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校一師一生，“一個都不能少”的孤獨守望如何破局

在河南省淇縣800多米高的太行山上，有一個偏僻的油城村。在村子的東北角，有一所小學，眼下，這裡只有一名教師和一名學生。據老師徐澤峰說，9月新學期時，打算讓唯一的學生徐佳淇到外面上課，

“畢竟外面條件好一些”。至於代課代了30多年的徐澤峰，“能到別的學校教書就去，實在去不了，再說吧。”（《北京青年報》5月16日）

一個10歲的孩子，長年累月一個人學、一個人玩，在家面對老爺爺，在校面對老教師，這樣的生活不免貧乏、枯燥、無趣。不要說學習知識、培養能力，

就連與同齡人交流互動這一基本的“社會化”過程也沒有。這顯然不是孩子想要的，也不是這個社會應該給予的。

老師也有諸多的無奈。尤其是，代課教師徐澤峰還將面對無路可走的前程。以前，他的生計可能會因為孩子們的需要而暫時無虞，一旦沒了學生，恐怕只有被清退一條路。

油城村面臨的窘境，其實在很多地方都曾發生或者仍在發生。多年以前，

我曾前往電影《一個都不能少》拍攝地河北赤城縣水泉村小學探訪，教師李向平和6個學生在塞外的村落中孤獨地相守。儘管當時還不知道路的盡頭在哪裡，但守望而無望則是一種必然。水泉村小學之所以能夠暫時保留，不過是因為電影的影響。

而從更為廣闊的視野看，山區小學落寞與空巢化，幾乎是註定的。這是因為，近年來，在劇烈的城市化進程中，農民進城務工，讓子女就近接受教育，已經成為不可逆的時代潮流。鄉村的凋敝是一個正常的變遷過程，而生源的流失也無可挽回。特別是對於那些偏遠深山中的村落而言，這一消長過程可能會更為激烈。

當此城鄉社會劇烈變動之際，教師的堅守固然值得尊敬，

也會促使人們深刻認識到教育的基本價值，但無法逆轉大勢，更不可能把流失的孩子都找回來。畢竟，教育是附著於社群的，生產方式的變化、生活方式的更易，會讓更多的人集中到城市，或者郊區，學校應該去找學生，教育資源應該隨著人群的方向同步位移，而非逆向流動。

刻意美化這種堅守的做法，自然也不可取。生活遠比詩更堅硬、更有質感，與其一味唱挽歌，不如從制度層面尋求破解。

一方面，教育依然要追求對所有人群的全覆蓋，絕對不應出現鄉村的學校沒了，城裡的學校卻進不去的情形。上億農民進城，孩子的教育是一個迫在眉睫不得有任何耽擱的問題，一旦錯過了，就會終身錯過。“孩子在哪裡，學校就在哪裡”，理應成為一條鐵律。

另一方面，對於存在多年的山村學校，也應該料理相關的善後事宜。比如，不能因為人為的撤校、並校使學生無學可上；又如，對於那些一輩子獻身山村教育的代課老師，不要動輒就是“一刀切”式的清退，而應該體現出最大的政策善意，讓他們有一個相對安穩的晚年。這既是一種制度補償，也是一個社會公平正義的體現。

教育從來都是人類自我完善的最佳路徑，一個社會如何對待教育，不僅意味著現實器物層面的功利訴求，也意味著人對自身品行良知的信心。無論如何，不應該再讓“一師一生”式孤獨守望繼續下去了。

胡印斌

理應成為一條鐵律。

另一方面，對於存在多年的山村學校，也應該料理相關的善後事宜。比如，不能因為人為的撤校、並校使學生無學可上；又如，對於那些一輩子獻身山村教育的代課老師，不要動輒就是“一刀切”式的清退，而應該體現出最大的政策善意，讓他們有一個相對安穩的晚年。這既是一種制度補償，也是一個社會公平正義的體現。

教育從來都是人類自我完善的最佳路徑，一個社會如何對待教育，不僅意味著現實器物層面的功利訴求，也意味著人對自身品行良知的信心。無論如何，不應該再讓“一師一生”式孤獨守望繼續下去了。

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