且從明朝初年到明朝滅亡均未改變過，而到明朝晚期，這三十分之一的稅因為諸多原因也收不上來。萬曆初某年商業稅收入：鹽稅250萬兩，茶稅10余萬兩、市舶稅4萬兩、通過稅60萬兩、營業稅20萬兩，總額不過340萬兩。

全年收入不過三百多萬兩，我們對比下崇禎時的海盜頭子鄭芝龍，“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來往，每舶例入二千金，歲入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每年收入千萬，連一個海盜頭子的收入都遠超一個龐大帝國政府的商業稅收入。明朝時商業稅之低可以想像。

西方傳教士曾德昭在《大中國志》中有相關記載：“在海關……有更多的方便。沒有堆放、過磅和檢查貨物的房間，也不需從船上取出貨物，

只察看一下並根據商人的簿冊，徵收一筆適當的稅。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帶著奴僕，載運五、六口箱子以及許多其他物品，他從一地赴另一地時，一般都把東西留在船上，並不打開檢查，更不付稅。這對歐洲的海關和稅務所是一個好榜樣，歐洲的窮旅客遭到兇狠野蠻的劫掠搜奪，隨身攜帶的所有東西還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稅。”稅收之低，監管之松由此可見一斑，跟同時期的歐洲相比簡直天堂一般，以至於外國人都為之稱歎，希望歐洲人能向其學習。

那麼為何不增加商業稅呢？如此巨大的利潤，若是從中僅徵收一部分那也能極大的緩解明朝的財政壓力，甚至改寫歷史的走向。

增稅的阻力極大！

任何想要增稅的行為，在文官集團的嘴中就仿佛是罪惡滔天、遺臭萬年一般，而任何支持增稅的人及行為都會被罵得狗血淋頭，崇禎帝的重臣楊嗣昌就因此被罵的體無完膚。只有在皇帝意志堅定頂住整個文官集團的壓力的情況下加稅方能被執行。而大多數情況下取得勝利的並非是皇帝，事實上到了明朝中後期皇帝面對文官集團也要客客氣氣，文官可以罵皇帝，皇帝沒有內閣的擬票就啥事也幹不了，若是皇帝要跳過內閣直接下旨的話，文官甚至可以抗旨。皇權面對官僚集團們顯得疲軟無力，這與一直以來對於明朝極端專制的描述倒是完全相反。

事實上文官們反對增稅不是為了些什麼道德因素，也不是為了黎民百姓，而是與自己的切身利益相關。此時朝堂上的大官們哪個不是家財萬貫？哪個不是富得流油？官商勾結是一種普遍現象，而官員們自己的田產也是十分龐大。增稅就是在觸動自己的既得利益，怎麼會去支持？在既得利益面前對於國家前途毫不在乎實在是令人悲哀。

到此處我們可以看出，與印象中黑暗專制的明朝完全相反，明朝是一個政府控制力極低的朝代，稅收極低，社會風氣極其自由，到明末時商品經濟極其發達，資本主義出現萌芽，而具有啟蒙意義的進步思想開始出現，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我想社會很快就能迎來一種變革。可惜的是事與願違，接連不斷的天災與戰爭發生在了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而在明帝國土崩瓦解後，在關外虎視眈眈的滿人乘虛而入，把恐怖與黑暗播種到了整個華夏大地上。

跟同時期的歐洲相比簡直天堂一般，以至於外國人都為之稱歎，希望歐洲人能向其學習。

那麼為何不增加商業稅呢？如此巨大的利潤，若是從中僅徵收一部分那也能極大的緩解明朝的財政壓力，甚至改寫歷史的走向。

增稅的阻力極大！

任何想要增稅的行為，在文官集團的嘴中就仿佛是罪惡滔天、遺臭萬年一般，而任何支持增稅的人及行為都會被罵得狗血淋頭，崇禎帝的重臣楊嗣昌就因此被罵的體無完膚。只有在皇帝意志堅定頂住整個文官集團的壓力的情況下加稅方能被執行。而大多數情況下取得勝利的並非是皇帝，事實上到了明朝中後期皇帝面對文官集團也要客客氣氣，文官可以罵皇帝，皇帝沒有內閣的擬票就啥事也幹不了，若是皇帝要跳過內閣直接下旨的話，文官甚至可以抗旨。皇權面對官僚集團們顯得疲軟無力，這與一直以來對於明朝極端專制的描述倒是完全相反。

事實上文官們反對增稅不是為了些什麼道德因素，也不是為了黎民百姓，而是與自己的切身利益相關。此時朝堂上的大官們哪個不是家財萬貫？哪個不是富得流油？官商勾結是一種普遍現象，而官員們自己的田產也是十分龐大。增稅就是在觸動自己的既得利益，怎麼會去支持？在既得利益面前對於國家前途毫不在乎實在是令人悲哀。

到此處我們可以看出，與印象中黑暗專制的明朝完全相反，明朝是一個政府控制力極低的朝代，稅收極低，社會風氣極其自由，到明末時商品經濟極其發達，資本主義出現萌芽，而具有啟蒙意義的進步思想開始出現，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我想社會很快就能迎來一種變革。可惜的是事與願違，接連不斷的天災與戰爭發生在了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而在明帝國土崩瓦解後，在關外虎視眈眈的滿人乘虛而入，把恐怖與黑暗播種到了整個華夏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