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的今天，惠州汝湖發生的這件大事嚇得清廷屁滾尿流
今天“六一”
小編先祝大兒童小兒童節日快樂
咱們祖國的小花朵們都歡樂過節了
在這個充滿未來希望的日子裡
咱們做“大人”的
給自己找些工作以外的事也不錯
比如，
讀讀過去的歷史，
尤其是咱們惠州那些過去的故事喲~
七女湖起義又稱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舉事於1907年6月2日，是孫中山為推翻清朝發動的10次武裝起義之一，也是孫中山在惠州發起的第二次起義（第一次為1900年“庚子惠州之役”），距今整110周年。
（七女湖起義遺址：汝湖上廟舊貌。）
1907年孫中山領導的惠州七女湖之役，是同盟會初期承前啟後的一次會黨起義，它不僅打擊了清廣東當局的統治，而且還推動著辛亥革命運動向前發展。有學者認為，七女湖起義表明，惠州地區的人民(首先是下層勞苦大眾)，正在奮起充當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主力軍，
惠州戰略位置被孫中山看重
1905年8月20日，孫中山、黃興等集合留日志士精英在東京正式組建了資產階級的全國性政黨中國同盟會後，就把武裝鬥爭提上了重要議事日程。
廣東既有雄厚之會黨勢力易於聚人，又有多處出海口便於從海外接濟軍械，於是孫中山和同盟會就長期把起義地鎖定在廣東和兩廣邊界地區。而粵中的惠州、粵東的潮州及粵西的欽州和廉州四府，則皆入其“起點”擇地之範圍中。就惠州地區來說，它不僅在戰略地位上為省會廣州的東方門戶，而且完全符合孫的起點要求——— 這裡有眾多的會黨群眾可以利用，又有出海口便於從海外送人和武器等進來。
（七女湖起義路線圖。）
中國同盟會於是在1906~1908年間掀起了第一次武裝反清鬥爭高☆禁☆潮，其中的丁未惠州七女湖起義，
孫中山在1907年3月設粵桂滇三省起義指導機構于安南河內前後，制定出了經營兩廣乃至華南地區軍事的一攬子行動規劃，其重要內容之一是確定在廣東實行潮、惠、欽、廉四府一同起義，並決定以欽、廉為起義重點之區，以潮、惠為策應之師，在四府統一舉事占廣東後，即進取廣西和雲南，然後北出湘贛和長江，最終直搗北京。就這樣，惠州七女湖起義作為孫中山和同盟會廣東四府統一舉義計畫之一部分，開始進入了緊張的準備發動階段。
然而，孫中山原定以欽廉為重點、潮惠與之一同發動的四府起義計畫，後因事與願違完全給打亂了，它們並未成為統一的起義行動，而是變成了此起彼落的幾次分散性起義。
“四府起義計畫”被打亂落空
1907年4月，欽、廉地區民眾在官紳劉思裕及同盟會員鄺敬川等率領下，掀起了聲勢頗壯的抗捐稅鬥爭。就在欽、廉抗捐隊伍潰散之際，作為這次起義策應之師、許雪秋領導的潮州黃岡會黨起義，於5月22日淩晨倉卒爆發了。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孫中山先派許雪秋至潮、汕運動，後遣黃耀庭、餘紹卿、鄧子瑜（中國同盟會會員、博羅人）3人從南洋返香港籌備惠州及陽江、陽春等地起義，計畫潮州、惠州同時起義，“以分清軍之勢”。
黃耀庭曾參加惠州三洲田起義，任革命軍先鋒，英勇善戰，與惠州會黨一向有關係。他3月下旬至香港領去活動費1200元，幾日後，得知香港警局留意他，急忙返回新加坡。孫中山說他“犯畏葸病”。
（清政府當局關於七女湖起義的電文。）
餘紹卿是兩陽 （陽江、陽春）大盜，亡命至南洋，3月上旬至香港領了活動費1500元後潛入內地，卻一去杳無消息。於是，惠州起義之事僅由鄧子瑜謀劃主持。
鄧子瑜聯絡了歸善、博羅會黨首領陳純、林旺、孫穩等人，計畫在歸善、博羅、龍門分三路起事。按孫中山意圖，潮州“起義必須與惠州及欽、廉等地約定同舉，以便牽制清軍，萬勿孟浪從事，致傷元氣”。
但四月十日 （1907年5月21日）潮州黃岡祭神演戲時，候補守備蔡河宗部下在戲臺前調戲婦女，逮捕三合會成員2人，激起群眾義憤，軍民發生衝突，情況緊急，潮州革命軍遂於十一日（5月22日）提前發動起義。
由於黃岡起義事發突然，導致鄧子瑜策動的惠州七女湖起義來不及與之一同行動，從而令孫中山原定的“惠潮兩府同舉之計畫”也落空了。
300義軍攻勢甚銳所向披靡
鄧子瑜得知黃岡起義猝發，即命陳純等人在惠州回應。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1907年6月2日）上午，陳純、林旺、孫穩等人在博羅縣汝湖圩（今屬惠城區）上廟殺了十幾頭豬就地砌灶烹煮，派人到圩內和鄉村通知鄉民到上廟會餐。酒過三巡後，三合會首領、汝湖下寮村人陳純宣讀了“招軍榜文”，號召人們起來推翻清廷：“洋洋中國，蕩蕩中華，千邦進貢，萬國來朝。夷人占奪，此恨難消。招兵買馬，腳踏花轎，木楊起義，剿絕番苗。軍民人等，英雄盡招。正面天子，立轉明朝。”此榜文反清排滿的革命目標卻是明確的，且頗具號召力。當場踴躍赴義之百數十人一舉攻入清軍防營，斃傷巡勇及扒船哨弁多人，奪得了扒船數隻及一些槍械，吸引著各處會眾和農民紛紛前來投軍響應。人們拿著長矛、鐵耙、鐵叉、菜刀、鋤頭等加入義軍隊伍。
（七女湖起義遺址：汝湖上廟今貌。）
歸善、博羅、龍門各處紛紛響應，聲勢大振，惠州“人心惶恐”，電省告急；歸善、博羅兩縣緊閉城門。惠州協統兩次派兵往禦，均被擊回。兩廣總督周馥乃檄調駐惠各路營勇，與東路巡防各營管帶洪兆麟、李聲振、吳鼇等率所部合力拒革命軍。又恐兵力不足，調新會右營守備中路巡防第十營管帶鐘子才赴援。時義軍近300人，在水口、橫瀝、三徑、蔗浦等處，攻勢甚銳，所向披靡。
當年五月二日（6月12日），橫瀝巡防營管帶洪兆麟率部到八子爺，被林旺率義軍50人在山坳伏擊，洪中槍墜馬，死兩名護兵，傷者甚多。李聲振、鐘子才各部亦連戰敗北，省城為之震動。兩廣總督複電飭水師提督李准，移攻黃岡之師從汕頭往援惠州，順道由澳頭登陸。義軍與清軍鏖戰十餘日，聲東擊西，來去飄忽，清軍疲於奔命。
此時鄧子瑜仍在香港購置彈藥，並準備親自押運槍械從小路進入惠州接濟起義軍。當他得知黃岡起義失敗的消息後，覺得事情已無可為，“遂派人使林旺等相機解散”隊伍。林等得鄧之來使報告，遂拔隊至梁化圩附近村落，將槍械埋於地下，然後宣佈解散義軍。後有些起義官兵“分途向香港撤退”，而其大部分則潛入羅浮山中。這就是孫中山在自述革命經歷時所提到的：“前次雪兄辦潮事，子瑜兄辦惠事，皆能發起”；繼潮州黃岡之師後，“又命鄧子瑜發難于惠州，亦不利，此為餘第四次之失敗也”。
七女湖之役打擊清反動統治
惠州七女湖起義雖然在清軍的圍攻下很快失敗了，這次起義在辛亥革命史上的意義、作用及影響卻不可小視。孫中山在著作中曾幾次提到過丁未惠州之役，由此可見其對這次義舉之關注和重視。而中國民主革命家馮自由在論及此次起義時，則更以稱頌的口吻寫道：“是為革命史上最有名的惠州七女湖之役！”
“七女湖起義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革命時機尚未成熟，革命黨人只注重發動會黨，沒有廣泛、深入地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參加。”惠城區方志辦原主任、市民協主席鄒永祥認為，七女湖起義意義深遠，它沉重地打擊了清朝的反動統治，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傳播了民主革命思想，還為1911年的辛亥革命培養和鍛煉了一批革命骨幹，積累了經驗。
（七女湖起義領導人之一、博羅人鄧子瑜。）
中山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周興樑曾著文認為，七女湖起義清楚地反映出孫中山及其資產階級革命派同惠州天地會眾的密切互動關係，昭示著下層勞苦大眾將奮起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主力軍。各地會黨踴躍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鬥爭，是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一大顯著特點。丁未惠州七女湖起義在這方面，可稱為典型性的範例——— 它的領導策動者鄧子瑜、陳純、林旺和孫穩，皆為會黨首領；其招軍榜文充滿了洪門會黨“反清複明”的內容；起義隊伍中的300多名將士，絕大多數是天地會的成員，廣東的會黨分子，可說絕大部分是來自於下層的勞苦大眾。
惠州七女湖起義一爆發，即引起了當時上海的 《時報》、《神州日報》及香港 《中國日報》等的關注和專門報導。這些對擴大同盟會的革命影響，無疑具有極好的宣傳作用。周興樑稱，當時的七女湖起義和同盟會在西南邊境發動的其他幾次起義一道，在推進辛亥革命運動方面取得了三大明顯效果：
一是它令清朝官吏們驚慌失措，個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普遍感到日暮途窮，從而加速了統治集團的分化和瓦解；
二是它以革命勢力威脅著粵桂滇等省的安寧，把清政府的注意力吸引到西南邊陲各省區，這有利於革命党人在長江流域發展壯大革命勢力；
三是它作為同盟會武裝奪取政權征途上承前啟後的起義，推動了其後全國各地武裝反清鬥爭之繼起——— 他們促進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和辛亥革命高☆禁☆潮的到來，最後終於推倒了清王朝的統治。
圖文《東江時報》記者侯縣軍
即進取廣西和雲南，然後北出湘贛和長江，最終直搗北京。就這樣，惠州七女湖起義作為孫中山和同盟會廣東四府統一舉義計畫之一部分，開始進入了緊張的準備發動階段。然而，孫中山原定以欽廉為重點、潮惠與之一同發動的四府起義計畫，後因事與願違完全給打亂了，它們並未成為統一的起義行動，而是變成了此起彼落的幾次分散性起義。
“四府起義計畫”被打亂落空
1907年4月，欽、廉地區民眾在官紳劉思裕及同盟會員鄺敬川等率領下，掀起了聲勢頗壯的抗捐稅鬥爭。就在欽、廉抗捐隊伍潰散之際，作為這次起義策應之師、許雪秋領導的潮州黃岡會黨起義，於5月22日淩晨倉卒爆發了。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孫中山先派許雪秋至潮、汕運動，後遣黃耀庭、餘紹卿、鄧子瑜（中國同盟會會員、博羅人）3人從南洋返香港籌備惠州及陽江、陽春等地起義，計畫潮州、惠州同時起義，“以分清軍之勢”。
黃耀庭曾參加惠州三洲田起義，任革命軍先鋒，英勇善戰，與惠州會黨一向有關係。他3月下旬至香港領去活動費1200元，幾日後，得知香港警局留意他，急忙返回新加坡。孫中山說他“犯畏葸病”。
（清政府當局關於七女湖起義的電文。）
餘紹卿是兩陽 （陽江、陽春）大盜，亡命至南洋，3月上旬至香港領了活動費1500元後潛入內地，卻一去杳無消息。於是，惠州起義之事僅由鄧子瑜謀劃主持。
鄧子瑜聯絡了歸善、博羅會黨首領陳純、林旺、孫穩等人，計畫在歸善、博羅、龍門分三路起事。按孫中山意圖，潮州“起義必須與惠州及欽、廉等地約定同舉，以便牽制清軍，萬勿孟浪從事，致傷元氣”。
但四月十日 （1907年5月21日）潮州黃岡祭神演戲時，候補守備蔡河宗部下在戲臺前調戲婦女，逮捕三合會成員2人，激起群眾義憤，軍民發生衝突，情況緊急，潮州革命軍遂於十一日（5月22日）提前發動起義。
由於黃岡起義事發突然，導致鄧子瑜策動的惠州七女湖起義來不及與之一同行動，從而令孫中山原定的“惠潮兩府同舉之計畫”也落空了。
300義軍攻勢甚銳所向披靡
鄧子瑜得知黃岡起義猝發，即命陳純等人在惠州回應。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1907年6月2日）上午，陳純、林旺、孫穩等人在博羅縣汝湖圩（今屬惠城區）上廟殺了十幾頭豬就地砌灶烹煮，派人到圩內和鄉村通知鄉民到上廟會餐。酒過三巡後，三合會首領、汝湖下寮村人陳純宣讀了“招軍榜文”，號召人們起來推翻清廷：“洋洋中國，蕩蕩中華，千邦進貢，萬國來朝。夷人占奪，此恨難消。招兵買馬，腳踏花轎，木楊起義，剿絕番苗。軍民人等，英雄盡招。正面天子，立轉明朝。”此榜文反清排滿的革命目標卻是明確的，且頗具號召力。當場踴躍赴義之百數十人一舉攻入清軍防營，斃傷巡勇及扒船哨弁多人，奪得了扒船數隻及一些槍械，吸引著各處會眾和農民紛紛前來投軍響應。人們拿著長矛、鐵耙、鐵叉、菜刀、鋤頭等加入義軍隊伍。
（七女湖起義遺址：汝湖上廟今貌。）
歸善、博羅、龍門各處紛紛響應，聲勢大振，惠州“人心惶恐”，電省告急；歸善、博羅兩縣緊閉城門。惠州協統兩次派兵往禦，均被擊回。兩廣總督周馥乃檄調駐惠各路營勇，與東路巡防各營管帶洪兆麟、李聲振、吳鼇等率所部合力拒革命軍。又恐兵力不足，調新會右營守備中路巡防第十營管帶鐘子才赴援。時義軍近300人，在水口、橫瀝、三徑、蔗浦等處，攻勢甚銳，所向披靡。
當年五月二日（6月12日），橫瀝巡防營管帶洪兆麟率部到八子爺，被林旺率義軍50人在山坳伏擊，洪中槍墜馬，死兩名護兵，傷者甚多。李聲振、鐘子才各部亦連戰敗北，省城為之震動。兩廣總督複電飭水師提督李准，移攻黃岡之師從汕頭往援惠州，順道由澳頭登陸。義軍與清軍鏖戰十餘日，聲東擊西，來去飄忽，清軍疲於奔命。
此時鄧子瑜仍在香港購置彈藥，並準備親自押運槍械從小路進入惠州接濟起義軍。當他得知黃岡起義失敗的消息後，覺得事情已無可為，“遂派人使林旺等相機解散”隊伍。林等得鄧之來使報告，遂拔隊至梁化圩附近村落，將槍械埋於地下，然後宣佈解散義軍。後有些起義官兵“分途向香港撤退”，而其大部分則潛入羅浮山中。這就是孫中山在自述革命經歷時所提到的：“前次雪兄辦潮事，子瑜兄辦惠事，皆能發起”；繼潮州黃岡之師後，“又命鄧子瑜發難于惠州，亦不利，此為餘第四次之失敗也”。
七女湖之役打擊清反動統治
惠州七女湖起義雖然在清軍的圍攻下很快失敗了，這次起義在辛亥革命史上的意義、作用及影響卻不可小視。孫中山在著作中曾幾次提到過丁未惠州之役，由此可見其對這次義舉之關注和重視。而中國民主革命家馮自由在論及此次起義時，則更以稱頌的口吻寫道：“是為革命史上最有名的惠州七女湖之役！”
“七女湖起義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革命時機尚未成熟，革命黨人只注重發動會黨，沒有廣泛、深入地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參加。”惠城區方志辦原主任、市民協主席鄒永祥認為，七女湖起義意義深遠，它沉重地打擊了清朝的反動統治，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傳播了民主革命思想，還為1911年的辛亥革命培養和鍛煉了一批革命骨幹，積累了經驗。
（七女湖起義領導人之一、博羅人鄧子瑜。）
中山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周興樑曾著文認為，七女湖起義清楚地反映出孫中山及其資產階級革命派同惠州天地會眾的密切互動關係，昭示著下層勞苦大眾將奮起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主力軍。各地會黨踴躍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鬥爭，是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一大顯著特點。丁未惠州七女湖起義在這方面，可稱為典型性的範例——— 它的領導策動者鄧子瑜、陳純、林旺和孫穩，皆為會黨首領；其招軍榜文充滿了洪門會黨“反清複明”的內容；起義隊伍中的300多名將士，絕大多數是天地會的成員，廣東的會黨分子，可說絕大部分是來自於下層的勞苦大眾。
惠州七女湖起義一爆發，即引起了當時上海的 《時報》、《神州日報》及香港 《中國日報》等的關注和專門報導。這些對擴大同盟會的革命影響，無疑具有極好的宣傳作用。周興樑稱，當時的七女湖起義和同盟會在西南邊境發動的其他幾次起義一道，在推進辛亥革命運動方面取得了三大明顯效果：
一是它令清朝官吏們驚慌失措，個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普遍感到日暮途窮，從而加速了統治集團的分化和瓦解；
二是它以革命勢力威脅著粵桂滇等省的安寧，把清政府的注意力吸引到西南邊陲各省區，這有利於革命党人在長江流域發展壯大革命勢力；
三是它作為同盟會武裝奪取政權征途上承前啟後的起義，推動了其後全國各地武裝反清鬥爭之繼起——— 他們促進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和辛亥革命高☆禁☆潮的到來，最後終於推倒了清王朝的統治。
圖文《東江時報》記者侯縣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