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愛爾蘭問題百年歷程：拋棄暴力之途，回歸和平之道
作為英國脫歐公投的連鎖反應，在蘇格蘭提出獨立公投的要求後，北愛爾蘭第二大黨新芬党也於2017年3月14日發表聲明，稱將推動舉行北愛爾蘭獨立公投。由此，沉寂多年的北愛爾蘭問題又重回人們的視線。
北愛爾蘭即愛爾蘭島的厄爾斯特地區。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新教徒主要是蘇格蘭和英格蘭移民的後裔，他們在宗教上儘管並不完全統一，但都屬於新教，奉行共同的新教文化和新教價值觀，在情感上自然對英國存在向心力。與之相反，人口稍少於新教徒的天主教徒在宗教和民族情感上則與南部的愛爾蘭共和國相契合。北愛爾蘭問題出現的根源在於數百年來英國對愛爾蘭的殖民和宗教政策。
北愛爾蘭位置（紅色部分）
走向“暴力之途”
自1921年《英愛條約》簽訂以來，北愛爾蘭問題一直是英國與愛爾蘭的“死結”。英國在1949年通過《愛爾蘭法案》（Ireland Act, 1949）明確了北愛爾蘭作為聯合王國一部分的法律地位。
自1967年起，由於政治地位長期得不到改善，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逐漸拋棄和平鬥爭的手段，轉而支持由愛爾蘭共和軍（1919年由新芬党創建）領導的武力鬥爭，並呈現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傾向。與此同時，新教徒也做出應對，成立了以武力對抗和恐怖活動為主要手段的准軍事組織。
伊恩·佩斯利
新教激進派的代表人物是長老會極端主義者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 1926－2014）。他于1951年創建自由長老教會（Free Presbyterian Church），並於1956年參加新教極端組織“北愛爾蘭新教行動”。他認為對天主教徒的任何挑釁都要堅決予以回擊，任何向天主教徒的妥協都會最終導致新教徒的敗退，
1969年8月12日，新教徒在慶祝1689年倫敦德里之圍（威廉三世鎮壓天主教起義）時，
然而英國軍隊的介入未能緩解教派衝突，由於其對新教徒的袒護，很快喪失了天主教徒的信任。1970年1月，新芬黨在都柏林召開會議，就是否在北愛爾蘭使用武力進行鬥爭的問題展開討論。隨後，主張採用武力的激進派退出會議，形成“臨時派”；多數反對武力鬥爭的新芬党成員留下繼續開會，稱“正統派”。
臨時派的武裝鬥爭主要以暗殺和製造爆炸等恐怖手段作為對新教徒的回應。1971夏天，雙方的恐怖活動達到高☆禁☆潮，英國政府偏袒新教徒，將三百多名天主教徒作為恐怖活動嫌疑人逮捕，激起了天主教徒的強烈敵對。在1972年1月的反政府遊行中，英國軍隊向示威的人群開槍，導致數十名天主教徒在衝突中死傷，這即是“血色星期日”事件。由此，群情激憤的天主教社區對愛爾蘭共和軍的支持大大深化，愛爾蘭共和軍發起新一輪恐怖活動，先後導致數百人在襲擊中喪生。此後，英國和北愛自治政府失去了對天主教社區的控制能力，這裡實際處於愛爾蘭共和軍的掌握之下。
面對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1972年3月，英國出臺了《北愛爾蘭憲法草案》，明確天主教徒享有與新教徒平等的政治和社會權利，並表示將成立一個由英國、愛爾蘭和北愛爾蘭三方組成的委員會商討北愛爾蘭的未來。但是，愛爾蘭共和軍無法接受由英國控制北愛爾蘭主權的事實，而新教極端分子也對與天主教徒分享平等參政權表示不滿。最終，動盪的局勢並沒有好轉。
愛爾蘭共和軍臨時派的恐怖活動愈發猖獗。1972－1974年，北愛爾蘭連續三年的爆炸事件都達到1000起以上。共和軍對英國本土的襲擊也呈加劇趨勢，襲擊的規模和次數都大大增加，僅在1973年的倫敦汽車爆炸事件中，就有超過200人死傷。1974年是恐怖活動最猖獗的一年，連續發生的多起襲擊導致數百人傷亡：2月的公共汽車爆炸導致12名士兵和家屬身亡；倫敦塔的爆炸致使1人死亡，41名孩子受傷；6月威斯敏斯特大廳外的爆炸導致11人喪生；11月伯明罕兩所公用房子的爆炸導致21人死亡，182人受傷。
共和軍的襲擊方式也在朝向現代恐怖主義發展，他們除了使用常規的槍戰、暗殺、狙擊和炸彈爆炸等手段外，還採取了人體炸彈、汽車爆炸、搖控爆炸等多種極端非人道手段。員警、軍隊和一些人流密集的公共場所成為他們攻擊的目標。共和軍的襲擊活動也遭到新教徒的瘋狂報復，新教徒的武裝組織包括北愛爾蘭防衛協會、北愛自由戰士、北愛志願軍、北愛防衛團等。新教徒的攻擊與謀殺迫使大批天主教徒離開家園，南遷愛爾蘭共和國境內，或移民至海外。
在持續的衝突下，北愛爾蘭聯合政府徹底垮臺。雙方的流血衝突進入高☆禁☆潮。1979年3月，英國派駐北愛爾蘭的大使理查·塞克斯爵士（Sir Richard Sykes）被暗殺；8月，蒙巴頓伯爵一家在遊船上被共和軍炸死；此外，12名英軍士兵遭到共和軍伏殺。面對持續的血腥事件，1979年9月教皇約翰-保羅二世（Pope John Paul II）來到愛爾蘭，他在德羅赫達（Drocheda）向台下聚集的數十萬天主教徒發表了“拋棄暴力之途，回歸和平之道”的呼籲。他告誡人們：“上帝要求所有人拋開一切仇恨，停止一切暴力。”他還呼籲政治家們向暴力分子證明“正義可以通過和平的、政治的方式獲得，和平能夠實現正義的事業，而暴力不能”。教皇的和平呼聲對於平息北愛爾蘭天主教徒的激憤起到了重要作用。
都柏林機場，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踏足愛爾蘭之處
回歸“和平之道”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羅馬教廷、英國和愛爾蘭共和國政府的多方努力下，北愛爾蘭的和平進程終於步入軌道。儘管衝突與流血事件並未中止，但和平解決北愛爾蘭問題已成為各方的共識。1982年，柴契爾夫人領導的英國政府、愛爾蘭共和國政府及北愛爾蘭新教徒、天主教徒各政治派別進行了以和平為前提的多輪政治磋商。最終，各方確定了按比例制原則選舉議會，重建北愛爾蘭政府。在持續的教派衝突下生活的大多數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對這一行動表示支持。
格裡·亞當斯
愛爾蘭共和軍仍舊堅持愛爾蘭島統一的鬥爭目標，但其在天主教社區中的支持度和影響力日益下降。格裡·亞當斯（Gerry Adams, 1948－）成為領導人後，對共和軍進行了改組，規模大大縮小。當然，他們也並未放棄武力對抗的鬥爭方式。20世紀80年代以來，共和軍的恐怖活動雖有所減少，但並未中斷。1984年10月，愛爾蘭共和軍在布萊頓的格蘭德酒店製造了一起爆炸，企圖炸死正在此地召開保守黨年會的柴契爾夫人和該党的領袖們。儘管柴契爾夫人倖免于難，但仍有4人在爆炸中喪生。1991年2月，共和軍使用迫擊炮襲擊了唐寧街10號，幸未造成人員傷亡；但在不久對倫敦維多利亞火車站製造的爆炸中，有40多人死傷。
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促成愛爾蘭共和軍放棄恐怖活動，英愛兩國政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1993年12月，英國與愛爾蘭共和國共同發表了《唐寧街宣言》，雙方都做出一定讓步，並就愛爾蘭共和軍永久停止使用暴力和吸納新芬党參加和平談判達成共識。這一宣言得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熱烈回應。愛爾蘭共和軍和新教武裝也在次年先後作出停止軍事行動的聲明。作為回應，英國宣佈解除對新芬黨的禁令。
1995年2月，英愛兩國就愛爾蘭共和軍解除武裝和吸納新芬黨加入北愛爾蘭問題進入實質談判階段。但在這一關鍵時期，梅傑政府堅持將共和軍永久放下武器作為新芬黨參與和談的先決條件，致使和平進程中斷，共和軍又重新開始暴力活動，導致數百人傷亡。
“受難日”的和平
1997年，工黨的上臺為北愛爾蘭和平進程打了一針“強心劑”。布雷爾政府一改保守黨的強硬態度，不以共和軍永久停止暴力活動作為先決條件；作為回應，共和軍也做出讓步，宣佈“完全停止軍事行動”。之後，新芬黨參與了多黨和談。當年12月，在美國的斡旋下，共和軍和新芬党領導人格裡·亞當斯與布雷爾在唐甯街首相官邸進行了歷史性會面。
1998年4月10日，談判各方達成了《受難日和平協議》（Good Friday Agreement）。這是一份關於北愛爾蘭未來的綱領性檔，由北愛爾蘭大多數政黨達成的多党協議和英、愛兩國政府之間的協定兩部分構成。其主要內容涵蓋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創造性地確立愛爾蘭共和國、英國政府與北愛爾蘭的新型關係。英國與愛爾蘭共和國政府達成妥協，英國分階段解除軍事管制，愛爾蘭則刪除憲法中對北愛爾蘭的主權要求，兩國組成協調委員會，處理涉及兩國間和北愛爾蘭的相關問題。同時，南北愛爾蘭建立協調委員會，處理相互關係，並督促各派勢力放棄武力，停止一切暴力活動。其二，建立一套聯合北愛爾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各主要政黨的政府體系。除了強化北愛爾蘭政府各職能機構的地位和作用，最受關注的當屬體現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兩大族群政治權力對比的北愛爾蘭議會。北愛爾蘭議會在協議正式生效前選舉成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議會組成上達到基本均衡，貫徹了協議中“雙民族共用權力”的政治原則。新芬黨也在新議會中獲得了18個議席。
必須指出，協議的達成有賴於相關各方做出的妥協與讓步。其中最難能可貴的，一是愛爾蘭共和國能夠理性面對愛爾蘭島南北分裂的政治現實，勇於卸下歷史包袱，正式放棄對北愛爾蘭的主權要求；二是除了民主統一黨等個別政黨外，北愛爾蘭新教徒能夠從北愛爾蘭和平大局出發，正視天主教徒的政治訴求，在政治上做出讓步。從新議會的構成來看，天主教徒通過和平協議獲得了基本平等的政治權力，改變了過去新教徒長期把持北愛政權的局面。有學者指出：《受難日和平協定》與北愛議會的選舉意味著北愛爾蘭問題“在各方的妥協與讓步之下，通過和平談判方式得到了初步解決，這是一個值得載入史冊的事件”。
《受難日和平協議》簽訂以來，愛爾蘭共和軍和新教激進分子的暴力衝突和恐怖活動基本停止了。當然，北愛爾蘭問題並沒有完全終結，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的隔閡尚未消弭，在北愛爾蘭這片土地上，他們生活在各自的信仰和價值觀體系之下。可以相信，伴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這種以宗教為精神邊界的對壘必將逐步被理解和包容取代，這不僅符合傳統新教主義的自由精神，也契合天主教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以來宣導的“和平”與“對話”的方向。
位於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的議會大樓
未來何去何從？
近年來，北愛爾蘭地區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兩大族群人口的比例正發生著巨大變化，人口基本結構的變化勢必會影響該地區未來政治發展的走向。根據北愛爾蘭統計與調查部（Northern Ireland Statistics & Research Agency）公佈的資料，自1861年以來，新教徒人口的比例從五分之三上升到20世紀上半葉的三分之二，天主教徒則從五分之二下降到約三分之一。但是，自20世紀60年代起，新教徒人口比例開始持續下降，天主教徒比例不斷上升。2011年對宗教人口的統計顯示，北愛爾蘭天主教徒與新教徒的人數已經非常接近，分別為41%和42%。
人口比例變化出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可忽視的一點是，天主教徒與新教徒的家庭觀念存在顯著差異。調查顯示，北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家庭成員平均數較高，為2.76人，新教徒家庭平均人數則不足2.5人。約有14%的天主教家庭擁有5個甚至更多的成員，而新教徒的這一比例僅為8%。這種狀況直接決定了兩大教派在年齡結構上的差異，即北愛爾蘭天主教徒的比例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減小；與此相反，新教徒的比例則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增大。這意味著，在目前兩大教派人數已基本持平的前提下，天主教徒的數量將超越新教徒，並將逐步拉大兩者差距。 此外，在北愛爾蘭的人口調查中，有10%的人宣稱他們沒有任何宗教信仰，還有超過6.8%的人雖然表示自己有信仰，但並未對屬於何種宗教給出答案。與天主教徒人口年輕化一致，無宗教信仰的北愛爾蘭公民也呈現年齡越小，比例越大的現象。
自北愛爾蘭問題產生以來，新教徒人口高於天主教徒是造成兩大族群政治地位長期不平等的重要根源，也是最初北愛爾蘭通過公投繼續留在英國的主要原因。隨著北愛爾蘭宗教人口結構的加速變化，北愛爾蘭的政治未來存在越來越大的變數。一旦新芬黨推動獨立公投成功，北愛爾蘭或將迎來新的歷史篇章。
隨後，主張採用武力的激進派退出會議，形成“臨時派”；多數反對武力鬥爭的新芬党成員留下繼續開會，稱“正統派”。臨時派的武裝鬥爭主要以暗殺和製造爆炸等恐怖手段作為對新教徒的回應。1971夏天，雙方的恐怖活動達到高☆禁☆潮，英國政府偏袒新教徒，將三百多名天主教徒作為恐怖活動嫌疑人逮捕，激起了天主教徒的強烈敵對。在1972年1月的反政府遊行中，英國軍隊向示威的人群開槍，導致數十名天主教徒在衝突中死傷，這即是“血色星期日”事件。由此，群情激憤的天主教社區對愛爾蘭共和軍的支持大大深化，愛爾蘭共和軍發起新一輪恐怖活動，先後導致數百人在襲擊中喪生。此後，英國和北愛自治政府失去了對天主教社區的控制能力，這裡實際處於愛爾蘭共和軍的掌握之下。
面對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1972年3月，英國出臺了《北愛爾蘭憲法草案》，明確天主教徒享有與新教徒平等的政治和社會權利，並表示將成立一個由英國、愛爾蘭和北愛爾蘭三方組成的委員會商討北愛爾蘭的未來。但是，愛爾蘭共和軍無法接受由英國控制北愛爾蘭主權的事實，而新教極端分子也對與天主教徒分享平等參政權表示不滿。最終，動盪的局勢並沒有好轉。
愛爾蘭共和軍臨時派的恐怖活動愈發猖獗。1972－1974年，北愛爾蘭連續三年的爆炸事件都達到1000起以上。共和軍對英國本土的襲擊也呈加劇趨勢，襲擊的規模和次數都大大增加，僅在1973年的倫敦汽車爆炸事件中，就有超過200人死傷。1974年是恐怖活動最猖獗的一年，連續發生的多起襲擊導致數百人傷亡：2月的公共汽車爆炸導致12名士兵和家屬身亡；倫敦塔的爆炸致使1人死亡，41名孩子受傷；6月威斯敏斯特大廳外的爆炸導致11人喪生；11月伯明罕兩所公用房子的爆炸導致21人死亡，182人受傷。
共和軍的襲擊方式也在朝向現代恐怖主義發展，他們除了使用常規的槍戰、暗殺、狙擊和炸彈爆炸等手段外，還採取了人體炸彈、汽車爆炸、搖控爆炸等多種極端非人道手段。員警、軍隊和一些人流密集的公共場所成為他們攻擊的目標。共和軍的襲擊活動也遭到新教徒的瘋狂報復，新教徒的武裝組織包括北愛爾蘭防衛協會、北愛自由戰士、北愛志願軍、北愛防衛團等。新教徒的攻擊與謀殺迫使大批天主教徒離開家園，南遷愛爾蘭共和國境內，或移民至海外。
在持續的衝突下，北愛爾蘭聯合政府徹底垮臺。雙方的流血衝突進入高☆禁☆潮。1979年3月，英國派駐北愛爾蘭的大使理查·塞克斯爵士（Sir Richard Sykes）被暗殺；8月，蒙巴頓伯爵一家在遊船上被共和軍炸死；此外，12名英軍士兵遭到共和軍伏殺。面對持續的血腥事件，1979年9月教皇約翰-保羅二世（Pope John Paul II）來到愛爾蘭，他在德羅赫達（Drocheda）向台下聚集的數十萬天主教徒發表了“拋棄暴力之途，回歸和平之道”的呼籲。他告誡人們：“上帝要求所有人拋開一切仇恨，停止一切暴力。”他還呼籲政治家們向暴力分子證明“正義可以通過和平的、政治的方式獲得，和平能夠實現正義的事業，而暴力不能”。教皇的和平呼聲對於平息北愛爾蘭天主教徒的激憤起到了重要作用。
都柏林機場，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踏足愛爾蘭之處
回歸“和平之道”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羅馬教廷、英國和愛爾蘭共和國政府的多方努力下，北愛爾蘭的和平進程終於步入軌道。儘管衝突與流血事件並未中止，但和平解決北愛爾蘭問題已成為各方的共識。1982年，柴契爾夫人領導的英國政府、愛爾蘭共和國政府及北愛爾蘭新教徒、天主教徒各政治派別進行了以和平為前提的多輪政治磋商。最終，各方確定了按比例制原則選舉議會，重建北愛爾蘭政府。在持續的教派衝突下生活的大多數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對這一行動表示支持。
格裡·亞當斯
愛爾蘭共和軍仍舊堅持愛爾蘭島統一的鬥爭目標，但其在天主教社區中的支持度和影響力日益下降。格裡·亞當斯（Gerry Adams, 1948－）成為領導人後，對共和軍進行了改組，規模大大縮小。當然，他們也並未放棄武力對抗的鬥爭方式。20世紀80年代以來，共和軍的恐怖活動雖有所減少，但並未中斷。1984年10月，愛爾蘭共和軍在布萊頓的格蘭德酒店製造了一起爆炸，企圖炸死正在此地召開保守黨年會的柴契爾夫人和該党的領袖們。儘管柴契爾夫人倖免于難，但仍有4人在爆炸中喪生。1991年2月，共和軍使用迫擊炮襲擊了唐寧街10號，幸未造成人員傷亡；但在不久對倫敦維多利亞火車站製造的爆炸中，有40多人死傷。
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促成愛爾蘭共和軍放棄恐怖活動，英愛兩國政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1993年12月，英國與愛爾蘭共和國共同發表了《唐寧街宣言》，雙方都做出一定讓步，並就愛爾蘭共和軍永久停止使用暴力和吸納新芬党參加和平談判達成共識。這一宣言得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熱烈回應。愛爾蘭共和軍和新教武裝也在次年先後作出停止軍事行動的聲明。作為回應，英國宣佈解除對新芬黨的禁令。
1995年2月，英愛兩國就愛爾蘭共和軍解除武裝和吸納新芬黨加入北愛爾蘭問題進入實質談判階段。但在這一關鍵時期，梅傑政府堅持將共和軍永久放下武器作為新芬黨參與和談的先決條件，致使和平進程中斷，共和軍又重新開始暴力活動，導致數百人傷亡。
“受難日”的和平
1997年，工黨的上臺為北愛爾蘭和平進程打了一針“強心劑”。布雷爾政府一改保守黨的強硬態度，不以共和軍永久停止暴力活動作為先決條件；作為回應，共和軍也做出讓步，宣佈“完全停止軍事行動”。之後，新芬黨參與了多黨和談。當年12月，在美國的斡旋下，共和軍和新芬党領導人格裡·亞當斯與布雷爾在唐甯街首相官邸進行了歷史性會面。
1998年4月10日，談判各方達成了《受難日和平協議》（Good Friday Agreement）。這是一份關於北愛爾蘭未來的綱領性檔，由北愛爾蘭大多數政黨達成的多党協議和英、愛兩國政府之間的協定兩部分構成。其主要內容涵蓋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創造性地確立愛爾蘭共和國、英國政府與北愛爾蘭的新型關係。英國與愛爾蘭共和國政府達成妥協，英國分階段解除軍事管制，愛爾蘭則刪除憲法中對北愛爾蘭的主權要求，兩國組成協調委員會，處理涉及兩國間和北愛爾蘭的相關問題。同時，南北愛爾蘭建立協調委員會，處理相互關係，並督促各派勢力放棄武力，停止一切暴力活動。其二，建立一套聯合北愛爾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各主要政黨的政府體系。除了強化北愛爾蘭政府各職能機構的地位和作用，最受關注的當屬體現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兩大族群政治權力對比的北愛爾蘭議會。北愛爾蘭議會在協議正式生效前選舉成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議會組成上達到基本均衡，貫徹了協議中“雙民族共用權力”的政治原則。新芬黨也在新議會中獲得了18個議席。
必須指出，協議的達成有賴於相關各方做出的妥協與讓步。其中最難能可貴的，一是愛爾蘭共和國能夠理性面對愛爾蘭島南北分裂的政治現實，勇於卸下歷史包袱，正式放棄對北愛爾蘭的主權要求；二是除了民主統一黨等個別政黨外，北愛爾蘭新教徒能夠從北愛爾蘭和平大局出發，正視天主教徒的政治訴求，在政治上做出讓步。從新議會的構成來看，天主教徒通過和平協議獲得了基本平等的政治權力，改變了過去新教徒長期把持北愛政權的局面。有學者指出：《受難日和平協定》與北愛議會的選舉意味著北愛爾蘭問題“在各方的妥協與讓步之下，通過和平談判方式得到了初步解決，這是一個值得載入史冊的事件”。
《受難日和平協議》簽訂以來，愛爾蘭共和軍和新教激進分子的暴力衝突和恐怖活動基本停止了。當然，北愛爾蘭問題並沒有完全終結，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的隔閡尚未消弭，在北愛爾蘭這片土地上，他們生活在各自的信仰和價值觀體系之下。可以相信，伴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這種以宗教為精神邊界的對壘必將逐步被理解和包容取代，這不僅符合傳統新教主義的自由精神，也契合天主教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以來宣導的“和平”與“對話”的方向。
位於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的議會大樓
未來何去何從？
近年來，北愛爾蘭地區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兩大族群人口的比例正發生著巨大變化，人口基本結構的變化勢必會影響該地區未來政治發展的走向。根據北愛爾蘭統計與調查部（Northern Ireland Statistics & Research Agency）公佈的資料，自1861年以來，新教徒人口的比例從五分之三上升到20世紀上半葉的三分之二，天主教徒則從五分之二下降到約三分之一。但是，自20世紀60年代起，新教徒人口比例開始持續下降，天主教徒比例不斷上升。2011年對宗教人口的統計顯示，北愛爾蘭天主教徒與新教徒的人數已經非常接近，分別為41%和42%。
人口比例變化出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可忽視的一點是，天主教徒與新教徒的家庭觀念存在顯著差異。調查顯示，北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家庭成員平均數較高，為2.76人，新教徒家庭平均人數則不足2.5人。約有14%的天主教家庭擁有5個甚至更多的成員，而新教徒的這一比例僅為8%。這種狀況直接決定了兩大教派在年齡結構上的差異，即北愛爾蘭天主教徒的比例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減小；與此相反，新教徒的比例則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增大。這意味著，在目前兩大教派人數已基本持平的前提下，天主教徒的數量將超越新教徒，並將逐步拉大兩者差距。 此外，在北愛爾蘭的人口調查中，有10%的人宣稱他們沒有任何宗教信仰，還有超過6.8%的人雖然表示自己有信仰，但並未對屬於何種宗教給出答案。與天主教徒人口年輕化一致，無宗教信仰的北愛爾蘭公民也呈現年齡越小，比例越大的現象。
自北愛爾蘭問題產生以來，新教徒人口高於天主教徒是造成兩大族群政治地位長期不平等的重要根源，也是最初北愛爾蘭通過公投繼續留在英國的主要原因。隨著北愛爾蘭宗教人口結構的加速變化，北愛爾蘭的政治未來存在越來越大的變數。一旦新芬黨推動獨立公投成功，北愛爾蘭或將迎來新的歷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