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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金庸筆下的大俠,為啥三觀不同到可以撕起來

一篇文章無法盡數展現金庸傳奇一生,在這裡我們只談作品,無關其他,為老爺子祝個壽。

1924年,徐志摩和一幫文人墨客成立了詩會“新月社”,同年,在浙江海寧的老家,徐志摩的表弟查良鏞出生了,

也就是現在的金庸。

海甯查氏,在江南地區算得上是名門望族,有記載“秉志允大繼嗣克昌,奕世有人濟美忠良,傳家孝友華國文章,宗英紹起祖德載光。”

民國詩人穆旦、教育學家查良釗,都是金庸的族兄。

生逢亂世,因緣際會,年少金庸遠走他鄉,

客居香港至今。在精力最旺盛的年紀,金庸投入到一種打打殺殺的通俗文學——武俠小說。

過去的武俠小說,直白地形容,就是“不入流”,粗製濫造的局面直到金庸的出現。

時間軸指向1954年,這一年對於武俠小說來說是開天闢地的一年。

香港《新晚報》編輯陳文統,

在報刊連載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筆名叫“梁羽生”。而後金庸所著的《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就是在梁羽生的強烈邀請下連載在報刊上。

如果說金庸武俠小說在這就止步了,那麼後世對他的評價,也許只是一句“寫過兩部尚好的武俠小說的作家”。

真正讓金庸名聲大噪的,要屬而後的《射雕英雄傳》。

篇幅所限,我重點談談金庸的六部重量級小說——“射雕三部曲”和“後三部”《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記》。

俠與義,家與國。

相信很多人有過疑問,《射雕》與《神雕》前後關聯,而《倚天》的故事,發生在100多年之後,為什麼還要將《倚天》列入“射雕三部曲”?

這恰恰反映了金庸儒家價值觀的思量,這種思量,在作品上反映為篤信到懷疑再到質疑的過程。

第一部曲《射雕英雄傳》中,書中到處可見“正義的化身”:俠之大者的郭靖,義字當頭的江南七怪,護民抗金的丘處機。

他們的成長母題只有一個指向:家國天下。

有意思的是,在第37回《從天而降》中,金庸借郭靖的口卻說了這麼一段話:

戰禍之慘,一至於斯。我為了報父親之仇,領兵來殺了這許多人。大汗為了要征服天下,殺人更多。可是千萬將士百姓卻又犯了甚麼罪孽,落得這般肝腦塗地,

骨棄荒野?我破城為父報仇,卻害死了這許多人,到底該是不該?

如果說《射雕》中,我們可以看到金庸對“家國天下”開始有所質疑,那麼到了《神雕俠侶》,金庸便真正開始動搖儒家的那套倫理綱常:

楊過與小龍女的師徒不倫戀打破時代禁忌,《射雕》中的“名門正派”全真教因為旗下趙志敬蒙上“叛國”罪名,就連從武學修為上,“全真七子”也大不如他們的師叔周伯通,更別提王重陽、丘處機了。

然而,金庸並沒有勇氣去完全推翻自己。

在書中,那個敢於在重陽真人面前與小龍女結為夫婦的楊過,似乎“離經叛道”地並不徹底,最終回到“正經”的路子上來:出面擊斃蒙古大汗,連燒蒙古糧草三天三夜。

借由楊過的心理點明本書的回歸:

二十餘年之前,郭伯伯也這般攜著我的手,送我上終南山重陽宮去投師學藝。他對我一片至誠,從沒半分差異。可是我狂妄胡鬧,叛師反教,闖下了多大的禍事!倘若我終於誤入歧路,哪有今天和他攜手入城的一日?

我們看到,《射雕》與《神雕》殊途同歸,主角雖一正一邪,卻終究回到“家國天下”的儒家路子,而到了《倚天》中,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倚天》中主角張無忌,一開始便以儒家理想領導人形象出現,他天資聰慧、外貌可喜,在光明頂,一人之力挽救明教於水火。做了明教教主後,立刻約法三章:一要自律,二不可惹事,三是正名分。

可就是這麼一個理想化的領導人,最終抵不過朱元璋的暗算。縱然有著金庸為歷史讓步的原因,但我們也認識到:

金庸在這一刻,開始真正懷疑儒家能否找到出路了。

是的,出路。

金庸“後三部”之所以比“射雕三部曲”更深刻,正是因為他在不斷的思考中。

有情皆孽,無人不冤。

《天龍八部》立足於“人”,以蕭峰、虛竹、段譽三兄弟的故事,對“家國天下”四個字重新解構:

每個人因自身的貪嗔癡愛所困,每個人在民族大義面前背負原罪,因此造就了一個無人不冤、有情皆孽的娑婆世界。

面對與生俱來的原罪,能否從儒家那裡找到出路?答案是否定的。

蕭峰忠於丐幫卻被本幫弟子錯認成殺害馬大元的兇手,虛竹一心向佛卻屢犯葷戒、殺戒、淫戒、酒戒,段譽自帶“大理世子”名號卻是殺父仇人段延慶之子。

不再相信儒家的金庸開始轉向釋家,希望可以借助佛經來化解恩怨,於是有了《王霸雄圖血海深仇,盡歸塵土》這一章。

但很明顯,這一章裡的掃地僧仿佛就是無所不能的大神,無所不能的代名詞,其實就是作者解決不了。金庸在那一刻,面對佛法不知道如何繼續下去了,只能搬出一尊神來。

而這尊神也無法化解喬峰的原罪,蕭峰的罪過超越了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他既不願遼國有戰亂,也不願大宋有塗炭,因此在勸耶律洪基退兵後,他大聲說道:

陛下,蕭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為契丹的大罪人,此後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

當佛法也解救不了蕭峰的死時,金庸轉向了逍遙的道家。

於是,一部充滿自由主義的作品誕生了。

政治即惡。

金庸在《笑傲江湖》裡有一個主觀性論斷——政治即惡。

從小說命名上來看,“笑傲江湖”四個字源自失傳曲譜——《廣陵散》,而《廣陵散》說的是聶政的故事,是俠客、自由的故事,從小說命名上,可見金庸對自由的嚮往,對權力的厭惡。

《笑傲江湖》裡並沒有明確的“家國天下”,可我們卻能看到它個性自由的抗爭,在這裡,金庸放大了令狐沖的浪子形象,也放大了嶽不群的偽君子形象,有趣的是,後者正好是儒家的代言人。

用其慈悲法眼,觀照眾生百態。

在走過儒道佛三條路子後,此時的金庸已經不在糾纏於男女情愛、善惡是非,在收官之作《鹿鼎記》中,金庸隊貫穿小說始終的“家國天下”進行了最反叛的顛覆。

《鹿鼎記》開篇宏大,氣象非凡,出場人物無不正氣凜然:反清複明天地會,陳近南、青木堂、茅十八,一個個剛正不阿、心懷大志。

它的偉大之處,正在于金庸做出了創作生涯最猛烈的顛覆,而這種顛覆,不僅是對自己的徹底反叛,也是對傳統文化的終結與破滅。我們來看《鹿鼎記》最後那看似平淡的結尾:

四位四個書生指點江山:“韋香主,我們這次來,不是要你行刺皇帝。我們來勸韋香主自己做皇帝!”

為反清複明忙活了大半輩子最有聲望的遺民,想到的竟然是這樣一個法子?

《鹿鼎記》就是這樣可笑,在猝不及防的戲虐中讓你的任何行為都變得毫無意義,剛登場的天地會眾人,可以為了堂主的位置爭得撕破臉皮,辛苦半生的陳近南可以被少主鄭克爽殺死。

荒謬、可笑,卻又合情合理,金庸在他所能思考的範圍裡,寫到了能寫的最大力度。

然而,金庸並沒有勇氣去完全推翻自己。

在書中,那個敢於在重陽真人面前與小龍女結為夫婦的楊過,似乎“離經叛道”地並不徹底,最終回到“正經”的路子上來:出面擊斃蒙古大汗,連燒蒙古糧草三天三夜。

借由楊過的心理點明本書的回歸:

二十餘年之前,郭伯伯也這般攜著我的手,送我上終南山重陽宮去投師學藝。他對我一片至誠,從沒半分差異。可是我狂妄胡鬧,叛師反教,闖下了多大的禍事!倘若我終於誤入歧路,哪有今天和他攜手入城的一日?

我們看到,《射雕》與《神雕》殊途同歸,主角雖一正一邪,卻終究回到“家國天下”的儒家路子,而到了《倚天》中,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倚天》中主角張無忌,一開始便以儒家理想領導人形象出現,他天資聰慧、外貌可喜,在光明頂,一人之力挽救明教於水火。做了明教教主後,立刻約法三章:一要自律,二不可惹事,三是正名分。

可就是這麼一個理想化的領導人,最終抵不過朱元璋的暗算。縱然有著金庸為歷史讓步的原因,但我們也認識到:

金庸在這一刻,開始真正懷疑儒家能否找到出路了。

是的,出路。

金庸“後三部”之所以比“射雕三部曲”更深刻,正是因為他在不斷的思考中。

有情皆孽,無人不冤。

《天龍八部》立足於“人”,以蕭峰、虛竹、段譽三兄弟的故事,對“家國天下”四個字重新解構:

每個人因自身的貪嗔癡愛所困,每個人在民族大義面前背負原罪,因此造就了一個無人不冤、有情皆孽的娑婆世界。

面對與生俱來的原罪,能否從儒家那裡找到出路?答案是否定的。

蕭峰忠於丐幫卻被本幫弟子錯認成殺害馬大元的兇手,虛竹一心向佛卻屢犯葷戒、殺戒、淫戒、酒戒,段譽自帶“大理世子”名號卻是殺父仇人段延慶之子。

不再相信儒家的金庸開始轉向釋家,希望可以借助佛經來化解恩怨,於是有了《王霸雄圖血海深仇,盡歸塵土》這一章。

但很明顯,這一章裡的掃地僧仿佛就是無所不能的大神,無所不能的代名詞,其實就是作者解決不了。金庸在那一刻,面對佛法不知道如何繼續下去了,只能搬出一尊神來。

而這尊神也無法化解喬峰的原罪,蕭峰的罪過超越了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他既不願遼國有戰亂,也不願大宋有塗炭,因此在勸耶律洪基退兵後,他大聲說道:

陛下,蕭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為契丹的大罪人,此後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

當佛法也解救不了蕭峰的死時,金庸轉向了逍遙的道家。

於是,一部充滿自由主義的作品誕生了。

政治即惡。

金庸在《笑傲江湖》裡有一個主觀性論斷——政治即惡。

從小說命名上來看,“笑傲江湖”四個字源自失傳曲譜——《廣陵散》,而《廣陵散》說的是聶政的故事,是俠客、自由的故事,從小說命名上,可見金庸對自由的嚮往,對權力的厭惡。

《笑傲江湖》裡並沒有明確的“家國天下”,可我們卻能看到它個性自由的抗爭,在這裡,金庸放大了令狐沖的浪子形象,也放大了嶽不群的偽君子形象,有趣的是,後者正好是儒家的代言人。

用其慈悲法眼,觀照眾生百態。

在走過儒道佛三條路子後,此時的金庸已經不在糾纏於男女情愛、善惡是非,在收官之作《鹿鼎記》中,金庸隊貫穿小說始終的“家國天下”進行了最反叛的顛覆。

《鹿鼎記》開篇宏大,氣象非凡,出場人物無不正氣凜然:反清複明天地會,陳近南、青木堂、茅十八,一個個剛正不阿、心懷大志。

它的偉大之處,正在于金庸做出了創作生涯最猛烈的顛覆,而這種顛覆,不僅是對自己的徹底反叛,也是對傳統文化的終結與破滅。我們來看《鹿鼎記》最後那看似平淡的結尾:

四位四個書生指點江山:“韋香主,我們這次來,不是要你行刺皇帝。我們來勸韋香主自己做皇帝!”

為反清複明忙活了大半輩子最有聲望的遺民,想到的竟然是這樣一個法子?

《鹿鼎記》就是這樣可笑,在猝不及防的戲虐中讓你的任何行為都變得毫無意義,剛登場的天地會眾人,可以為了堂主的位置爭得撕破臉皮,辛苦半生的陳近南可以被少主鄭克爽殺死。

荒謬、可笑,卻又合情合理,金庸在他所能思考的範圍裡,寫到了能寫的最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