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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城的古稀之年:華語電影一個甲子的流轉

光影流轉,坎城已入古稀之年,而華語電影也在這片聖地走過了一個甲子的長路。

據說每位元走坎城紅毯的明星都會擔心禮服的尺碼問題。曾經0碼的仙鶴裝讓範冰冰在同事大快朵頤海鮮餐的時候,

只吃了幾片菜葉子。而這一次輪到了王珞丹,採訪中她已坦言晚上不會吃東西。

坎城裙子小,紅毯路漫漫。范冰冰和王珞丹的不同在於,此次的評委身份背後,范爺已經有了兩度國際A類電影節的榮譽加身。(分別是2010年《觀音山》的東京國際電影節和2016年《我不是潘金蓮》的聖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

華語電影在坎城的首次亮相,還要追溯到1955年。當時由上海電影製片廠出品、知名編劇導演桑弧和著名越劇導演黃沙共同執導的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1953)遠赴法國,參與第八屆坎城電影節。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霸王別姬》為首的華語電影開始在坎城電影節上獲取相當的關注度,應邀參與的華裔導演日漸增多。時至今日,已有四位華裔導演在坎城電影節獲個人殊榮,超過十部華語電影獲單項獎。

坎城電影節是當下最具藝術分量的電影盛宴,與威尼斯、柏林兩大電影節齊名,享譽已久。光影流轉,坎城已入古稀之年,而華語電影也在這片聖地走過了一個甲子的長路。

東方的鄉土寓言

20世紀80年代,中國第五代導演的電影作品在國際電影節上亮相,其中含金量最高的是柏林國際電影節。第三十八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影片《紅高粱》,和同獲多項國際電影節單項獎的《黃土地》,充滿了誇張的色彩運用和極致的民俗描繪。

1980年代中後期的這種對奇觀化影像的審美,並沒有延續到坎城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此前,中國電影曾兩次在坎城電影節上獲技術類獎項。評委會最初對中國電影的評判,基於對中華古代傳奇、扮相、服飾的淺表審美,以及對這一題材影視表現手法探索的觀察。

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華語電影才正式踏入坎城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1993年陳凱歌導演作品《霸王別姬》獲得最高榮譽金棕櫚獎。

不同于柏林電影節對政治話語的偏好,坎城電影節更注重發現里程碑式的導演和作品。

1993年在坎城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獲獎的華語電影有《霸王別姬》和《悲情城市》。兩部影片以名伶為主角,以城市為場域。奇觀化影像中色彩濃郁的山川景象、鄉土民俗不再表現,取而代之的是精細的古典藝術形式和城市生活的意識形態壓力。

片中敘述的是中國近代化的半個世紀,將臺灣二二六事件與大陸文革這類政治事件的歷史陳跡落在悲歡離合、命運沉浮的個體描寫上。奇觀化影像中的符號意義停留在了舊的時代,而《霸王別姬》和《悲情城市》的當代意義仍然存在,它們並非總結了一個時代,而是打碎了一個時代的記憶,並非概括了誰的人生,而是感慨了一代人生的悲喜交加。

1994年同在坎城主競賽單元的獲獎影片《活著》,也具備了這種宇宙與個體相呼應的時空維度。華語電影走進坎城,不再是西方的想像、東方的符號,而被稱之為華語電影以人本造影一個時代的里程碑。

2015年,侯孝賢導演組作品《聶隱娘》入圍坎城。這部影片充分浸浴了中華文明土生土長的道家文化,外景拍攝上分秒講究雲霧渺渺、山巒層疊、遠山近水、天人合一的水墨意境,內景在建築、服飾上也達到了精緻華麗的程度,審美上不乏日本文化中幽玄的影響。

這部東方韻味十足的影片與奇觀化審美需求無關,它未能獲得最佳影片,但年近古稀的侯孝賢憑藉此片獲最佳導演獎。

在坎城電影節獲得最佳導演獎的華裔導演除了侯孝賢,還有王家衛和楊德昌。1997年,《春光乍泄》進入坎城正式競賽單元,令王家衛摘得最佳導演獎。《春光乍泄》是《花樣年華》的序曲,將“如果多一張船票,你願不願意跟我一起走”的答案,放在了在地球另一邊相會的何寶榮和黎耀輝的故事中。

2000年,《一一》獲金棕櫚獎提名,楊德昌以此獲最佳導演獎,這部影片也標誌著楊德昌電影美學的圓熟。

飄洋的海外供養

賈樟柯曾多次出任國際電影節評委會主席,2007年任職坎城國際電影節。《任逍遙》《二十四城記》《天註定》分別獲得第55屆、第61屆、第66屆坎城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棕櫚獎提名。坎城電影節所代表的國際關懷伴隨賈樟柯從初出走向得名。

賈樟柯曾代表了中國第六代導演海外供養的特殊生存方式。區別於第五代甚至更早期的中國導演,賈樟柯在海外的活躍度遠大於他在國內市場的動作。海外公司邀請他拍公益短片,投資他拍故事長片,同時,他的故事長片由於政治敏感絕大多數未能過審,與國內市場絕緣。

第五代導演結束了他們的國際電影節之旅,回到國內收穫了業內聲譽和票房號召力,進行著國民性審美的商業探索,諸如對武俠、古裝傳奇、傷痕文學的再創作。第六代導演在海外風光過後,仍舊回歸地下創作,關注小寫的人物與大寫的社會。

海外供養的外在特徵在於,電影作品的投資發行常由本土與海外數家公司合作完成,上映方往往為海外藝術院線,導演對行業地位、知名度的謀求則以坎城為代表的國際電影節為平臺。

2014年至2015年,婁燁的《推拿》、王小帥的《闖入者》、李玉的《萬物生長》透露出第六代導演的改變,他們試圖將作品更好地匯入市場的洪流。

然而從本質而言,他們是執拗的,婁燁的迷離情☆禁☆欲與詩意、王小帥的娓娓念舊、李玉對女性的關注仍舊主導。海外供養是一種為政治裹挾的被動選擇,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同樣是第六代近於偏執的主動歸類。

2015年5月,賈樟柯獲得坎城電影節頒發的“金馬車”終生成就獎,組委會將他與現代主義電影大師安東尼奧尼相提並論。其後,《山河故人》于坎城首映,賈樟柯當晚宣佈成立暖流電影公司。

從作品國內零上映到擁抱國內主流市場,賈樟柯導演經過了多年的醞釀、躊躇和等待,他的經歷證明海外供養的生存方式值得辯證解讀。

以賈樟柯為標誌的這種另類的成長方式,是屬於特定時代和特殊歷史背景下的政治產物。這個時代過去了,這一代人對社會進行消極觀察的執著消弭了,這種成長方式也將歸於歷史。

共同的現實邊緣

2005年,王小帥導演作品《青紅》獲得第58屆坎城電影節金棕櫚提名、評審團獎。2009年,婁燁導演、梅峰編劇作品《春風沉醉的夜晚》獲第62屆最佳編劇獎。2013年,賈樟柯導演作品《天註定》獲第66屆金棕櫚提名、最佳編劇獎。中國第六代導演獲獎坎城,反映出評委會對其敘事的肯定。

三部影片歷經了“逃離現實”到“回歸現實”的敘事模式,在“現實的邊緣”遊移,不僅是片中人物的境遇,也是第六代影人本身曾經或正處於的境遇。

《青紅》“再現了一個時代的個體生活切面”,青紅和小根反抗過父權,最終犧牲於父權。這裡的父權不僅是指青紅父親作為一家之長的權威,還指八十年代的中國人在意識形態規訓下形成一種的價值矛盾,即“自我犧牲,建設祖國”與“回歸城市,發展家庭”之間的矛盾。逃離現實的嘗試在青紅身上失敗了,回歸現實的結局卻讓青紅的家人如願以償地重返上海。

《春風沉醉的夜晚》中,江城、羅海濤、李靜試圖逃離生活的泥沼,不顧一切,遠走高飛。而三人之間充滿情☆禁☆欲糾葛,不能形成穩定關係。這註定成為一次須要折返的逃離。

《天註定》取材於時代性非常強的社會新聞,影片中,四個社會底層的小人物通過不同的經歷走向相同的自我滅亡的結局。他們試圖掙扎,但迫于現實壓力最終有人犯罪,有人自殺。他們以被囚禁或死亡的方式被動或主動地接受社會現實的規則。

同為紀實感的敘事,王小帥、婁燁、賈樟柯關注點不同,影片表達的側重點也不同。王小帥滿懷對八十年代中國的懷舊情緒,《青紅》的臺詞一字一句地再現了當時人們的真實言語。這種羈絆和愧疚感一直延續到了2014年在威尼斯電影節獲金獅獎提名的《闖入者》。

與《青紅》相同,《闖入者》故事驅動的矛盾根源仍是支援國家三線建設的幾個家庭之間爭取回城名額所造成的悲劇。莫名身份的闖入者,勾連起的是數十年來各種社會問題的漣漪。啟發式的結構,像用魚竿在泥塘里拉拽一隻灌滿淤泥的破鞋,就在一切快要赤裸呈堂的時候,導演剪斷了魚線。

賈樟柯關注社會底層,注意表達當社會問題作用于小人物時這個人身上發生的變化。長鏡頭是賈樟柯對社會與個人之間的相互作用關係的一種觀察式的紀實敘事。三位導演中,賈樟柯是最具當代現實批判性的一位,《天註定》也因為這樣的原因在中國遭禁。

以這三部影片為代表的第六代電影,似乎與現實密不可分。一種寓言化的傾向在這裡出現。隱藏在紀實影像和個體描摹之下的是導演對“一群人、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的印象。例如《天註定》並非照搬新聞,而是經過拼貼虛構起的四個人物和故事,以此表達賈樟柯導演所說的“中國生活的感覺”。

2017年是坎城的七十大壽,也同樣是華語電影的時代轉捩點。賈樟柯即將開始他的商業轉型,臺灣老一輩的電影人已獲盡嘉獎,香港電影尚未從輝煌十年過後的沒落中找到出路。

光影流轉,華語電影在坎城的路徑,幾乎囊括了幾代電影人追求的縮影。與他們不同的是,即便搖身成了評委,范冰冰女士頭頂的王冠和肩上的擔子,還不算太重。

(以上內容來自網路,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片中敘述的是中國近代化的半個世紀,將臺灣二二六事件與大陸文革這類政治事件的歷史陳跡落在悲歡離合、命運沉浮的個體描寫上。奇觀化影像中的符號意義停留在了舊的時代,而《霸王別姬》和《悲情城市》的當代意義仍然存在,它們並非總結了一個時代,而是打碎了一個時代的記憶,並非概括了誰的人生,而是感慨了一代人生的悲喜交加。

1994年同在坎城主競賽單元的獲獎影片《活著》,也具備了這種宇宙與個體相呼應的時空維度。華語電影走進坎城,不再是西方的想像、東方的符號,而被稱之為華語電影以人本造影一個時代的里程碑。

2015年,侯孝賢導演組作品《聶隱娘》入圍坎城。這部影片充分浸浴了中華文明土生土長的道家文化,外景拍攝上分秒講究雲霧渺渺、山巒層疊、遠山近水、天人合一的水墨意境,內景在建築、服飾上也達到了精緻華麗的程度,審美上不乏日本文化中幽玄的影響。

這部東方韻味十足的影片與奇觀化審美需求無關,它未能獲得最佳影片,但年近古稀的侯孝賢憑藉此片獲最佳導演獎。

在坎城電影節獲得最佳導演獎的華裔導演除了侯孝賢,還有王家衛和楊德昌。1997年,《春光乍泄》進入坎城正式競賽單元,令王家衛摘得最佳導演獎。《春光乍泄》是《花樣年華》的序曲,將“如果多一張船票,你願不願意跟我一起走”的答案,放在了在地球另一邊相會的何寶榮和黎耀輝的故事中。

2000年,《一一》獲金棕櫚獎提名,楊德昌以此獲最佳導演獎,這部影片也標誌著楊德昌電影美學的圓熟。

飄洋的海外供養

賈樟柯曾多次出任國際電影節評委會主席,2007年任職坎城國際電影節。《任逍遙》《二十四城記》《天註定》分別獲得第55屆、第61屆、第66屆坎城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棕櫚獎提名。坎城電影節所代表的國際關懷伴隨賈樟柯從初出走向得名。

賈樟柯曾代表了中國第六代導演海外供養的特殊生存方式。區別於第五代甚至更早期的中國導演,賈樟柯在海外的活躍度遠大於他在國內市場的動作。海外公司邀請他拍公益短片,投資他拍故事長片,同時,他的故事長片由於政治敏感絕大多數未能過審,與國內市場絕緣。

第五代導演結束了他們的國際電影節之旅,回到國內收穫了業內聲譽和票房號召力,進行著國民性審美的商業探索,諸如對武俠、古裝傳奇、傷痕文學的再創作。第六代導演在海外風光過後,仍舊回歸地下創作,關注小寫的人物與大寫的社會。

海外供養的外在特徵在於,電影作品的投資發行常由本土與海外數家公司合作完成,上映方往往為海外藝術院線,導演對行業地位、知名度的謀求則以坎城為代表的國際電影節為平臺。

2014年至2015年,婁燁的《推拿》、王小帥的《闖入者》、李玉的《萬物生長》透露出第六代導演的改變,他們試圖將作品更好地匯入市場的洪流。

然而從本質而言,他們是執拗的,婁燁的迷離情☆禁☆欲與詩意、王小帥的娓娓念舊、李玉對女性的關注仍舊主導。海外供養是一種為政治裹挾的被動選擇,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同樣是第六代近於偏執的主動歸類。

2015年5月,賈樟柯獲得坎城電影節頒發的“金馬車”終生成就獎,組委會將他與現代主義電影大師安東尼奧尼相提並論。其後,《山河故人》于坎城首映,賈樟柯當晚宣佈成立暖流電影公司。

從作品國內零上映到擁抱國內主流市場,賈樟柯導演經過了多年的醞釀、躊躇和等待,他的經歷證明海外供養的生存方式值得辯證解讀。

以賈樟柯為標誌的這種另類的成長方式,是屬於特定時代和特殊歷史背景下的政治產物。這個時代過去了,這一代人對社會進行消極觀察的執著消弭了,這種成長方式也將歸於歷史。

共同的現實邊緣

2005年,王小帥導演作品《青紅》獲得第58屆坎城電影節金棕櫚提名、評審團獎。2009年,婁燁導演、梅峰編劇作品《春風沉醉的夜晚》獲第62屆最佳編劇獎。2013年,賈樟柯導演作品《天註定》獲第66屆金棕櫚提名、最佳編劇獎。中國第六代導演獲獎坎城,反映出評委會對其敘事的肯定。

三部影片歷經了“逃離現實”到“回歸現實”的敘事模式,在“現實的邊緣”遊移,不僅是片中人物的境遇,也是第六代影人本身曾經或正處於的境遇。

《青紅》“再現了一個時代的個體生活切面”,青紅和小根反抗過父權,最終犧牲於父權。這裡的父權不僅是指青紅父親作為一家之長的權威,還指八十年代的中國人在意識形態規訓下形成一種的價值矛盾,即“自我犧牲,建設祖國”與“回歸城市,發展家庭”之間的矛盾。逃離現實的嘗試在青紅身上失敗了,回歸現實的結局卻讓青紅的家人如願以償地重返上海。

《春風沉醉的夜晚》中,江城、羅海濤、李靜試圖逃離生活的泥沼,不顧一切,遠走高飛。而三人之間充滿情☆禁☆欲糾葛,不能形成穩定關係。這註定成為一次須要折返的逃離。

《天註定》取材於時代性非常強的社會新聞,影片中,四個社會底層的小人物通過不同的經歷走向相同的自我滅亡的結局。他們試圖掙扎,但迫于現實壓力最終有人犯罪,有人自殺。他們以被囚禁或死亡的方式被動或主動地接受社會現實的規則。

同為紀實感的敘事,王小帥、婁燁、賈樟柯關注點不同,影片表達的側重點也不同。王小帥滿懷對八十年代中國的懷舊情緒,《青紅》的臺詞一字一句地再現了當時人們的真實言語。這種羈絆和愧疚感一直延續到了2014年在威尼斯電影節獲金獅獎提名的《闖入者》。

與《青紅》相同,《闖入者》故事驅動的矛盾根源仍是支援國家三線建設的幾個家庭之間爭取回城名額所造成的悲劇。莫名身份的闖入者,勾連起的是數十年來各種社會問題的漣漪。啟發式的結構,像用魚竿在泥塘里拉拽一隻灌滿淤泥的破鞋,就在一切快要赤裸呈堂的時候,導演剪斷了魚線。

賈樟柯關注社會底層,注意表達當社會問題作用于小人物時這個人身上發生的變化。長鏡頭是賈樟柯對社會與個人之間的相互作用關係的一種觀察式的紀實敘事。三位導演中,賈樟柯是最具當代現實批判性的一位,《天註定》也因為這樣的原因在中國遭禁。

以這三部影片為代表的第六代電影,似乎與現實密不可分。一種寓言化的傾向在這裡出現。隱藏在紀實影像和個體描摹之下的是導演對“一群人、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的印象。例如《天註定》並非照搬新聞,而是經過拼貼虛構起的四個人物和故事,以此表達賈樟柯導演所說的“中國生活的感覺”。

2017年是坎城的七十大壽,也同樣是華語電影的時代轉捩點。賈樟柯即將開始他的商業轉型,臺灣老一輩的電影人已獲盡嘉獎,香港電影尚未從輝煌十年過後的沒落中找到出路。

光影流轉,華語電影在坎城的路徑,幾乎囊括了幾代電影人追求的縮影。與他們不同的是,即便搖身成了評委,范冰冰女士頭頂的王冠和肩上的擔子,還不算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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