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維持短期不爆發系統性風險的兩個辦法
政府即使需要介入微觀經濟，也要非常注意方法，不能削弱競爭。
中新社發 張朋 攝
為何提出“供給側”還是“需求側”的問題
對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決策層有兩個判斷：從內容方面 說叫“三期疊加”；從現象方面說叫“四降一升”。
“三期疊加” 是指經濟發展的換擋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重疊在一起。
“四降一升”是指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 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
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下行通道。
從理論上講，經濟發展趨勢可以從兩個側面去分析。第一個是從需求側分析，GDP（國內生產總值）總量應該與總需求相等。總需求是由三個因素構成的，就是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淨出口需求。
另外一種分析就是供給側分析。
至少從 2009 年以來，占主流地位的是需求側分析，也就 是所謂“三駕馬車”的分析方法。採用這種分析方法的人認為， 中國增長速度下降的原因就是總需求不足，“消費、投資和淨出口三駕馬車”沒有力量。他們提出的應對方針就是所謂擴需求、 保增長，保 8%、保 7%、保 6.5%，等等。
前些年用了多種方法來擴需求，
實際上，這裡有一個概念上的誤解。
經濟學上講的需求是有購買力的需求，而不是指消費欲望。問題在於我們的收入太低，而增加收入不是用行政規定就能解決的。我們用了很多辦法，包括制定《勞動合同法》，規定最低工資，
由此形成的應對方法，從理論上說，很明顯是從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引申出來的。用凱恩斯主義短期分析方法去分析中國的長期問題，
更加現實的是，長期使用“擴需求、保增長”的辦法還會發生效應的遞減和副作用，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投資回報遞減規律表現得非常明顯；另外一方面的弊病是杠杆率被不斷推高，因為貨幣超發使資本市場的泡沫膨脹，風險累積。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用需求刺激保增長的正確性和有效性。特別是許多經濟學家一直主張，從供給方面的因素分析去尋求中國經濟增長下行的原因和應對辦法，提出中國經濟形勢不應該從需求方面分析，不應該用凱恩斯主義短期分析框架，而要從供給側分析。
據我所知，過去中國經濟學家都是說“供給方”，“供給側”第一次出現應該是在已故經濟學家青木昌彥 2015 年 3 月的一篇論文裡，日文有漢字“供給側”。
供給側的分析框架是什麼？供給側的因素就是生產函數右邊的三個變數：勞動力、資本形成和生產效率。我們在分析這個問題的時候多次指出，中國的增長模式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主要依靠資本形成來實現增長，效率提高的占比很低。這種增長方式顯然是不可持續的。
21世紀初，世界銀行的一份研究報告也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國的資本形成對GDP的貢獻達 47%，而美國和德國只有19%， 日本是21% ；韓國和印度比較高，也分別只有29%和30%。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幾乎全部的增長都是靠資源投入，主要是資本投入。改革開放以後，效率的貢獻有明顯提高。改革最重要的效果是改變了過去城鄉隔絕、資源不能流動的狀態，城鄉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過去在農村被低效利用的土地、勞動力等資源大量流入城市，使效率得到提高。
開放對中國經濟發展的 重要效果是，可以在自主創新並不是很興旺的情況下，通過購買外國設備、引進外國技術，很快把中國的技術水準提高。
因此，現在的重要問題就是要提高效率，從過去主要靠資源投入、靠投資驅動的增長轉為創新和效率支持的增長。對此觀點近幾年的贊成比例越來越高。
什麼是“結構性改革”，為什麼要“著力推進結構性改革”？
21世紀第一個10年，情況發生了變化。
一方面，人口紅利消失，青木昌彥所說的“庫茲涅茨過程”也到了後期，通過結構變化提高效率的空間不大了；
另一方面，中國的技術水準有了很大提高，中國由技術的追趕者成為同步者，在某些領域甚至成為領跑者。
在這種情況下，靠購買外國設備、引進外國技術進一步提高本國技術水準的可能性也變小了。好幾個學術研究機構的報告都表明，從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起，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開始下降。
過去中國很少用“結構性改革”這樣的表達方式，我們一般說體制改革。但是，在發達國家這是一個經常用的詞，中國文獻中的體制改革在翻譯成英文時，也往往被譯為 structural reform，即結構性改革。在西方報刊和 學術性文獻中說的結構性改革，是指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某些 制度架構和政府監管架構的改革。
“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結構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常用的概念。它的原意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部分制度架構和政府規制架構進行改革，特別是對政府職能進行改革。不可與主要用行政方式進行的“結構調整”混為一談。
現在，有一種把結構性改革解釋為由政府調整結構的傾向。我認為，這種想法和做法是不正確的，容易走到岔道上去，因為這是政府工作人員和政府機關最順手、樂此不疲的。
防止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措施
應當採取哪些措施來防止發生系統性風險呢？大概有兩個方面。
採取措施控制和化解風險。妥善處理各級地方政府的債務；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的隱性負債和或有負債；停止對沒有回報或回報過低的項目的投資；停止對“僵屍企業”輸血；停止“剛性兌付”；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或重整；盤活由於粗 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產存量。
輔之以短期政策的運用。適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也應當發揮輔助作用，以便維持宏觀經濟的基本穩定；鬆緊適度的貨幣政策，“去杠杆”還應當是總的方向；有力度的財政政策，應當指向發揮企業積極性的方向，例如普惠式降低稅負。
這兩個辦法看來能維持一段時間不爆發系統性風險，使我們能夠贏得時間來推進改革，用一個好的體制來提高供給側的效率，促進改革與發展良性互動，使經濟發展逐步轉入良性迴圈。
成敗的關鍵在於能否把改革措施落到實處
要提高效率，主要是靠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實踐中，當然是政府更有力量，結果就容易變成政府調結構。
其實，兩者發揮作用的範圍是不一樣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說得很清楚，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關鍵在於通過改革建立起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這一制度基礎。
至於怎樣使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要點在於，政府要管政府的事，即提供公共品，而不是直接去操縱市場和直接插手私用品的生產和經營。
去產能、去庫存、補短板就是要實現資源的有效再配置。這個功能主要應該由市場承擔。
當然，政府行政手段好像見效快，根本問題是，政府怎麼知道什麼樣的結構好？現在去產能的產業都是因為當年產能盲目擴大，但是怎麼擴大起來的？政府不可能知道怎樣的結構是最好的結構。
去產能、去庫存、補短板當然要用一些行政手段，但是，一定要清醒地認識到，政府看得准的經濟事務並不多。現在已經出了一些問題，比如上一輪支持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政府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許多直接干預、進行補償之類的事情，由於弱化了競爭，效果並不好，比如，電動車行業的“騙補”問題。有人說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在我看來，由於它在當前我國政府和企業關係的問題上相當具有典型性，恐怕不能說概率太小。
所以，政府即使需要介入微觀經濟，也要非常注意方法，不能削弱競爭。
總之，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條件下著力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我們就能夠真正提高供給效率，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保證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的長期發展。
本文摘選自中信出版集團出品，吳敬璉、厲以寧等著：《三去一降一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務院資訊化專家諮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編輯：張文暉
提出中國經濟形勢不應該從需求方面分析，不應該用凱恩斯主義短期分析框架，而要從供給側分析。據我所知，過去中國經濟學家都是說“供給方”，“供給側”第一次出現應該是在已故經濟學家青木昌彥 2015 年 3 月的一篇論文裡，日文有漢字“供給側”。
供給側的分析框架是什麼？供給側的因素就是生產函數右邊的三個變數：勞動力、資本形成和生產效率。我們在分析這個問題的時候多次指出，中國的增長模式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主要依靠資本形成來實現增長，效率提高的占比很低。這種增長方式顯然是不可持續的。
21世紀初，世界銀行的一份研究報告也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國的資本形成對GDP的貢獻達 47%，而美國和德國只有19%， 日本是21% ；韓國和印度比較高，也分別只有29%和30%。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幾乎全部的增長都是靠資源投入，主要是資本投入。改革開放以後，效率的貢獻有明顯提高。改革最重要的效果是改變了過去城鄉隔絕、資源不能流動的狀態，城鄉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過去在農村被低效利用的土地、勞動力等資源大量流入城市，使效率得到提高。
開放對中國經濟發展的 重要效果是，可以在自主創新並不是很興旺的情況下，通過購買外國設備、引進外國技術，很快把中國的技術水準提高。
因此，現在的重要問題就是要提高效率，從過去主要靠資源投入、靠投資驅動的增長轉為創新和效率支持的增長。對此觀點近幾年的贊成比例越來越高。
什麼是“結構性改革”，為什麼要“著力推進結構性改革”？
21世紀第一個10年，情況發生了變化。
一方面，人口紅利消失，青木昌彥所說的“庫茲涅茨過程”也到了後期，通過結構變化提高效率的空間不大了；
另一方面，中國的技術水準有了很大提高，中國由技術的追趕者成為同步者，在某些領域甚至成為領跑者。
在這種情況下，靠購買外國設備、引進外國技術進一步提高本國技術水準的可能性也變小了。好幾個學術研究機構的報告都表明，從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起，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開始下降。
過去中國很少用“結構性改革”這樣的表達方式，我們一般說體制改革。但是，在發達國家這是一個經常用的詞，中國文獻中的體制改革在翻譯成英文時，也往往被譯為 structural reform，即結構性改革。在西方報刊和 學術性文獻中說的結構性改革，是指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某些 制度架構和政府監管架構的改革。
“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結構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常用的概念。它的原意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部分制度架構和政府規制架構進行改革，特別是對政府職能進行改革。不可與主要用行政方式進行的“結構調整”混為一談。
現在，有一種把結構性改革解釋為由政府調整結構的傾向。我認為，這種想法和做法是不正確的，容易走到岔道上去，因為這是政府工作人員和政府機關最順手、樂此不疲的。
防止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措施
應當採取哪些措施來防止發生系統性風險呢？大概有兩個方面。
採取措施控制和化解風險。妥善處理各級地方政府的債務；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的隱性負債和或有負債；停止對沒有回報或回報過低的項目的投資；停止對“僵屍企業”輸血；停止“剛性兌付”；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或重整；盤活由於粗 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產存量。
輔之以短期政策的運用。適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也應當發揮輔助作用，以便維持宏觀經濟的基本穩定；鬆緊適度的貨幣政策，“去杠杆”還應當是總的方向；有力度的財政政策，應當指向發揮企業積極性的方向，例如普惠式降低稅負。
這兩個辦法看來能維持一段時間不爆發系統性風險，使我們能夠贏得時間來推進改革，用一個好的體制來提高供給側的效率，促進改革與發展良性互動，使經濟發展逐步轉入良性迴圈。
成敗的關鍵在於能否把改革措施落到實處
要提高效率，主要是靠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實踐中，當然是政府更有力量，結果就容易變成政府調結構。
其實，兩者發揮作用的範圍是不一樣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說得很清楚，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關鍵在於通過改革建立起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這一制度基礎。
至於怎樣使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要點在於，政府要管政府的事，即提供公共品，而不是直接去操縱市場和直接插手私用品的生產和經營。
去產能、去庫存、補短板就是要實現資源的有效再配置。這個功能主要應該由市場承擔。
當然，政府行政手段好像見效快，根本問題是，政府怎麼知道什麼樣的結構好？現在去產能的產業都是因為當年產能盲目擴大，但是怎麼擴大起來的？政府不可能知道怎樣的結構是最好的結構。
去產能、去庫存、補短板當然要用一些行政手段，但是，一定要清醒地認識到，政府看得准的經濟事務並不多。現在已經出了一些問題，比如上一輪支持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政府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許多直接干預、進行補償之類的事情，由於弱化了競爭，效果並不好，比如，電動車行業的“騙補”問題。有人說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在我看來，由於它在當前我國政府和企業關係的問題上相當具有典型性，恐怕不能說概率太小。
所以，政府即使需要介入微觀經濟，也要非常注意方法，不能削弱競爭。
總之，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條件下著力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我們就能夠真正提高供給效率，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保證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的長期發展。
本文摘選自中信出版集團出品，吳敬璉、厲以寧等著：《三去一降一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務院資訊化專家諮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編輯：張文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