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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資料應用系統助力貴州“智慧檢務”建設

“到2017年底,智慧檢務體系頂層設計和配套標準規範體系趨於成熟,
逐步開展大資料應用,為‘智慧檢務’建設奠定基礎。”2016年底,最高檢印發實施《“十三五”時期科技強檢規劃綱要》,為“智慧檢務”建設描繪了清晰的路線圖。

什麼是“智慧檢務”?在貴州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袁本朴看來,資料是資源,應用才是核心,“為落實貴州省委大資料戰略行動,從2016年開始,我們逐步創建了3個大資料系統:為司法辦案提供智慧服務的司法辦案輔助系統、為案件監控提供資料分析的案件智慧研判系統,

以及為管理決策提供‘智庫意見’的資料分析服務系統。大資料與司法的深度融合,有效促進了司法公正、提升了司法效率,實現了檢察機關的資訊化轉型升級。”

辦案

繪製“犯罪構成知識”圖譜,提供證據審查指引,實現數位化監控和管理

5月15日,貴陽市花溪區檢察院公訴部檢察官王凝沙收到了由案件管理部門分配來的徐某盜竊案。

她像往常一樣打開司法辦案輔助系統,在彈出的介面裡,只見系統已經自動抓取了犯罪嫌疑人資訊、犯罪事實、證據材料等基礎資訊,並按照相關法條提供了23項證據審查指引,要求檢察官逐一進行審核,同時還提供了類案推送、量刑建議計算等智慧化模組。留給王凝沙的,不再是繁瑣重複的資訊錄入工作,“我可以更專注地做好案件事實和證據認定、法律適用等工作,
更加細緻地辦好每一起案子。”

“這套系統運用了‘實體識別’‘數學建模’等大資料技術,通過繪製‘犯罪構成知識’圖譜,建立了各罪名案件的數學模型。”貴州省檢察院副檢察長楊承志說,系統把對證據的要求嵌入了辦案流程之中,比如犯罪構成要件要“齊備”、社會危險性要附有說明、提起公訴量刑建議計算要具體等等,“辦案全程都有數位化的管理和監控,如果案件不符合證據審查指引的要求,

就不能進入下一辦案環節,以此來倒逼檢察官提升辦案品質和辦案效率。”

花溪區檢察院公訴部檢察官龍江就遇到過這樣一起案件。今年3月16日,龍江受理了一起盜竊案,犯罪嫌疑人李某和呂某通過社交軟體認識吳某後,見財起意,通過吳某的手機盜竊了5000元錢,結果很快就被公安機關抓獲。這是一起簡單的案件,兩名犯罪嫌疑人對犯罪行為供認不諱,

通常很快就能結案。

司法辦案輔助系統實現了針對證據的風險預警和監督糾正,統一了辦案標準,較好解決了過去“起點錯、跟著錯、錯到底”的難題。目前,這套系統在貴州全省4個市州檢察院和31個基層檢察院試點運行。2016年,通過這套系統所辦案件的有罪判決率為100%。

監督

對案件精確“畫像”,建立司法業績數位檔案,解決“同案不同判”問題

同案不同訴、不同判,是影響司法公正的一大難題。如何在尊重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的前提下,確保法律能夠得到統一正確的適用?貴州省檢察院從大資料出發,創建了案件智慧研判系統,全面、真實、客觀地記錄每個案件辦案情況,並進行資料量化分析,為保障案件品質提供了制度“鐵閘”。

“我們充分運用‘資料碰撞關聯’‘機器智慧學習’等大資料技術,通過建立案件‘要素—證據—量刑’的關聯模型,對案件風險、要素偏離度、量刑偏離度等進行全流程數位‘畫像’、資料分析和類案資料對比,為案件品質評查提供精准依據。”貴州省檢察院常務副檢察長何冀介紹說,就像CT掃描一樣,系統記錄了每一起案件的辦案情況,並為每一名司法人員建立了數位化司法業績檔案。

“比如辦理一起故意傷害案,檢察官可以直觀地從系統中看到不同犯罪主體和犯罪事實之間多個證據材料的關聯分析,幫助檢察官對證據材料進行準確甄別,為辦案提供指引。而且,系統還能在資料庫中同步進行類案對比,提示量刑等關鍵資訊,從而有效解決司法任意性的問題。”楊承志說。2016年,貴州檢察機關運用這套系統對近兩年來辦理的1.4萬餘件故意傷害案件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其中存在要素偏離2332件、量刑偏離2395件、證據風險674件,全部交由辦案單位認真整改。同時,結合網上案件品質評查系統,按照“一案一評查”的要求,評查各類案件10萬餘件,發現並糾正實體性瑕疵30多個。

在一次案件評查中,貴陽市南明區檢察院檢察官文露露所辦理的一起販毒案被扣了2分,原因是“未及時掃描證據材料”。“是我疏忽了,沒有按時間要求上傳,等我想起來,已經過了系統要求的時間,沒辦法上傳了。”文露露說,案件評查中發現的很多問題都出在很普通的案件、很平常的環節上,“這也給檢察官提了個醒,再簡單的案子也不能馬虎,司法公正就要從細節抓起。”

此外,貴州省檢察院還創建了大資料分析服務系統,建立了檢察機關辦理案件5個維度、632項具體指標的辦案“評價體系”,從核心資料、常規分析、專項分析等多個方面為管理決策提供意見。

深化

建設公訴出庭資料庫、開展案件複雜度分析、建立公檢法統一的資料交換標準

“對我而言,大資料遇上司法,能幫助我對案件有更清晰、更準確的認識。”南明區檢察院駐花果園社區檢察室的檢察輔助人員蘇淵還是個“檢察新兵”,但大資料的深度運用,卻讓他具備了老檢察官的嚴謹和規範,“同樣是辦案,以前我可能只寫8頁起訴書,而有了大資料後,我可能要寫10頁。儘管多出來的兩頁對法院最終判決並不會產生什麼關鍵影響,但卻反映出我對案件的分析、對法律的把握更精確了。這就是司法公平正義最直觀的體現,也是我作為檢察官的職業榮譽所在。”

如今在貴州檢察系統,大資料的運用已經深度融入了辦案、監督、管理等各項工作之中,成為檢察官日常工作不可或缺的助手。在遵義,輕刑認罪案件速裁系統説明公訴檢察官建立了一整套審查範本。“從案件來源到管轄情況,從偵查機關認定事實到證人證言,這套系統把案件審查重點都詳細列舉出來,大大提高了辦案效率。”遵義市紅花崗區檢察院公訴部檢察官吳勇說,他在辦理李某涉嫌販毒案時,審查範本中提示了每一項證據的名稱、來源以及合法性,對他辦理案件大有裨益。而類似的輕刑認罪案件速裁範本,遵義市檢察院已經研發了11套,涉及罪名包括販毒、故意傷害、盜竊等常見案件。

“2017年是貴州省檢察院確定的‘大資料應用推進年’,司法辦案輔助系統、案件智慧研判系統、資料分析服務系統這三大資料應用系統將在全省100個檢察院全部上線,並拓展延伸建設公訴出庭資料庫。”何冀說,此外,貴州檢察大資料已經積累了34萬餘件的案件資訊,包括約1268萬份的法律文書以及約12萬冊920萬頁的卷宗資料,今年還將組織完成對這些歷史案件的資料轉換工作。

完善案件證據表單審查模組、開展案件複雜度分析、建立公檢法統一的資料交換標準、實現案件全程網上移送……圍繞“資料從哪裡來、資料放在哪裡、資料如何應用”3個問題,堅持“資料是資源、應用是核心、需求是導向、安全是保障”這4條理念,今年,貴州“智慧檢務”建設尤其令人期待。

正如袁本樸在今年兩會上所言:“希望貴州檢察的實踐為全國‘智慧檢務’建設貢獻更多‘貴州力量’。”(人民日報 彭波)

如何在尊重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的前提下,確保法律能夠得到統一正確的適用?貴州省檢察院從大資料出發,創建了案件智慧研判系統,全面、真實、客觀地記錄每個案件辦案情況,並進行資料量化分析,為保障案件品質提供了制度“鐵閘”。

“我們充分運用‘資料碰撞關聯’‘機器智慧學習’等大資料技術,通過建立案件‘要素—證據—量刑’的關聯模型,對案件風險、要素偏離度、量刑偏離度等進行全流程數位‘畫像’、資料分析和類案資料對比,為案件品質評查提供精准依據。”貴州省檢察院常務副檢察長何冀介紹說,就像CT掃描一樣,系統記錄了每一起案件的辦案情況,並為每一名司法人員建立了數位化司法業績檔案。

“比如辦理一起故意傷害案,檢察官可以直觀地從系統中看到不同犯罪主體和犯罪事實之間多個證據材料的關聯分析,幫助檢察官對證據材料進行準確甄別,為辦案提供指引。而且,系統還能在資料庫中同步進行類案對比,提示量刑等關鍵資訊,從而有效解決司法任意性的問題。”楊承志說。2016年,貴州檢察機關運用這套系統對近兩年來辦理的1.4萬餘件故意傷害案件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其中存在要素偏離2332件、量刑偏離2395件、證據風險674件,全部交由辦案單位認真整改。同時,結合網上案件品質評查系統,按照“一案一評查”的要求,評查各類案件10萬餘件,發現並糾正實體性瑕疵30多個。

在一次案件評查中,貴陽市南明區檢察院檢察官文露露所辦理的一起販毒案被扣了2分,原因是“未及時掃描證據材料”。“是我疏忽了,沒有按時間要求上傳,等我想起來,已經過了系統要求的時間,沒辦法上傳了。”文露露說,案件評查中發現的很多問題都出在很普通的案件、很平常的環節上,“這也給檢察官提了個醒,再簡單的案子也不能馬虎,司法公正就要從細節抓起。”

此外,貴州省檢察院還創建了大資料分析服務系統,建立了檢察機關辦理案件5個維度、632項具體指標的辦案“評價體系”,從核心資料、常規分析、專項分析等多個方面為管理決策提供意見。

深化

建設公訴出庭資料庫、開展案件複雜度分析、建立公檢法統一的資料交換標準

“對我而言,大資料遇上司法,能幫助我對案件有更清晰、更準確的認識。”南明區檢察院駐花果園社區檢察室的檢察輔助人員蘇淵還是個“檢察新兵”,但大資料的深度運用,卻讓他具備了老檢察官的嚴謹和規範,“同樣是辦案,以前我可能只寫8頁起訴書,而有了大資料後,我可能要寫10頁。儘管多出來的兩頁對法院最終判決並不會產生什麼關鍵影響,但卻反映出我對案件的分析、對法律的把握更精確了。這就是司法公平正義最直觀的體現,也是我作為檢察官的職業榮譽所在。”

如今在貴州檢察系統,大資料的運用已經深度融入了辦案、監督、管理等各項工作之中,成為檢察官日常工作不可或缺的助手。在遵義,輕刑認罪案件速裁系統説明公訴檢察官建立了一整套審查範本。“從案件來源到管轄情況,從偵查機關認定事實到證人證言,這套系統把案件審查重點都詳細列舉出來,大大提高了辦案效率。”遵義市紅花崗區檢察院公訴部檢察官吳勇說,他在辦理李某涉嫌販毒案時,審查範本中提示了每一項證據的名稱、來源以及合法性,對他辦理案件大有裨益。而類似的輕刑認罪案件速裁範本,遵義市檢察院已經研發了11套,涉及罪名包括販毒、故意傷害、盜竊等常見案件。

“2017年是貴州省檢察院確定的‘大資料應用推進年’,司法辦案輔助系統、案件智慧研判系統、資料分析服務系統這三大資料應用系統將在全省100個檢察院全部上線,並拓展延伸建設公訴出庭資料庫。”何冀說,此外,貴州檢察大資料已經積累了34萬餘件的案件資訊,包括約1268萬份的法律文書以及約12萬冊920萬頁的卷宗資料,今年還將組織完成對這些歷史案件的資料轉換工作。

完善案件證據表單審查模組、開展案件複雜度分析、建立公檢法統一的資料交換標準、實現案件全程網上移送……圍繞“資料從哪裡來、資料放在哪裡、資料如何應用”3個問題,堅持“資料是資源、應用是核心、需求是導向、安全是保障”這4條理念,今年,貴州“智慧檢務”建設尤其令人期待。

正如袁本樸在今年兩會上所言:“希望貴州檢察的實踐為全國‘智慧檢務’建設貢獻更多‘貴州力量’。”(人民日報 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