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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日本人製造中國近代首例假鈔案

中國近代銀行史上第一樁偽鈔案,發生在清光緒二十九年農曆正月初七,即1903年2月4日。發生地點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在通商銀行,一種是在一家商店裡。偽鈔出現後上海金融界掀起了軒然大波。

偽造者是日本人,雖然被日方擒獲,但此案最終卻不了了之。

偽鈔現身上海 出現擠兌風潮

20世紀初,上海中外銀行林立,通商銀行是其中一家。

它創立於1897年5月27日,創始人及大股東是盛宣懷。通商銀行是官督商辦的,實際上是一家私人銀行,

總部設在上海。清政府給了它印製和發行鈔票的權力,當時英文名稱為“Im鄄perialBankofChina”,即中華帝國銀行之意。它也是中國第一家現代意義上發行紙幣的華資私人銀行。此次偽鈔案,偽造的就是通商銀行所發行的鈔票。

偽鈔究竟在何處首次被發現,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一種是在通商銀行內,起因是一個錢莊夥計拿著一些通商銀行的鈔票去兌換,被櫃檯發現其中有幾張十元的偽鈔,

當場拒絕兌換。另一種說法是有人持偽鈔去商店購物,事後店主發覺有假。更有人說,持偽鈔者是日本人。

消息傳出以後,上海“市中大鬧”。當時的上海,銀行和錢莊並存,錢莊對此事頗有些幸災樂禍,紛紛拒絕使用通商銀行的鈔票。許多持有通商銀行鈔票的人害怕手中的錢變成一堆廢紙,爭先恐後地去兌換現銀。次日,上海便出現了一股空前的擠兌浪潮。

消防水龍驅散人群 每次進20人一天兌出20萬

2月5日當天,通商銀行又驗出偽鈔,除了10元的鈔票,還有5元的鈔票。銀行職員將其當場撕破,並蓋上“假幣”字樣。為了安撫市民,通商銀行還特別派人將偽鈔貼在門的旁邊,又貼上一張辨別偽鈔的說明。說明提示:偽鈔紙質比較粗,花紋比較淡,

用口水摩擦一下很容易掉色。

但是,持幣者還是人心惶惶。盛宣懷當時身在北京,得知擠兌風潮後,他吩咐上海方面要做到隨到隨兌,現銀不夠就向其他銀行尋求幫助。雖然偽鈔造的是通商銀行的假,可是擠兌會引起整個金融界的信譽大跌,其後果是無法預料的。對這一點,那些外資銀行再清楚不過了。通商銀行開門“歡迎”兌現幾天以後,現銀所剩不多,只得向滙豐銀行求助。

最終以庫存的金、銀為抵押,向滙豐銀行換得70萬現銀。

為了儘快度過這次風潮,通商銀行還一改過去的營業時間,破例在節假日也開門兌換。為了維持銀行秩序,規定每次放入20位顧客。短短一天的時間,就兌出現銀20萬左右。儘管如此,通商銀行門前還是人潮洶湧。通商銀行請來租界巡捕,甚至還動用了消防水龍來驅散人群。

嫌犯滙豐銀行露頭 假鈔源頭在日本大阪

盛宣懷命令全力應對擠兌風潮的同時,也下令儘快找到造假者。在2月6日,一個日本人來到滙豐銀行兌換現銀,結果銀行發現其手持的4000元通商銀行鈔票全部都是偽鈔。數額如此巨大,立刻引起了滙豐銀行的注意。

他們認為,中國人根本不懂什麼是偽鈔,更不用說擁有造假的技術,這次出現的偽鈔很有可能是外國人所為。當這個日本人離開後,滙豐銀行就派人跟蹤了他,摸清了他的住址,然後將這個情況彙報給巡捕房。不久,巡捕房就將此人逮捕。

經過審訊得知,這個日本人叫中井義之助,在上海開了一家貿易公司,很不景氣。於是他和幾個日本浪人打起了造假的主意。他們在大阪郊區的一處民房裡秘密仿製中國通商銀行的鈔票,有十元和五元兩種,共計三十萬元。假鈔印好後,由日本的九州分批偷運到上海,放在中井義之助的家裡。中井義之助再通過在上海的日本商社等途徑流入市場。在中國駐日使館的要求下,日本員警沖進他們的造假地點,將中井的同犯一一抓獲,同時銷毀了所有的機器和假鈔。

銷毀舊幣印新幣 財神像上鈔票

通商銀行草創初期,為了使紙幣流通順暢,在印製方面頗費苦心。紙幣全部在英國印製。“照滙豐銀行規制,以精紙用機器印造銀票,與現銀相輔而行,按存銀之數,為印票之數,以便隨時兌現。”

1898年秋,這批精心印製的紙幣從倫敦運到上海,正式投入市場。所發紙幣有銀元、銀兩兩種,銀元票面額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種,銀兩票分一兩、五兩、十兩、五十兩、一百兩五種,正面為中文,背面為英文,印有洋大班美德倫的簽字。銀行家陳光甫後來說,中國通商銀行為應付環境,“因發行鈔票,不得已而雇用洋員在票背簽字,以期不致為外灘洋商銀行所拒受,可見創始之艱。”

在此次擠兌衝擊後,中國通商銀行將所有發出的鈔票一律收回,連已印好尚未發出的鈔票,也一併銷毀,以杜絕後患。同時委託英國印製新版銀元票。1904年年底,印好的新鈔抵達上海,於1905年農曆正月發行,面額為五元、十元、五十元三種。新幣與舊幣的最大區別就是增加了招財進寶的財神像。從此,財神的形象成為中國通商銀行紙幣的特殊標誌。

日本藉口無法可依 造假案不了了之

由日本人製造的這一偽鈔案,給建立初始的中國銀行的信用以重大的打擊,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利益。通商銀行行款損失巨大,在擠兌風潮發生的短短幾天時間內,各方回籠的通商銀行假鈔達30萬元。

信用受損導致了業務急劇下降,通商銀行不得不將已設立的分支行陸續裁撤,到1905年只剩下北京、漢口兩處分行和煙臺一處支行。這一時期,存款自1899年底的397萬兩下降到1904年底的189萬兩,放款自1899年底的582萬兩下降到1904年底的261萬兩。中國通商銀行于1898年發行銀元券和銀兩券,共63.2萬兩,1904年降為9.3萬兩。

中國政府曾為此案與日本政府交涉,希望日方嚴懲罪犯。盛宣懷致電清政府駐日本大使蔡和甫,請其詢問日本政府對這些偽鈔罪犯如何判決。蔡和甫不久回電道:“據日本外務部稱,對偽造他國鈔票者,日本法律無規定懲治之專門條文。”上個世紀中國的首例偽鈔案就以“無法可依”為理由“謝幕”了。

嫌犯滙豐銀行露頭 假鈔源頭在日本大阪

盛宣懷命令全力應對擠兌風潮的同時,也下令儘快找到造假者。在2月6日,一個日本人來到滙豐銀行兌換現銀,結果銀行發現其手持的4000元通商銀行鈔票全部都是偽鈔。數額如此巨大,立刻引起了滙豐銀行的注意。

他們認為,中國人根本不懂什麼是偽鈔,更不用說擁有造假的技術,這次出現的偽鈔很有可能是外國人所為。當這個日本人離開後,滙豐銀行就派人跟蹤了他,摸清了他的住址,然後將這個情況彙報給巡捕房。不久,巡捕房就將此人逮捕。

經過審訊得知,這個日本人叫中井義之助,在上海開了一家貿易公司,很不景氣。於是他和幾個日本浪人打起了造假的主意。他們在大阪郊區的一處民房裡秘密仿製中國通商銀行的鈔票,有十元和五元兩種,共計三十萬元。假鈔印好後,由日本的九州分批偷運到上海,放在中井義之助的家裡。中井義之助再通過在上海的日本商社等途徑流入市場。在中國駐日使館的要求下,日本員警沖進他們的造假地點,將中井的同犯一一抓獲,同時銷毀了所有的機器和假鈔。

銷毀舊幣印新幣 財神像上鈔票

通商銀行草創初期,為了使紙幣流通順暢,在印製方面頗費苦心。紙幣全部在英國印製。“照滙豐銀行規制,以精紙用機器印造銀票,與現銀相輔而行,按存銀之數,為印票之數,以便隨時兌現。”

1898年秋,這批精心印製的紙幣從倫敦運到上海,正式投入市場。所發紙幣有銀元、銀兩兩種,銀元票面額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種,銀兩票分一兩、五兩、十兩、五十兩、一百兩五種,正面為中文,背面為英文,印有洋大班美德倫的簽字。銀行家陳光甫後來說,中國通商銀行為應付環境,“因發行鈔票,不得已而雇用洋員在票背簽字,以期不致為外灘洋商銀行所拒受,可見創始之艱。”

在此次擠兌衝擊後,中國通商銀行將所有發出的鈔票一律收回,連已印好尚未發出的鈔票,也一併銷毀,以杜絕後患。同時委託英國印製新版銀元票。1904年年底,印好的新鈔抵達上海,於1905年農曆正月發行,面額為五元、十元、五十元三種。新幣與舊幣的最大區別就是增加了招財進寶的財神像。從此,財神的形象成為中國通商銀行紙幣的特殊標誌。

日本藉口無法可依 造假案不了了之

由日本人製造的這一偽鈔案,給建立初始的中國銀行的信用以重大的打擊,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利益。通商銀行行款損失巨大,在擠兌風潮發生的短短幾天時間內,各方回籠的通商銀行假鈔達30萬元。

信用受損導致了業務急劇下降,通商銀行不得不將已設立的分支行陸續裁撤,到1905年只剩下北京、漢口兩處分行和煙臺一處支行。這一時期,存款自1899年底的397萬兩下降到1904年底的189萬兩,放款自1899年底的582萬兩下降到1904年底的261萬兩。中國通商銀行于1898年發行銀元券和銀兩券,共63.2萬兩,1904年降為9.3萬兩。

中國政府曾為此案與日本政府交涉,希望日方嚴懲罪犯。盛宣懷致電清政府駐日本大使蔡和甫,請其詢問日本政府對這些偽鈔罪犯如何判決。蔡和甫不久回電道:“據日本外務部稱,對偽造他國鈔票者,日本法律無規定懲治之專門條文。”上個世紀中國的首例偽鈔案就以“無法可依”為理由“謝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