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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知識」明天五一,“五一口號”你知道嗎?

明天是五一,小編提前祝各位朋友節日快樂!

提起“五一”,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勞動節、小長假,而對於統一戰線,“五一”其實還有著更特殊的意義。因為1948年的勞動節曾發生過一個重要事件,它在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發展史上、在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發展史上都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可以說是揭開了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的新篇章。這一事件就是——中共中央發佈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各民主黨派以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積極回應。

今天,小編就和大家一起來學習“五一口號”的故事。

“五一”口號是什麼

“五一口號”特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動員全國各階層人民實現建立新中國的光榮使命,於1948年4月30日發佈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

“五一口號”全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於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重大方針、政策,代表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心願,特別是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得到了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回應。

“五一”口號發佈的背景

1948年上半年,抗日戰爭勝利時中國所面臨的“兩種命運、兩種前途”已涇渭分明:國民黨的戰事已是強弩之末,蔣介石一意孤行的獨裁、專制統治行將被推翻;共產黨歷來宣導和致力於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新政權,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迅猛推進而提上議事日程;國民黨策劃和製造的“校場口慘案”、“下關慘案”、“李聞慘案”等一系列慘案,

使民主黨派一些人士從“第三條道路”的幻夢中清醒過來,同共產黨團結合作,一起推翻國民黨獨裁政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成為各民主黨派的共同願望和自覺選擇。

產生源于一封電報

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起草與正式發佈,在時機成熟和條件成熟的情況下,

還緣于廖承志的一封電報。

1948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快到了。按慣例,為紀念這一節日,每年的這個時候,中共中央都會通過新聞宣傳部門――新華社,對外作出專門決定,發表宣言、口號,舉行集會、遊行,刊發文章、社論。革命戰爭迅猛發展形勢下的1948年“五一”勞動節,自然也不會例外。

當時擔任新華社社長的是廖承志,正率隊駐紮在位於太行山深處涉縣的東西戌村。作為新華社社長的廖承志,

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到來之際,想到的是請示中共中央。於是,他隨即給中央發來一個十分簡短的電報,詢問“五一”勞動節快到了,中央有什麼重要事情發佈。

電文很快傳到了西柏坡,機要工作負責人羅青長隨即把來電送給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恩來。廖承志的這封簡短來電,當即引起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國民黨反動統治即將崩潰,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即將誕生。該是對外公佈共產黨人的政治主張、提出新中國政權藍圖的時候了。於是,“五一口號”初稿應運而生。

毛澤東做了重要改動

根據中央統戰部編寫的《讓歷史告訴未來 中共中央發佈“五一口號”六十周年紀念》一書的敘述,原來“五一口號”初稿的第5條是,“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革命的領導者,解放區的工人階級是新中國的主人翁,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更早地實現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毛澤東在審稿時,以革命戰略家的遠見卓識和前瞻性的執政黨思維,把這一條修改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毛澤東通過這一重大修改,代表中國共產黨向全國各階級、各社會階層的民主進步力量發出了協商共建新中國的號召。

“五一口號”初稿第23條“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和第24條“中國勞動人民和被壓迫人民的組織者,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將第23條“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劃掉,將第24條改為“中華民族解放萬歲”。這樣,修改後的“五一口號”,一共23條。

“五一口號”發佈經過

4月3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在晉冀察軍區所在地-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召開(又稱城南莊會議),會議討論通過了經毛澤東修改後的《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當日,通過陝北的新華社正式對外發佈,同一時間,新華廣播電臺也進行了廣播。5月1日,《晉察冀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了“五一口號”。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全文發表。

各民主黨派積極回應

中國共產黨的“五一”口號極大地鼓舞了艱苦鬥爭中的各民主黨派。

5月2日,李濟深、沈鈞儒與在港的各民主黨派代表歡聚一堂,對“五一”口號進行了熱烈廣泛的討論。5月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李濟深、何香凝,中國民主同盟的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促進會的馬敘倫、王紹鏊,中國致公黨的陳其尤,中國農工党的彭澤民,中國人民救國會的李章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的蔡廷鍇,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譚平山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聯名致電毛澤東,響應中共“五一”號召,擁護召開新政協。

同一天,他們還向國內各報館、各團體及全國同胞發出《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通電》,指出:中共“五一”號召“事關國家民族前途,至為重要。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用特奉達,至希速予策進。”5月7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發表《擁護中共“五一”號召告臺灣同胞書》。當時在上海處於地下狀態的民主建國會中央也於5月23日秘密召開常務理監事會議,通過決議,響應中共“五一”號召。

此後,許多代表人物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紛紛到達解放區,1949年9月參加新政協,為建立新中國作出了貢獻。

“五一口號”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1948年4月30日發佈的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歷史意義非同尋常,其對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建設的重大影響深遠至今。因為,中國共產黨通過其中的第五條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發出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播下了中國新型政黨關係、新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的種子。這粒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種子,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快速生長,不久即結出了多黨合作的累累碩果。

1949年7月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在北平中南海合影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等一系列,具有開闢中國歷史新紀元標誌性意義的重大事件的發生,深刻地凸顯出了1948年 “五一口號”的非凡歷史意義。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隆重開幕

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衷共濟的真誠合作,以1948年發佈“五一口號”為開端,揭開了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的嶄新一頁。從共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從改革開放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經過68年的發展和不斷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多黨合作事業已經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制度設計上都更加趨於成熟。

今天,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實踐已經包涵於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之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理論已經包涵於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理論之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而這一切都是由“五一口號”的發佈所奠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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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即將誕生。該是對外公佈共產黨人的政治主張、提出新中國政權藍圖的時候了。於是,“五一口號”初稿應運而生。

毛澤東做了重要改動

根據中央統戰部編寫的《讓歷史告訴未來 中共中央發佈“五一口號”六十周年紀念》一書的敘述,原來“五一口號”初稿的第5條是,“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革命的領導者,解放區的工人階級是新中國的主人翁,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更早地實現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毛澤東在審稿時,以革命戰略家的遠見卓識和前瞻性的執政黨思維,把這一條修改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毛澤東通過這一重大修改,代表中國共產黨向全國各階級、各社會階層的民主進步力量發出了協商共建新中國的號召。

“五一口號”初稿第23條“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和第24條“中國勞動人民和被壓迫人民的組織者,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將第23條“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劃掉,將第24條改為“中華民族解放萬歲”。這樣,修改後的“五一口號”,一共23條。

“五一口號”發佈經過

4月3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在晉冀察軍區所在地-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召開(又稱城南莊會議),會議討論通過了經毛澤東修改後的《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當日,通過陝北的新華社正式對外發佈,同一時間,新華廣播電臺也進行了廣播。5月1日,《晉察冀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了“五一口號”。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全文發表。

各民主黨派積極回應

中國共產黨的“五一”口號極大地鼓舞了艱苦鬥爭中的各民主黨派。

5月2日,李濟深、沈鈞儒與在港的各民主黨派代表歡聚一堂,對“五一”口號進行了熱烈廣泛的討論。5月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李濟深、何香凝,中國民主同盟的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促進會的馬敘倫、王紹鏊,中國致公黨的陳其尤,中國農工党的彭澤民,中國人民救國會的李章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的蔡廷鍇,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譚平山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聯名致電毛澤東,響應中共“五一”號召,擁護召開新政協。

同一天,他們還向國內各報館、各團體及全國同胞發出《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通電》,指出:中共“五一”號召“事關國家民族前途,至為重要。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用特奉達,至希速予策進。”5月7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發表《擁護中共“五一”號召告臺灣同胞書》。當時在上海處於地下狀態的民主建國會中央也於5月23日秘密召開常務理監事會議,通過決議,響應中共“五一”號召。

此後,許多代表人物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紛紛到達解放區,1949年9月參加新政協,為建立新中國作出了貢獻。

“五一口號”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1948年4月30日發佈的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歷史意義非同尋常,其對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建設的重大影響深遠至今。因為,中國共產黨通過其中的第五條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發出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播下了中國新型政黨關係、新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的種子。這粒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種子,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快速生長,不久即結出了多黨合作的累累碩果。

1949年7月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在北平中南海合影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等一系列,具有開闢中國歷史新紀元標誌性意義的重大事件的發生,深刻地凸顯出了1948年 “五一口號”的非凡歷史意義。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隆重開幕

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衷共濟的真誠合作,以1948年發佈“五一口號”為開端,揭開了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的嶄新一頁。從共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從改革開放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經過68年的發展和不斷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多黨合作事業已經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制度設計上都更加趨於成熟。

今天,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實踐已經包涵於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之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理論已經包涵於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理論之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而這一切都是由“五一口號”的發佈所奠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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