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智業：讓我們所處的環境中少一點套路多一些淳樸並向樸實致敬

自古及今，我們的社會是個盛產陰謀的社會。或許有人會說，

這話不對，應該是盛產謀略。陰謀和謀略怎麼區分，當然是個不小的難題。但在我看來，謀略也好，陰謀也罷，大多是利用不正當手段和資訊不對稱的絕對性來謀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也許有人會說，陰謀完全是用坑蒙拐騙來實現——在我看來三十六計無不如此，除非你想當婦人之仁的宋襄公——而謀略可能有相對光明坦蕩的一面。但事實上謀略在生活與歷史上的運用，很少能有什麼例證達致所謂的“光明坦蕩”。所以說中國是個陰謀盛行的國家，的確算是個事實判斷。

但問題是，都樂於使用陰謀，而不希望在生活上用制度來規範雙方或者更多人的行為，那麼我們就會為謀略所誤。這和大家都不遵守交通規則，

而是用盡辦法去爭搶紅燈，以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終群起效仿，使得所有人的交易成本提升，大家都受損，是同樣的道理。陰謀是有經濟學成本的，選擇陰謀的國家、民族和個人都有不可避免的巨大代價，它不會那麼便宜我們的小狡猾。

我們中國人幾千年來花在創造文明、給自己確立一個良好而人性的制度上的精力，委實有限。大約誰都高看自己坑蒙拐騙的短期利益，

不願為公共利益的多贏和個人利益的增長做長期的計畫。不特如此，我們傳統文化的思考平臺也喜歡向後看，像至德之世、小國寡民、大同社會之類的“後視鏡”並不缺乏，卻並沒有指引一個社會正常向前運行的“大燈”，因而我們的制度使得許多人的生活缺乏理性預期，於是有奶便是娘的庸俗實用主義盛行。我們的歷史與現實，花在打打殺殺上的精力極其多，爭戰盈城、殺人盈野，每隔一個時段便要來一次流血。

大家都視叢林法則為生活的最高聖經，誠信是喊口號時用的，只是寫在書中來欺騙對方上勾的，而實際生活無不充滿坑蒙拐騙，軍事上的三十六計泛化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國人的日常人際交往當中，往往是帝王術、兵家詭道、勾距之術、長短經在實際生活裡的微縮，

我們的生活成了混裝各式謀略的大垃圾桶。不聰明的人，一聽說某人有謀略便肅然起敬，必欲學之而後快。而稍微聰明的人，便以自己將謀略學得足夠快足夠高超而自得。而將謀略掌握得出神入化的人，便常常以你早已入我彀中，進入我的捕獵範圍，中了我的圈套自鳴得意。

有人會說盛產陰謀有什麼不好呢？當你看到美國人身上的孩子氣、一臉不乏傻氣的笑容時，你是自以為得計，有自以為比他們聰明的滿足感，還是有一種悲從中來的感覺呢？當我常年累月看到自己的同胞一臉“借他穀子還他糠”的表情，看到他國的人民身上那種無處不在的燦爛表情時，我有一種被雷倒的感覺，讓你覺得用防人之心去面對這樣的笑臉是一種罪過。他們的智商不花在人整人這方面，而是花在每個人如何最大地創造自己的財富和文化方面，因為關涉眾多人之基本權利，有良好的公共制度加以保障，他們不必要花那麼多謀略來苟活。那種把聰明才智花在勾心鬥角、出爾反爾上，只不過是為了像一般動物一樣苟活，還自以為得計，真是再也沒有比這更愚蠢的了。梁由之所寫的《大漢開國謀士群》裡六位著名謀士，可算是幾千來中國謀略遺留下來的精英了，但他們活得有尊嚴嗎？恐怕沒有誰敢做肯定的回答。

我承認在叢林法則盛行的時代，謀略文化的價值巨大。當活命是人活著的唯一訴求的時候，我承認有謀略的人比沒有謀略的人，一定更容易生存下來。但幾千來我們的謀略文化不僅沒有衰減，而且還以許多種方式借屍還魂，這到底是為什麼呢？把明哲保身看成一種高明的活命哲學，是不是我們太把活在世上的時間長度，看得比一個人的尊嚴還重要呢？受胯下之辱的韓信，打仗幾乎百戰百勝，但仍逃不脫“狡兔死、走狗烹”的結局。難道多活幾年的目的，就是為了多殺一些人，幫著建立一個自己的命都朝不保夕的王朝，從中得到更多的屈辱嗎？或許在他那個時代殺人與苟活可能是一種很高的樂趣，但至今人們都還欣賞那種做法，嚮往著如此成就“一番偉業”，到底是什麼地方出了差池？一個謀略發達的國家，只能說明這是一個前現代社會的叢林社會，離文明社會還比較遠。如果這個世界到處都還是叢林法則主宰著，那麼我們也許可以繼續沉浸在謀略文化的大海裡洋洋自得。可惜，當今之世不成全我們這種全身發了炎卻難以治癒的病症，那種自我麻醉、自欺欺人的幸福，被有人比我們活得更幸福、更像人樣子、更有尊嚴而雷倒了。

大漢開國謀士群涉及到的漢朝開國謀士，當然可算是中國人中最聰明的一群人，甚至可以做不少聰明人的老師。這些聰明人，都是叢林法則時代的佼佼者，歷史地看，他們都值得尊佩。哪怕只是為了活命玩出了這些奇謀詭計，也應該受到我們有限度的尊敬。但令人不解的是，兩千年後，我們還在許多方面照搬他們的活命技巧，到底是什麼地方出了錯？以為自己的謀略文化可以包打天下？當然覺得這不是個問題。但我們可否一問：人活著難道只是成天為了活得戰戰兢兢，並且在戰戰兢兢中尋找一點不易得到的快感，了此殘生嗎？難道小民都只是大人物的墊腳石嗎？有沒有良好的辦法，不讓我們一天到黑想那些充滿坑蒙拐騙的“三十六計”。

在六個謀士中，對張良傾注了較多的感情，我想不少讀者可能也會對張良產生好感。他的計謀當然是不錯的，更主要的是他的氣度與從容。除張良之外的其他五位謀士都難免讓人產生一種揮之不去的、不能掌握自身命運的局促之感，而這一點連老謀深算的蕭何也受盡屈辱。這些謀士中只有張良是貴族後裔，這一點很重要。在春秋戰國的五百多年裡，再也沒有比貴族階級的漸次消滅更重要的事件了。後來的謀士再也沒有出過像張良這樣有氣度的人，大抵與那個曾經有過的階層之消滅不無關係。無論是“送秦一椎”還是“辭漢萬鐘”，都可以看得出其間的主動與瀟灑，這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活命哲學氤氳浸淫得出來的，儘管他也充滿著難以言傳的宿命。

有人會說盛產陰謀有什麼不好呢？當你看到美國人身上的孩子氣、一臉不乏傻氣的笑容時，你是自以為得計，有自以為比他們聰明的滿足感，還是有一種悲從中來的感覺呢？當我常年累月看到自己的同胞一臉“借他穀子還他糠”的表情，看到他國的人民身上那種無處不在的燦爛表情時，我有一種被雷倒的感覺，讓你覺得用防人之心去面對這樣的笑臉是一種罪過。他們的智商不花在人整人這方面，而是花在每個人如何最大地創造自己的財富和文化方面，因為關涉眾多人之基本權利，有良好的公共制度加以保障，他們不必要花那麼多謀略來苟活。那種把聰明才智花在勾心鬥角、出爾反爾上，只不過是為了像一般動物一樣苟活，還自以為得計，真是再也沒有比這更愚蠢的了。梁由之所寫的《大漢開國謀士群》裡六位著名謀士，可算是幾千來中國謀略遺留下來的精英了，但他們活得有尊嚴嗎？恐怕沒有誰敢做肯定的回答。

我承認在叢林法則盛行的時代，謀略文化的價值巨大。當活命是人活著的唯一訴求的時候，我承認有謀略的人比沒有謀略的人，一定更容易生存下來。但幾千來我們的謀略文化不僅沒有衰減，而且還以許多種方式借屍還魂，這到底是為什麼呢？把明哲保身看成一種高明的活命哲學，是不是我們太把活在世上的時間長度，看得比一個人的尊嚴還重要呢？受胯下之辱的韓信，打仗幾乎百戰百勝，但仍逃不脫“狡兔死、走狗烹”的結局。難道多活幾年的目的，就是為了多殺一些人，幫著建立一個自己的命都朝不保夕的王朝，從中得到更多的屈辱嗎？或許在他那個時代殺人與苟活可能是一種很高的樂趣，但至今人們都還欣賞那種做法，嚮往著如此成就“一番偉業”，到底是什麼地方出了差池？一個謀略發達的國家，只能說明這是一個前現代社會的叢林社會，離文明社會還比較遠。如果這個世界到處都還是叢林法則主宰著，那麼我們也許可以繼續沉浸在謀略文化的大海裡洋洋自得。可惜，當今之世不成全我們這種全身發了炎卻難以治癒的病症，那種自我麻醉、自欺欺人的幸福，被有人比我們活得更幸福、更像人樣子、更有尊嚴而雷倒了。

大漢開國謀士群涉及到的漢朝開國謀士，當然可算是中國人中最聰明的一群人，甚至可以做不少聰明人的老師。這些聰明人，都是叢林法則時代的佼佼者，歷史地看，他們都值得尊佩。哪怕只是為了活命玩出了這些奇謀詭計，也應該受到我們有限度的尊敬。但令人不解的是，兩千年後，我們還在許多方面照搬他們的活命技巧，到底是什麼地方出了錯？以為自己的謀略文化可以包打天下？當然覺得這不是個問題。但我們可否一問：人活著難道只是成天為了活得戰戰兢兢，並且在戰戰兢兢中尋找一點不易得到的快感，了此殘生嗎？難道小民都只是大人物的墊腳石嗎？有沒有良好的辦法，不讓我們一天到黑想那些充滿坑蒙拐騙的“三十六計”。

在六個謀士中，對張良傾注了較多的感情，我想不少讀者可能也會對張良產生好感。他的計謀當然是不錯的，更主要的是他的氣度與從容。除張良之外的其他五位謀士都難免讓人產生一種揮之不去的、不能掌握自身命運的局促之感，而這一點連老謀深算的蕭何也受盡屈辱。這些謀士中只有張良是貴族後裔，這一點很重要。在春秋戰國的五百多年裡，再也沒有比貴族階級的漸次消滅更重要的事件了。後來的謀士再也沒有出過像張良這樣有氣度的人，大抵與那個曾經有過的階層之消滅不無關係。無論是“送秦一椎”還是“辭漢萬鐘”，都可以看得出其間的主動與瀟灑，這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活命哲學氤氳浸淫得出來的，儘管他也充滿著難以言傳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