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人推動了一場重大的經濟改革（正在進行中）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雖然是孟子用來論述個人發展和國家興亡，

但有時候也適用於思想領域。我們不難發現，一些重要學說的誕生，往往在於經濟與社會發生巨變甚至是危機之時。比如，在經濟學思想史上影響深遠的凱恩斯主義，其產生和發展的背景便是1929—1933年世界經濟大危機。

1929—1933 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普遍性的經濟大蕭條，生產和產值大幅度下跌，失業急劇增加，其中美國最為嚴重。諾貝爾經濟學家獲得者密爾頓·弗裡德曼說：“1929 年中開始的那次經濟蕭條，

對美國來說，是一次空前規模的災難。在 1933 年，經濟降到最低點之前，以美元計算的國民收入減少了一半。總產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失業人數上升到勞動力總人數的 25％的空前水準。”

20 世紀 30 年代以前，在西方經濟學界居正統地位的是“新古典經濟學”派，他們仍堅守自由放任的準則。在這個時候，一批有思考的經濟學家轉向了政府干預論，其中代表性任務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他意識到，如果不能擺脫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思維方式，尋求新的理論和方法，就將無法克服經濟大蕭條。1936 年，凱恩斯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名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系統闡述的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和主張，向傳統新古典經濟學的挑戰。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核心便是“有效需求原理”。

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世界不少學者對於經濟學以往成果和理論框架進行了系統性反思。在經濟治理層面，以“需求管理”為主的政策實踐也受到質疑。在我國，當我們告別三十多年高速增長、將要進入經濟“新常態”之際，一種不同于過去的全新經濟學理論悄然醞釀。2012年11月，以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博士發表《新供給主義宣言》為標誌，

主張供給側改革的“新供給”學說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從經濟理論和政策兩個層面探求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尋找推動經濟增長的新出路。

滕泰在《新供給主義宣言》中指出，我國宏觀政策不能僅限於總需求干預，而應更多重視供給側。因此，他提出了“淡化總需求管理，從供給側推動改革”的宏觀政策主張，並相繼發表了系列文章，

形成了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理論體系。而在此後不久，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研究員也發表了《中國式新供給經濟學》，相繼提出“八雙五並重”等經濟政策建議，以此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中國式新供給經濟學”。滕泰和賈康兩位學者是我國“新供給”學說的兩大代表人物，其思想與主張各有千秋，多有大相庭徑之處，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2015年1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準實現整體躍升。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央推出的重要經濟改革舉措，事關長遠和全域，並且跟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

日前，滕泰將其新供給學說進行了系統梳理，形成《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一書，由東方出版社公開出版。從這本“新供給”學說的集大成之作中，我們讀到了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精髓，也更加深對中國經濟增長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和理解。

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準實現整體躍升。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央推出的重要經濟改革舉措，事關長遠和全域，並且跟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

日前，滕泰將其新供給學說進行了系統梳理，形成《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一書，由東方出版社公開出版。從這本“新供給”學說的集大成之作中，我們讀到了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精髓，也更加深對中國經濟增長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