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中國正在發生的八個巨大變化（講的太透徹）
01
第一個問題，當前中國正在發生極大的變化，這變化在什麼地方？就是中國正在悄悄地進行一場人力資本革命。
過去人家常說中國人口紅利已經沒了，廉價勞動力不夠了，中國改革的紅利也枯竭了，能夠改的都改了，這些看法都不正確，中國正在發生新的人口紅利的湧現和新的改革紅利。在人口紅利方面一個巨大的變化是農村正在進行的土地確權、土地流轉，在這個基礎上出現了一個新名詞叫“城歸”。聽說過或者沒聽說過的那是“海歸”，
我考察幾個窮地方都有“城歸”回到家鄉創業。在貴州的畢節地區，原來就單純的向外輸出勞動力，後來職業培訓又輸出勞動力，現在是出現了回鄉的高☆禁☆潮。我們在畢節的七星觀鎮，發現了很多新建的麵包房，做蛋糕的。貴州人本來不吃這個的，
02
第二個問題就是創意、創新和創業，這是中國當前又發生一個巨大的變化，而且這個變化跟我們以前書本上學到的是不一樣的。西方經濟學裡講“創新”這個詞是一百年前緣起奧地利，後來在一百年前工業化剛開始不久，美國的經濟學家熊彼德就提出了創新的概念。但是一百年前是工業化剛開始，跟現在不一樣，現在是資訊化時代、後工業化時代，他的觀點能夠說明問題嗎？舉幾個例子。比如他說現在的創新還是跟過去一樣。什麼叫創新？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叫創新。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這對我們來說那是過去的幾年，工業化剛開始製造業需要重組。但是今天這樣行嗎？不夠的，遠遠不夠，今天是資訊重組，資訊重組才有創新，不是單純生產要素的創新。生產要素把兩個企業一合併就創新了，資訊不便利不行。再比如說過去熊彼德的觀點是如果你要創新的話，要看准發明家的發明，然後想辦法買它過來，用到經濟生活中，就成了創新。比如電燈，買到他的專利我來辦電力公司，今天不是這個情況。今天重在創意，無數青年人現在忙於創意，有創意是最要緊的，有了創意以後，資金自然就到了，因為很多資金找不到出路了，就在尋找誰能夠提出新的創意他就投資誰。中國的一句老話叫“失敗是成功之母”，這話也有道理，但是遠遠不夠。關鍵在思路的轉變，思路不轉變，失敗永遠是失敗，會成功嗎？不成功。思路改變了新的成功就來了，就帶動了更大的成功。所以這種情況就是現在成功是成功之母，這才是今天的創新。
我們預料再過幾十年以後的情況是怎麼樣？很明顯有一條，消費不是現在的消費模式、投資不是現在的投資模式，就業不是現在的就業模式，就業很可能是不要寫字樓的就業，在自己家裡只要有一個電腦，你的合同我承包完成，很多是會變的。還有企業家會有什麼變化？今後的企業家主要是某一個新領域的引路人，不一定是現在的企業家。現在的企業家中有創新、有改變的地方，但同樣有他不願意改的，將來都是引路人。所以這就是現在發展的新常態。你現在到中關村那些咖啡店看看，坐在那裡的年輕人有大學生、研究生、年輕教員、科研單位的人、民營企業家都在那裡，聊的都是創意。這就是中國的變化，認識中國的國情，你要對當前人力資本有新的認識，要對當前經濟中出現的創意、創新、創業有新的認識。
03
第三個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認識中國，一定要認識到中國的國情表現在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這實際上是經濟學中的老問題，因為經濟學裡面從來都是需求、供給、兩方面都需要改。這個過程中，就有人不斷地在裡面進行刺激需求、或刺激供給。需求的調節是短期的事情，不一定是近期的任務，而供給調節被認為是中長期任務。為什麼是中長期任務？因為供給側的改革不是輕而易舉的，它要動結構，動結構就涉及到怎麼更新的問題。這個不是短期任務，中國現在正在這麼做。最要緊的是讓經濟主體、市場主體有活力。怎麼讓他們有活力？讓他們有活力就是產權保護。中央最新的檔強調了產權保護，主旨是什麼？公有經濟的產權要保護，非公有經濟的產權同樣要保護。這個是中央文件提出的，調動了廣大包括非公有企業的積極性。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定要認識到過去很多做法現在已經過時了，或者是不利於經濟的發展。
在中國，只要是新的產品就能創造市場，市場是可以創造的。我在學校裡經常舉一個案例：一個生產木頭梳子的工廠，讓他們的推銷員帶了樣品、帶了訂單，去推銷梳子，指定了到和尚廟裡去推銷。第一個推銷員回來了，怎麼樣？一把沒賣掉，和尚說我光頭，梳子有什麼用，那你等會兒看看別人怎麼推銷的？一會兒，第二個推銷員回來，銷了好幾十把。他是怎麼推銷的？梳子除了梳頭發以外還有第二個功能，止癢、活血、明目、美容、養顏等功能，和尚心動了買了好幾十把，不錯不錯。第三個推銷員回來了，銷售了幾百把，而且把訂單帶回來了。問他怎麼銷售梳子的？他說我在廟裡仔細觀察了，香火挺旺，來的香客很虔誠，磕完幾個頭以後頭髮已經亂了，香灰已經到了頭髮上了，我就跑去見方丈。這個推銷員說：你看看那個香客很虔誠，你應該去關心他，那我怎麼關心？最好的辦法，每個佛堂前面每天放幾把木頭梳子，他頭髮亂了就梳梳頭，他就覺得廟裡更關心他，來的更勤了。有道理，訂了好幾百把。一會兒第四個推銷員回來，銷售了幾千把。他怎麼銷售幾千把？全是訂單，這麼一大堆訂單。他直接找了方丈跟方丈說，經常有人給你廟裡捐錢對嗎？有人給你送禮送油嗎？對。你廟裡有禮品給人家嗎？木頭梳子是最好的。方丈說怎麼木頭梳子是最好的？他說木頭梳子兩邊可以刻字，這邊你可以把廟裡最好的對聯刻在上面，反面刻上一些字，日行一善，佛在心中等等，這樣人家覺得這有紀念意義，不是更方便了。
這四個推銷員，第一個推銷員一把沒有銷掉。關鍵在哪裡？從第二個推銷員開始就是思路，改變木頭梳子的功能。怎麼改變？第二個推銷員他的梳子不僅梳頭，而且是有美容養顏的作用、可以明目清腦。第三個推銷員他怎麼出去的？他推銷把木頭梳子的性質改變了，不僅是單純梳頭的問題，而且是代表廟裡對香客們的照顧。第四個銷了好幾千把，改變了木頭梳子的功能，在這個場合木頭梳子作為廟宇的名片出去，是作為紀念品而出去的。我們現在怎麼在結構性改革中創造市場、創造新產品，就是要不僅是推出新產品、而且讓產品有新功能，產品有新功能了就能創造市場。
04
第四個問題，消費新市場，消費在變，大家不要愁市場，關鍵在你有沒有新產品，你的產品有沒有新功能，你產品有新功能就有市場。為什麼中國人到日本去買書包，因為它的書包有新功能。書包可以遮雨、防水，下雨可以當雨衣用。消費是在發生變化的，消費發生的變化就是打破一個從前固有的規則——經濟人假設：經濟人是有理性的人，他一定是追求最低價格、最低成本，爭取最大收益、最大滿足。但實際上做得到嗎？消費是做不到的。為什麼說消費做不到？因為你要做到最優選擇、最優標準的建立，一定要有足夠的時間、足夠的精力、足夠的貨幣，在座的女同志都會有體會，你要去買一件披肩，你想買到那件最好的披肩你做不到的，你知道北京有多少個商場，有哪些商場在賣，你要一家一家看，一家一家比較記下來，等找到最滿意的再去就賣掉沒了。所以，人都是這樣：看了第一家不行走第二家，第二家不行第三家不看了。如果買到了怎麼樣？滿意嗎？回答是湊合，湊合就是還行，就是次優選。經濟中很多問題，包括消費都是次優選。
經濟學次優理論的創始人諾貝爾獲得獎者西蒙在天津大學講話的時候他講了幾個例子。第一個例子，你到商店去買縫衣服的針，沒有哪個傻瓜跟售貨員說我要一根最尖的針，一盒你自己挑吧，你拿筆記錄還帶放大鏡，沒有人那麼傻，都是次優選。我要買個針，你挑吧，第一個針拿出來看看不太直，第二針拿出來看看不太尖，第三個拿出來看看行了，第四個不看了，這就是次優選。西蒙還舉了一個例子，你到食堂去買菜得先排隊，你有三個目標，價錢最便宜的、營養最豐富的、最合我口味的，那就挑吧，挑了半天也沒挑好，後邊的人在催快點，這麼久還沒挑好。大家都是事先想好了一個區間，最富營養的差不多，價錢便宜的在幾塊到幾塊之間的。這兩個例子大家都可能有體會。
消費正在變化，消費的變化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道理：11.11這個日子為什麼這麼火，大家都在等新產品，都在等新消費方式，大家都有新的消費模式，這是變化。我們剛才講的收入逐漸增加，可供選擇的產品越來越多，所以這種情況下你要認識到中國的國情就一定要深刻實踐。
05
第五個問題貨幣政策的目標。貨幣政策的目標一般是維持物價穩定，所以長期以來，貨幣政策的目標是根據貨幣來的。貨幣學根據經濟增長率的大小、高低來定貨幣流通量應該是多大。如果超過這個範圍的，那就漲了。如果緊縮了，那就放一放。有人試驗過，在貨幣政策的觀點上，智利全部都用芝加哥大學貨幣學，結果不行。所以我們是中國的國情，根據中國的國情，你要懂得幾個道理。
第一個道理，不僅在需求方面起作用，需求方面起作用就要防止經濟倒退、防止物價上漲，要控制總量。這個是對的，但是還不夠，一定要考慮供給問題，供給側結構調整。結構調整你需要金融的支援，沒有金融的支援你能夠把結構調好嗎？調不好，所以要調結構。還要讓社會有活力，因為整個經濟和社會活力有關，經濟不能使社會有活力，怎麼談創新？所以要記住兩條，寧肯多一點，而不要採用金融緊縮，通貨緊縮比通縮膨脹更難治理，這是重要的經驗。光看增長率不行，它沒有把結構調整放進去，沒有把自己社會的活力放進去。
第二個道理，貨幣問題一定要把它發展成一個國民經濟問題。銀行管貨幣，但是銀行不能離開國民經濟的實體。國民經濟實體感到金融很難貸，甚至貸款都給大企業，不給小企業，這個要符合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國情就是土地確權了，土地確權以後可以抵押。但是在農村一些地方我們聽到反對聲音，說農民把房子抵了，萬一做生意失敗了或者自然災害來了怎麼辦？還不起怎麼辦？反對這種土地抵押就是不懂中國的國情。我們在基層調查瞭解到農民對於土地確權以後的地是非常重視的，是全家族都在保這個地，壞賬率非常低，不到1%，這就是中國的國情。農民有一塊有產權的地，他抵押會還錢的，因為他認為抵押以後地被銀行拿走了損失太大了，一個家族過來保，大家借錢給他還。
06
第六個問題，宏觀調控的作用，要懂得中國國情。中國的國情是這樣，宏觀調控不僅僅是壓，壓當然是一個方法，要促進跟壓抑同時並存，該保的就保，該幫的就幫，這就是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只有兩方面都夠了，我們才能夠使政策發揮作用。宏觀調控重在微調、重在預調、重在結構性調整，結構性調整就是精准扶貧。大水漫灌是沒有用的，浪費資金，但是哪裡最窮就需要精准扶貧，這都是中國的國情。所以我們要瞭解中國的國情，為什麼要精准扶貧，為什麼要讓農民懂得怎樣生財才行。他生不了財，光靠救濟解決不了問題。宏觀調控實際上關鍵起引領作用，對於那些有前途的，不僅幫助他，而且我幫助他以後，要幫他樹立方向。為什麼中國的高新技術發展這麼快？這是宏觀調控的促進作用。那把宏觀調控看成單純的壓，這樣是不行的。
07
第七個問題，中高速增長的持久性問題。剛才說認識國情，認識國情我們又在結構性調整當中，結構性的改革當中，這種情況下一定不要再回到高速增長。我在一些地方考察的時候，產運維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更重要的它是高速增長，任何國家不能持久，在中國能夠維持中高速增長，6.5%—7%之間行了，說不定再過十年以後還在變呢。不要去貪圖，要去除“路徑依賴”。“路徑依賴”這四個字是發展經濟學的名詞，就是說走老路更保險，那就是路徑依賴。連猴子都知道路徑依賴，這是一個很有名的試驗。一個籠子裡關了幾個猴子，掛一點香蕉在鐵絲籠子外。猴子一看有香蕉了，當它手一抓到香蕉高壓水泵往下打，打得猴子痛極了退回來。試了幾次再放，沒一個猴子去動香蕉。換一個猴子，其他猴子告訴它，看香蕉你別去摸別去拽，它沒有經歷過，剛要去摸就打了。以後猴子再放進來，誰都知道，這是路徑依賴，這是做試驗的結果，也是一樣的。在今天的情況下，思想要解放、觀念要轉變，要打破這個路徑依賴。
08
最後一個問題，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法律重要、道德同樣重要，我們應該朝著這樣走，難道僅僅有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兩種調節嗎？不一定。因為市場的出現是幾千年前了，政府的調節出現更晚了，有了國家、政府之後，在漫長的歲月中，人類歲月有幾萬年，漫長的歲月中既沒有市場調節，又沒有政府調節，那都比較晚。那段時間人類社會怎麼存活下來？靠的是道德力量，習慣力量，慣力。沒有市場調節，沒有政府調節，道德力量調節是唯一的調節，有了市場、有了政府，同樣需要道德力量，因為它能夠使得市場調節更有效率，使得政府調節更有效率。社會生活是一個大圓圈，非交易中有很多社會關係，家庭關係、家族關係、街坊鄰居關係、同學關係、師生關係，所有的非市場，不能按照市場的思路來。那怎麼辦呢？政府來管，但不是具體的管。如果沒發生問題，政府不管，如果發生問題，毒打老婆、毒打孩子、虐待老人這樣的事情政府管。可見在大部分時間，也是在道德力量調節之中的。
我們知道效率有兩個基礎，效率的第一個基礎是物質技術基礎，廠房、設備、原材料、熟練勞動力，這個構成生產效率物質技術基礎。但還有第二個基礎，道德基礎，什麼是道德基礎？比如說在生產過程中人們經常自律，這就是道德基礎，人們重視文化建設，文化建設有各個方面，有企業文化建設，校園文化建設，這都是基礎。市場調節是無形的，靠市場規律去做。政府調節是有形的，靠法律法規、靠制度、靠政策。那道德力量調節呢？道是無形卻有形，道是有形又無形，自律是無形的，規定是有形的。重要的問題在於僅僅物質技術基礎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超常規效率沒有，超常規效率從道德基礎產生。抗日戰爭時為什麼國內有這麼多戰鬥積極性、工作積極性，愛國主義、民族存亡，在這個過程當中當然有效率。一個巨大的自然災害來臨的時候，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那麼多人去救災、搶災、救險，這是道德引起的。一個社會為什麼能這樣？道德引起的，所有這些都是講的道德。
在座的有企業家，也有地方官員，同甘共苦不是一個概念，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同甘靠制度、規矩，共苦靠精神、靠認同，這是非常重要的。當一個企業你賺錢的時候怎麼分紅怎麼獎勵？必須有制度，沒有制度就亂了。同甘靠制度，假如一個企業虧損了，發工資兩個月都發不出來了，工人吵著要走，大家留下吧，再努力留工人，但是兩個月都不發工資了也不行。但是工人有合同，合同說該罰多少還要罰，制度不管用了靠精神，精神力量把他們留下，或者是認同，認同就是同命運。
美國的經濟學家熊彼德就提出了創新的概念。但是一百年前是工業化剛開始，跟現在不一樣，現在是資訊化時代、後工業化時代，他的觀點能夠說明問題嗎？舉幾個例子。比如他說現在的創新還是跟過去一樣。什麼叫創新？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叫創新。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這對我們來說那是過去的幾年，工業化剛開始製造業需要重組。但是今天這樣行嗎？不夠的，遠遠不夠，今天是資訊重組，資訊重組才有創新，不是單純生產要素的創新。生產要素把兩個企業一合併就創新了，資訊不便利不行。再比如說過去熊彼德的觀點是如果你要創新的話，要看准發明家的發明，然後想辦法買它過來，用到經濟生活中，就成了創新。比如電燈，買到他的專利我來辦電力公司，今天不是這個情況。今天重在創意，無數青年人現在忙於創意，有創意是最要緊的，有了創意以後，資金自然就到了，因為很多資金找不到出路了，就在尋找誰能夠提出新的創意他就投資誰。中國的一句老話叫“失敗是成功之母”，這話也有道理，但是遠遠不夠。關鍵在思路的轉變，思路不轉變，失敗永遠是失敗，會成功嗎？不成功。思路改變了新的成功就來了，就帶動了更大的成功。所以這種情況就是現在成功是成功之母，這才是今天的創新。我們預料再過幾十年以後的情況是怎麼樣？很明顯有一條，消費不是現在的消費模式、投資不是現在的投資模式，就業不是現在的就業模式，就業很可能是不要寫字樓的就業，在自己家裡只要有一個電腦，你的合同我承包完成，很多是會變的。還有企業家會有什麼變化？今後的企業家主要是某一個新領域的引路人，不一定是現在的企業家。現在的企業家中有創新、有改變的地方，但同樣有他不願意改的，將來都是引路人。所以這就是現在發展的新常態。你現在到中關村那些咖啡店看看，坐在那裡的年輕人有大學生、研究生、年輕教員、科研單位的人、民營企業家都在那裡，聊的都是創意。這就是中國的變化，認識中國的國情，你要對當前人力資本有新的認識，要對當前經濟中出現的創意、創新、創業有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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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認識中國，一定要認識到中國的國情表現在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這實際上是經濟學中的老問題，因為經濟學裡面從來都是需求、供給、兩方面都需要改。這個過程中，就有人不斷地在裡面進行刺激需求、或刺激供給。需求的調節是短期的事情，不一定是近期的任務，而供給調節被認為是中長期任務。為什麼是中長期任務？因為供給側的改革不是輕而易舉的，它要動結構，動結構就涉及到怎麼更新的問題。這個不是短期任務，中國現在正在這麼做。最要緊的是讓經濟主體、市場主體有活力。怎麼讓他們有活力？讓他們有活力就是產權保護。中央最新的檔強調了產權保護，主旨是什麼？公有經濟的產權要保護，非公有經濟的產權同樣要保護。這個是中央文件提出的，調動了廣大包括非公有企業的積極性。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定要認識到過去很多做法現在已經過時了，或者是不利於經濟的發展。
在中國，只要是新的產品就能創造市場，市場是可以創造的。我在學校裡經常舉一個案例：一個生產木頭梳子的工廠，讓他們的推銷員帶了樣品、帶了訂單，去推銷梳子，指定了到和尚廟裡去推銷。第一個推銷員回來了，怎麼樣？一把沒賣掉，和尚說我光頭，梳子有什麼用，那你等會兒看看別人怎麼推銷的？一會兒，第二個推銷員回來，銷了好幾十把。他是怎麼推銷的？梳子除了梳頭發以外還有第二個功能，止癢、活血、明目、美容、養顏等功能，和尚心動了買了好幾十把，不錯不錯。第三個推銷員回來了，銷售了幾百把，而且把訂單帶回來了。問他怎麼銷售梳子的？他說我在廟裡仔細觀察了，香火挺旺，來的香客很虔誠，磕完幾個頭以後頭髮已經亂了，香灰已經到了頭髮上了，我就跑去見方丈。這個推銷員說：你看看那個香客很虔誠，你應該去關心他，那我怎麼關心？最好的辦法，每個佛堂前面每天放幾把木頭梳子，他頭髮亂了就梳梳頭，他就覺得廟裡更關心他，來的更勤了。有道理，訂了好幾百把。一會兒第四個推銷員回來，銷售了幾千把。他怎麼銷售幾千把？全是訂單，這麼一大堆訂單。他直接找了方丈跟方丈說，經常有人給你廟裡捐錢對嗎？有人給你送禮送油嗎？對。你廟裡有禮品給人家嗎？木頭梳子是最好的。方丈說怎麼木頭梳子是最好的？他說木頭梳子兩邊可以刻字，這邊你可以把廟裡最好的對聯刻在上面，反面刻上一些字，日行一善，佛在心中等等，這樣人家覺得這有紀念意義，不是更方便了。
這四個推銷員，第一個推銷員一把沒有銷掉。關鍵在哪裡？從第二個推銷員開始就是思路，改變木頭梳子的功能。怎麼改變？第二個推銷員他的梳子不僅梳頭，而且是有美容養顏的作用、可以明目清腦。第三個推銷員他怎麼出去的？他推銷把木頭梳子的性質改變了，不僅是單純梳頭的問題，而且是代表廟裡對香客們的照顧。第四個銷了好幾千把，改變了木頭梳子的功能，在這個場合木頭梳子作為廟宇的名片出去，是作為紀念品而出去的。我們現在怎麼在結構性改革中創造市場、創造新產品，就是要不僅是推出新產品、而且讓產品有新功能，產品有新功能了就能創造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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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問題，消費新市場，消費在變，大家不要愁市場，關鍵在你有沒有新產品，你的產品有沒有新功能，你產品有新功能就有市場。為什麼中國人到日本去買書包，因為它的書包有新功能。書包可以遮雨、防水，下雨可以當雨衣用。消費是在發生變化的，消費發生的變化就是打破一個從前固有的規則——經濟人假設：經濟人是有理性的人，他一定是追求最低價格、最低成本，爭取最大收益、最大滿足。但實際上做得到嗎？消費是做不到的。為什麼說消費做不到？因為你要做到最優選擇、最優標準的建立，一定要有足夠的時間、足夠的精力、足夠的貨幣，在座的女同志都會有體會，你要去買一件披肩，你想買到那件最好的披肩你做不到的，你知道北京有多少個商場，有哪些商場在賣，你要一家一家看，一家一家比較記下來，等找到最滿意的再去就賣掉沒了。所以，人都是這樣：看了第一家不行走第二家，第二家不行第三家不看了。如果買到了怎麼樣？滿意嗎？回答是湊合，湊合就是還行，就是次優選。經濟中很多問題，包括消費都是次優選。
經濟學次優理論的創始人諾貝爾獲得獎者西蒙在天津大學講話的時候他講了幾個例子。第一個例子，你到商店去買縫衣服的針，沒有哪個傻瓜跟售貨員說我要一根最尖的針，一盒你自己挑吧，你拿筆記錄還帶放大鏡，沒有人那麼傻，都是次優選。我要買個針，你挑吧，第一個針拿出來看看不太直，第二針拿出來看看不太尖，第三個拿出來看看行了，第四個不看了，這就是次優選。西蒙還舉了一個例子，你到食堂去買菜得先排隊，你有三個目標，價錢最便宜的、營養最豐富的、最合我口味的，那就挑吧，挑了半天也沒挑好，後邊的人在催快點，這麼久還沒挑好。大家都是事先想好了一個區間，最富營養的差不多，價錢便宜的在幾塊到幾塊之間的。這兩個例子大家都可能有體會。
消費正在變化，消費的變化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道理：11.11這個日子為什麼這麼火，大家都在等新產品，都在等新消費方式，大家都有新的消費模式，這是變化。我們剛才講的收入逐漸增加，可供選擇的產品越來越多，所以這種情況下你要認識到中國的國情就一定要深刻實踐。
05
第五個問題貨幣政策的目標。貨幣政策的目標一般是維持物價穩定，所以長期以來，貨幣政策的目標是根據貨幣來的。貨幣學根據經濟增長率的大小、高低來定貨幣流通量應該是多大。如果超過這個範圍的，那就漲了。如果緊縮了，那就放一放。有人試驗過，在貨幣政策的觀點上，智利全部都用芝加哥大學貨幣學，結果不行。所以我們是中國的國情，根據中國的國情，你要懂得幾個道理。
第一個道理，不僅在需求方面起作用，需求方面起作用就要防止經濟倒退、防止物價上漲，要控制總量。這個是對的，但是還不夠，一定要考慮供給問題，供給側結構調整。結構調整你需要金融的支援，沒有金融的支援你能夠把結構調好嗎？調不好，所以要調結構。還要讓社會有活力，因為整個經濟和社會活力有關，經濟不能使社會有活力，怎麼談創新？所以要記住兩條，寧肯多一點，而不要採用金融緊縮，通貨緊縮比通縮膨脹更難治理，這是重要的經驗。光看增長率不行，它沒有把結構調整放進去，沒有把自己社會的活力放進去。
第二個道理，貨幣問題一定要把它發展成一個國民經濟問題。銀行管貨幣，但是銀行不能離開國民經濟的實體。國民經濟實體感到金融很難貸，甚至貸款都給大企業，不給小企業，這個要符合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國情就是土地確權了，土地確權以後可以抵押。但是在農村一些地方我們聽到反對聲音，說農民把房子抵了，萬一做生意失敗了或者自然災害來了怎麼辦？還不起怎麼辦？反對這種土地抵押就是不懂中國的國情。我們在基層調查瞭解到農民對於土地確權以後的地是非常重視的，是全家族都在保這個地，壞賬率非常低，不到1%，這就是中國的國情。農民有一塊有產權的地，他抵押會還錢的，因為他認為抵押以後地被銀行拿走了損失太大了，一個家族過來保，大家借錢給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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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個問題，宏觀調控的作用，要懂得中國國情。中國的國情是這樣，宏觀調控不僅僅是壓，壓當然是一個方法，要促進跟壓抑同時並存，該保的就保，該幫的就幫，這就是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只有兩方面都夠了，我們才能夠使政策發揮作用。宏觀調控重在微調、重在預調、重在結構性調整，結構性調整就是精准扶貧。大水漫灌是沒有用的，浪費資金，但是哪裡最窮就需要精准扶貧，這都是中國的國情。所以我們要瞭解中國的國情，為什麼要精准扶貧，為什麼要讓農民懂得怎樣生財才行。他生不了財，光靠救濟解決不了問題。宏觀調控實際上關鍵起引領作用，對於那些有前途的，不僅幫助他，而且我幫助他以後，要幫他樹立方向。為什麼中國的高新技術發展這麼快？這是宏觀調控的促進作用。那把宏觀調控看成單純的壓，這樣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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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個問題，中高速增長的持久性問題。剛才說認識國情，認識國情我們又在結構性調整當中，結構性的改革當中，這種情況下一定不要再回到高速增長。我在一些地方考察的時候，產運維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更重要的它是高速增長，任何國家不能持久，在中國能夠維持中高速增長，6.5%—7%之間行了，說不定再過十年以後還在變呢。不要去貪圖，要去除“路徑依賴”。“路徑依賴”這四個字是發展經濟學的名詞，就是說走老路更保險，那就是路徑依賴。連猴子都知道路徑依賴，這是一個很有名的試驗。一個籠子裡關了幾個猴子，掛一點香蕉在鐵絲籠子外。猴子一看有香蕉了，當它手一抓到香蕉高壓水泵往下打，打得猴子痛極了退回來。試了幾次再放，沒一個猴子去動香蕉。換一個猴子，其他猴子告訴它，看香蕉你別去摸別去拽，它沒有經歷過，剛要去摸就打了。以後猴子再放進來，誰都知道，這是路徑依賴，這是做試驗的結果，也是一樣的。在今天的情況下，思想要解放、觀念要轉變，要打破這個路徑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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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問題，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法律重要、道德同樣重要，我們應該朝著這樣走，難道僅僅有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兩種調節嗎？不一定。因為市場的出現是幾千年前了，政府的調節出現更晚了，有了國家、政府之後，在漫長的歲月中，人類歲月有幾萬年，漫長的歲月中既沒有市場調節，又沒有政府調節，那都比較晚。那段時間人類社會怎麼存活下來？靠的是道德力量，習慣力量，慣力。沒有市場調節，沒有政府調節，道德力量調節是唯一的調節，有了市場、有了政府，同樣需要道德力量，因為它能夠使得市場調節更有效率，使得政府調節更有效率。社會生活是一個大圓圈，非交易中有很多社會關係，家庭關係、家族關係、街坊鄰居關係、同學關係、師生關係，所有的非市場，不能按照市場的思路來。那怎麼辦呢？政府來管，但不是具體的管。如果沒發生問題，政府不管，如果發生問題，毒打老婆、毒打孩子、虐待老人這樣的事情政府管。可見在大部分時間，也是在道德力量調節之中的。
我們知道效率有兩個基礎，效率的第一個基礎是物質技術基礎，廠房、設備、原材料、熟練勞動力，這個構成生產效率物質技術基礎。但還有第二個基礎，道德基礎，什麼是道德基礎？比如說在生產過程中人們經常自律，這就是道德基礎，人們重視文化建設，文化建設有各個方面，有企業文化建設，校園文化建設，這都是基礎。市場調節是無形的，靠市場規律去做。政府調節是有形的，靠法律法規、靠制度、靠政策。那道德力量調節呢？道是無形卻有形，道是有形又無形，自律是無形的，規定是有形的。重要的問題在於僅僅物質技術基礎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超常規效率沒有，超常規效率從道德基礎產生。抗日戰爭時為什麼國內有這麼多戰鬥積極性、工作積極性，愛國主義、民族存亡，在這個過程當中當然有效率。一個巨大的自然災害來臨的時候，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那麼多人去救災、搶災、救險，這是道德引起的。一個社會為什麼能這樣？道德引起的，所有這些都是講的道德。
在座的有企業家，也有地方官員，同甘共苦不是一個概念，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同甘靠制度、規矩，共苦靠精神、靠認同，這是非常重要的。當一個企業你賺錢的時候怎麼分紅怎麼獎勵？必須有制度，沒有制度就亂了。同甘靠制度，假如一個企業虧損了，發工資兩個月都發不出來了，工人吵著要走，大家留下吧，再努力留工人，但是兩個月都不發工資了也不行。但是工人有合同，合同說該罰多少還要罰，制度不管用了靠精神，精神力量把他們留下，或者是認同，認同就是同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