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無國籍”建築師在上海未蓋成一座房子，卻留下對城市的深遠影響【好奇心日報】
與近年來被頻繁提及的匈牙利建築師鄔達克相比，
鮑立克在寫給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包豪斯的創始人。包豪斯風格肇始於德國，卻在美國發揚光大）的信中自嘲，在上海，他必須仰仗租界的有錢人才能過活。但他也在後期考慮是否遷去美國時，坦誠在上海的 16 年沒有建成作品，不能為融入美國建築師圈提供資本。“自從我到了這兒（上海），主要從事教學和都市計畫，
鮑立克援助猶太人，淪陷後，猶太人被限制生活在虹口提籃橋，鮑立克事務所雇傭了大量猶太人，他們憑著工作證，可以走出猶太區，來到事務所所在的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同孚大樓上班
1943 年，鮑立克接受聖約翰大學的教職。鮑立克的研究者、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侯麗在他的檔案中發現了一封 1948 年 8 月 13 日由聖約翰大學會計處發出的領薪通知書，
鮑立克並不懂中文，在 1938 年失去德國國籍淪為“無國籍者”之後，他的行動範圍只能被框定在租界之內。儘管如此，鮑立克仍然驚訝於一個單純靠“人拉肩扛”實現的港口奇跡。
超越了歐洲最先進的鹿特丹港裝卸數量的上海港，實際上並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港口，
“以前我們一直用簡單的一句‘當時的上海已經成為遠東最大的港口’張揚成績，但震撼的是，這個耀眼的貿易和經濟數字背後是低廉到難以想像的勞動力支撐的。”展覽現場，一位同行向侯麗回憶祖輩從舟山來到上海的機緣，舟山人在上海做領航員，所有的遠洋船隻到達吳淞口，需要更換小船，他的祖輩負責引導這些小船進入黃浦江，找到合適的碼頭裝卸貨。
一個現代化的集中式港口是大上海都市計畫的重頭戲。鮑立克和設計組成員研究了當時許多國際大港的經驗，希望引進機械裝運。侯麗在會議紀要中發現，鮑立克多次提及建設一個現代化港口的緊迫性，再不抓緊機遇，香港就要崛起了。
但這個耗資巨大的設想遭到浚浦局和港務局的反對，長江和黃浦江的泥沙淤積嚴重，一個現代化港口對疏浚、挖泥提出挑戰。政府部門中唯一的支持者是海關，他們希望可以統一監管沿岸那些零散的碼頭，打擊海上走私，收回被外商洋行和青幫勢力把持的碼頭。
“直到今天，上海的港口大多仍以散貨居多，在大小洋山港發揮作用之前，寧波的北侖港是長三角最大的集裝箱裝卸港口。”
圍繞超前、可行性，究竟是建設一個一馬當先的現代化上海，還是將有限的資源放在更為急迫的民生問題上，編制組的設計師和市政部門激烈討論這個野心勃勃的戰後都市重建計畫。他們各自有正式的工作，每天下班後趕到工務局，研讀調查組之前收集到的資料，再開會討論。這一收入微薄的“兼差”往往需要工作到深夜。
同樣引發衝突的超前設想還包括對浦東的定位。最初鮑立克將浦東設為純粹的農業和居住區，以免對港口和碼頭造成壓力。大都市計畫一稿公佈時，已經在浦東建廠的工廠主一片譁然，強烈抗議，因為將來在工廠改擴建時，他們無法續期廠房的營建執照。
兩次淞滬戰爭幾乎將華界夷為平地，業主們在房子被炸毀後，大多拿著一紙地契逃難，但戰後重建為土地的重劃提供了一次契機。鮑立克們希望學習日本地震後土地重劃的經驗，將產權分散的土地集中整合，讓每一個業主拿出 15%～30% 的土地用以築路和建設公共綠地。但這個按照“田園城市”（Garden City）規劃的比例無疑過於超前，遭到業主的強烈抗議。
對都市重建計畫的熱情蔓延到了公眾，侯麗曾讀到一個筆名為“一之”的讀者在黨報上刊登的來信，他反對二稿中快速高架路的建設。時任上海市長趙祖康曾寫文章分析，對現有道路的拓寬沒有辦法改善一座城市的整體交通狀況，必須要系統性地打造一個快速幹道網路，才能提升整體效率。“一之”則毫不留情，質問當時的國民政府怎麼有財力支援這個城市週邊的高架路。
從一稿到三稿，從超前到對現實的適當妥協，但這個野心勃勃的都市重建計畫仍停留在紙面。設計師在二稿的序言中談到，與歐美各國傾盡全力的都市計畫相比，上海的兼職者們哪怕滿腔熱情，也無異於“螳臂當車”。趙祖康更為坦誠，實現有“三難”，一者國家大局未定、地方財力竭蹶，二來民生困境中，侈言建設，三是與一個都市計畫相配合的社會政策、土地政策、交通政策等遙遙無期，各方配合艱難。
1949 年 3 月 19 日，趙祖康與中國工程師學會的侯德榜、茅以升、惲震、顧毓泉五人在南京商定，聯名給交戰中的國共雙方去信，公開信中呼籲雙方不要破壞工礦企業、交通等公用設施，“倘若因為戰爭造成對上海等城市的重大破壞，將使中國經濟倒退 20 年！”
大上海計畫的第三稿在 1949 年的春夏之交完成，設計組成員只剩下了 4 人，鮑立克、鐘耀華、程世撫和金經昌。這個被交給新政府陳毅市長的都市重建計畫還是被束之高閣。
沒建成的計畫留下了什麼？1949 年夏，47 歲的鮑立克和他在聖約翰大學的學生張肇康在黃作燊家的屋頂花園上合影，不知此時是否已經完成了第三稿的編制工作，挺著肚腩的鮑立克笑得開心。
實際上鮑立克在上海的最後幾年，有各種去往他國的機遇，卻稍縱即逝。1947 年，聖約翰大學與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建築學院曾計畫過一次學者交換，但破費了一番周折之後，還是未能成行。
大上海都市計畫聚攏了一批優秀的現代主義建築師，與鮑立克合影的張肇康成為臺灣戰後第一代的建築師，設計了台中東海大學。王大閎同樣去往臺灣，設計了臺灣的故宮博物院。陸謙受去往香港。曾是上海跑馬場優秀賽馬手的甘少明（Eric Guning）也在香港參與了大型公屋的設計。侯麗介紹這個有個性的建築師和規劃師的後續，“他太理想主義，沒有在香港油麻地開發中把容積率用足，被開發商告上法庭，雖然勝訴了，但之後再沒開發商找他做設計，晚年窮困潦倒”。
由聖約翰大學走出的鮑立克的學生們如李德華、羅小未則成為後來國內建築界的中堅。侯麗在另一段研究中記錄了五十年代上海的規劃師、建築師與前蘇聯專家的“隱晦博弈”。鮑立克離開上海後，前蘇聯規劃師穆欣為上海編制過一版規劃，城市被大尺度的軸線貫穿，巨大的廣場成為社會主義時代的代表符號。
“站在今天看，大上海都市計畫並不完美，但它影響了一批年輕人，他們在四十年代剛剛畢業進入工務局，或是鮑立克在聖約翰大學的學生，在整個計畫的編制過程中耳濡目染。他們意識到穆欣提供的是一種已經過時的設計理念，最終沒有採納這一版本”，侯麗感言，“如果沒有抗戰和內戰夾縫中這三年的爭分奪秒，可以想見全面向蘇聯學習的五十年代，上海的城市空間或許會更‘莫斯科化’”。
1949 年 10 月，在上海度過了 16 年的鮑立克回到了民主德國，幸運的是，他未因戰爭荒廢專業，參與了東德國家歌劇院的改造、柏林重建計畫，和一些新城規劃。這個未曾在上海留下建築的德國設計師，在異國被逐漸遺忘。
如果你想瞭解更多關於鮑立克和他規劃中的上海，請看侯麗和王宜兵共同編著的《鮑立克在上海——近代中國大都市的戰後規劃與重建》。我們也和侯麗談了談一些基本的問題。
Q：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
A：侯麗
Q：提到“大上海計畫”，很多人首先會想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國民政府在江灣的設計，當時建成的體育場、圖書館如今仍佇立在五角場附近，這兩個計畫有什麼區別？
A：我在上海城市規劃展覽館布展的時候碰到了幾位老先生，聽到他們以為這個展覽是有關五角場附近“國”字開頭的路名和江灣體育場，我就湊上前和他們介紹了很久。其實這是常見的混淆，甚至在建築、城市規劃學界也會如此。在展覽的後記裡我放了鮑立克本人的一段話，即五角場的大上海計畫不過是一個建築工程，建成了幾幢建築，用以向帝國主義抗議。它只為上海設計了一個偏於一隅的城市行政中心，並不是真正意義上對一座城市的總體規劃。
Q：這個未建成的都市重建計畫為工人設計住宅，為難民框定安置範圍，為普通市民提供“鄰里單位”，為何“底層”在這個計畫中佔據相當的分量？
A：其實直到今天，城市規劃者一直在努力追求以公共利益為主體的城市的長遠發展，努力為容易被忽視的多數底層發聲，當然目標與實現的結果之間存在差異。
鮑立克曾在一封寫給格羅皮烏斯的信中自嘲，只有仰仗這座城市的有錢人他才能活下去。但在編制規劃的過程中，他並沒有因此而忽略底層。我覺得他是一個偉大的理想主義者，同時又是精明的現實主義者，“精明”在這裡並非貶義，如何把握兩者的尺度需要非凡的智慧。
強調照顧工人利益、信奉國家干預力量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資本主義社會當時也在盛行凱恩斯主義，比如羅斯福新政建設的公共住宅。這也是城市規劃這門學科得以確立並蓬勃發展的歷史時代背景。
Q：回到東德的鮑立克有沒有受到過政治迫害？
A：據我瞭解，他很幸運，也相對順利，回到民主德國之後他換了一任太太，在五六十年代做了很多新城的建設，參與柏林的改建。但他的朋友魯道夫·漢堡嘉則要曲折得多，被蘇聯認為是雙面間諜，關進了古拉格勞改營。鮑立克後來設法將魯道夫從古拉格營救了出來，回到東德工作。
Q：如何看鮑立克與包豪斯精神？
A：包豪斯學派在那樣的時代是振聾發聵的，他們呼喚大家向現代轉變。但現代性直到今天都是未完成的，或者更應該說是呈現了一種混合的狀態。我們今天也會反思包豪斯的局限性，人類社會是否必然如包豪斯學派設想，呈階梯式不斷往“更高形式”發展呢？或者說什麼是現代精神，在不同的時代需要不同的定義。
比如我們如今重視的歷史建築和城市文脈的保護，在鮑立克的年代就沒有被重視。當時人們考慮的是純粹的“效率”，“進步”意味著快速交通幹道、機場、港口，從不是小資的，他們不會去討論街頭咖啡館是否要保留。我們今天其實更趨折中，一些曾在過去被認為是落後的東西，今天被視為傳統。
人們已經不再多談“現代性”的定義了，代之以“雜糅”（Hybridity），強調多元價值，究竟如何區分“傳統”、“落後”、“先進”，這是一個更大的命題。
（圖片提供：侯麗，及同濟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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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遠洋船隻到達吳淞口，需要更換小船，他的祖輩負責引導這些小船進入黃浦江，找到合適的碼頭裝卸貨。一個現代化的集中式港口是大上海都市計畫的重頭戲。鮑立克和設計組成員研究了當時許多國際大港的經驗，希望引進機械裝運。侯麗在會議紀要中發現，鮑立克多次提及建設一個現代化港口的緊迫性，再不抓緊機遇，香港就要崛起了。
但這個耗資巨大的設想遭到浚浦局和港務局的反對，長江和黃浦江的泥沙淤積嚴重，一個現代化港口對疏浚、挖泥提出挑戰。政府部門中唯一的支持者是海關，他們希望可以統一監管沿岸那些零散的碼頭，打擊海上走私，收回被外商洋行和青幫勢力把持的碼頭。
“直到今天，上海的港口大多仍以散貨居多，在大小洋山港發揮作用之前，寧波的北侖港是長三角最大的集裝箱裝卸港口。”
圍繞超前、可行性，究竟是建設一個一馬當先的現代化上海，還是將有限的資源放在更為急迫的民生問題上，編制組的設計師和市政部門激烈討論這個野心勃勃的戰後都市重建計畫。他們各自有正式的工作，每天下班後趕到工務局，研讀調查組之前收集到的資料，再開會討論。這一收入微薄的“兼差”往往需要工作到深夜。
同樣引發衝突的超前設想還包括對浦東的定位。最初鮑立克將浦東設為純粹的農業和居住區，以免對港口和碼頭造成壓力。大都市計畫一稿公佈時，已經在浦東建廠的工廠主一片譁然，強烈抗議，因為將來在工廠改擴建時，他們無法續期廠房的營建執照。
兩次淞滬戰爭幾乎將華界夷為平地，業主們在房子被炸毀後，大多拿著一紙地契逃難，但戰後重建為土地的重劃提供了一次契機。鮑立克們希望學習日本地震後土地重劃的經驗，將產權分散的土地集中整合，讓每一個業主拿出 15%～30% 的土地用以築路和建設公共綠地。但這個按照“田園城市”（Garden City）規劃的比例無疑過於超前，遭到業主的強烈抗議。
對都市重建計畫的熱情蔓延到了公眾，侯麗曾讀到一個筆名為“一之”的讀者在黨報上刊登的來信，他反對二稿中快速高架路的建設。時任上海市長趙祖康曾寫文章分析，對現有道路的拓寬沒有辦法改善一座城市的整體交通狀況，必須要系統性地打造一個快速幹道網路，才能提升整體效率。“一之”則毫不留情，質問當時的國民政府怎麼有財力支援這個城市週邊的高架路。
從一稿到三稿，從超前到對現實的適當妥協，但這個野心勃勃的都市重建計畫仍停留在紙面。設計師在二稿的序言中談到，與歐美各國傾盡全力的都市計畫相比，上海的兼職者們哪怕滿腔熱情，也無異於“螳臂當車”。趙祖康更為坦誠，實現有“三難”，一者國家大局未定、地方財力竭蹶，二來民生困境中，侈言建設，三是與一個都市計畫相配合的社會政策、土地政策、交通政策等遙遙無期，各方配合艱難。
1949 年 3 月 19 日，趙祖康與中國工程師學會的侯德榜、茅以升、惲震、顧毓泉五人在南京商定，聯名給交戰中的國共雙方去信，公開信中呼籲雙方不要破壞工礦企業、交通等公用設施，“倘若因為戰爭造成對上海等城市的重大破壞，將使中國經濟倒退 20 年！”
大上海計畫的第三稿在 1949 年的春夏之交完成，設計組成員只剩下了 4 人，鮑立克、鐘耀華、程世撫和金經昌。這個被交給新政府陳毅市長的都市重建計畫還是被束之高閣。
沒建成的計畫留下了什麼？1949 年夏，47 歲的鮑立克和他在聖約翰大學的學生張肇康在黃作燊家的屋頂花園上合影，不知此時是否已經完成了第三稿的編制工作，挺著肚腩的鮑立克笑得開心。
實際上鮑立克在上海的最後幾年，有各種去往他國的機遇，卻稍縱即逝。1947 年，聖約翰大學與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建築學院曾計畫過一次學者交換，但破費了一番周折之後，還是未能成行。
大上海都市計畫聚攏了一批優秀的現代主義建築師，與鮑立克合影的張肇康成為臺灣戰後第一代的建築師，設計了台中東海大學。王大閎同樣去往臺灣，設計了臺灣的故宮博物院。陸謙受去往香港。曾是上海跑馬場優秀賽馬手的甘少明（Eric Guning）也在香港參與了大型公屋的設計。侯麗介紹這個有個性的建築師和規劃師的後續，“他太理想主義，沒有在香港油麻地開發中把容積率用足，被開發商告上法庭，雖然勝訴了，但之後再沒開發商找他做設計，晚年窮困潦倒”。
由聖約翰大學走出的鮑立克的學生們如李德華、羅小未則成為後來國內建築界的中堅。侯麗在另一段研究中記錄了五十年代上海的規劃師、建築師與前蘇聯專家的“隱晦博弈”。鮑立克離開上海後，前蘇聯規劃師穆欣為上海編制過一版規劃，城市被大尺度的軸線貫穿，巨大的廣場成為社會主義時代的代表符號。
“站在今天看，大上海都市計畫並不完美，但它影響了一批年輕人，他們在四十年代剛剛畢業進入工務局，或是鮑立克在聖約翰大學的學生，在整個計畫的編制過程中耳濡目染。他們意識到穆欣提供的是一種已經過時的設計理念，最終沒有採納這一版本”，侯麗感言，“如果沒有抗戰和內戰夾縫中這三年的爭分奪秒，可以想見全面向蘇聯學習的五十年代，上海的城市空間或許會更‘莫斯科化’”。
1949 年 10 月，在上海度過了 16 年的鮑立克回到了民主德國，幸運的是，他未因戰爭荒廢專業，參與了東德國家歌劇院的改造、柏林重建計畫，和一些新城規劃。這個未曾在上海留下建築的德國設計師，在異國被逐漸遺忘。
如果你想瞭解更多關於鮑立克和他規劃中的上海，請看侯麗和王宜兵共同編著的《鮑立克在上海——近代中國大都市的戰後規劃與重建》。我們也和侯麗談了談一些基本的問題。
Q：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
A：侯麗
Q：提到“大上海計畫”，很多人首先會想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國民政府在江灣的設計，當時建成的體育場、圖書館如今仍佇立在五角場附近，這兩個計畫有什麼區別？
A：我在上海城市規劃展覽館布展的時候碰到了幾位老先生，聽到他們以為這個展覽是有關五角場附近“國”字開頭的路名和江灣體育場，我就湊上前和他們介紹了很久。其實這是常見的混淆，甚至在建築、城市規劃學界也會如此。在展覽的後記裡我放了鮑立克本人的一段話，即五角場的大上海計畫不過是一個建築工程，建成了幾幢建築，用以向帝國主義抗議。它只為上海設計了一個偏於一隅的城市行政中心，並不是真正意義上對一座城市的總體規劃。
Q：這個未建成的都市重建計畫為工人設計住宅，為難民框定安置範圍，為普通市民提供“鄰里單位”，為何“底層”在這個計畫中佔據相當的分量？
A：其實直到今天，城市規劃者一直在努力追求以公共利益為主體的城市的長遠發展，努力為容易被忽視的多數底層發聲，當然目標與實現的結果之間存在差異。
鮑立克曾在一封寫給格羅皮烏斯的信中自嘲，只有仰仗這座城市的有錢人他才能活下去。但在編制規劃的過程中，他並沒有因此而忽略底層。我覺得他是一個偉大的理想主義者，同時又是精明的現實主義者，“精明”在這裡並非貶義，如何把握兩者的尺度需要非凡的智慧。
強調照顧工人利益、信奉國家干預力量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資本主義社會當時也在盛行凱恩斯主義，比如羅斯福新政建設的公共住宅。這也是城市規劃這門學科得以確立並蓬勃發展的歷史時代背景。
Q：回到東德的鮑立克有沒有受到過政治迫害？
A：據我瞭解，他很幸運，也相對順利，回到民主德國之後他換了一任太太，在五六十年代做了很多新城的建設，參與柏林的改建。但他的朋友魯道夫·漢堡嘉則要曲折得多，被蘇聯認為是雙面間諜，關進了古拉格勞改營。鮑立克後來設法將魯道夫從古拉格營救了出來，回到東德工作。
Q：如何看鮑立克與包豪斯精神？
A：包豪斯學派在那樣的時代是振聾發聵的，他們呼喚大家向現代轉變。但現代性直到今天都是未完成的，或者更應該說是呈現了一種混合的狀態。我們今天也會反思包豪斯的局限性，人類社會是否必然如包豪斯學派設想，呈階梯式不斷往“更高形式”發展呢？或者說什麼是現代精神，在不同的時代需要不同的定義。
比如我們如今重視的歷史建築和城市文脈的保護，在鮑立克的年代就沒有被重視。當時人們考慮的是純粹的“效率”，“進步”意味著快速交通幹道、機場、港口，從不是小資的，他們不會去討論街頭咖啡館是否要保留。我們今天其實更趨折中，一些曾在過去被認為是落後的東西，今天被視為傳統。
人們已經不再多談“現代性”的定義了，代之以“雜糅”（Hybridity），強調多元價值，究竟如何區分“傳統”、“落後”、“先進”，這是一個更大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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