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的社會學家該如何安身？——讀《社會學的想像力》

從野蠻未開化的石器時代，到蓬勃發展的工業文明，

人類經歷了從黑暗吞噬走向光明綻放的過程，智慧的思想開始從封建愚昧中掙脫，啟蒙運動的大潮開啟了人類理性的大門，前所未有的行動預示著人類開始跨向另一個與眾不同的時代。蒸汽機嗡嗡作響，鋼筋混凝土充斥大街小巷，城市化和工業化如雨後春筍般生長起來，但隨著時間慢慢過去，退逝的文明開始被歲月淡化，過往的成就如今已讓人習以為常，在消費主義滋長的現時，整個社會也開始了轉型，朝著所謂的後工業時代後現代邁進。此時此刻，人類面對的不單單是轉型，更重要的是在社會轉型和新價值衝擊下，原有信仰開始和現在的格格不入，甚至開始斷裂，似乎進入了迷失的時代，而米爾斯在此時，通過對社會科學的重新審視，力圖找回那些被人類奉為圖騰崇拜的價值，以更好的推動人類文明的進程。

“如果人們不知道他們珍視什麼價值，

也未感到什麼威脅，這就是一種漠然的狀態。又如果他們不知什麼是其珍視的價值，但卻仍明顯地察覺到威脅，那就是一種不安，焦慮的體驗。”米爾斯這樣解釋人淡漠和焦慮的狀態，而他也認為現在的社會就是這樣或者正在走向這樣一種對價值麻木不仁的可怕狀態，我們不知道自己珍視著什麼，就算知道，我們也難以抓住它。因此如何重拾我們心中的信念，然後學會如何依此行動就成為了社會科學家也是每個普通人所要追求的信條，而這時我們就需要社會學的想像力。米爾斯認為，時代的轉變伴隨的應該是審時度勢方法的轉變，那個以物理原則為尺度的共同準則已經不能適應現在的時代特徵，按作者的話來說，就是理性的增進已經不必然伴隨著自由的增進，我們開始被所謂的社會結構所束縛，我們開始淡忘歷史的影子，我們正處於一種想要發展卻始終無法擺脫限制自己的未知力量的狀態。這時，我們最需要的就是社會學的想像力。

米爾斯所謂的社會學的想像力，在此之前並不存在這個概念，因而其首先對這個概念進行了解釋。“是一種心智的品質，這種品質可説明他們利用資訊增進理性，從而使他們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許就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事情的清晰全貌。

我想要描述的正是這種品質，它可能會被記者和學者，藝術家和公眾，科學家和編輯們所逐漸期待，可以稱之為社會學的想像力。”這並不是社會學想像力這個概念的嚴格定義，而只是一種描述性的解釋。簡單地說社會學的想像力就是一種把個人生活同獨立於個人而存在的外部力量綜合把握的能力。這樣才能明白日常生活中的困擾和陷阱。

利用社會學的想像力這一概念，米爾斯批判了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三種流行形式。它們分別是宏大理論、抽象經驗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實用主義。

米爾斯認為“宏大理論的基本起因是開始思考的層次太一般化，以至它的實踐者們無法合乎邏輯地回落到觀察上來”。並且認為宏大理論家實際上是在構造一個“概念王國”，這個概念王國排除了人類社會的許多結構性方面。將人類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概念化、符號化。

而抽象經驗主義在實踐研究中更關注科學哲學，而非社會研究本身。其對方法論的抑制，使人們更多的被困於方法的認識論問題，而不是對經驗資料的吸收。並且容易使得研究者湮沒于浩如煙海的經驗材料中。

在對各種實用主義的批判中，米爾斯認為，不管是自由實用主義還是新自由實用主義，抑或是保守實用主義都已被政治化、科層化和意識形態化。簡言之，這些都是異化的實用主義。

米爾斯對這三大流行的研究形式的批判是比較中肯的。但是這些批判並不意味著米爾斯對這些研究形式的積極的一面視而不見。批判不是純粹的反對，其目的是為了完善，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損益”。批判可以分為基於現實的批判和基於理想的批判。

基於現實的批判是一種政策、政治性批判，其批判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引起政策和政治上的反思，促進政策與實際相結合。各種政治改革都是建立在對先前政治的批判基礎之上，改革開放就是一個很好的現實中的例子。基於理想的批判是一種學術性批判，其批判的目的是為了完善或重構學術學說，增強理論指導實際的作用。這也是學術自身不斷發展和完善的動力機制。凱恩斯主義對經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是為了解釋和解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困境。而新自由主義對凱恩斯主義的批判則是為了改變七十年代經濟滯脹的局面。同時在這一相互批判的過程中，經濟學本身亦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同樣，米爾斯對當時學術狀況的批判是其指出其社會科學研究前景的濫觴。現實情況和理想類型的抵牾是米爾斯批判的動力和原因。對學術現狀的不滿，使其立志改變，以批判為手段，構建一個全新的社會科學研究。

社會科學研究前景是米爾斯的一個理論承諾，既是對自己的，也是對學術界的。並且這才是《社會學的想像力》全書的重點。

在構建社會科學研究前景時，米爾斯的思想是深刻而遠矚的。米爾斯是站在空間和時間之上來闡述他所謂的理想類型的社會科學研究前景。在這個前景中，米爾斯討論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如果做好一個研究，另一個是如何做好一個研究者。

米爾斯是在堅持實證主義本體論的情況下，探討認識論問題。他是從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來闡述他所認為的每個社會科學研究必不可少的關於方法論的堅持。

作者還認為，“社會科學應當關注的，是人類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構成了人類過去、現在和未來分別生活於其中的全部社會世界。由多樣性的人所構成的社會也是多樣性的，從宏觀層面上講有西方社會和東方社會之分，從微觀層面上講有城鎮社會和鄉村社會之分。這樣一個多樣性的人和多樣性的社會，對我們的研究提出了很大的挑戰。“它必須足夠簡要，使得理解成為可能；又必須足夠的綜合，使我們在觀點中能包含多樣性的廣度和深度。”[2]要研究和理解這麼一個多樣的整體的物件，我們需要壓縮學術空間，即運用多學科視角，綜合各學科理論和方法，才能比較準確地研究和真實地反映研究物件。

在某一項研究中，必然要選擇一個確定的研究單位，即一個具體的研究視角和分析物件。米爾斯認為“運用任何一個小於民族國家的研究單位闡述問題，都會遇上極大的困難。”米爾斯認為民族國家和社會制度才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研究單位，只有將研究單位定位於這樣一個層次上，才能夠進行比較完整的社會科學研究。在同一個民族國家裡可以包含許多個社會制度，在同一個社會制度下亦可能存在許多民族國家。社會科學研究只有始終關注民族國家和社會制度，才能使其研究的理解性和綜合性達到完美的結合。

利用社會學的想像力這一概念，米爾斯批判了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三種流行形式。它們分別是宏大理論、抽象經驗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實用主義。

米爾斯認為“宏大理論的基本起因是開始思考的層次太一般化，以至它的實踐者們無法合乎邏輯地回落到觀察上來”。並且認為宏大理論家實際上是在構造一個“概念王國”，這個概念王國排除了人類社會的許多結構性方面。將人類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概念化、符號化。

而抽象經驗主義在實踐研究中更關注科學哲學，而非社會研究本身。其對方法論的抑制，使人們更多的被困於方法的認識論問題，而不是對經驗資料的吸收。並且容易使得研究者湮沒于浩如煙海的經驗材料中。

在對各種實用主義的批判中，米爾斯認為，不管是自由實用主義還是新自由實用主義，抑或是保守實用主義都已被政治化、科層化和意識形態化。簡言之，這些都是異化的實用主義。

米爾斯對這三大流行的研究形式的批判是比較中肯的。但是這些批判並不意味著米爾斯對這些研究形式的積極的一面視而不見。批判不是純粹的反對，其目的是為了完善，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損益”。批判可以分為基於現實的批判和基於理想的批判。

基於現實的批判是一種政策、政治性批判，其批判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引起政策和政治上的反思，促進政策與實際相結合。各種政治改革都是建立在對先前政治的批判基礎之上，改革開放就是一個很好的現實中的例子。基於理想的批判是一種學術性批判，其批判的目的是為了完善或重構學術學說，增強理論指導實際的作用。這也是學術自身不斷發展和完善的動力機制。凱恩斯主義對經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是為了解釋和解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困境。而新自由主義對凱恩斯主義的批判則是為了改變七十年代經濟滯脹的局面。同時在這一相互批判的過程中，經濟學本身亦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同樣，米爾斯對當時學術狀況的批判是其指出其社會科學研究前景的濫觴。現實情況和理想類型的抵牾是米爾斯批判的動力和原因。對學術現狀的不滿，使其立志改變，以批判為手段，構建一個全新的社會科學研究。

社會科學研究前景是米爾斯的一個理論承諾，既是對自己的，也是對學術界的。並且這才是《社會學的想像力》全書的重點。

在構建社會科學研究前景時，米爾斯的思想是深刻而遠矚的。米爾斯是站在空間和時間之上來闡述他所謂的理想類型的社會科學研究前景。在這個前景中，米爾斯討論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如果做好一個研究，另一個是如何做好一個研究者。

米爾斯是在堅持實證主義本體論的情況下，探討認識論問題。他是從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來闡述他所認為的每個社會科學研究必不可少的關於方法論的堅持。

作者還認為，“社會科學應當關注的，是人類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構成了人類過去、現在和未來分別生活於其中的全部社會世界。由多樣性的人所構成的社會也是多樣性的，從宏觀層面上講有西方社會和東方社會之分，從微觀層面上講有城鎮社會和鄉村社會之分。這樣一個多樣性的人和多樣性的社會，對我們的研究提出了很大的挑戰。“它必須足夠簡要，使得理解成為可能；又必須足夠的綜合，使我們在觀點中能包含多樣性的廣度和深度。”[2]要研究和理解這麼一個多樣的整體的物件，我們需要壓縮學術空間，即運用多學科視角，綜合各學科理論和方法，才能比較準確地研究和真實地反映研究物件。

在某一項研究中，必然要選擇一個確定的研究單位，即一個具體的研究視角和分析物件。米爾斯認為“運用任何一個小於民族國家的研究單位闡述問題，都會遇上極大的困難。”米爾斯認為民族國家和社會制度才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研究單位，只有將研究單位定位於這樣一個層次上，才能夠進行比較完整的社會科學研究。在同一個民族國家裡可以包含許多個社會制度，在同一個社會制度下亦可能存在許多民族國家。社會科學研究只有始終關注民族國家和社會制度，才能使其研究的理解性和綜合性達到完美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