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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時期諸葛亮為什麼死心塌地跟著劉備?

諸葛亮為何死心塌地跟著劉備?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兩個的真實感情

關羽被東吳殺害以後,劉備報仇心切,竟不聽諸葛亮勸告,親自率軍出征,攻打東吳.結果大敗,自己也病倒在白帝城的永安宮.劉備知道自己病難以治好,便派人日夜兼程趕到成都,請諸葛亮來囑託後事.

劉備臨終時對諸葛亮那翻“嗣子不才君可取”的話一直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因為這樣的托孤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史上僅此一例。對此,人們眾說紛紜。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這是劉備臨終時的激將法——將諸葛亮一軍,讓他死心塌地輔佐劉禪,不敢造次。

持這種觀點的人不少。

毛宗崗曾在此評點說:或問先主令孔明自取之,為真話乎?為假話乎?曰:以為真則真,以為假則假也。言下之意他是不信的。明朝的李贄就更直接了,乾脆大呼:玄德真奸雄也!

而陳壽在《三國志•先主傳》中卻表示:先主之宏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托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一起看看兩人的感情就知道是真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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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之末,綱紀崩摧,黃巾蜂起,州郡割據,自桓、靈、獻三帝七十余年間,中原大地成了盜賊橫行,權霸淩烈,有奶便是娘,有槍便為王的暴力搏殺之場。曹操占了天時,挾天子以令諸侯,但他奸詐酷烈,寧我負人,無人負我,盡失人臣之義,終不入百姓法眼。

孫權承嗣父兄,霸業江東,雖有地利之極便,然而,偏隅一方,自封自閉,終一時難為泱泱華夏之正統。三雄之中唯劉備志在除漢賊,扶漢室,匡正王道於九州,符合天下百姓求安定、盼一統的大方向。劉備得的是民心,雖囿於歷史大勢而終其一生未能實現他的宏圖大業,但他的信念至死未移,他的言行至死未變,他的事業也因為後繼得人而一直堅持到了最後。他用自己對大漢王朝竭誠無二的忠義,
以雖為一蜀而獨耀西天的漢王國,為劉漢帝國四百餘年的長編續結了一個小而燦然的光環。

白帝城劉備托孤於諸葛亮,說出“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話,除了盡現他們君臣之間志同道合、情比股肱的肝膽本懷之外,最能體現劉備對志向、對事業、對國家百姓至死不逾的忠義之心。對此,後世評家說辭多異。不少人評劉備是偽言,就是今天所說的作秀。

其實,說輕一點這是曲解了劉備,說重一點是以小人之心度英雄肺腑。評說歷史人物,定要設身處地,深研當年,再現客觀才能說話。絕不能撲風捉影,妄加揣測,離題萬里。

想當年,軍閥混戰,群雄逐鹿,志在天下身體力行者,何人不知創業之艱危?何人不明繼者之重要?對劉備來說,偏隅西蜀一角,三分天下而其勢最弱,前狼後虎,鷹視耽耽,秋風四面,稍懈即滅,面對殘半金甌,匡扶漢室以正天下從何說起?凋山敝水有何可資傳嗣?誠然,父繼子業是帝王正統,但劉備直至將死之際,仍是一個置身於零亂的舊正統之中,奮力拼湊新正統而未獲成功之人。他還未能實現宏圖大略,偏狹蜀地離他心中的帝系天統還遠得遠呢,作為一個出生入死為一統的實幹家,劉備還有什麼事情不明白不清楚嗎?

正統的建立需要英才而摒棄庸人,而他的兒子又的確不堪重望,為了能夠實現自己及眾人共同的大志向,為了大漢天下從此河晏海靖,他為什麼不會思考更適合的人選繼承自己,又有什麼必要當著自己的生死戰友諸葛亮去扭捏作偽呢?難道此一種現象真如有人所言“三國人情,以譎詐相尚”的嗎?真是能導致“備之命亮,亂孰甚焉”的嗎?置劉備當年處境於不顧,非要旁逸斜出、搜羅扒剔一些莫須有的所謂資訊,來讓千年前的英雄灰頭土臉,叫現時代的英雄啞口無聲,臉皮也真是厚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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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的是,《吳志·張昭傳》引《吳曆》記孫策臨終時對張昭也說過“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的話,有人以此來證三國時人情,或以為是人主臨終的一種慣語,我真奇怪這類人的思維邏輯,史實面前卻常常自以為是,你為什麼不先問一聲,它為什麼是三國時期人主的一種人情慣語呢?又為什麼不以此來證明是三國時期英雄們的共有的真情呢?週一良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劄記》中說得好:“……三國紛爭之時,統治者心中之主要目標,在於鞏固地盤,進而爭奪天下。

劉備以此勉勵諸葛亮,孫策托孤于張昭亦然。”盧弼《三國志集解》中也說:“昭烈睹嗣子之不肖,慮成業之傾敗,發憤授賢,亦情之所出,何疑為偽乎?”陳壽《三國志·先主傳第二》最後評劉備道:“及其舉國托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勝軌也。”這才是至情至性至實之評。英雄之情的慣語也一如常人常情的慣語,是其時其地其人情感的率真流露,道不同不相為謀,後世評家又何必非要強拉硬扯唯以“惡俗”二字馬首是瞻

匡扶漢室以正天下從何說起?凋山敝水有何可資傳嗣?誠然,父繼子業是帝王正統,但劉備直至將死之際,仍是一個置身於零亂的舊正統之中,奮力拼湊新正統而未獲成功之人。他還未能實現宏圖大略,偏狹蜀地離他心中的帝系天統還遠得遠呢,作為一個出生入死為一統的實幹家,劉備還有什麼事情不明白不清楚嗎?

正統的建立需要英才而摒棄庸人,而他的兒子又的確不堪重望,為了能夠實現自己及眾人共同的大志向,為了大漢天下從此河晏海靖,他為什麼不會思考更適合的人選繼承自己,又有什麼必要當著自己的生死戰友諸葛亮去扭捏作偽呢?難道此一種現象真如有人所言“三國人情,以譎詐相尚”的嗎?真是能導致“備之命亮,亂孰甚焉”的嗎?置劉備當年處境於不顧,非要旁逸斜出、搜羅扒剔一些莫須有的所謂資訊,來讓千年前的英雄灰頭土臉,叫現時代的英雄啞口無聲,臉皮也真是厚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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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的是,《吳志·張昭傳》引《吳曆》記孫策臨終時對張昭也說過“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的話,有人以此來證三國時人情,或以為是人主臨終的一種慣語,我真奇怪這類人的思維邏輯,史實面前卻常常自以為是,你為什麼不先問一聲,它為什麼是三國時期人主的一種人情慣語呢?又為什麼不以此來證明是三國時期英雄們的共有的真情呢?週一良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劄記》中說得好:“……三國紛爭之時,統治者心中之主要目標,在於鞏固地盤,進而爭奪天下。

劉備以此勉勵諸葛亮,孫策托孤于張昭亦然。”盧弼《三國志集解》中也說:“昭烈睹嗣子之不肖,慮成業之傾敗,發憤授賢,亦情之所出,何疑為偽乎?”陳壽《三國志·先主傳第二》最後評劉備道:“及其舉國托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勝軌也。”這才是至情至性至實之評。英雄之情的慣語也一如常人常情的慣語,是其時其地其人情感的率真流露,道不同不相為謀,後世評家又何必非要強拉硬扯唯以“惡俗”二字馬首是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