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剛︱乾隆、嘉慶之際一個藏書家的生活和思想世界
清代是中國藏書史上的一個高☆禁☆潮，而乾隆、嘉慶時代又是這一高☆禁☆潮的頂端。乾嘉時代出現過一批知名的藏書家。他們收藏和校勘整理的典籍，不少至今仍澤被學界。不過，這些藏書家，
在這些難得一見的著作中，有一部就是吳騫留下的日記。該書一直沒有付梓刊行，
新出版的《吳騫集》
吳騫與《吳兔床日記》
吳騫（1733-1813）是乾嘉時代著名的藏書家和學者，與當時另一藏書家黃丕烈齊名。他曾立志收盡元代刻本，為書齋取名“千元十駕”，足見其收藏之雄心。他的萬卷藏書不僅聲震江南學界，甚至遠播京師。他的好友秦瀛在京為官，“會晤陽羨人，無不知吳兔床者”，因而為詩向他祝賀。
在筆者看來，這部日記的價值，與其說呈現作者的藏書建樹，還不如說展示了他藏書之外的生活世界——一個更值得研究十八世紀士人心態、嗜好與品味的學者關注的世界。日記雖然對吳騫成為藏書家的成長軌跡記錄得不多，卻呈現了他不同的生活面向：深愛兒女的父親，疼憐妻子的丈夫，富有同情心和責任感，
《吳兔床日記》始於乾隆四十五年，也就是他四十三歲時，終於他去世的前一年，嘉慶十七年。這還不包括散佚部分。
這最後一條材料中的“河東君”，是晚明江南名妓柳如是；“虞山次韻和之，載集中”之“虞山”是乾隆帝從統治中期就痛駡不已的錢謙益，“集”則是乾隆帝下令禁毀的錢氏詩文集《牧齋初學集》。該書卷帙浩繁，吳氏竟能知道其中載有錢柳唱和詩文，足見他不僅藏有此書，而且精熟其內容。不過，在錢著遭厲禁的乾隆時代，吳讀錢氏詩文，定是避開他人耳目。黃裳先生曾提及清人雪夜閉門讀禁書的景象，其中當亦包括吳騫。
這些材料都是研究乾嘉時代江南出版藏書史很有意義的一手材料。特別是最後三條，更能反映出嘉慶親政放棄大規模文字獄和圖書禁毀政策後，出版文化界逐步寬鬆、禁書複出的趨勢。在乾隆朝中後期的文字獄狂潮之中，錢謙益、李清和沈德潛的遺著，都蒙受嚴厲禁毀的噩運。錢謙益身為明朝顯宦又投降清朝，是乾隆痛責不遺餘力的貳臣。李清生於明清之際，出仕南明弘光政權，對清朝貶斥有加，其著述自然是禁止流傳的。而沈德潛則因為在所編選詩集中收錄了錢謙益的詩而受到乾隆的痛責。他在乾隆注意到這些詩文之前已經去世。但是，乾隆並未因此輕易放過他。他的著述被下令禁毀，本人也險遭拋墳掘墓的惡運。
當然，到了乾隆朝最後十年，隨著湖南苗民大暴動和川陝白蓮教大規模民變，乾隆本人已經沒有更多心力再去推進文字獄這一惡政。嘉慶親政後更是明令禁止把士大夫詩詞文賦中的牢騷不滿等同於反叛謀逆。伴隨著這些政策調整，各種長期受禁的圖書逐步地回到士大夫的書桌上。當然，這是一個相對遲緩的過程，如同王汎森先生最近所指出的那樣，一直要到清末才最終完成。不過，吳騫敢在日記中欲說還休地提到錢謙益、李清和沈德潛的著作，就是這種鬆動和轉變不易察覺的信號。當然，如下所述，吳這麼做，與他對乾嘉之際政局變化的關注是分不開的。
不過，即使如此有價值的收藏史史料，其數量和整個日記的篇幅看仍然是不成比例。而且，從乾隆後期到嘉慶年間，日記中有關收書和藏書的記錄呈遞減之勢。因此，要瞭解吳騫藏書生涯和成就，僅靠此書是不夠的，還要參考他的《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該書對他收藏的各類珍本及其來歷，有更詳實的記錄。但是，若把這部日記看成一位生活於清朝從全盛向衰落轉變的時代的藏書家的生活、思想和心態的記錄，其學術價值就不言而喻了。而且，他清雅簡潔的文辭、感情深摯的筆觸，進一步縮短了他生活的世界和我們這個時代的距離。
拜經樓所藏的萬斯同《紀元匯考》，上有其藏書印
吳騫的家庭生活
吳的日記告訴我們，作為父親，吳騫既有幸福的感受，又有許多不幸的體驗。他終身未入科場，但他深知科舉對一個人功名前途的重要性，因此，他身為人父，自然為兒孫在科場的經歷而時憂時樂。乾隆五十一年九月，在一次考試中，考官開始相中他兒子的考卷，準備列入榜首，不料另一位考官卻看中一位韓姓考生的卷子，列為頭名。他在日記中寫道，“至初六日，竟以韓為解首”（頁48）。一個“竟”字，盡顯憤懣不平之意。乾隆五十二年，次子“補杭府諸生”（頁52），他高興之餘，記入當日日記。他不僅關心自己兒子，就連兒媳這個在傳統家庭中遭受排斥的角色，也掛念於心。嘉慶二年是他大兒媳婦四十生日。他在日記感慨道：“媳自結縭至予家，蓋二十年矣。”（頁120）關懷之意，盡在其中。有這樣一位公公，長媳的二十年歲月，或許不至於為傳統禮教束縛得那麼陰冷。
吳騫自己有三個女兒，一個女兒身患殘疾，兩個女兒相繼病逝。他三女兒肝病初起時，病情不顯，想邀請他來家小聚。他因祭祀祖墓沒有成行。讓他完全沒有想到的是，幾天之後，女婿告知妻子病重並旋即去世了。他聞訊後可謂痛斷肝腸，在日記悲慟地寫道：“午刻驚聞三女訃聞，以昨酉刻卒，幾欲自投於地。嗚呼傷哉。憶十四日之晨，女留予在鹽度中秋，予以時享當歸，不意遂成永訣，哀哉。”後來，他專門到女兒在海鹽的家，“哭三女于三思堂”（頁157）。寥寥數語，滿含對女兒無盡的疼愛。
吳騫所處的時代，即使是士大夫家庭，醫藥條件也是非常有限的，兒童的死亡率很高。他自己就有十二個子女不幸早夭。吳後來把他們的遺骸集中起來安葬，並在日記中記錄了他們的名字和生母，以及自己撰寫的墓銘。他的墓銘情深意切地寫道：“耕煙之南，望而可撫，惟爾諸殤，永安斯土。”（頁179）
吳騫晚年經歷的最大不幸可能是妻子的病逝。他的妻子非常孝順，每逢公公的生日，都要到家廟上香祭拜（頁118）。他和妻子琴瑟相和，時常“攜酒同樂”。據他的日記，乾隆五十五年八月他妻子六十生辰時，他特意召集家小，為其祝壽（頁77）。他在日記中對妻子從病重到去世到三七之日哀悼，都有記錄。他在妻子病中，曾特意為她繪製畫像。這幅像究竟是他自己繪製的，還是請人畫，他未提及。不過，畫像品質讓他極為滿意，據他稱“頗得神理”。可惜的是，這幅遺像後來在裝裱時卻為“裱家所毀”，讓他“悵恨久之”（頁120）。這“悵恨”的背面，就是對妻子深切的眷愛、體貼和思念。
吳騫因病早年就棄科舉。不過，他也無需像當日眾多讀書人一樣靠讀書中舉求取富貴。從他的日記看，他從乃父那裡繼承一筆相當豐厚的產業，有自己的宅院，有眾多的僕人，有富足的生活。嘉慶十七年六月初二，有小偷進了他的宅院，“竊去金腿十蹄，”他在日記中不由得感慨，“老人常膳為之一空矣”（頁248）。在乾隆、嘉慶之際，許多學者別說火腿，就是一日三餐常有不濟之憂（比吳氏稍後的學者沈垚在其書信中常有此歎，有興趣讀者可參看劉承幹編《嘉業堂叢書》本沈垚《落帆樓文集》所收有關信函）。而吳氏卻可以之為每日飲食必備之物，可見其財力之富厚。
有了這份產業，他既可積書萬卷，還能讀書閒居、四處遊歷，廣交學界名流，躋身地方士紳之列。不過，他雖然財力雄厚，卻是位富有同情心和責任感的地方紳士。他家自製有仙蒲五汁丸，據他在日記中很自豪地說，“予家合此，施送垂五十年，甚驗。”（頁202）他自己也遵循家訓，繼續製造，免費向窮人發放。他遇到災荒，就和其他士紳實粥救濟。乾隆六十年二月閏月朔日，他因“歲歉，約裡中同志為粥飼餓者。是日為始，每日自辰迄申，凡大小二千餘口”，開始時煮粥技術不高，“不成，於三帶設灶口一壇。是日粥頗香稠，領者無不歡抃”（頁106-107）。看來，他不僅關注災民有無吃食，還很關注救濟飯食的品質，其宅心仁厚可見一斑。
吳騫絕意科場，自然也不會有出仕之念。不過遠處江湖並非就是捐棄家國關懷。當然，他的家鄉海甯雖是人文勝地，相對於遙遠的北國京師，似乎是政治資訊相對閉塞之地，但從他的日記看，這也未必。乾嘉之際一系列事變，特別是和文化人自身命運有關連的大事，都迅速傳到了這位江南藏書家的耳裡，進入日記之中。嘉慶帝弛禁文字獄就是一例。
兔床先生八十歲像
吳騫日記中所見的文字獄
嘉慶四年，乾隆病逝，嘉慶帝親政，和坤被捕，政壇一夜驚變。不過，對於文化人和藏書家們，最重要的則是前朝禁書文字獄如何走向，這是關乎文人學者在長時期文禁高壓後可否鬆口氣的關鍵性政策變化。如前所述，文禁到乾隆末期已經開始緩和，但是，新皇執政，是嚴是松，人們都在關注等待紫禁城新主人給出的答案。嘉慶雖然清楚文字獄的惡果，但也不想一夜掀翻乃父的遺產，招致不孝的罪名。
嘉慶另闢蹊徑，從文人言辭不得比照謀逆的小處切入，扭轉文化政策的大格局。乾隆帝看不得文人寫作的牢騷話頭，總是和大逆謀反聯繫起來。到後來，為了懲處方便，乾脆在法律上將前者比照為後者。這樣一來，除非緘口不言，否則，一有形諸筆墨的牢騷之語，就成反叛的罪證。這就成為乾隆朝文字獄氾濫的一個法律依據。嘉慶帝親政不久，就立即廢除了這一政策，下令重審有關文字獄牽連者。他特別強調“以筆墨之不檢，至與叛逆同科”的後果是“即開告訐之端，複失情法之當”，故決心予以糾正。這道詔書在某種意義上，基本上堵死了各級官僚和下層民眾告發追究文人的偶發不敬之詞的通道，把發牢騷的權利歸還了文人。
對這樣的政策轉變，吳騫心中肯定是歡欣鼓舞的。他把整個詔書一字不落地抄入嘉慶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包括篇首的“奉上諭”的格式語（頁135-136）。這類抄錄，在其日記中是很少見的，可見他的關注和興奮。這樣的態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一個像吳騫這樣以藏書寫文為生涯的文人，還又什麼比不再過分顧忌別人隨時可能的揭發和檢舉而更感暢快的。當然，吳並沒有天真到百分之百地相信皇帝的許諾，因此，他只抄不議，借皇帝的嘴，表述自己的看法。
這就提出另一問題，他是從哪裡得到這份詔書上的內容呢？管道之一很可能就是邸報（也稱邸抄）。吳的日記有多處提及邸抄，如嘉慶十年十二月除夕日記轉錄邸報中的皇帝上諭“奉十一月二十六日（邸抄—小字—引者注）上諭（頁189）。他有時在日記轉錄其中的新聞。嘉慶十六年農曆二月十五，“邸抄有廣西宜山縣壽民，年一百四十二歲”（頁234）。皇帝上諭是十一月底發出來，吳十二月底就見到並抄入日記。這樣的資訊傳播速度，雖然和網路傳遞無法相比，但考慮到海寧和北京數千里的距離，在十八世紀也是相當之快。看來，吳是有讀邸報的習慣，碰到重要或有趣的新聞，就摘入日記之中。可惜，吳這類摘錄太少，不能給我們提供他讀報的更多細節。
吳騫的山水畫作
朴學與理學並重的思想世界
從吳的日記看，他對自己所處時代基本是心滿意足的。日記多次提到“太平景象”。如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二，他在日記中寫到，“與河莊同出慶春門觀秋千，遊人甚眾。杭城內外連夕張燈，誠盛平樂事雲”（頁5）。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初六，他在日記中寫道，“年例賽會，今年特盛，亦太平景象也”（頁72）。同年八月十三日，“皇上八旬萬壽，闔城歡慶。大街自白馬廟至武林門，連旬燈火，百戲俱集，正千古盛事也”（頁77）。當然，這不是說他沒有不滿。例如，他對雍正乾隆以來處理官吏以罰代懲的方法甚不以為然。他在嘉慶十六年五月初九日記中，收入好友及高官王昶的一首詩歌。王詩感慨自己離開雲南舊職已經十五年，還得變賣自己房產，償還在任時的欠款。結果，人到晚年，竟然無居留之所，只好到族內宗祠找一偏房安身。吳對王詩沒有過多的評論，只言“時以滇藩追鍰孔急，故並舊宅而捐之也”（頁238）。字裡行間還是能感受到他的反感和不齒。
另一處讓他不甚愜意的是士林學風。讀完吳的日記，令我吃驚的是吳對劉宗周、陳榷、張履祥等一批浙東理學大儒的關注。按理說，吳只是一藏書家，而且和當日考據正統派錢大昕來往甚多，似乎並沒有理由和動力去關注這些康乾以來為包括錢在內的學界主流斥為空疏的陽明學脈。但是，吳在日記中不僅多次提及他們，還抄錄他們學術觀點，甚至整段抄錄明季巨儒劉宗周的論學要言（頁69）。針對劉同時代學者陳榷對劉宗周的非議，他還認為那是陳的誤解（頁36）。此外，他的日記中還提及和友人一同欣賞朱熹《四書集注》殘存的手稿（頁35）。他在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日記中還全文抄錄明代學者及書法家祝允明給乃弟的一封信。祝在信中特別談及理學修養的魅力：“近來病體雖進，自覺理義悅心，極世間富貴榮華，總不如我本地風光……凡有待於外來者，都不是我實身受用處。為名為利，其喪失本心一也。”吳抄錄之餘，很罕見地加了幾句評語，稱此信“多見道真[切]語，學者宜書一通，置之左右”（頁66-67）。看了這段評語，再看他在其藏書題跋中隨處可見的考證，二者差別之大讓人很難相信這出自同一人之手。後者詳實讓人想到乾嘉時代的樸學主流，前者則是典型的理學實踐。在乾隆時代，這兩者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朴學家看來，祝允明理義悅心之類的理學內省之道，純粹是虛無縹緲的佛老異端的變種，儒學真諦只有透過音韻訓詁才能得到。而吳卻建議把它寫成座右銘，置之左右，隨時模仿，這顯然是不滿於漢學路數之後才做的選擇。
有趣的是，吳的好友錢大昕也有類似的看法。前日，筆者看到他為王陽明一篇手跡所寫的跋語。其中讚揚陽明學兼本末，有體有用，和錢氏在其他著作中批評理學空疏的立場大相徑庭，可見他對漢學、宋學的看法也經歷了重要變化。把吳和錢的觀點結合起來，再來看嘉慶初年方東樹《漢學商兌》對理學的高揚和漢學的批判，以及隨之產生的巨大反響，就會發現它的出現不只是方個人衝動的結果，更有其深厚的歷史背景。方不過是用一種略顯偏激的方式，講出許多人早已蘊集於心、但又不敢講或不願意公開講出來的不滿和顧慮。
當然，吳雖偏好理學，卻絕不是一個絕情寡欲，不近人情的呆書生。相反，他是一位充滿好奇心和生活趣味的學人。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海寧海邊出現了擱淺的“海鰍”（可能是我們常聽說的擱淺的鯨魚），他聽聞後會有聲有色地錄入日記中，“有海鰍五，尾一漁舟而來……其一大者，誤入沙灘，遂不能退。潮退，濱海之人，遠近聚觀。鰍長十數丈，皮黑無鱗，人競臠之。一、二日，肉盡，僅存枯骨……所割肉味頗美，初每斤八文，既賣至三十余文，亦有食之而死者”（頁44）。附近的廟裡來了演戲的，他會興致盎然地觀看一番，然後在日記中意猶未盡地寫道，“興福廟前演劇，觀移時”（頁242）。兒輩為自己設宴慶祝，他在日記中欣然記下：“是夕兒輩置酒，與蓉敷、蒙武、三容叔甥及外內孫輩稱觴，夜分始罷。登東樓，月色方升，照室中如春秋良夜。”（頁252）嘉慶九年除夕，他自繪《家山白鶴圖》成，召集全家老幼喝酒慶祝，“夜分始罷”（頁179）。
簡言之，如果我們想要瞭解乾隆、嘉慶之際對考據學批評的深度和廣度，方東樹《漢學商兌》自然是首選讀物，但是，若想瞭解當日既不完全滿足於現狀，又不肯站出來大聲疾呼的沉默多數人的內心深處的想法，以及他們的生活世界，《吳兔床日記》無疑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這大概就是該日記的學術魅力之所在。
同月十五日，“于吳門得宋雕《周益公書稿》，宋刻精雕”（頁16）。同月廿二日，“憶在吳書肆見敖繼公《儀禮集說》，刻印俱善，缺頁俱補抄，惜未購之”（頁17）。乾隆五十年四月初三日，“至吳門，暮抵虎璆，遇書估舟，有寫本《徐霞客遊記》，甚佳，王后海茂才校本也”（頁39）。“嘉慶十一年十一月朔日，有苕估（按：‘苕’系蘇州代稱，此處指蘇州商人）攜李映碧清抄本《姓氏劄記》二十餘冊”；“嘉慶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偶讀歸愚宗伯詩，有《客中生日》一首”（頁214）。嘉慶十五年八月初四日，“梅史自虞山書院歸，過訪，並以河東君初訪半野堂小像見遺，乃畢琛新摹本也。按：蘼蕪以崇禎庚辰訪虞山於半野堂，有詩，虞山次韻和之，載集中”（頁226）。這最後一條材料中的“河東君”，是晚明江南名妓柳如是；“虞山次韻和之，載集中”之“虞山”是乾隆帝從統治中期就痛駡不已的錢謙益，“集”則是乾隆帝下令禁毀的錢氏詩文集《牧齋初學集》。該書卷帙浩繁，吳氏竟能知道其中載有錢柳唱和詩文，足見他不僅藏有此書，而且精熟其內容。不過，在錢著遭厲禁的乾隆時代，吳讀錢氏詩文，定是避開他人耳目。黃裳先生曾提及清人雪夜閉門讀禁書的景象，其中當亦包括吳騫。
這些材料都是研究乾嘉時代江南出版藏書史很有意義的一手材料。特別是最後三條，更能反映出嘉慶親政放棄大規模文字獄和圖書禁毀政策後，出版文化界逐步寬鬆、禁書複出的趨勢。在乾隆朝中後期的文字獄狂潮之中，錢謙益、李清和沈德潛的遺著，都蒙受嚴厲禁毀的噩運。錢謙益身為明朝顯宦又投降清朝，是乾隆痛責不遺餘力的貳臣。李清生於明清之際，出仕南明弘光政權，對清朝貶斥有加，其著述自然是禁止流傳的。而沈德潛則因為在所編選詩集中收錄了錢謙益的詩而受到乾隆的痛責。他在乾隆注意到這些詩文之前已經去世。但是，乾隆並未因此輕易放過他。他的著述被下令禁毀，本人也險遭拋墳掘墓的惡運。
當然，到了乾隆朝最後十年，隨著湖南苗民大暴動和川陝白蓮教大規模民變，乾隆本人已經沒有更多心力再去推進文字獄這一惡政。嘉慶親政後更是明令禁止把士大夫詩詞文賦中的牢騷不滿等同於反叛謀逆。伴隨著這些政策調整，各種長期受禁的圖書逐步地回到士大夫的書桌上。當然，這是一個相對遲緩的過程，如同王汎森先生最近所指出的那樣，一直要到清末才最終完成。不過，吳騫敢在日記中欲說還休地提到錢謙益、李清和沈德潛的著作，就是這種鬆動和轉變不易察覺的信號。當然，如下所述，吳這麼做，與他對乾嘉之際政局變化的關注是分不開的。
不過，即使如此有價值的收藏史史料，其數量和整個日記的篇幅看仍然是不成比例。而且，從乾隆後期到嘉慶年間，日記中有關收書和藏書的記錄呈遞減之勢。因此，要瞭解吳騫藏書生涯和成就，僅靠此書是不夠的，還要參考他的《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該書對他收藏的各類珍本及其來歷，有更詳實的記錄。但是，若把這部日記看成一位生活於清朝從全盛向衰落轉變的時代的藏書家的生活、思想和心態的記錄，其學術價值就不言而喻了。而且，他清雅簡潔的文辭、感情深摯的筆觸，進一步縮短了他生活的世界和我們這個時代的距離。
拜經樓所藏的萬斯同《紀元匯考》，上有其藏書印
吳騫的家庭生活
吳的日記告訴我們，作為父親，吳騫既有幸福的感受，又有許多不幸的體驗。他終身未入科場，但他深知科舉對一個人功名前途的重要性，因此，他身為人父，自然為兒孫在科場的經歷而時憂時樂。乾隆五十一年九月，在一次考試中，考官開始相中他兒子的考卷，準備列入榜首，不料另一位考官卻看中一位韓姓考生的卷子，列為頭名。他在日記中寫道，“至初六日，竟以韓為解首”（頁48）。一個“竟”字，盡顯憤懣不平之意。乾隆五十二年，次子“補杭府諸生”（頁52），他高興之餘，記入當日日記。他不僅關心自己兒子，就連兒媳這個在傳統家庭中遭受排斥的角色，也掛念於心。嘉慶二年是他大兒媳婦四十生日。他在日記感慨道：“媳自結縭至予家，蓋二十年矣。”（頁120）關懷之意，盡在其中。有這樣一位公公，長媳的二十年歲月，或許不至於為傳統禮教束縛得那麼陰冷。
吳騫自己有三個女兒，一個女兒身患殘疾，兩個女兒相繼病逝。他三女兒肝病初起時，病情不顯，想邀請他來家小聚。他因祭祀祖墓沒有成行。讓他完全沒有想到的是，幾天之後，女婿告知妻子病重並旋即去世了。他聞訊後可謂痛斷肝腸，在日記悲慟地寫道：“午刻驚聞三女訃聞，以昨酉刻卒，幾欲自投於地。嗚呼傷哉。憶十四日之晨，女留予在鹽度中秋，予以時享當歸，不意遂成永訣，哀哉。”後來，他專門到女兒在海鹽的家，“哭三女于三思堂”（頁157）。寥寥數語，滿含對女兒無盡的疼愛。
吳騫所處的時代，即使是士大夫家庭，醫藥條件也是非常有限的，兒童的死亡率很高。他自己就有十二個子女不幸早夭。吳後來把他們的遺骸集中起來安葬，並在日記中記錄了他們的名字和生母，以及自己撰寫的墓銘。他的墓銘情深意切地寫道：“耕煙之南，望而可撫，惟爾諸殤，永安斯土。”（頁179）
吳騫晚年經歷的最大不幸可能是妻子的病逝。他的妻子非常孝順，每逢公公的生日，都要到家廟上香祭拜（頁118）。他和妻子琴瑟相和，時常“攜酒同樂”。據他的日記，乾隆五十五年八月他妻子六十生辰時，他特意召集家小，為其祝壽（頁77）。他在日記中對妻子從病重到去世到三七之日哀悼，都有記錄。他在妻子病中，曾特意為她繪製畫像。這幅像究竟是他自己繪製的，還是請人畫，他未提及。不過，畫像品質讓他極為滿意，據他稱“頗得神理”。可惜的是，這幅遺像後來在裝裱時卻為“裱家所毀”，讓他“悵恨久之”（頁120）。這“悵恨”的背面，就是對妻子深切的眷愛、體貼和思念。
吳騫因病早年就棄科舉。不過，他也無需像當日眾多讀書人一樣靠讀書中舉求取富貴。從他的日記看，他從乃父那裡繼承一筆相當豐厚的產業，有自己的宅院，有眾多的僕人，有富足的生活。嘉慶十七年六月初二，有小偷進了他的宅院，“竊去金腿十蹄，”他在日記中不由得感慨，“老人常膳為之一空矣”（頁248）。在乾隆、嘉慶之際，許多學者別說火腿，就是一日三餐常有不濟之憂（比吳氏稍後的學者沈垚在其書信中常有此歎，有興趣讀者可參看劉承幹編《嘉業堂叢書》本沈垚《落帆樓文集》所收有關信函）。而吳氏卻可以之為每日飲食必備之物，可見其財力之富厚。
有了這份產業，他既可積書萬卷，還能讀書閒居、四處遊歷，廣交學界名流，躋身地方士紳之列。不過，他雖然財力雄厚，卻是位富有同情心和責任感的地方紳士。他家自製有仙蒲五汁丸，據他在日記中很自豪地說，“予家合此，施送垂五十年，甚驗。”（頁202）他自己也遵循家訓，繼續製造，免費向窮人發放。他遇到災荒，就和其他士紳實粥救濟。乾隆六十年二月閏月朔日，他因“歲歉，約裡中同志為粥飼餓者。是日為始，每日自辰迄申，凡大小二千餘口”，開始時煮粥技術不高，“不成，於三帶設灶口一壇。是日粥頗香稠，領者無不歡抃”（頁106-107）。看來，他不僅關注災民有無吃食，還很關注救濟飯食的品質，其宅心仁厚可見一斑。
吳騫絕意科場，自然也不會有出仕之念。不過遠處江湖並非就是捐棄家國關懷。當然，他的家鄉海甯雖是人文勝地，相對於遙遠的北國京師，似乎是政治資訊相對閉塞之地，但從他的日記看，這也未必。乾嘉之際一系列事變，特別是和文化人自身命運有關連的大事，都迅速傳到了這位江南藏書家的耳裡，進入日記之中。嘉慶帝弛禁文字獄就是一例。
兔床先生八十歲像
吳騫日記中所見的文字獄
嘉慶四年，乾隆病逝，嘉慶帝親政，和坤被捕，政壇一夜驚變。不過，對於文化人和藏書家們，最重要的則是前朝禁書文字獄如何走向，這是關乎文人學者在長時期文禁高壓後可否鬆口氣的關鍵性政策變化。如前所述，文禁到乾隆末期已經開始緩和，但是，新皇執政，是嚴是松，人們都在關注等待紫禁城新主人給出的答案。嘉慶雖然清楚文字獄的惡果，但也不想一夜掀翻乃父的遺產，招致不孝的罪名。
嘉慶另闢蹊徑，從文人言辭不得比照謀逆的小處切入，扭轉文化政策的大格局。乾隆帝看不得文人寫作的牢騷話頭，總是和大逆謀反聯繫起來。到後來，為了懲處方便，乾脆在法律上將前者比照為後者。這樣一來，除非緘口不言，否則，一有形諸筆墨的牢騷之語，就成反叛的罪證。這就成為乾隆朝文字獄氾濫的一個法律依據。嘉慶帝親政不久，就立即廢除了這一政策，下令重審有關文字獄牽連者。他特別強調“以筆墨之不檢，至與叛逆同科”的後果是“即開告訐之端，複失情法之當”，故決心予以糾正。這道詔書在某種意義上，基本上堵死了各級官僚和下層民眾告發追究文人的偶發不敬之詞的通道，把發牢騷的權利歸還了文人。
對這樣的政策轉變，吳騫心中肯定是歡欣鼓舞的。他把整個詔書一字不落地抄入嘉慶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包括篇首的“奉上諭”的格式語（頁135-136）。這類抄錄，在其日記中是很少見的，可見他的關注和興奮。這樣的態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一個像吳騫這樣以藏書寫文為生涯的文人，還又什麼比不再過分顧忌別人隨時可能的揭發和檢舉而更感暢快的。當然，吳並沒有天真到百分之百地相信皇帝的許諾，因此，他只抄不議，借皇帝的嘴，表述自己的看法。
這就提出另一問題，他是從哪裡得到這份詔書上的內容呢？管道之一很可能就是邸報（也稱邸抄）。吳的日記有多處提及邸抄，如嘉慶十年十二月除夕日記轉錄邸報中的皇帝上諭“奉十一月二十六日（邸抄—小字—引者注）上諭（頁189）。他有時在日記轉錄其中的新聞。嘉慶十六年農曆二月十五，“邸抄有廣西宜山縣壽民，年一百四十二歲”（頁234）。皇帝上諭是十一月底發出來，吳十二月底就見到並抄入日記。這樣的資訊傳播速度，雖然和網路傳遞無法相比，但考慮到海寧和北京數千里的距離，在十八世紀也是相當之快。看來，吳是有讀邸報的習慣，碰到重要或有趣的新聞，就摘入日記之中。可惜，吳這類摘錄太少，不能給我們提供他讀報的更多細節。
吳騫的山水畫作
朴學與理學並重的思想世界
從吳的日記看，他對自己所處時代基本是心滿意足的。日記多次提到“太平景象”。如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二，他在日記中寫到，“與河莊同出慶春門觀秋千，遊人甚眾。杭城內外連夕張燈，誠盛平樂事雲”（頁5）。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初六，他在日記中寫道，“年例賽會，今年特盛，亦太平景象也”（頁72）。同年八月十三日，“皇上八旬萬壽，闔城歡慶。大街自白馬廟至武林門，連旬燈火，百戲俱集，正千古盛事也”（頁77）。當然，這不是說他沒有不滿。例如，他對雍正乾隆以來處理官吏以罰代懲的方法甚不以為然。他在嘉慶十六年五月初九日記中，收入好友及高官王昶的一首詩歌。王詩感慨自己離開雲南舊職已經十五年，還得變賣自己房產，償還在任時的欠款。結果，人到晚年，竟然無居留之所，只好到族內宗祠找一偏房安身。吳對王詩沒有過多的評論，只言“時以滇藩追鍰孔急，故並舊宅而捐之也”（頁238）。字裡行間還是能感受到他的反感和不齒。
另一處讓他不甚愜意的是士林學風。讀完吳的日記，令我吃驚的是吳對劉宗周、陳榷、張履祥等一批浙東理學大儒的關注。按理說，吳只是一藏書家，而且和當日考據正統派錢大昕來往甚多，似乎並沒有理由和動力去關注這些康乾以來為包括錢在內的學界主流斥為空疏的陽明學脈。但是，吳在日記中不僅多次提及他們，還抄錄他們學術觀點，甚至整段抄錄明季巨儒劉宗周的論學要言（頁69）。針對劉同時代學者陳榷對劉宗周的非議，他還認為那是陳的誤解（頁36）。此外，他的日記中還提及和友人一同欣賞朱熹《四書集注》殘存的手稿（頁35）。他在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日記中還全文抄錄明代學者及書法家祝允明給乃弟的一封信。祝在信中特別談及理學修養的魅力：“近來病體雖進，自覺理義悅心，極世間富貴榮華，總不如我本地風光……凡有待於外來者，都不是我實身受用處。為名為利，其喪失本心一也。”吳抄錄之餘，很罕見地加了幾句評語，稱此信“多見道真[切]語，學者宜書一通，置之左右”（頁66-67）。看了這段評語，再看他在其藏書題跋中隨處可見的考證，二者差別之大讓人很難相信這出自同一人之手。後者詳實讓人想到乾嘉時代的樸學主流，前者則是典型的理學實踐。在乾隆時代，這兩者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朴學家看來，祝允明理義悅心之類的理學內省之道，純粹是虛無縹緲的佛老異端的變種，儒學真諦只有透過音韻訓詁才能得到。而吳卻建議把它寫成座右銘，置之左右，隨時模仿，這顯然是不滿於漢學路數之後才做的選擇。
有趣的是，吳的好友錢大昕也有類似的看法。前日，筆者看到他為王陽明一篇手跡所寫的跋語。其中讚揚陽明學兼本末，有體有用，和錢氏在其他著作中批評理學空疏的立場大相徑庭，可見他對漢學、宋學的看法也經歷了重要變化。把吳和錢的觀點結合起來，再來看嘉慶初年方東樹《漢學商兌》對理學的高揚和漢學的批判，以及隨之產生的巨大反響，就會發現它的出現不只是方個人衝動的結果，更有其深厚的歷史背景。方不過是用一種略顯偏激的方式，講出許多人早已蘊集於心、但又不敢講或不願意公開講出來的不滿和顧慮。
當然，吳雖偏好理學，卻絕不是一個絕情寡欲，不近人情的呆書生。相反，他是一位充滿好奇心和生活趣味的學人。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海寧海邊出現了擱淺的“海鰍”（可能是我們常聽說的擱淺的鯨魚），他聽聞後會有聲有色地錄入日記中，“有海鰍五，尾一漁舟而來……其一大者，誤入沙灘，遂不能退。潮退，濱海之人，遠近聚觀。鰍長十數丈，皮黑無鱗，人競臠之。一、二日，肉盡，僅存枯骨……所割肉味頗美，初每斤八文，既賣至三十余文，亦有食之而死者”（頁44）。附近的廟裡來了演戲的，他會興致盎然地觀看一番，然後在日記中意猶未盡地寫道，“興福廟前演劇，觀移時”（頁242）。兒輩為自己設宴慶祝，他在日記中欣然記下：“是夕兒輩置酒，與蓉敷、蒙武、三容叔甥及外內孫輩稱觴，夜分始罷。登東樓，月色方升，照室中如春秋良夜。”（頁252）嘉慶九年除夕，他自繪《家山白鶴圖》成，召集全家老幼喝酒慶祝，“夜分始罷”（頁179）。
簡言之，如果我們想要瞭解乾隆、嘉慶之際對考據學批評的深度和廣度，方東樹《漢學商兌》自然是首選讀物，但是，若想瞭解當日既不完全滿足於現狀，又不肯站出來大聲疾呼的沉默多數人的內心深處的想法，以及他們的生活世界，《吳兔床日記》無疑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這大概就是該日記的學術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