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牽夢縈家國情：故園東望路漫漫，長使才女淚滿襟
潘玉良油畫《嬰戲》
作者：陳家萍
01.潘贊化替潘玉良驕傲：“你有堅決的志氣、勇敢的精神，
抗戰爆發後，潘贊化雇了三隻船才將潘玉良的作品運回桐城老家。
愛一位才女的最好表現，莫過於珍重其才華！他視潘玉良的作品為珍寶。運回後，為給她的作品配畫框，請了幾個木工，做了幾個月才完工。
這批作品除後來移居安慶時帶出來四幅，其他全毀損于內外戰的硝煙中。
1940年9月3日，看到潘玉良參加沙龍的有關照片，潘贊化替她驕傲：“你有堅決的志氣、勇敢的精神，要為中國在美術界中放異彩，為個人在藝術上爭千秋，我總是贊成你的計畫。”
潘玉良隻身旅法數十年，時刻思念著親人、關心著祖國。她在給潘贊化的作品照片上題詩：“邊塞峽口三更月，揚子江頭萬里心。”
抗戰期間，她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中，
柏文蔚出任國民革命軍三十三軍軍長，委潘贊化為副師長。潘贊化後轉赴南京，在實業部任科長。抗戰爆發後隨實業部到重慶。
他寫信告訴潘玉良：“日機雖每日轟炸，不能動搖我抗戰心理。”他堅信“將來我國形勢必走蘇俄路線”。
潘玉良1944年的蘇聯之行，創作了油畫《莫斯科》，與此不無關係。
潘贊化於1930年離職，
潘贊化身高體魁，長髯拂胸，舉止瀟灑。與僧尼、居士交往甚密，主張儒、釋、道三元合一。他行為怪異，鄉人稱為“桐城怪傑”。
他喜歡吟詩作賦。“九·一八”事變後，目睹國土淪喪，常以詩憤世，寓意禪林。他曾在佛教勝地九華山作七律一首寄陳獨秀，詩雲：“匈奴未滅不為家，卅載風塵兩鬢華。
陳獨秀接到詩後，親筆草書吊屏，真跡今藏桐城文化館。
潘玉良油畫，哺乳
02.潘玉良致信潘贊化：“贊兄，我雖然不便同你一起生活，但精神方面你我是相通的……”
新中國剛成立，潘玉良就來信說要回國。
潘贊化回信：“朝鮮戰爭爆發，上海‘天天空襲，人心惶惶’，還是在國外安居幾年為是。”
歸國事宜遂暫時擱置。
此後，她的鼻疾發作，多次手術。尤其是1952年的手術，術中遇險，幸搶救及時。
1953年以後的這幾年，由於王守義為她策劃的展覽成功，她愈發忙碌起來。
那幾年是她事業上最成功的幾年。
1956年，她第二次正式申請回國，但因法國當局不准帶回作品滯留交涉。她曾函請安慶市民政局協助解決此事，但因中法無外交關係而未果。
潘贊化安慰她：“我中國數千年的故事小說，人生遭遇結局總是大團圓，你放心罷，也不能例外呵！”
的確，“大團圓”是中國傳統故事的統一結局。潘贊化樂觀地以此安慰潘玉良，遵循中國思維，標準的中國風。
1958年潘玉良致信潘贊化：“贊兄，我雖然不便同你一起生活，但精神方面你我是相通的……”
這樣的話，一字字落在紙上，寫信者淚流滿面；讀信者，也老淚縱橫。
潘玉良油畫，哺乳人體，1941年
03.對海外遊子來說，物質的安全都在其次，精神的尊嚴尤為重要，而最大痛則是有家歸不得。
在法國，潘玉良長期住在窮學生常住的小閣樓。
和她接觸過的人都說她為人善良、內心堅韌。
旅法畫家賀慕群曾回憶說：“潘玉良生活並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樂於助人。氣勢不讓鬚眉，頗有男子氣度。”
晚年時生活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條小街，她住在頂樓，住房兼畫室，生活清苦，但是勤於作畫，有時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畫，整天都不出來。
1954年，法國曾拍過一部記錄片《蒙巴拿斯人》，介紹這個地區的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唯一一位東方人。
在法國，畫家屬於自由職業者，要靠賣畫維持自己的生活。
巴黎是高消費城市，沒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為人忠厚誠實的她也不會宣傳“推銷”自己。於是她的畫賣出的很少，往往入不敷出，只能靠社會補助金勉強維持生計。
然而，巴黎濃厚的藝術氛圍使她忽略了一切困難，只知孜孜不倦地創作。
她有“三不”女士的稱號：一生堅持不入外國國籍，不戀愛，不和任何畫商簽訂合同，努力做一個獨立的人。
戰後，藝術家與畫廊的合作更為密切，拒絕與畫商合作，成功的機會就減少了許多。儘管如此，仍有賞識她才華的法國文化界人士，邀請她在巴黎塞努希博物館舉行展覽。
1965年中法建交，年邁的潘玉良多次來信要大孫潘忠立去巴黎，一邊幫她整理作品，一邊好接她回國。
然文革爆發了，潘玉良回國夢再次成為泡影。潘玉良信中屢屢說自己在精神方面相當痛苦，有家回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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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良系列七：社會不嬌慣我？沒關係，我自個兒成全自個兒
潘玉良系列之八暢飲寂寞，品嘗孤獨，她二次赴法一別故園四十載
碎片化資訊充斥當下，國學式微？與其杞人憂天，不如行動起來。煮一壺寂寞，釀一盅清涼，以文會友，結伴同行。
她曾函請安慶市民政局協助解決此事，但因中法無外交關係而未果。潘贊化安慰她：“我中國數千年的故事小說，人生遭遇結局總是大團圓，你放心罷，也不能例外呵！”
的確，“大團圓”是中國傳統故事的統一結局。潘贊化樂觀地以此安慰潘玉良，遵循中國思維，標準的中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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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話，一字字落在紙上，寫信者淚流滿面；讀信者，也老淚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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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對海外遊子來說，物質的安全都在其次，精神的尊嚴尤為重要，而最大痛則是有家歸不得。
在法國，潘玉良長期住在窮學生常住的小閣樓。
和她接觸過的人都說她為人善良、內心堅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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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時生活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條小街，她住在頂樓，住房兼畫室，生活清苦，但是勤於作畫，有時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畫，整天都不出來。
1954年，法國曾拍過一部記錄片《蒙巴拿斯人》，介紹這個地區的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唯一一位東方人。
在法國，畫家屬於自由職業者，要靠賣畫維持自己的生活。
巴黎是高消費城市，沒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為人忠厚誠實的她也不會宣傳“推銷”自己。於是她的畫賣出的很少，往往入不敷出，只能靠社會補助金勉強維持生計。
然而，巴黎濃厚的藝術氛圍使她忽略了一切困難，只知孜孜不倦地創作。
她有“三不”女士的稱號：一生堅持不入外國國籍，不戀愛，不和任何畫商簽訂合同，努力做一個獨立的人。
戰後，藝術家與畫廊的合作更為密切，拒絕與畫商合作，成功的機會就減少了許多。儘管如此，仍有賞識她才華的法國文化界人士，邀請她在巴黎塞努希博物館舉行展覽。
1965年中法建交，年邁的潘玉良多次來信要大孫潘忠立去巴黎，一邊幫她整理作品，一邊好接她回國。
然文革爆發了，潘玉良回國夢再次成為泡影。潘玉良信中屢屢說自己在精神方面相當痛苦，有家回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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