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解讀｜美聯儲加息的那些事兒
當地時間3月15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宣佈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25個基點到0.75％至1％的水準，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無論是美國降息、實施量化寬鬆政策，還是加息、收縮資產負債表，美國的貨幣政策總是週期性地影響全球其他經濟體。
及至2017年，
全球貨幣“被危機”
導讀
如果以美國學者傑弗瑞·弗蘭克和安德魯·羅斯在1996年提出的“貨幣危機”標準——即名義匯率至少貶值25%且超過上一年貶值幅度10%來看，不少國家都有此徵兆。
本·伯南克
珍妮特·耶倫
從2013年5月22日時任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突然拋出逐步退出量化寬鬆“重磅炸彈”，到2016年12月美聯儲宣佈加息25個基點並釋放出2017年可能加快加息步伐信號的這段時間內，
如果以美國學者傑弗瑞·弗蘭克和安德魯·羅斯在1996年提出的“貨幣危機”標準——名義匯率至少貶值25%且超過上一年貶值幅度10%來看，不少國家都有此徵兆。
國際投行喜歡製造概念。
“脆弱五國”赤字/盈餘占GDP的比重
2013年8月，摩根士丹利策略分析師詹姆斯·洛德創造了“脆弱五國”（Fragile Five）一詞，指出土耳其、巴西、印度、南非和印尼這5個國家過度依賴外國投資支持其增長，面對美聯儲減債計畫帶來的新興市場資產拋售浪潮，
兩年後，摩根士丹利又提出了“麻煩十幣”（Troubled Ten），將南非蘭特、巴西雷亞爾、泰銖、新加坡元、中國臺灣地區新臺幣、智利比索、哥倫比亞比索、俄羅斯盧布、韓元、秘魯索爾視為十個面臨最大風險的貨幣。
這些聲音表明，新興經濟體的貨幣正在面臨大麻煩。
土耳其：政治博弈下的新里拉下跌
土耳其新里拉的貶值自2016年9月呈加速態勢，迄今超過30%，僅2017年新年11天內匯率就大跌了11%。彭博社稱，土耳其新里拉替代南非蘭特成了全球震盪最大的貨幣。
俄羅斯：“1000盧布啥也買不到”
俄羅斯盧布在2014年是全球表現最差的幣種，匯率近乎腰斬，年末發生的盧布危機更是對俄羅斯經濟社會形勢產生一系列重要影響。作為一個八成以上民用產品依賴國外進口的國家，俄盧布的急劇下跌造成輸入性通脹大範圍蔓延，2015年的通脹率大幅攀升至15.5%，是2014年的兩倍。
巴西：兩年加息17次
巴西雷亞爾在2013~2015年分別貶值18%、13%和51%，2015年的貶值速度超乎許多機構的預料。跌跌不休的匯率助長了通脹，2015~2016年巴西的通脹率始終維持在9%的高位，大大超出6.5%的通脹目標上限。
南非：主權信用評級接近垃圾級
南非蘭特在2013~2015年累積貶值幅度超過80%。2016年1月，蘭特在單日內曾一度閃電貶值9%，震動全球金融市場。
拿什麼拯救你
中小型經濟體貨幣
導讀
中小型經濟體貨幣貶值壓力的產生可能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作為美元的“對手方”在美元走強過程中呈現的貶值壓力，即匯率的彼強我弱；二是從經濟基本面角度出發，部分中小經濟體貨幣存在貶值的基本面基礎。
莫斯科物價大幅度上漲，受害最深的是那些靠微薄退休金生活的老人
如何應對系統重要性國家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中小型經濟體的能動性實際上相對有限，主要可以在以下兩個方面做出政策的安排：
一是明確本國與系統重要性國家的匯率制度關係，選擇與自身經濟狀況、發展階段和貨幣政策體系相適應的匯率制度。
二是強化政策協調。週邊經濟體應該強化內部的政策協調，形成具有較大合力的政策協調機制，並通過G20、IMF、金融穩定理事會、APEC等多邊管道強化與美國等經濟體進行政策協調。
如何夯實中小型經濟體自身應對及緩釋風險的內部基礎，主要應致力於經濟發展基本面及風險應對處置機制建設：
第一，基於各個經濟體的實際情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提高經濟發展的品質，構建具有競爭力的產業體系。
第二，制定具有針對性、彈性和自洽的政策體系，特別是財政與貨幣政策，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政策支援。
第三，強化外部債務的管理和風險應對，控制外幣負債特別是短期負債的規模，減小外幣負債的風險暴露，以外商直接投資作為基礎引入外部資本比簡單的外部負債對中小型經濟體的風險將相對更小。
從國際層面看，強化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以及深化全球層面的政策協調，對於緩釋美國政策的外溢效應，降低週邊經濟體的宏觀特別是債務與貨幣風險，保障金融體系穩定性亦是重要的。
一是強化佈雷頓森林機構的風險應對功能。強化IMF在全球宏觀經濟與金融市場實施多邊監測，以更快更準確地發現全球範圍內的系統性風險，強化IMF在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金融穩定體系中的最後貸款人職能，緩解全球美元“依賴症”。
二是構建全球金融安全網。繼續深化金融穩定理事會在G20框架下的金融風險監測、應對和金融安全體系的建設，賦予金融穩定理事會更強更寬泛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促進金融穩定職能。
三是建立全球流動性管理機制。深化全球流動性管理及其涉及一攬子的改革方案，要對短期流動性進行密切跟蹤，更要針對中長期流動性的趨勢特徵進行有針對性的體制機制改革，緩釋由於美元升值及其頻繁波動引發的資本流動逆轉。
四是深化區域貨幣合作。通過區域金融合作機構、區域金融市場和區域匯率協調將現有的區域流動性機制機構化，建立健全區域金融安全網。
最後是加強國際金融監管體系建設以及監管標準一體化，防範出現監管空白、監管套利甚至是監管衝突。
美國加息
與
全球貨幣危機史
導讀
2000年以後，學界在解釋貨幣危機的成因時，著重強調了國際資本的突然大幅下降、停止甚至逆轉對貨幣危機發生的推動作用，而這大多與美聯儲突然收緊貨幣政策有關。
20世紀90年代以來，每逢美聯儲開始收緊貨幣政策，擔憂的目光總是聚焦於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金融風險，匯率崩潰往往是人們預期中倒下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市民等待領取政府提供的免費食品
從1994~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機、1997~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盧布危機、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到2000~2001年的土耳其里拉危機、2001~2002年的阿根廷比索危機，以及“伯南克衝擊”以來新興經濟體新一輪貨幣震盪，美聯儲進入加息週期往往是誘發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危機的重要肇因。
美聯儲三輪加息週期
第一輪從1994年2月到1995年2月，為應對通脹抬頭趨勢，美聯儲加息7次，聯邦基準利率從3%升至6%；
第二輪從1999年6月至2000年5月，為抑制互聯網泡沫，美聯儲加息6次，聯邦基準利率從4.75%升至6.5%；
第三輪是從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為抑制房地產泡沫和通脹抬頭，美聯儲加息17次，聯邦基準利率從1%升至5.25%。
總體上看，三輪加息削弱了世界經濟增長勢頭，打擊了全球貿易和投資，使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一種不利的外部經濟環境。
而貨幣危機之所以受到關注，在於它往往與主權債務危機、銀行業危機伴生，對一國的經濟績效造成沉重打擊，同時具有很強的傳染性，容易在同一區域或經濟結構類似的國家之中引發“羊群效應”，演化成局部或全球性的金融恐慌，對世界經濟的前景產生負面影響。
美元加息週期與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危機的密切聯繫建立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加速深化的經濟和金融全球化基礎之上。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元的強勁升值和美聯儲利率的大幅上升對新興市場國家的衝擊更多體現在主權債務方面，以拉美債務危機為代表，與貨幣危機關聯性不強。很長一段時間內，在主要發達國家退出佈雷頓森林體系並採取浮動匯率制度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仍然青睞於固定匯率制度的優點：既可降低借貸成本，還有助於建立貨幣秩序並抑制通脹。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冷戰結束和鼓吹貿易自由化和金融開放的“華盛頓共識”在全球範圍內的濫觴，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金融脆弱性顯著上升。
最嚴重的影響表現在加息帶來的“資本吸附”效應：
第一輪，1994年美資本淨流入總計1767億美元，較1993年增加87%，1996年升至2541億美元；
第二輪，1999年美資本淨流入達7402億美元，較1998年增加75%，2000年更是猛增至1.05萬億美元；
第三輪，2004年美資本淨流入總計9789億美元，較2003年增加60%，2006年進一步升至1.06萬億美元。
國際資本的大規模回流，極大推升了新興市場國家的融資成本，造成流動性緊張。
變數特朗普
難改美元大趨勢
導讀
如果美國經濟基本面在政策刺激下趨勢性上行，那麼特朗普政府的表態可能造成美元匯率短線暴漲暴跌，但難改美元繼續上行的大趨勢。
無論如何，可能對特朗普改變“強勢美元”政策形成制約的還是美聯儲。
《美聯儲》一書的作者威廉·格雷德把這一機構形容為“一個不受普通選舉約束的政府機構”、“一個可以應對民主資本主義制度下層出不窮的矛盾衝突的機構”、“既能分享國會和總統的權力，也能保持與他們的合作；在某些情形下，它還可以對之構成反對和阻礙”。
對美聯儲來說，實現充分就業和遏制通貨膨脹是其機構責任及存在的意義所在。
目前，美國失業率不到5%，處於歷史低位；其核心CPI同比增長率則由2015年1月的1.6%緩慢攀升至2016年12月的2.2%。
雖然當前大體仍在2%的通脹目標左右，但在充分就業的背景下，特朗普競選中強調的財政刺激計畫、減稅、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計畫、放鬆金融管制等措施一旦真的付諸實施，美國經濟增長率可能超過潛在的自然增長率，從而造成資產泡沫和過高通貨膨脹。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17年美國經濟增速為2.3%，較2016年上漲0.7個百分點，政策刺激下的價格上漲壓力已然較大。
實際上，從資產價格來看，2016年11月，美國標準普爾發佈的凱斯-席勒20個大中城市房價指數為192.14，較2012年3月次貸危機後的最低點134.07上升了43.3%，已經逼近2006年7月危機前206.5的最高點。資產價格上漲可能向消費物價傳導，從而加劇CPI上升。
國際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的上漲將給美國帶來輸入性的通脹壓力。
為了應對通脹壓力，美聯儲或將提高升息的節奏或力度，從而助推美元匯率強勢，特朗普政府改變“強勢美元”的企圖將遭遇阻礙。
從這個意義上說，“匯市將更多地由美國總統特朗普預計推出的財政刺激計畫驅動，而不是他的言辭”的觀點是立得住腳的。
如果美國經濟基本面在政策刺激下趨勢性上行，那麼特朗普政府的表態可能造成美元匯率短線暴漲暴跌，但難改美元繼續上行的趨勢。
特朗普會挾持一個唯其馬首是瞻的美聯儲，在世界上掀起競爭性貶值的貨幣戰嗎？倒也未必。
其一，美聯儲相對於政府的獨立地位的削弱，將引起市場和國會的巨大反響，特朗普在提名新的理事人選時也不得不考慮到這一點。
其二，國際經濟條件不支援美元發起貨幣戰。與美國相比，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復蘇進程較慢，相對來說基本面更支持美元而非歐元或日元的強勢地位。
其三，貨幣戰不是美國一廂情願的事，其他國家的政策取向並非特朗普所能控制。正如有的評論所言，特朗普批評中國匯率政策的言論似乎已經過時了。
美聯儲的全球責任
導讀
讓美聯儲承擔全球責任，不能寄希望於美國的恩賜或良心發現，而只能更多靠主要國際儲備貨幣之間的競爭帶來的“用腳投票”的壓力，讓美國重新認識到世界各國的“授權”對其貨幣成為全球主要貨幣之合法性的重大意義，從而願意採取對外部負責任的貨幣政策。
一直以來，美聯儲維持長期低利率也好，啟動加息進程也好，瞄準的都是國內經濟形勢，特別是就業和通貨膨脹的變化。
維持低利率是為了促進美國國內的投資消費、拉動就業；加息是擔心國內經濟復蘇伴隨通貨膨脹快速上升或產生大量資產泡沫，衝擊並不穩固的復蘇。
至於其他國家會否受到不良影響，一般不在美聯儲考慮之列。
瓦萊裡·吉斯卡爾·德斯坦
上世紀60年代，時任法國財長瓦萊裡·吉斯卡爾·德斯坦就曾對美元的“過度特權”提出批評。
約翰·康納利
對此，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的著名回答是：“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是你們的問題。”
美元權力的取得並非來自世界各國的授權，而是來自對歷史上佔據絕對優勢的美國霸權影響的繼承，以及國際貨幣網路外部性效應帶來的市場秩序自發的擴展與認同。
換言之，權力的合法性既然不來自於世界各國，也就無所謂承擔與之匹配的全球責任。
儘管如此，這並不意味著美聯儲可以完全不顧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影響。當世界處於全球化與美國經濟發展趨勢一致的階段時，這種相互依賴性對美國政策的“肆無忌憚”是一種有效的限制。
在康納利直言美元是“別國問題”的1960年代，美國每年對外貿易總額與其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不到10%，但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這一指標已經超過20%，2011年至2014年更是超過了30%。在此背景之下，如果世界經濟哀鴻遍野，美國國內的經濟與就業也難以獨善其身。
201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地提出了溢回效應（spill back），用以描述其他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受到美國等系統重要性國家貨幣政策影響未能實現經濟增長的全面提振，可能通過貿易、大宗商品價格、全球金融體系等管道對美國等國經濟產生負面影響的現象，據以警示美國在貨幣政策上應更加謹慎和考慮外部影響，從而對國際政策協調採取更加主動的態度。
國家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
IMF提出溢回效應時，主要是考慮到美國當時採取了大規模量化寬鬆政策，向世界經濟體系“開閘放水”，擔心由此催生新興經濟體資產泡沫，增加其經濟體系的脆弱性。現在美聯儲進入加息進程，作為前述過程相反的“抽水”逆向動作，操作失序同樣可能造成全球經濟的混亂。對其他國家特別是之前大量湧入美元資本的市場來說，其帶來的資本外逃、本幣貶值等負面衝擊乃至硬著陸的危害性甚至更大。
更加危險的是，美國未來的決策者似乎認為，世界已經進入一個全球化與美國經濟相背離的新階段。
美國總統特朗普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一系列言論，反映了全球化與美國分道揚鑣的跡象。
美國並非個例。歐洲右翼勢力開始抬頭，美歐日等經濟體紛紛違背WTO規則和與中國達成的入世協議，拒絕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並違背承諾堅持在對中國企業的反傾銷調查中繼續採取協力廠商替代國價格，這也標誌著它們正在開始背棄西方國家曾長期堅持的理念、主張和世界秩序。
如果美國把自己塑造為上一輪全球化主要的絕對或相對受損者，那麼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形成的相互依賴關係對美國或美聯儲貨幣政策實質上“承擔”全球責任的基礎，將趨於瓦解甚至不復存在。
若果如此，則美國不會認為其貨幣政策的負外部效應會有效溢回並從根本上損害美國自身的利益，因此會更加不顧其政策對別國的衝擊。
人民幣國際化
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民幣國際化對於中國自身和世界其他國家，都具有不容忽視的正面意義。
迄今超過30%，僅2017年新年11天內匯率就大跌了11%。彭博社稱，土耳其新里拉替代南非蘭特成了全球震盪最大的貨幣。俄羅斯：“1000盧布啥也買不到”
俄羅斯盧布在2014年是全球表現最差的幣種，匯率近乎腰斬，年末發生的盧布危機更是對俄羅斯經濟社會形勢產生一系列重要影響。作為一個八成以上民用產品依賴國外進口的國家，俄盧布的急劇下跌造成輸入性通脹大範圍蔓延，2015年的通脹率大幅攀升至15.5%，是2014年的兩倍。
巴西：兩年加息17次
巴西雷亞爾在2013~2015年分別貶值18%、13%和51%，2015年的貶值速度超乎許多機構的預料。跌跌不休的匯率助長了通脹，2015~2016年巴西的通脹率始終維持在9%的高位，大大超出6.5%的通脹目標上限。
南非：主權信用評級接近垃圾級
南非蘭特在2013~2015年累積貶值幅度超過80%。2016年1月，蘭特在單日內曾一度閃電貶值9%，震動全球金融市場。
拿什麼拯救你
中小型經濟體貨幣
導讀
中小型經濟體貨幣貶值壓力的產生可能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作為美元的“對手方”在美元走強過程中呈現的貶值壓力，即匯率的彼強我弱；二是從經濟基本面角度出發，部分中小經濟體貨幣存在貶值的基本面基礎。
莫斯科物價大幅度上漲，受害最深的是那些靠微薄退休金生活的老人
如何應對系統重要性國家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中小型經濟體的能動性實際上相對有限，主要可以在以下兩個方面做出政策的安排：
一是明確本國與系統重要性國家的匯率制度關係，選擇與自身經濟狀況、發展階段和貨幣政策體系相適應的匯率制度。
二是強化政策協調。週邊經濟體應該強化內部的政策協調，形成具有較大合力的政策協調機制，並通過G20、IMF、金融穩定理事會、APEC等多邊管道強化與美國等經濟體進行政策協調。
如何夯實中小型經濟體自身應對及緩釋風險的內部基礎，主要應致力於經濟發展基本面及風險應對處置機制建設：
第一，基於各個經濟體的實際情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提高經濟發展的品質，構建具有競爭力的產業體系。
第二，制定具有針對性、彈性和自洽的政策體系，特別是財政與貨幣政策，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政策支援。
第三，強化外部債務的管理和風險應對，控制外幣負債特別是短期負債的規模，減小外幣負債的風險暴露，以外商直接投資作為基礎引入外部資本比簡單的外部負債對中小型經濟體的風險將相對更小。
從國際層面看，強化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以及深化全球層面的政策協調，對於緩釋美國政策的外溢效應，降低週邊經濟體的宏觀特別是債務與貨幣風險，保障金融體系穩定性亦是重要的。
一是強化佈雷頓森林機構的風險應對功能。強化IMF在全球宏觀經濟與金融市場實施多邊監測，以更快更準確地發現全球範圍內的系統性風險，強化IMF在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金融穩定體系中的最後貸款人職能，緩解全球美元“依賴症”。
二是構建全球金融安全網。繼續深化金融穩定理事會在G20框架下的金融風險監測、應對和金融安全體系的建設，賦予金融穩定理事會更強更寬泛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促進金融穩定職能。
三是建立全球流動性管理機制。深化全球流動性管理及其涉及一攬子的改革方案，要對短期流動性進行密切跟蹤，更要針對中長期流動性的趨勢特徵進行有針對性的體制機制改革，緩釋由於美元升值及其頻繁波動引發的資本流動逆轉。
四是深化區域貨幣合作。通過區域金融合作機構、區域金融市場和區域匯率協調將現有的區域流動性機制機構化，建立健全區域金融安全網。
最後是加強國際金融監管體系建設以及監管標準一體化，防範出現監管空白、監管套利甚至是監管衝突。
美國加息
與
全球貨幣危機史
導讀
2000年以後，學界在解釋貨幣危機的成因時，著重強調了國際資本的突然大幅下降、停止甚至逆轉對貨幣危機發生的推動作用，而這大多與美聯儲突然收緊貨幣政策有關。
20世紀90年代以來，每逢美聯儲開始收緊貨幣政策，擔憂的目光總是聚焦於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金融風險，匯率崩潰往往是人們預期中倒下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市民等待領取政府提供的免費食品
從1994~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機、1997~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盧布危機、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到2000~2001年的土耳其里拉危機、2001~2002年的阿根廷比索危機，以及“伯南克衝擊”以來新興經濟體新一輪貨幣震盪，美聯儲進入加息週期往往是誘發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危機的重要肇因。
美聯儲三輪加息週期
第一輪從1994年2月到1995年2月，為應對通脹抬頭趨勢，美聯儲加息7次，聯邦基準利率從3%升至6%；
第二輪從1999年6月至2000年5月，為抑制互聯網泡沫，美聯儲加息6次，聯邦基準利率從4.75%升至6.5%；
第三輪是從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為抑制房地產泡沫和通脹抬頭，美聯儲加息17次，聯邦基準利率從1%升至5.25%。
總體上看，三輪加息削弱了世界經濟增長勢頭，打擊了全球貿易和投資，使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一種不利的外部經濟環境。
而貨幣危機之所以受到關注，在於它往往與主權債務危機、銀行業危機伴生，對一國的經濟績效造成沉重打擊，同時具有很強的傳染性，容易在同一區域或經濟結構類似的國家之中引發“羊群效應”，演化成局部或全球性的金融恐慌，對世界經濟的前景產生負面影響。
美元加息週期與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危機的密切聯繫建立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加速深化的經濟和金融全球化基礎之上。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元的強勁升值和美聯儲利率的大幅上升對新興市場國家的衝擊更多體現在主權債務方面，以拉美債務危機為代表，與貨幣危機關聯性不強。很長一段時間內，在主要發達國家退出佈雷頓森林體系並採取浮動匯率制度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仍然青睞於固定匯率制度的優點：既可降低借貸成本，還有助於建立貨幣秩序並抑制通脹。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冷戰結束和鼓吹貿易自由化和金融開放的“華盛頓共識”在全球範圍內的濫觴，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金融脆弱性顯著上升。
最嚴重的影響表現在加息帶來的“資本吸附”效應：
第一輪，1994年美資本淨流入總計1767億美元，較1993年增加87%，1996年升至2541億美元；
第二輪，1999年美資本淨流入達7402億美元，較1998年增加75%，2000年更是猛增至1.05萬億美元；
第三輪，2004年美資本淨流入總計9789億美元，較2003年增加60%，2006年進一步升至1.06萬億美元。
國際資本的大規模回流，極大推升了新興市場國家的融資成本，造成流動性緊張。
變數特朗普
難改美元大趨勢
導讀
如果美國經濟基本面在政策刺激下趨勢性上行，那麼特朗普政府的表態可能造成美元匯率短線暴漲暴跌，但難改美元繼續上行的大趨勢。
無論如何，可能對特朗普改變“強勢美元”政策形成制約的還是美聯儲。
《美聯儲》一書的作者威廉·格雷德把這一機構形容為“一個不受普通選舉約束的政府機構”、“一個可以應對民主資本主義制度下層出不窮的矛盾衝突的機構”、“既能分享國會和總統的權力，也能保持與他們的合作；在某些情形下，它還可以對之構成反對和阻礙”。
對美聯儲來說，實現充分就業和遏制通貨膨脹是其機構責任及存在的意義所在。
目前，美國失業率不到5%，處於歷史低位；其核心CPI同比增長率則由2015年1月的1.6%緩慢攀升至2016年12月的2.2%。
雖然當前大體仍在2%的通脹目標左右，但在充分就業的背景下，特朗普競選中強調的財政刺激計畫、減稅、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計畫、放鬆金融管制等措施一旦真的付諸實施，美國經濟增長率可能超過潛在的自然增長率，從而造成資產泡沫和過高通貨膨脹。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17年美國經濟增速為2.3%，較2016年上漲0.7個百分點，政策刺激下的價格上漲壓力已然較大。
實際上，從資產價格來看，2016年11月，美國標準普爾發佈的凱斯-席勒20個大中城市房價指數為192.14，較2012年3月次貸危機後的最低點134.07上升了43.3%，已經逼近2006年7月危機前206.5的最高點。資產價格上漲可能向消費物價傳導，從而加劇CPI上升。
國際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的上漲將給美國帶來輸入性的通脹壓力。
為了應對通脹壓力，美聯儲或將提高升息的節奏或力度，從而助推美元匯率強勢，特朗普政府改變“強勢美元”的企圖將遭遇阻礙。
從這個意義上說，“匯市將更多地由美國總統特朗普預計推出的財政刺激計畫驅動，而不是他的言辭”的觀點是立得住腳的。
如果美國經濟基本面在政策刺激下趨勢性上行，那麼特朗普政府的表態可能造成美元匯率短線暴漲暴跌，但難改美元繼續上行的趨勢。
特朗普會挾持一個唯其馬首是瞻的美聯儲，在世界上掀起競爭性貶值的貨幣戰嗎？倒也未必。
其一，美聯儲相對於政府的獨立地位的削弱，將引起市場和國會的巨大反響，特朗普在提名新的理事人選時也不得不考慮到這一點。
其二，國際經濟條件不支援美元發起貨幣戰。與美國相比，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復蘇進程較慢，相對來說基本面更支持美元而非歐元或日元的強勢地位。
其三，貨幣戰不是美國一廂情願的事，其他國家的政策取向並非特朗普所能控制。正如有的評論所言，特朗普批評中國匯率政策的言論似乎已經過時了。
美聯儲的全球責任
導讀
讓美聯儲承擔全球責任，不能寄希望於美國的恩賜或良心發現，而只能更多靠主要國際儲備貨幣之間的競爭帶來的“用腳投票”的壓力，讓美國重新認識到世界各國的“授權”對其貨幣成為全球主要貨幣之合法性的重大意義，從而願意採取對外部負責任的貨幣政策。
一直以來，美聯儲維持長期低利率也好，啟動加息進程也好，瞄準的都是國內經濟形勢，特別是就業和通貨膨脹的變化。
維持低利率是為了促進美國國內的投資消費、拉動就業；加息是擔心國內經濟復蘇伴隨通貨膨脹快速上升或產生大量資產泡沫，衝擊並不穩固的復蘇。
至於其他國家會否受到不良影響，一般不在美聯儲考慮之列。
瓦萊裡·吉斯卡爾·德斯坦
上世紀60年代，時任法國財長瓦萊裡·吉斯卡爾·德斯坦就曾對美元的“過度特權”提出批評。
約翰·康納利
對此，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的著名回答是：“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是你們的問題。”
美元權力的取得並非來自世界各國的授權，而是來自對歷史上佔據絕對優勢的美國霸權影響的繼承，以及國際貨幣網路外部性效應帶來的市場秩序自發的擴展與認同。
換言之，權力的合法性既然不來自於世界各國，也就無所謂承擔與之匹配的全球責任。
儘管如此，這並不意味著美聯儲可以完全不顧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影響。當世界處於全球化與美國經濟發展趨勢一致的階段時，這種相互依賴性對美國政策的“肆無忌憚”是一種有效的限制。
在康納利直言美元是“別國問題”的1960年代，美國每年對外貿易總額與其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不到10%，但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這一指標已經超過20%，2011年至2014年更是超過了30%。在此背景之下，如果世界經濟哀鴻遍野，美國國內的經濟與就業也難以獨善其身。
201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地提出了溢回效應（spill back），用以描述其他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受到美國等系統重要性國家貨幣政策影響未能實現經濟增長的全面提振，可能通過貿易、大宗商品價格、全球金融體系等管道對美國等國經濟產生負面影響的現象，據以警示美國在貨幣政策上應更加謹慎和考慮外部影響，從而對國際政策協調採取更加主動的態度。
國家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
IMF提出溢回效應時，主要是考慮到美國當時採取了大規模量化寬鬆政策，向世界經濟體系“開閘放水”，擔心由此催生新興經濟體資產泡沫，增加其經濟體系的脆弱性。現在美聯儲進入加息進程，作為前述過程相反的“抽水”逆向動作，操作失序同樣可能造成全球經濟的混亂。對其他國家特別是之前大量湧入美元資本的市場來說，其帶來的資本外逃、本幣貶值等負面衝擊乃至硬著陸的危害性甚至更大。
更加危險的是，美國未來的決策者似乎認為，世界已經進入一個全球化與美國經濟相背離的新階段。
美國總統特朗普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一系列言論，反映了全球化與美國分道揚鑣的跡象。
美國並非個例。歐洲右翼勢力開始抬頭，美歐日等經濟體紛紛違背WTO規則和與中國達成的入世協議，拒絕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並違背承諾堅持在對中國企業的反傾銷調查中繼續採取協力廠商替代國價格，這也標誌著它們正在開始背棄西方國家曾長期堅持的理念、主張和世界秩序。
如果美國把自己塑造為上一輪全球化主要的絕對或相對受損者，那麼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形成的相互依賴關係對美國或美聯儲貨幣政策實質上“承擔”全球責任的基礎，將趨於瓦解甚至不復存在。
若果如此，則美國不會認為其貨幣政策的負外部效應會有效溢回並從根本上損害美國自身的利益，因此會更加不顧其政策對別國的衝擊。
人民幣國際化
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民幣國際化對於中國自身和世界其他國家，都具有不容忽視的正面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