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粹主義（上）
不久前舉行的法國大選對於西方政治和全球秩序來說，
2016年的跌宕起伏讓許多對政治事務一竅不通的吃瓜群眾熟知了好幾個重要的政治學名詞，其中“民粹主義”便是最耳熟能詳的一個。
自從春天英國退歐公投開始，“民粹主義”這個詞就像幽靈一樣隔三差五地出現在我們視線中。
一年來我們被一再告知，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法國的馬琳·勒龐、土耳其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是民粹主義政客；而英國獨立黨、義大利五星運動、德國新選擇黨……是民粹主義政黨。
然而，
我相信大多數人對這些問題是缺乏清晰認知的，現在的確是作一個簡單梳理的時候了。
我並不是政治學專業的，相信我的讀者中絕大多數也沒有往政治學研究方向發展的志向，因而我不試圖從學術和歷史沿革的角度來對這個政治概念做精確詳盡的闡述。
什麼是民粹主義？
特朗普在就任美國總統後不久倉促下達了針對七個穆斯林國家國民入境美國的所謂“禁穆令”，但它立刻便遭聯邦法官叫停。於是網路大V特朗普通過Twitter炮轟那些法官，稱他們的裁決是“反民主的”，理由是“我得到了人民的授權”。
美國人民的確通過自己的選票賦予了特朗普作為美國總統的合法權力，但這個權力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剖析這個例子，我們大致可以窺見民粹與民主的本質區別。
民粹主義，英語中寫做Pop-ulism，有些人從字面含義出發，也將它翻譯為“人民主義”、“民眾主義”等。它包含許多方面的內涵，但作一個最粗略簡要的概括，民粹主義的核心觀念認為，多數人的意見在任何問題上總是正確的，
健康的民主政治也堅決主張公權力應該掌握在多數人手裡，但區別在於，它同時還認為，權力應該在一套受到廣為認可的既有規則之下行使，不能逾越這個規則。也就是說，真正的民主不僅關心權力掌握在誰手裡，還關心權力如何運行。後者就是人們常說的法治。因此，健康的民主總是與法治互為表裡，須臾不可分離。
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健康的民主政體除了要有定期選舉之外，還總是設定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制度，用以保障司法獨立和言論自由的根源。這是為了防止以“大多數人的利益（意見）”為名濫用權力，侵害少數人的正當權利。
從民粹主義的立場出發，特朗普認為，既然已經得到人民的正當授權，自己就有充分的理由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權力。然而從民主憲政的立場出發，他獲得的授權並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這種有限性包含縱向與橫向兩方面的內容：首先，在三權分立的前提下，人民僅授予了總統行政權力，總統不能越過界限，對屬於立法和司法範疇的事務發號施令；其次，即便僅僅是行政權力，也只能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行使，法大於權。
聯邦法官正是以違反憲法為理由，叫停了特朗普的“禁穆令”。美國憲法規定，聯邦法官有權裁決各級議會頒佈的法律以及各級政府出臺的行政命令是否合憲。而且，一經聯邦最高法院判決，任何人無權推翻。
在整個競選期間，面對激動憤怒的粉絲，特朗普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一旦當選就要“將希拉蕊·克林頓投進監獄”。因為當時的他（還有他的眾多粉絲們）認定，希拉蕊勾結華爾街精英和外國權貴，已經犯了叛國罪。
這比“禁穆令”以及特朗普的其他一些說法和做法更加淋漓盡致地展現了民粹主義政治操弄的本質。按照健康的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首先，任何人未經審判不能被判罪；其次，判決一個人是否有罪的權力在法院法官那裡，總統沒有權力將任何一個人“投進監獄”。不僅如此，總統如果干預檢察官的調查起訴，干預法官的判決，他自己將犯下嚴重的罪行。
特朗普經常隨意指責對他不友好的新聞媒體“報導假新聞”、“可恥”，讓自己的粉絲“不要相信它們說的”，入主白宮後甚至還將《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列入“不受歡迎”的黑名單。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已接近于侵犯新聞自由，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明令禁止的。
正因為特朗普在競選時和就任伊始的上述種種言論，不少人預計，他會成為美利堅合眾國240年歷史上首位遭彈劾的總統。
由此可見，民粹主義的首要和最大危害就在於它破壞法治。今日社會上的主流人士對民粹主義如此厭惡和擔憂，也主要是因為基於上述認識。
法治是現代政治的基石，為什麼今天有那麼多人稱頌《大憲章》拉開了英國乃至世界現代政治的序幕？不正是因為《大憲章》奠定了英國乃至整個現代社會的法治基石嗎？
一旦法治遭到了破壞，所謂“多數人的同意（授權）”就會變成一紙空文。因此，民粹主義政治發酵到最後，幾乎無一例外會轉變為竊取民意、欺騙民眾的專制獨裁統治。當年阿道夫·希特勒不也是通過正當的選舉程式成為德國合法總理的嗎？但那一次“人民的授權”將德國和世界拖進了史無前例的浩劫之中。
不過，從近期特朗普的許多內政外交政策來看，他已越來越向傳統政治靠攏。這裡面既有他自己的現實考量，也充分體現了美國根深蒂固的法治基礎。
民粹主義的政治目標
那麼，民粹主義政治通常追求一些什麼樣的政治目標呢？
民粹主義並沒有穩定不變的內容,與按部就班的常規政治相比，它更像是狂熱的運動。因此，如果說民粹主義者在政治上有什麼顯著特點的話，那就是他們追求的目標大多非常極端。而我們都知道，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好的政策一般大多能夠權衡風險與收益，平衡各方利益，同時照顧到少數人的關切。
根據傳統，我們可以依照政治立場將人們（或組織）劃分為左翼和右翼。同樣地，現實中既有左翼民粹主義，也有右翼民粹主義。
左翼強調平等。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他們鼓吹加大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增進公共福利，並經常伴隨著高稅收。右翼強調自由，他們主張維護個人權利，頌揚自由競爭，警惕公權力輕易介入私人領域。在文化上，左翼宣導“進步”觀念，憎恨“歧視”，熱心推進少數群體和弱勢邊緣群體的“平權”；右翼則尊重傳統宗教道德和社會風俗，經常由衷地表達對本民族傳統生活方式的熱愛。
此外，傳統左翼無一例外都是國際主義者，傳統右翼則更加看重民族國家的主權權力。
因為上述這些緣故，傳統左翼的支持者多為社會的中下層階級，而傳統右翼的支持者多為社會的中上層階級。
在一個正常的民主共同體中，左翼和右翼的力量往往比較均衡。當公共政策朝左的方向傾斜過多時，就會激起右的力量的反彈，並將它拉回來；反之亦然。這就像市場的無形調節機制一樣，不會輕易越出合理邊界。
但民粹主義政治則不同，由於法治這個“籠子”的失效，各種極端思潮和行動便會沖出潘朵拉魔盒，危害社會。例如，左翼民粹主義會提出全盤國有化、平均分配社會財富、無節制地提高公共福利等極端主張；而右翼民粹主義則會強調極端個人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甚至滑向臭名昭著的種族主義。
當然，歷史已經一再證明，無論是左翼民粹主義還是右翼民粹主義，都將對健康的社會機體造成重大傷害，而且也都是無法長期維繫下去的。
縱觀現代世界史，左翼民粹主義最有市場的地方莫過於自然資源豐饒的拉丁美洲（在那裡，如何“分配”財富經常是比如何創造財富更加重要的問題）。過去一百多年裡，拉美政治的一條主線就是在左翼民粹主義和極右翼軍事獨裁之間來回擺動，呈現給我們的是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的閉環。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風行於阿根廷的“庇隆主義”就是一種典型的左翼民粹主義，而目前產油大國委內瑞拉的“查韋斯主義”是升級版的“庇隆主義”。
現任英國工党領導人傑瑞米·科爾賓和去年美國大選中的另一位民主黨候選人伯尼·桑德斯身上也有一股強烈的左翼民粹主義的氣質。
不過，從特朗普、勒龐等人的政治主張來看，我們可以將本輪席捲西方世界的民粹主義浪潮的主流劃入右翼範疇，儘管勒龐的淩亂政見中也包含了一些左翼成分，例如她支持高福利、包容同性戀等等。
眼下，在法國、荷蘭、奧地利、瑞典、丹麥、芬蘭、德國和英國等西方主要國家，右翼主導了反體制的民粹主義運動。而在西班牙、希臘和愛爾蘭等少數國家，左翼民粹主義力量佔據了主導地位。
但總的來說，右翼民粹主義的影響力遠遠大於左翼。這主要是因為，反移民是這一波民粹主義浪潮的中心議題，這是一個屬於右翼的話題。
如果做一個梳理總結的話，這一波最新的右翼民粹主義浪潮包含以下幾方面的主題——
首先，是反全球化。體現在經濟上，最重要的就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這也是它的核心訴求。不過需要審慎地區分各種不同的民粹主義。例如，英國退歐派並不反全球化，相反，它經常將歐盟視作一個處處是保護主義壁壘的官僚體系。退歐派最響亮的口號便是：離開了歐洲，英國可以更好地同全世界做生意。
其次，是反移民。應該說大規模移民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然而由於當下的焦點是反穆斯林移民，而這又與恐怖主義問題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它的背後或許還隱含著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存在“文明衝突”的觀點，所以它就越出了單純的反全球化範疇，變得複雜、頭緒眾多。
第三，是反建制和反精英。這其中包含了大量武斷的陰謀論猜測，因而還具有濃厚的反智主義色彩。作為反精英運動的一個分支，當代民粹主義者還對長期以來備受尊重的主流新聞媒體的聲音充滿憎惡。他們自認為，依託於資訊技術革命的網路新媒體是他們實現“真民主”的更好的新工具。
從本輪民粹主義思潮的上述三個基本主題來看，它們全部都是否定性的，幾乎沒有任何建設性的內容。
除了反對現行國際秩序以及維護這個秩序的所有制度安排和國際組織之外，民粹主義政客開出的唯一藥方就是帶領各自國家退回到過去那個保守閉塞、各自為政、甚至是霍布斯式的叢林時代。但20世紀上半葉的人類歷史已經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這是一劑致命的毒藥，雖然它可能對有些人充滿誘惑。
民粹主義的政治操弄
通過鼓勵公民和社會團體理性地參與公共事務討論，健康的民主政治是一種達致共識的“包容性”機制。它能夠引領社會不斷開拓新的未知領域，達到新的高度。民粹主義政治則正好相反，它總是通過迎合一部分人的非理性情緒來引發敵對，煽動仇恨，從而達到攫取權力的目的。這是一種製造“分裂”的機制。
然而，“人民”是易變的，因此，民粹主義總是伴隨著惡意挑唆和攻訐的政治手腕。在本輪民粹主義浪潮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下列這些政治操弄關鍵字因此，當下的民粹主義政客們一點也不像是民主社會中的政治領導人，倒更像是一群怒氣衝衝的抗議分子和造反派。這些自封的人民領袖或許敏銳地看到了問題，但他們並沒有、也不想拿出什麼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而只是迎合和煽動那些自認為在全球化中遭受衝擊和損失的“失敗者”的不滿情緒，並許諾他們：我們可以讓世界停止運轉並下車。
首先，尋找敵人。民粹主義是藉由同仇敵愾地反對某些東西來塑造自身認同的，所以它的首要任務便是尋找敵人。
借助民眾對現實政治的不滿，當代民粹主義者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的敵人：他們是華盛頓和布魯塞爾的政治當權派，執掌華爾街和跨國公司的經濟權貴，以及常春藤大學權威學者、好萊塢演藝明星等在內的文化精英。敵人還包括從聯合國到北約、從世界貿易組織（WTO）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從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到世界氣候變化大會在內的所有跨國機構及其講壇
民粹主義者巧妙地通過在互聯網上傳播一系列陰謀論敘事，將上述精英們抨擊為勾結外國勢力、盤剝本國民眾的既得利益分子和腐敗群體。他們聲稱，精英們依靠不顧一切的瘋狂全球化而自肥，卻將普通大眾推入失業和破產的悲慘境地。這些以“世界公民”自詡的人偷走了就業機會、威脅了國家安全、損害了傳統生活方式……簡言之，他們是日益嚴峻的貧富分化和道德滑坡的罪魁禍首。
這不僅令人憂心忡忡地回想起上世紀30年代橫行歐洲的“猶太人陰謀”。
在此基礎上，民粹主義者將民眾劃分為“真正的人民”（支持他們的人）和“人民的敵人”。他們將民主政治視為戰鬥，而不是協商博弈。如此則他們無論做什麼都是正當的，現有的規則和法治只是阻礙他們正義行動的絆腳石。
然而這種打著“人民的意願”旗號的運動，恰恰是對民主的背叛和否定。一旦將一切現實問題統統歸咎為“敵人的陰謀”，民粹主義政治就變成了“懲罰”，而不是找到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
去年英國退歐公投期間，有一張宣傳海報令人印象深刻。海報上印著首相卡梅倫和財政大臣奧斯本咧嘴歡笑的照片，下麵醒目地寫著一行大字：“讓他們笑不出來。投票給退歐。”
是的，很多時候民粹主義的擁躉並不關心自身的行為能給自己和社會帶來什麼好處，他們更希望“敵人”受苦。對於憤怒的人群來說，讓“敵人”嘗到痛苦的滋味能帶來極大的滿足感。
不過，這樣的政治不僅在敗壞社會，也是在敗壞政治本身。
第二就是利用愛國主義——在本次法國大選中，馬琳·勒龐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將自己與其他候選人的選戰定義為一場“愛國主義者”與“全球主義者”之間的爭奪戰。她誇張地聲稱，那些“全球化的精英”們正在把法國的主權“出賣”給外國人，而國民陣線是“唯一能夠重新奪回共和國失去領土的政黨……”
同樣地，“收回控制權”也是最能引起英國退歐派共鳴的口號。
無論是“英國獨立”、“美國第一”還是“法國優先”，貫穿于英國退歐公投、美國大選和法國大選中的這些政治口號都傳遞著一個相同的理念：對絕對主權的膜拜。
因此有評論者正確地指出，近來西方政治的一個新趨勢是：政治博弈的雙方不再是傳統的左翼與右翼，今天的戰線兩邊分別是民族主義與全球主義。
民粹主義者總是喜歡強調主權的不可分割性，但他們心目中這種的主權觀只存在於遙遠的專制獨裁時代。
時代的發展使得世界上所有國家都不可避免地加強了相互依賴關係，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各國面臨的問題也越來越具有全球性：從氣候變化到流行病，從恐怖主義和非常規武器擴散，從大規模移民到流動資本、跨境供應鏈以及數字時代的互聯互通……單個國家的政府權力已經不足以應付上述絕大部分問題，唯有有效的國際合作才有可能做到。但這就必然意味著需要分享和讓渡一部分主權。
事實上，英國和法國歷史上也都一直在對外分享主權，要不然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國際條約。瑪格麗特·柴契爾領導的保守黨在1975年公投中敦促英國人投票支持留在歐共體內時，曾這樣勸慰英國人民：“在現代世界，有必要對主權的實質和符號進行區分。主權的實質是獨立行動的自由——如今對於任何一家國家來說都很難實現。”
40年以後更是如此。
許多全球主義者因此辯稱：加入歐盟後，德國仍然是德國、法國仍然是法國、英國仍然是英國。為什麼全球化與愛國主義不能相互包容而必須是對立關係呢？他們還認為，恰恰是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將西方各國從20世紀上半葉的暴政和衝突中解救了出來。以歐洲為例，大陸上百年宿敵的和解與長期和平，不正是歐盟的偉大成就嗎？
然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如此大規模的移民，加上近來的經濟困境及恐怖主義等因素，正在迅速瓦解這一過去的共識。在西方富裕國家，越來越多感受到了危機的民眾覺得，自己的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喪失了對國境和民族認同的控制。
這些挑戰原本應該要求更大範圍和更深層次的國際合作，但在問題來臨之際，將它們歸咎于“外人”是最容易的事。民粹主義者敏銳地抓住了民眾的這一情緒，他們現在將矛頭指向布魯塞爾、華爾街以及其他一切從華盛頓、倫敦和巴黎“奪走”了權力的跨國組織和精英人士。
對他們來說，公民必須在忠於自己的國家與“貪婪”的全球主義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擇。在這種民粹主義的衝擊下，許多傳統主流政黨都不得不作出迎合。本來並不支持退歐的英國首相德蕾莎·梅最近也加入了嘲笑全球化精英的大合唱中，她稱這些“世界公民”是不屬於任何國家的人。
但是，民粹主義者兜售的所謂“愛國主義”實際上只是狹隘陰暗的民族主義。正如寫了《1984》的英國著名作家喬治·奧威爾曾經指出的，真正的愛國主義傳遞的是積極、開放、樂觀的價值觀，而民族主義則根植於自身的優越感和偏執症。愛國主義者既熱愛自己的祖國，也能夠與世界和睦相處，他們並不靠尋找敵人來確立自我認同；民族主義則將國際關係視為零和博弈，在他們的詞典裡，只有勝利和失敗、榮耀和恥辱這些截然對立的概念。
埃曼紐爾·馬克龍成功當選法國總統這一事實表明，歐洲的核心大國迄今仍未倒向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作為一名法國政壇的局外人和獨立派、歐洲一體化的強烈支持者，馬克龍毫不含糊地宣佈，自己既是一名自豪的法國公民，也是一個世界主義者。
然而，“我們是誰？”這個問題並不會隨之自動消解，它仍將困擾世界很長一段時間。
我本人並不認為有人能夠真正成為“沒有祖國”和不背負任何一種文化傳統的純粹意義上的“世界公民”，這就像一個人不是白種人就是黃種人或黑人一樣，不可能有無種族的“世界人”；我也認為移民問題會對社會既有秩序造成巨大衝擊，需要穩妥應對。然而，一個白種人並不需要與黃種人和黑人隔絕、甚至敵對，才能維持自己的身份認同；一個社會應不應該接納外來者與應該如何接納外來者，是性質截然不同的兩件事情。
還總是設定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制度，用以保障司法獨立和言論自由的根源。這是為了防止以“大多數人的利益（意見）”為名濫用權力，侵害少數人的正當權利。從民粹主義的立場出發，特朗普認為，既然已經得到人民的正當授權，自己就有充分的理由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權力。然而從民主憲政的立場出發，他獲得的授權並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這種有限性包含縱向與橫向兩方面的內容：首先，在三權分立的前提下，人民僅授予了總統行政權力，總統不能越過界限，對屬於立法和司法範疇的事務發號施令；其次，即便僅僅是行政權力，也只能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行使，法大於權。
聯邦法官正是以違反憲法為理由，叫停了特朗普的“禁穆令”。美國憲法規定，聯邦法官有權裁決各級議會頒佈的法律以及各級政府出臺的行政命令是否合憲。而且，一經聯邦最高法院判決，任何人無權推翻。
在整個競選期間，面對激動憤怒的粉絲，特朗普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一旦當選就要“將希拉蕊·克林頓投進監獄”。因為當時的他（還有他的眾多粉絲們）認定，希拉蕊勾結華爾街精英和外國權貴，已經犯了叛國罪。
這比“禁穆令”以及特朗普的其他一些說法和做法更加淋漓盡致地展現了民粹主義政治操弄的本質。按照健康的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首先，任何人未經審判不能被判罪；其次，判決一個人是否有罪的權力在法院法官那裡，總統沒有權力將任何一個人“投進監獄”。不僅如此，總統如果干預檢察官的調查起訴，干預法官的判決，他自己將犯下嚴重的罪行。
特朗普經常隨意指責對他不友好的新聞媒體“報導假新聞”、“可恥”，讓自己的粉絲“不要相信它們說的”，入主白宮後甚至還將《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列入“不受歡迎”的黑名單。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已接近于侵犯新聞自由，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明令禁止的。
正因為特朗普在競選時和就任伊始的上述種種言論，不少人預計，他會成為美利堅合眾國240年歷史上首位遭彈劾的總統。
由此可見，民粹主義的首要和最大危害就在於它破壞法治。今日社會上的主流人士對民粹主義如此厭惡和擔憂，也主要是因為基於上述認識。
法治是現代政治的基石，為什麼今天有那麼多人稱頌《大憲章》拉開了英國乃至世界現代政治的序幕？不正是因為《大憲章》奠定了英國乃至整個現代社會的法治基石嗎？
一旦法治遭到了破壞，所謂“多數人的同意（授權）”就會變成一紙空文。因此，民粹主義政治發酵到最後，幾乎無一例外會轉變為竊取民意、欺騙民眾的專制獨裁統治。當年阿道夫·希特勒不也是通過正當的選舉程式成為德國合法總理的嗎？但那一次“人民的授權”將德國和世界拖進了史無前例的浩劫之中。
不過，從近期特朗普的許多內政外交政策來看，他已越來越向傳統政治靠攏。這裡面既有他自己的現實考量，也充分體現了美國根深蒂固的法治基礎。
民粹主義的政治目標
那麼，民粹主義政治通常追求一些什麼樣的政治目標呢？
民粹主義並沒有穩定不變的內容,與按部就班的常規政治相比，它更像是狂熱的運動。因此，如果說民粹主義者在政治上有什麼顯著特點的話，那就是他們追求的目標大多非常極端。而我們都知道，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好的政策一般大多能夠權衡風險與收益，平衡各方利益，同時照顧到少數人的關切。
根據傳統，我們可以依照政治立場將人們（或組織）劃分為左翼和右翼。同樣地，現實中既有左翼民粹主義，也有右翼民粹主義。
左翼強調平等。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他們鼓吹加大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增進公共福利，並經常伴隨著高稅收。右翼強調自由，他們主張維護個人權利，頌揚自由競爭，警惕公權力輕易介入私人領域。在文化上，左翼宣導“進步”觀念，憎恨“歧視”，熱心推進少數群體和弱勢邊緣群體的“平權”；右翼則尊重傳統宗教道德和社會風俗，經常由衷地表達對本民族傳統生活方式的熱愛。
此外，傳統左翼無一例外都是國際主義者，傳統右翼則更加看重民族國家的主權權力。
因為上述這些緣故，傳統左翼的支持者多為社會的中下層階級，而傳統右翼的支持者多為社會的中上層階級。
在一個正常的民主共同體中，左翼和右翼的力量往往比較均衡。當公共政策朝左的方向傾斜過多時，就會激起右的力量的反彈，並將它拉回來；反之亦然。這就像市場的無形調節機制一樣，不會輕易越出合理邊界。
但民粹主義政治則不同，由於法治這個“籠子”的失效，各種極端思潮和行動便會沖出潘朵拉魔盒，危害社會。例如，左翼民粹主義會提出全盤國有化、平均分配社會財富、無節制地提高公共福利等極端主張；而右翼民粹主義則會強調極端個人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甚至滑向臭名昭著的種族主義。
當然，歷史已經一再證明，無論是左翼民粹主義還是右翼民粹主義，都將對健康的社會機體造成重大傷害，而且也都是無法長期維繫下去的。
縱觀現代世界史，左翼民粹主義最有市場的地方莫過於自然資源豐饒的拉丁美洲（在那裡，如何“分配”財富經常是比如何創造財富更加重要的問題）。過去一百多年裡，拉美政治的一條主線就是在左翼民粹主義和極右翼軍事獨裁之間來回擺動，呈現給我們的是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的閉環。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風行於阿根廷的“庇隆主義”就是一種典型的左翼民粹主義，而目前產油大國委內瑞拉的“查韋斯主義”是升級版的“庇隆主義”。
現任英國工党領導人傑瑞米·科爾賓和去年美國大選中的另一位民主黨候選人伯尼·桑德斯身上也有一股強烈的左翼民粹主義的氣質。
不過，從特朗普、勒龐等人的政治主張來看，我們可以將本輪席捲西方世界的民粹主義浪潮的主流劃入右翼範疇，儘管勒龐的淩亂政見中也包含了一些左翼成分，例如她支持高福利、包容同性戀等等。
眼下，在法國、荷蘭、奧地利、瑞典、丹麥、芬蘭、德國和英國等西方主要國家，右翼主導了反體制的民粹主義運動。而在西班牙、希臘和愛爾蘭等少數國家，左翼民粹主義力量佔據了主導地位。
但總的來說，右翼民粹主義的影響力遠遠大於左翼。這主要是因為，反移民是這一波民粹主義浪潮的中心議題，這是一個屬於右翼的話題。
如果做一個梳理總結的話，這一波最新的右翼民粹主義浪潮包含以下幾方面的主題——
首先，是反全球化。體現在經濟上，最重要的就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這也是它的核心訴求。不過需要審慎地區分各種不同的民粹主義。例如，英國退歐派並不反全球化，相反，它經常將歐盟視作一個處處是保護主義壁壘的官僚體系。退歐派最響亮的口號便是：離開了歐洲，英國可以更好地同全世界做生意。
其次，是反移民。應該說大規模移民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然而由於當下的焦點是反穆斯林移民，而這又與恐怖主義問題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它的背後或許還隱含著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存在“文明衝突”的觀點，所以它就越出了單純的反全球化範疇，變得複雜、頭緒眾多。
第三，是反建制和反精英。這其中包含了大量武斷的陰謀論猜測，因而還具有濃厚的反智主義色彩。作為反精英運動的一個分支，當代民粹主義者還對長期以來備受尊重的主流新聞媒體的聲音充滿憎惡。他們自認為，依託於資訊技術革命的網路新媒體是他們實現“真民主”的更好的新工具。
從本輪民粹主義思潮的上述三個基本主題來看，它們全部都是否定性的，幾乎沒有任何建設性的內容。
除了反對現行國際秩序以及維護這個秩序的所有制度安排和國際組織之外，民粹主義政客開出的唯一藥方就是帶領各自國家退回到過去那個保守閉塞、各自為政、甚至是霍布斯式的叢林時代。但20世紀上半葉的人類歷史已經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這是一劑致命的毒藥，雖然它可能對有些人充滿誘惑。
民粹主義的政治操弄
通過鼓勵公民和社會團體理性地參與公共事務討論，健康的民主政治是一種達致共識的“包容性”機制。它能夠引領社會不斷開拓新的未知領域，達到新的高度。民粹主義政治則正好相反，它總是通過迎合一部分人的非理性情緒來引發敵對，煽動仇恨，從而達到攫取權力的目的。這是一種製造“分裂”的機制。
然而，“人民”是易變的，因此，民粹主義總是伴隨著惡意挑唆和攻訐的政治手腕。在本輪民粹主義浪潮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下列這些政治操弄關鍵字因此，當下的民粹主義政客們一點也不像是民主社會中的政治領導人，倒更像是一群怒氣衝衝的抗議分子和造反派。這些自封的人民領袖或許敏銳地看到了問題，但他們並沒有、也不想拿出什麼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而只是迎合和煽動那些自認為在全球化中遭受衝擊和損失的“失敗者”的不滿情緒，並許諾他們：我們可以讓世界停止運轉並下車。
首先，尋找敵人。民粹主義是藉由同仇敵愾地反對某些東西來塑造自身認同的，所以它的首要任務便是尋找敵人。
借助民眾對現實政治的不滿，當代民粹主義者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的敵人：他們是華盛頓和布魯塞爾的政治當權派，執掌華爾街和跨國公司的經濟權貴，以及常春藤大學權威學者、好萊塢演藝明星等在內的文化精英。敵人還包括從聯合國到北約、從世界貿易組織（WTO）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從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到世界氣候變化大會在內的所有跨國機構及其講壇
民粹主義者巧妙地通過在互聯網上傳播一系列陰謀論敘事，將上述精英們抨擊為勾結外國勢力、盤剝本國民眾的既得利益分子和腐敗群體。他們聲稱，精英們依靠不顧一切的瘋狂全球化而自肥，卻將普通大眾推入失業和破產的悲慘境地。這些以“世界公民”自詡的人偷走了就業機會、威脅了國家安全、損害了傳統生活方式……簡言之，他們是日益嚴峻的貧富分化和道德滑坡的罪魁禍首。
這不僅令人憂心忡忡地回想起上世紀30年代橫行歐洲的“猶太人陰謀”。
在此基礎上，民粹主義者將民眾劃分為“真正的人民”（支持他們的人）和“人民的敵人”。他們將民主政治視為戰鬥，而不是協商博弈。如此則他們無論做什麼都是正當的，現有的規則和法治只是阻礙他們正義行動的絆腳石。
然而這種打著“人民的意願”旗號的運動，恰恰是對民主的背叛和否定。一旦將一切現實問題統統歸咎為“敵人的陰謀”，民粹主義政治就變成了“懲罰”，而不是找到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
去年英國退歐公投期間，有一張宣傳海報令人印象深刻。海報上印著首相卡梅倫和財政大臣奧斯本咧嘴歡笑的照片，下麵醒目地寫著一行大字：“讓他們笑不出來。投票給退歐。”
是的，很多時候民粹主義的擁躉並不關心自身的行為能給自己和社會帶來什麼好處，他們更希望“敵人”受苦。對於憤怒的人群來說，讓“敵人”嘗到痛苦的滋味能帶來極大的滿足感。
不過，這樣的政治不僅在敗壞社會，也是在敗壞政治本身。
第二就是利用愛國主義——在本次法國大選中，馬琳·勒龐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將自己與其他候選人的選戰定義為一場“愛國主義者”與“全球主義者”之間的爭奪戰。她誇張地聲稱，那些“全球化的精英”們正在把法國的主權“出賣”給外國人，而國民陣線是“唯一能夠重新奪回共和國失去領土的政黨……”
同樣地，“收回控制權”也是最能引起英國退歐派共鳴的口號。
無論是“英國獨立”、“美國第一”還是“法國優先”，貫穿于英國退歐公投、美國大選和法國大選中的這些政治口號都傳遞著一個相同的理念：對絕對主權的膜拜。
因此有評論者正確地指出，近來西方政治的一個新趨勢是：政治博弈的雙方不再是傳統的左翼與右翼，今天的戰線兩邊分別是民族主義與全球主義。
民粹主義者總是喜歡強調主權的不可分割性，但他們心目中這種的主權觀只存在於遙遠的專制獨裁時代。
時代的發展使得世界上所有國家都不可避免地加強了相互依賴關係，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各國面臨的問題也越來越具有全球性：從氣候變化到流行病，從恐怖主義和非常規武器擴散，從大規模移民到流動資本、跨境供應鏈以及數字時代的互聯互通……單個國家的政府權力已經不足以應付上述絕大部分問題，唯有有效的國際合作才有可能做到。但這就必然意味著需要分享和讓渡一部分主權。
事實上，英國和法國歷史上也都一直在對外分享主權，要不然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國際條約。瑪格麗特·柴契爾領導的保守黨在1975年公投中敦促英國人投票支持留在歐共體內時，曾這樣勸慰英國人民：“在現代世界，有必要對主權的實質和符號進行區分。主權的實質是獨立行動的自由——如今對於任何一家國家來說都很難實現。”
40年以後更是如此。
許多全球主義者因此辯稱：加入歐盟後，德國仍然是德國、法國仍然是法國、英國仍然是英國。為什麼全球化與愛國主義不能相互包容而必須是對立關係呢？他們還認為，恰恰是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將西方各國從20世紀上半葉的暴政和衝突中解救了出來。以歐洲為例，大陸上百年宿敵的和解與長期和平，不正是歐盟的偉大成就嗎？
然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如此大規模的移民，加上近來的經濟困境及恐怖主義等因素，正在迅速瓦解這一過去的共識。在西方富裕國家，越來越多感受到了危機的民眾覺得，自己的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喪失了對國境和民族認同的控制。
這些挑戰原本應該要求更大範圍和更深層次的國際合作，但在問題來臨之際，將它們歸咎于“外人”是最容易的事。民粹主義者敏銳地抓住了民眾的這一情緒，他們現在將矛頭指向布魯塞爾、華爾街以及其他一切從華盛頓、倫敦和巴黎“奪走”了權力的跨國組織和精英人士。
對他們來說，公民必須在忠於自己的國家與“貪婪”的全球主義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擇。在這種民粹主義的衝擊下，許多傳統主流政黨都不得不作出迎合。本來並不支持退歐的英國首相德蕾莎·梅最近也加入了嘲笑全球化精英的大合唱中，她稱這些“世界公民”是不屬於任何國家的人。
但是，民粹主義者兜售的所謂“愛國主義”實際上只是狹隘陰暗的民族主義。正如寫了《1984》的英國著名作家喬治·奧威爾曾經指出的，真正的愛國主義傳遞的是積極、開放、樂觀的價值觀，而民族主義則根植於自身的優越感和偏執症。愛國主義者既熱愛自己的祖國，也能夠與世界和睦相處，他們並不靠尋找敵人來確立自我認同；民族主義則將國際關係視為零和博弈，在他們的詞典裡，只有勝利和失敗、榮耀和恥辱這些截然對立的概念。
埃曼紐爾·馬克龍成功當選法國總統這一事實表明，歐洲的核心大國迄今仍未倒向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作為一名法國政壇的局外人和獨立派、歐洲一體化的強烈支持者，馬克龍毫不含糊地宣佈，自己既是一名自豪的法國公民，也是一個世界主義者。
然而，“我們是誰？”這個問題並不會隨之自動消解，它仍將困擾世界很長一段時間。
我本人並不認為有人能夠真正成為“沒有祖國”和不背負任何一種文化傳統的純粹意義上的“世界公民”，這就像一個人不是白種人就是黃種人或黑人一樣，不可能有無種族的“世界人”；我也認為移民問題會對社會既有秩序造成巨大衝擊，需要穩妥應對。然而，一個白種人並不需要與黃種人和黑人隔絕、甚至敵對，才能維持自己的身份認同；一個社會應不應該接納外來者與應該如何接納外來者，是性質截然不同的兩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