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蘭塔》選出的最優秀美國年輕小說家名單 告訴了我們什麼？
如今的美國並不令人感覺怎麼好，因此選擇在這個時候來定義美國寫作的本質會顯得很奇怪。即便是在去年秋天大選以前，弄清楚人們怎樣看待偉大的美國小說也不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情。
那些偉大的標記現在大部分都消失了，我們生活在一個威權分崩離析的時代。當今的文學界中，憎恨羅斯的和傾慕他的人一樣多，
這份名單最引人注目的一點是，上榜的作家彼此間沒有什麼相似的地方。從寫實主義者艾瑪·克萊恩（Emma Cline）到執著於字體變化的荒誕作家赫塞·鮑爾（Jesse Ball），他們幾乎覆蓋了所有的寫作風格。甚至還有一位傳統意義上的“富有野心的”的小說家——加斯·裡斯克·霍爾伯格（Garth Risk Hallberg），
這份名單當然並不全面，有些作家的名字並沒有上榜，這是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泰雅·奧布萊特（Téa Obreht）就缺席了，
除了這一點之外，名單所缺乏的主題或者說某種一致性同當下的環境非常契合。這些作家很難“歸類”，這裡沒有整體的美國文學，只有各種各樣的美國文學作品。特別是當下，特別是去年十一月之後，儘管這個國家上演的權力與衝突大戲可能活躍在作家們思維的前線，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不再刻意去尋找“美國式的”主題。如果這份名單上的哪位作家認為自己寫出了那宏大又眾口紛紜的概念——“美國”，我一定會十分震驚。畢竟，現在的作家們所追尋的理想、所寫的東西都日趨細微，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壞事。
在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作家們似乎彼此聯繫更為緊密，他們也對共同的問題感興趣。顯而易見，過去這份名單上的作家經常互相交流，他們也和已逝的文學傳統相承接。在1996年的那份名單上，喬納森·弗蘭岑（Jonathan Franzen）和傑佛瑞·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是朋友關係。在2007年的名單上，妮可·克勞斯（Nicole Krauss）嫁給了喬納森·薩福蘭·弗爾（Jonathan Safran Foer）。相比之下，現在的大多數年輕作家似乎都窩在自己精心選擇的小天地裡工作。想要區別凱薩琳·拉塞（Catherine Lacey，著有《無人失蹤》Nobody Is Ever Missing，美麗而抽象）和葛列格·傑克遜（Greg Jackson，他的作品《浪子》Prodigals，是一部強硬的現實主義散文詩）的作品並不容易，要麼是某種話題吸引著他們，或者是一種自得之情驅使他們寫作，在作品中，他們全力以赴試圖把這種東西表現出來。正是這樣，他們或許才可以創造出純粹的藝術。但是如果想因此而把他們歸為某一個類別就實在是沒有太大的意義，也沒有什麼必要了。
沒錯，當你這樣思考美國的時候情況也是如此。沒有一個統一的的美國觀念，大選之後，甚至當兩個人在一起談論美國時，他們也不會達成共識。情況更像是有5個、10個、20個或者是兩千萬個美國。人們的觀點如此多元，他們也不願意把這些觀點進行歸納，正如在藝術領域一樣，對國家來說這些也是非常好的品質。
至於美國小說家，不管是年輕的還是年長的，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國家正經歷一場緊張的崩潰，而未來的走向卻還不十分清楚，所有人的作品都誕生於這個大環境中。即便如此，有些作家堅持宣稱他們的作品會在這個時代中存活下來，不受周遭混亂的干擾。因此我很難去想像，還會有一些小說家，特別是那些“最好的”小說家，他們竟然不問問在如此艱難的時代他們到底應該做些什麼。把自己的深度思考寫出來，這似乎成為每一個作家的義務和責任。
《格蘭塔》發佈的這份名單中，有一兩個作家確實這樣做了，他們試圖在作品中直接面對這些問題，用陰鬱的情緒來反映複雜的地緣政治。馬克·多騰（Mark Doten）的作品《地獄》（The Infernal，2015）採取了小說的形式，像現在的大多數諷刺作品一樣，他選取了一連串亂加從句的冗長句子，它們就像荒誕的鬧劇一般，以此來紀錄現實。“總統先生”，僕人對他的長官說道：“我們可以讓你住進地堡中，裡面還有成套的通訊設備，你可以在這兒寫下你的位址，但你就是不能在那該死的小型飛船裡做這些事情，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這些句子並不十分連貫，但我們猜測多騰從來就沒有想過讓它們像一件鋥光瓦亮的藝術品一樣連貫，這只是一次抗議罷了。作為抗議，它成功了。
但是人們還是想多聽聽這類題材的故事，哪怕只是因為美國如今的荒誕現實，每個人都吵著要爭得一方立足之地。他們也可以從藝術中獲得這種滿足，文學作品總是能在大的災難中顯示出自身的力量，它能在令人憂慮的現實題材上指引新的光亮。Sana Krasikov在《格蘭塔》上寫的一篇文章就是一個例子，它講述了在奈洛比梅龍鎮廣場購物中心（Westgate Mall）的一件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後工作的經歷。儘管現在沒有發生這樣的悲劇，Sana發現自己依然沉溺在對有一天可能會使用的逃生之路的幻想之中。窺陰癖的經歷也使她有些焦慮，她寫道：“究竟是其它折磨人的經歷還是不可逃避本身令我沉迷在這種幻想之中？”
《小炸彈聯盟》（The Association of Small Bombs）的作者卡蘭·馬哈詹（Karan Mahajan）也將恐怖主義作為寫作的題材。在以文學的方式描述發生在新德里的一次爆炸時，他的筆調比哲學還要諷刺。“中途通過2號專案時，大多數人還在為參加了這場無聊的奉承節感到難過，但等到3號專案開始的時候，大多數人已經死了”。迪瑙·曼格斯圖（Dinaw Mengstu）也是如此，他那大師一般的緊湊行文技巧為我們貢獻了一個緊張生動的故事，關於一個男人得知自己的叔叔死于一場可怕的遭遇的故事。
不同於以往的作品，這兒有某種東西將這些作家維繫在一起，你可以稱它為焦慮。很難不將這種焦慮同現實情況聯繫起來，或許正是危機促使這些作家有了共同的目標。美國的寫作中自然不存在危機，但是危機卻在美國上演，它是一種擔憂，是對中心即將分崩離析的擔憂。這些“年輕”作家中的大多數，他們身上的希望就在於引領我們前行，無論時代是好還是壞。
（翻譯：朱瑾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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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人為的一刀切式的方式使得諸如內爾·辛克（Nell Zink）和柳原櫻（Hanya Yanagihara）這樣的作家落榜，還有越南裔作家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他的第一部小說《同情者》（The Sympathizer）去年獲得了普利策獎。如果這類名單的作用在於讓人們傾聽一批新的聲音所創作的作品，那麼“年輕”可能不是我們區分的標誌，“新”才是更好的選擇。除了這一點之外，名單所缺乏的主題或者說某種一致性同當下的環境非常契合。這些作家很難“歸類”，這裡沒有整體的美國文學，只有各種各樣的美國文學作品。特別是當下，特別是去年十一月之後，儘管這個國家上演的權力與衝突大戲可能活躍在作家們思維的前線，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不再刻意去尋找“美國式的”主題。如果這份名單上的哪位作家認為自己寫出了那宏大又眾口紛紜的概念——“美國”，我一定會十分震驚。畢竟，現在的作家們所追尋的理想、所寫的東西都日趨細微，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壞事。
在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作家們似乎彼此聯繫更為緊密，他們也對共同的問題感興趣。顯而易見，過去這份名單上的作家經常互相交流，他們也和已逝的文學傳統相承接。在1996年的那份名單上，喬納森·弗蘭岑（Jonathan Franzen）和傑佛瑞·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是朋友關係。在2007年的名單上，妮可·克勞斯（Nicole Krauss）嫁給了喬納森·薩福蘭·弗爾（Jonathan Safran Foer）。相比之下，現在的大多數年輕作家似乎都窩在自己精心選擇的小天地裡工作。想要區別凱薩琳·拉塞（Catherine Lacey，著有《無人失蹤》Nobody Is Ever Missing，美麗而抽象）和葛列格·傑克遜（Greg Jackson，他的作品《浪子》Prodigals，是一部強硬的現實主義散文詩）的作品並不容易，要麼是某種話題吸引著他們，或者是一種自得之情驅使他們寫作，在作品中，他們全力以赴試圖把這種東西表現出來。正是這樣，他們或許才可以創造出純粹的藝術。但是如果想因此而把他們歸為某一個類別就實在是沒有太大的意義，也沒有什麼必要了。
沒錯，當你這樣思考美國的時候情況也是如此。沒有一個統一的的美國觀念，大選之後，甚至當兩個人在一起談論美國時，他們也不會達成共識。情況更像是有5個、10個、20個或者是兩千萬個美國。人們的觀點如此多元，他們也不願意把這些觀點進行歸納，正如在藝術領域一樣，對國家來說這些也是非常好的品質。
至於美國小說家，不管是年輕的還是年長的，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國家正經歷一場緊張的崩潰，而未來的走向卻還不十分清楚，所有人的作品都誕生於這個大環境中。即便如此，有些作家堅持宣稱他們的作品會在這個時代中存活下來，不受周遭混亂的干擾。因此我很難去想像，還會有一些小說家，特別是那些“最好的”小說家，他們竟然不問問在如此艱難的時代他們到底應該做些什麼。把自己的深度思考寫出來，這似乎成為每一個作家的義務和責任。
《格蘭塔》發佈的這份名單中，有一兩個作家確實這樣做了，他們試圖在作品中直接面對這些問題，用陰鬱的情緒來反映複雜的地緣政治。馬克·多騰（Mark Doten）的作品《地獄》（The Infernal，2015）採取了小說的形式，像現在的大多數諷刺作品一樣，他選取了一連串亂加從句的冗長句子，它們就像荒誕的鬧劇一般，以此來紀錄現實。“總統先生”，僕人對他的長官說道：“我們可以讓你住進地堡中，裡面還有成套的通訊設備，你可以在這兒寫下你的位址，但你就是不能在那該死的小型飛船裡做這些事情，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這些句子並不十分連貫，但我們猜測多騰從來就沒有想過讓它們像一件鋥光瓦亮的藝術品一樣連貫，這只是一次抗議罷了。作為抗議，它成功了。
但是人們還是想多聽聽這類題材的故事，哪怕只是因為美國如今的荒誕現實，每個人都吵著要爭得一方立足之地。他們也可以從藝術中獲得這種滿足，文學作品總是能在大的災難中顯示出自身的力量，它能在令人憂慮的現實題材上指引新的光亮。Sana Krasikov在《格蘭塔》上寫的一篇文章就是一個例子，它講述了在奈洛比梅龍鎮廣場購物中心（Westgate Mall）的一件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後工作的經歷。儘管現在沒有發生這樣的悲劇，Sana發現自己依然沉溺在對有一天可能會使用的逃生之路的幻想之中。窺陰癖的經歷也使她有些焦慮，她寫道：“究竟是其它折磨人的經歷還是不可逃避本身令我沉迷在這種幻想之中？”
《小炸彈聯盟》（The Association of Small Bombs）的作者卡蘭·馬哈詹（Karan Mahajan）也將恐怖主義作為寫作的題材。在以文學的方式描述發生在新德里的一次爆炸時，他的筆調比哲學還要諷刺。“中途通過2號專案時，大多數人還在為參加了這場無聊的奉承節感到難過，但等到3號專案開始的時候，大多數人已經死了”。迪瑙·曼格斯圖（Dinaw Mengstu）也是如此，他那大師一般的緊湊行文技巧為我們貢獻了一個緊張生動的故事，關於一個男人得知自己的叔叔死于一場可怕的遭遇的故事。
不同於以往的作品，這兒有某種東西將這些作家維繫在一起，你可以稱它為焦慮。很難不將這種焦慮同現實情況聯繫起來，或許正是危機促使這些作家有了共同的目標。美國的寫作中自然不存在危機，但是危機卻在美國上演，它是一種擔憂，是對中心即將分崩離析的擔憂。這些“年輕”作家中的大多數，他們身上的希望就在於引領我們前行，無論時代是好還是壞。
（翻譯：朱瑾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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