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漸行漸遠”背後的分歧
南都評論記者 陳建利
美國總統特朗普歐洲之行的言行，引發了巨大爭議，包括指責德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歐盟的軍費開支不足，美國納稅人在為歐洲的安全買單等。德國總理默克爾近期明確表示，歐美之間過去完全信任的關係已經不復存在了。歐美之間為何漸行漸遠？分歧的主要內容是什麼？歐洲若強化自己的獨立防務體系，北約的未來會怎樣？這會給當前的國際秩序帶來何種影響？歐洲會不會緩和與俄羅斯的關係？如何評估未來一段時間內的中、美、歐大三角關係等，
冷戰後歐美關係簡史
南方都市報：如何看待評價特朗普的這次歐洲之行，包括參加G 7峰會，會見北約和歐盟領導人等引發的巨大爭議？
趙晨：可以用“意料之中”來概括。說“意料之中”，是因為特朗普這樣一位“另類”的美國總統，
南方都市報：特朗普離開後，默克爾在參加德國的一個活動時明確表示，“美歐能夠完全互信的時代一定程度上已經過去了，歐洲必須真正掌握自身命運，不能再依賴長期以來的英美盟友。”默克爾為何做這樣的判斷？
趙晨：對德美關係或歐美關係，
冷戰結束後，美國領導下以歐美聯盟為主的“西方陣營”，相互間關係很親密。無論是老布希還是克林頓時期，歐美保持了高度一致的戰略合作，共同目標就是奪取前蘇聯的繼承者———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以北約和歐盟的雙“東擴”為特徵。北約是在軍事上和安全上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
美歐關係出現波折是在2003年的小布希任內。小布希是一個非傳統的“德州牛仔式”美國領導人，他的追求美國絕對安全的“先發制人”戰略理念引發德國、法國等歐洲大國領導人的反感。當時的德國總理施羅德和法國總統希拉克在伊拉克戰爭時，站出來反對美國對薩達姆動武。美歐之間出現了裂痕。當時美國的一個戰略學家羅伯特·卡根就明確表示，美國來自“火星”，歐洲來自“金星”。意思是說美國以其超強的軍事實力，希望要像武士一樣，用刀與劍去解決問題，歐洲則像女人一樣“軟弱”，面對棘手問題，總希望和平談判解決。但是對待薩達姆這樣的獨裁者，和談無法讓他走開，所以美國在必要情況下，就甩開歐洲單獨幹。當時美國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提出了“老歐洲”和“新歐洲”的說法，認為像德國和法國這些“老歐洲”國家，已經不再是美國的核心夥伴，而像波蘭這些“新歐洲”國家才是美國可以依賴的新盟友。
到2008年，隨著奧巴馬的上臺，美歐關係又重新恢復了“蜜月期”。美歐在全球舞臺上價值觀重歸統一，奧巴馬讚賞“多邊主義”，拋棄了小布希的“單邊主義”，這符合歐洲的外交政策理念。此外，在氣候變化、防止核武器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自由貿易等諸多全球性議題領域，奧巴馬的政策立場皆與歐洲接近。在美國因實力下降而不得不在全球進行戰略收縮，並且將其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實行“亞太再平衡”之後，奧巴馬希望歐洲盟友承擔更多責任，不僅穩定歐洲地區的局勢，甚至在中東北非地區也能更多地挑起大樑，讓美國可以“舒服”地充當幕後操縱者的角色。美國的這一外交政策導向恰好滿足歐洲人發揮全球領導力的願望。這也是為什麼去年的美國大選，歐洲的主要領導人都破例站出來為與奧巴馬有類似理念的希拉蕊月臺的原因。與奧巴馬相反，特朗普就很不得歐洲領導人的喜歡。但最後特朗普出人意料地當選，迫使“灰頭土臉”的歐洲領導人不得不收拾心情，承認現實，雖“道不同”，但不得不“與之謀”。
特朗普的理念與奧巴馬相比，幾乎是180度的反轉性差異，在一系列問題上，均持與歐洲截然相反的理念。比如在氣候變化上，特朗普希望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在北約問題上，特朗普斤斤計較，要求歐洲成員國必須出錢，要滿足成員國的軍費開支必須占G D P2%的硬指標，且言辭尖銳，說不能再讓美國納稅人為歐洲的安全買單；在尊重國際制度和協定方面，特朗普堅持“美國人優先”、“美國利益優先”，對國際上的制度安排或協定，一旦與美國短期利益不一致，特朗普就想予以廢棄；在對待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態度上，特朗普也持否定態度，認為現在的全球化不利於美國的產業復興，不利於解決國內失業問題。其行事實用，僅從美國自身的短期利益出發，因而與歐洲領導人的理念格格不入。
特朗普的歐洲之行，與歐盟和北約領導人的會見實際上進一步暴露出雙方思維方式的巨大差異，因而為歐美間未來就一些議題的談判和協商設置了巨大障礙，這是默克爾提出歐洲要增強自主性的原因。由於理念和利益的巨大分歧，使得歐洲認為現在美國的領導人不再是與之“心心相映”的“朋友”，頗為失落。
北約暫不會解體
南方都市報：歐洲怎麼樣才算“掌握自身真正命運”？
趙晨：美歐關係的一個核心就是歐洲究竟是附和美國命令的“小夥伴”，還是一個獨立自主，與美國具有平等地位的“朋友”，這涉及到雙方關係的定位。
在安全上，歐洲是美國的附庸。美國在德國、西班牙、英國等很多歐洲國家都有駐軍。歐洲是美國全球安全架構中“一體兩翼”設計中的大西洋一“翼”(“體”是指美國本土，另一“翼”即是指在太平洋西岸，在東亞建立的美日韓軍事聯盟體系)。歐洲的安全一直依賴北約的保護。冷戰結束後，歐洲曾經試圖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防衛力量和體系。1999年在“科隆峰會”上，歐洲就決定整合實施“歐洲安全與防務政策”，後來又改名為“共同安全和防務政策”，並決定在2001年部署獨立於北約的快速反應部隊，以解決發生在自身、周邊或世界其他地區的人道主義危機或政治安全危機。但歐洲成立的18支快速反應部隊中，迄今為止還沒有一次投入使用過。且在成員國層面，法國和英國(現在還沒正式退出)作為歐盟的軍事大國，在情報收集、預警導航、空中加油和指揮系統等方面，還不具備獨立的作戰能力。德國的軍事建設只是剛有起色。義大利、西班牙、瑞典等歐盟的次一級大國，它們的軍隊更是沒有辦法和英法相比，更多的是“盆景”式的，某種程度上具有的僅是形式上的力量。所以在歐洲發生的烏克蘭危機，在中東北非發生利比亞、敘利亞等一系列危機中，歐洲還必須依賴北約體系，依賴美國的領導和安全情報等方面的支持。
但在經濟體量上，歐盟又是與美國不相上下的兩大經濟體，處於相對平等的地位，它們相互間競爭也很激烈。所以歐洲要想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在經濟上目前已經足夠獨立自主，但在軍事安全領域，還需要加大自主防衛力量建設。
德國近兩年思維已經有所轉變，之前它一直背負著二戰發動者的歷史包袱，對於軍事建設向來謹慎，對外軍事干涉上也很保守。比如在2011年的利比亞戰爭中，它與英法是採取了不同政治立場的，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時投的是棄權票，沒有完全支持英法美對卡紮菲政權的軍事打擊。近年德國的歷史負擔和責任感有所減輕，在2015年，德國總統和外長都表態德國需要建設一支強大的軍隊。去年在歐盟會議上，德法也提出要加強獨立的防務建設，要建立真正的可以付諸實戰的歐洲軍。在特朗普任美國總統時期，歐洲對美國的依賴信心下降，未來預計會在軍事力量建設方面投入更多資金和精力。
南方都市報：若歐洲加強自己獨立的軍事力量，北約未來會怎樣？會解體嗎？
趙晨：在未來的10年或更長的時間內，北約都不會解體。儘管歐洲人現在意識到要加強自己的軍事自主性建設，但在實現獨立防務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防務建設在德法領導人心中已經上升到一個很高的高度，但在歐洲民眾的心目中，其迫切性還遠為不足。二戰後，歐洲身處一個和平的內部環境，民眾對於安全、軍備不感興趣，對本國政府增加軍事方面的預算，而壓縮養老醫療等方面的福利開支很敏感。歐洲民眾沒有多花自己的錢，來擴充軍備的意識，仍然患有“北約依賴症”。
除此之外，還存在一個武器技術的積累問題。武器技術的發展是有週期的，需要慢慢積累。歐洲在大型運輸機、預警系統等方面與美國的差距很大。儘管歐洲的技術基礎雄厚，但要整合歐洲各個國家的技術特長，實現歐洲範圍的獨立防務，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受這些因素的制約，至少在未來10年內，看不到北約的解體，北約仍然是歐盟捍衛安全的首選。而且伴隨著英國脫歐的啟動，英國作為歐盟最強的兩個常規武器擁有國之一，其離開對歐盟的獨立防務建設又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南方都市報：隨著英國的脫歐和與美國關係的疏遠，歐洲若要掌握自身命運，未來會不會緩和與俄羅斯的關係，而不是如之前一樣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
趙晨：從近期歐盟各國領導人的表態看，歐俄關係還看不到緩和的態勢。俄羅斯被美國的民主黨指責干預了去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今年又被歐洲媒體指責干預了法國的大選，參與了支持法國的極右翼候選人瑪利亞·勒龐的競選活動，提供了競選經費，並發動網路戰詆毀她的競爭對手馬克隆和菲永。而兩個月前，歐盟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在一次會議中發給各位歐盟成員國領導人一份備忘錄，裡面提到歐盟面臨的幾大挑戰：特朗普的上臺、普京治下的俄羅斯、歐盟內部甚囂塵上的民粹主義。其中提到的美國、俄羅斯，他都不視為是可以信賴的夥伴。加上英國啟動脫歐和內部民粹主義興起，他對歐洲的未來是很擔心的。當然，這裡不排除他想以外部壓力來促進歐盟內部的團結。但從目前來看，歐盟領導人還沒有做好調整的心態和準備。
中歐合作將進一步加強
南方都市報：美歐的漸行漸遠會對當前的國際秩序帶來什麼影響？
趙晨：如果美歐分歧加大，出現了與2003年小布希時期類似的“離婚”狀態，那對世界的多極化趨勢就是種推動和加速。美國的G D P大概占到全球的21%，歐盟占1 8 %(英國脫歐後大概占16%)，中國現在占14%，這樣就會形成中美歐三足鼎立的經濟格局。但在安全領域，美國仍然是一騎絕塵，軍費開支超過其後十個國家的總和。但隨著美國經濟實力的衰落，在全球投放軍事力量的意願已經大大下降了。尤其在“商人”特朗普治下，對於發動戰爭的成本計算會更精細精明。這樣一來全球就會進入到一個“准多極化”的格局和狀態。未來歐盟和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會保持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觀察點了。
南方都市報：一種觀察認為，在美國奉行美國優先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取向下，中歐現在是氣候協定、自由貿易的旗手，未來中歐合作的面將進一步擴展。在你看來，中歐合作的基石是什麼？
趙晨：一是自由貿易理念。雙方都認為自由貿易對於提升國民的福利，對於經濟的創新發展，對於提升經濟發展的效率和速度都是必不可少的。二是尊重全球治理的制度和平臺的重要性。中歐都認為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解決任何一個全球性的重大問題，都離不開國際合作，都離不開現有的國際制度和組織。三是都堅持多邊方法，認為在面對全球性議題時，多邊手段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這是中歐合作未來會強化的三大基石。
南方都市報：在一帶一路建設以及亞投行的加入上，歐洲的一些國家明顯已與美國走了不同方向。未來的全球格局演變中，中、美、歐大三角關係會如何演變？
趙晨：未來大三角關係會更加獨立和平等。上面已經提及，從G D P的總量看，中美歐之間的差距會進一步縮小。中國現在雖然在三家中占比最低，只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4%，但中國6.5%左右的經濟增速是美國與歐洲無法相比的。這也意味著未來的5到10年內，中國的GDP總量將超越歐盟，抵近美國。在安全領域，美歐關係會變得更複雜，由理念差異導致的分歧會增加。而中美在東亞地區的安全領域會有更多的共同點，有競爭，也有合作的基礎。美歐是傳統盟友，中歐、中美現在是戰略性的合作夥伴關係，未來這三角中的三個“兩角”關係會進一步接近。
歐洲人對於中國現在力推的“一帶一路”倡議，由最初的不瞭解、不信任，發展到願意瞭解，局部信任的階段。中國在中東歐國家的投資，通過與歐盟方面的協調協商，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信任和配合，形成雙贏的局面。在美歐越來越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向全球提供大型公共產品的時刻，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等新平臺，實際上是在推動全球化進一步深化發展，是對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個巨大貢獻。相信未來的歐洲人會以越來越正面的心態來看待中國提供的這類公共產品。之前全球化的公共產品，包括觀念、組織、資金和制度等，基本是由歐洲人、美國人提供的，現在形勢逆轉，發達國家中少部分人存有失落心態，需要一點時間做調整。
站出來反對美國對薩達姆動武。美歐之間出現了裂痕。當時美國的一個戰略學家羅伯特·卡根就明確表示，美國來自“火星”，歐洲來自“金星”。意思是說美國以其超強的軍事實力，希望要像武士一樣，用刀與劍去解決問題，歐洲則像女人一樣“軟弱”，面對棘手問題，總希望和平談判解決。但是對待薩達姆這樣的獨裁者，和談無法讓他走開，所以美國在必要情況下，就甩開歐洲單獨幹。當時美國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提出了“老歐洲”和“新歐洲”的說法，認為像德國和法國這些“老歐洲”國家，已經不再是美國的核心夥伴，而像波蘭這些“新歐洲”國家才是美國可以依賴的新盟友。到2008年，隨著奧巴馬的上臺，美歐關係又重新恢復了“蜜月期”。美歐在全球舞臺上價值觀重歸統一，奧巴馬讚賞“多邊主義”，拋棄了小布希的“單邊主義”，這符合歐洲的外交政策理念。此外，在氣候變化、防止核武器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自由貿易等諸多全球性議題領域，奧巴馬的政策立場皆與歐洲接近。在美國因實力下降而不得不在全球進行戰略收縮，並且將其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實行“亞太再平衡”之後，奧巴馬希望歐洲盟友承擔更多責任，不僅穩定歐洲地區的局勢，甚至在中東北非地區也能更多地挑起大樑，讓美國可以“舒服”地充當幕後操縱者的角色。美國的這一外交政策導向恰好滿足歐洲人發揮全球領導力的願望。這也是為什麼去年的美國大選，歐洲的主要領導人都破例站出來為與奧巴馬有類似理念的希拉蕊月臺的原因。與奧巴馬相反，特朗普就很不得歐洲領導人的喜歡。但最後特朗普出人意料地當選，迫使“灰頭土臉”的歐洲領導人不得不收拾心情，承認現實，雖“道不同”，但不得不“與之謀”。
特朗普的理念與奧巴馬相比，幾乎是180度的反轉性差異，在一系列問題上，均持與歐洲截然相反的理念。比如在氣候變化上，特朗普希望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在北約問題上，特朗普斤斤計較，要求歐洲成員國必須出錢，要滿足成員國的軍費開支必須占G D P2%的硬指標，且言辭尖銳，說不能再讓美國納稅人為歐洲的安全買單；在尊重國際制度和協定方面，特朗普堅持“美國人優先”、“美國利益優先”，對國際上的制度安排或協定，一旦與美國短期利益不一致，特朗普就想予以廢棄；在對待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態度上，特朗普也持否定態度，認為現在的全球化不利於美國的產業復興，不利於解決國內失業問題。其行事實用，僅從美國自身的短期利益出發，因而與歐洲領導人的理念格格不入。
特朗普的歐洲之行，與歐盟和北約領導人的會見實際上進一步暴露出雙方思維方式的巨大差異，因而為歐美間未來就一些議題的談判和協商設置了巨大障礙，這是默克爾提出歐洲要增強自主性的原因。由於理念和利益的巨大分歧，使得歐洲認為現在美國的領導人不再是與之“心心相映”的“朋友”，頗為失落。
北約暫不會解體
南方都市報：歐洲怎麼樣才算“掌握自身真正命運”？
趙晨：美歐關係的一個核心就是歐洲究竟是附和美國命令的“小夥伴”，還是一個獨立自主，與美國具有平等地位的“朋友”，這涉及到雙方關係的定位。
在安全上，歐洲是美國的附庸。美國在德國、西班牙、英國等很多歐洲國家都有駐軍。歐洲是美國全球安全架構中“一體兩翼”設計中的大西洋一“翼”(“體”是指美國本土，另一“翼”即是指在太平洋西岸，在東亞建立的美日韓軍事聯盟體系)。歐洲的安全一直依賴北約的保護。冷戰結束後，歐洲曾經試圖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防衛力量和體系。1999年在“科隆峰會”上，歐洲就決定整合實施“歐洲安全與防務政策”，後來又改名為“共同安全和防務政策”，並決定在2001年部署獨立於北約的快速反應部隊，以解決發生在自身、周邊或世界其他地區的人道主義危機或政治安全危機。但歐洲成立的18支快速反應部隊中，迄今為止還沒有一次投入使用過。且在成員國層面，法國和英國(現在還沒正式退出)作為歐盟的軍事大國，在情報收集、預警導航、空中加油和指揮系統等方面，還不具備獨立的作戰能力。德國的軍事建設只是剛有起色。義大利、西班牙、瑞典等歐盟的次一級大國，它們的軍隊更是沒有辦法和英法相比，更多的是“盆景”式的，某種程度上具有的僅是形式上的力量。所以在歐洲發生的烏克蘭危機，在中東北非發生利比亞、敘利亞等一系列危機中，歐洲還必須依賴北約體系，依賴美國的領導和安全情報等方面的支持。
但在經濟體量上，歐盟又是與美國不相上下的兩大經濟體，處於相對平等的地位，它們相互間競爭也很激烈。所以歐洲要想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在經濟上目前已經足夠獨立自主，但在軍事安全領域，還需要加大自主防衛力量建設。
德國近兩年思維已經有所轉變，之前它一直背負著二戰發動者的歷史包袱，對於軍事建設向來謹慎，對外軍事干涉上也很保守。比如在2011年的利比亞戰爭中，它與英法是採取了不同政治立場的，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時投的是棄權票，沒有完全支持英法美對卡紮菲政權的軍事打擊。近年德國的歷史負擔和責任感有所減輕，在2015年，德國總統和外長都表態德國需要建設一支強大的軍隊。去年在歐盟會議上，德法也提出要加強獨立的防務建設，要建立真正的可以付諸實戰的歐洲軍。在特朗普任美國總統時期，歐洲對美國的依賴信心下降，未來預計會在軍事力量建設方面投入更多資金和精力。
南方都市報：若歐洲加強自己獨立的軍事力量，北約未來會怎樣？會解體嗎？
趙晨：在未來的10年或更長的時間內，北約都不會解體。儘管歐洲人現在意識到要加強自己的軍事自主性建設，但在實現獨立防務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防務建設在德法領導人心中已經上升到一個很高的高度，但在歐洲民眾的心目中，其迫切性還遠為不足。二戰後，歐洲身處一個和平的內部環境，民眾對於安全、軍備不感興趣，對本國政府增加軍事方面的預算，而壓縮養老醫療等方面的福利開支很敏感。歐洲民眾沒有多花自己的錢，來擴充軍備的意識，仍然患有“北約依賴症”。
除此之外，還存在一個武器技術的積累問題。武器技術的發展是有週期的，需要慢慢積累。歐洲在大型運輸機、預警系統等方面與美國的差距很大。儘管歐洲的技術基礎雄厚，但要整合歐洲各個國家的技術特長，實現歐洲範圍的獨立防務，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受這些因素的制約，至少在未來10年內，看不到北約的解體，北約仍然是歐盟捍衛安全的首選。而且伴隨著英國脫歐的啟動，英國作為歐盟最強的兩個常規武器擁有國之一，其離開對歐盟的獨立防務建設又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南方都市報：隨著英國的脫歐和與美國關係的疏遠，歐洲若要掌握自身命運，未來會不會緩和與俄羅斯的關係，而不是如之前一樣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
趙晨：從近期歐盟各國領導人的表態看，歐俄關係還看不到緩和的態勢。俄羅斯被美國的民主黨指責干預了去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今年又被歐洲媒體指責干預了法國的大選，參與了支持法國的極右翼候選人瑪利亞·勒龐的競選活動，提供了競選經費，並發動網路戰詆毀她的競爭對手馬克隆和菲永。而兩個月前，歐盟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在一次會議中發給各位歐盟成員國領導人一份備忘錄，裡面提到歐盟面臨的幾大挑戰：特朗普的上臺、普京治下的俄羅斯、歐盟內部甚囂塵上的民粹主義。其中提到的美國、俄羅斯，他都不視為是可以信賴的夥伴。加上英國啟動脫歐和內部民粹主義興起，他對歐洲的未來是很擔心的。當然，這裡不排除他想以外部壓力來促進歐盟內部的團結。但從目前來看，歐盟領導人還沒有做好調整的心態和準備。
中歐合作將進一步加強
南方都市報：美歐的漸行漸遠會對當前的國際秩序帶來什麼影響？
趙晨：如果美歐分歧加大，出現了與2003年小布希時期類似的“離婚”狀態，那對世界的多極化趨勢就是種推動和加速。美國的G D P大概占到全球的21%，歐盟占1 8 %(英國脫歐後大概占16%)，中國現在占14%，這樣就會形成中美歐三足鼎立的經濟格局。但在安全領域，美國仍然是一騎絕塵，軍費開支超過其後十個國家的總和。但隨著美國經濟實力的衰落，在全球投放軍事力量的意願已經大大下降了。尤其在“商人”特朗普治下，對於發動戰爭的成本計算會更精細精明。這樣一來全球就會進入到一個“准多極化”的格局和狀態。未來歐盟和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會保持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觀察點了。
南方都市報：一種觀察認為，在美國奉行美國優先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取向下，中歐現在是氣候協定、自由貿易的旗手，未來中歐合作的面將進一步擴展。在你看來，中歐合作的基石是什麼？
趙晨：一是自由貿易理念。雙方都認為自由貿易對於提升國民的福利，對於經濟的創新發展，對於提升經濟發展的效率和速度都是必不可少的。二是尊重全球治理的制度和平臺的重要性。中歐都認為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解決任何一個全球性的重大問題，都離不開國際合作，都離不開現有的國際制度和組織。三是都堅持多邊方法，認為在面對全球性議題時，多邊手段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這是中歐合作未來會強化的三大基石。
南方都市報：在一帶一路建設以及亞投行的加入上，歐洲的一些國家明顯已與美國走了不同方向。未來的全球格局演變中，中、美、歐大三角關係會如何演變？
趙晨：未來大三角關係會更加獨立和平等。上面已經提及，從G D P的總量看，中美歐之間的差距會進一步縮小。中國現在雖然在三家中占比最低，只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4%，但中國6.5%左右的經濟增速是美國與歐洲無法相比的。這也意味著未來的5到10年內，中國的GDP總量將超越歐盟，抵近美國。在安全領域，美歐關係會變得更複雜，由理念差異導致的分歧會增加。而中美在東亞地區的安全領域會有更多的共同點，有競爭，也有合作的基礎。美歐是傳統盟友，中歐、中美現在是戰略性的合作夥伴關係，未來這三角中的三個“兩角”關係會進一步接近。
歐洲人對於中國現在力推的“一帶一路”倡議，由最初的不瞭解、不信任，發展到願意瞭解，局部信任的階段。中國在中東歐國家的投資，通過與歐盟方面的協調協商，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信任和配合，形成雙贏的局面。在美歐越來越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向全球提供大型公共產品的時刻，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等新平臺，實際上是在推動全球化進一步深化發展，是對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個巨大貢獻。相信未來的歐洲人會以越來越正面的心態來看待中國提供的這類公共產品。之前全球化的公共產品，包括觀念、組織、資金和制度等，基本是由歐洲人、美國人提供的，現在形勢逆轉，發達國家中少部分人存有失落心態，需要一點時間做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