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清華北大與學區房： 第二代中產能否實現階級保值？
“逃離北上廣”似乎已經成為了週期性的頭條，每隔一段時間就被人們重新提起，這一次，逃離的理由是學區房。社交網路上清華北大畢業的年輕父母買不起學區房的段子，指向了一個無奈的現實：一方面，
繼起訴於正抄襲的官司之後，79歲的瓊瑤因為一封遺囑重回輿論焦點，
高學歷父母買不起學區房：第二代中產能否實現階級保值？
過去一周，騰訊網總編輯李方的一篇《最近有點為北京感到難過》在朋友圈持續刷屏，引發了許多北漂的共鳴。李方在文中指出，最近陸續有幾個同事向他提出轉崗，理由都是北京生活壓力太大，希望回家鄉發展。他接著回憶了十幾年前的北京，非常包容和友好，很多朋友在他的邀請下來到北京，
李方表示，作為一個北京人，他無法感同身受這種焦慮，但他也能感覺到這座城市對外地人越來越不友好了。
除了李方的文章外，在社交網路上，一個關於清華北大畢業的父母買不起五道口學區房的段子，
學者楊早在《北大清華父母能給孩子的，理應比學區房更多》一文中指出，他的回答跟禪師不一樣，他會反問：“有了北大清華高學歷的父母，還要追求學區房做啥？”在楊早看來，當我們討論這個悖論的時候，不要把“買學區房”當成不言自明的前提，只在“買不買得起”這個問題上糾結，先要問一問：為什麼要買學區房？
教育資源不均等是現實，重點名校確實能給學生更多機會，但是具體到一個學生身上，他從名校獲得的資源和優勢，究竟是否值得過高高在上的學區房溢價以及為此毀掉的父母的事業追求與生活品質呢？在求學之路上走得越遠的人，越應該懂得：學歷與財富、知識與成功之間沒有必然聯繫，普遍化教育與個性化成長之間也沒有必然聯繫，一個人的人生由太多因素綜合決定，學區房可以改變的權重會不會太小了一點？為了學區房而改變自己的職業和人生方向，會不會太舉輕若重了一點？
比起學區房，高學歷父母能給孩子的還有很多。即便他們在政治前途、社會地位和財富水準上都不佔優勢，至少他們曾經在漫長的升學大戰中存活下來，他們的學習經驗應該勝過90%以上的父母，為什麼對於這種學習能力和經驗的傳承沒有自信呢？就孩子的知識階層而言，他們已經站在了起跑線的前面。同時，高學歷的父母更應該明白，雖然有些冷門的專業不為大眾追捧，只要孩子真心喜愛、努力從事，並非不能安身立命，而能夠想像一種“小眾”的職業與人生，應該是久在學院的高學歷父母的認知優勢。
隨著中國社會的結構性壓迫加劇，整個社會——尤其是在一二線大城市——生活軌跡已經越來越固化，社會鼓勵每個人謹守本分，父母耗費所有的資源，讓兒女讀好書考好試，上好大學找好工作，結婚生子適時合節，而後再用盡自己的全部資源，去説明下一代成為跟自己一樣的人，或者自己希望成為的人。有些年輕人一開始想去走一條反熵的道路，然而一旦接受了主流的邏輯，想成為主流認可的理性人，最終還是會選擇歸去來兮。而對於高學歷人士而言，如果不能獲得某種超越性的視角，獲得哪怕比別人多一點點的獨立思考和行動的能力，那又何苦讀那麼多書、學那麼多知識呢？
在《都想一代人之內提升社會階層，能不焦慮嗎？》一文中，專欄作家侯虹斌指出，北京的“居大不易”主要體現的兩個方面，一是天價的學區房，二是霧霾——二者一個要錢一個要命，構成了焦慮的根源，很多其他問題都是由此衍生而來。
侯虹斌認為，焦慮未必是件壞事，一個焦慮的人還是有能量在流動的，還是在發展當中的；相反，安逸舒適的中小城市，競爭壓力不高，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早已板結，被釘死在固有的權力關係上，很難再給人提供發展和上升的空間了。選擇安逸，意味著要承擔被時代緩慢淘汰的風險。
而超大型城市的焦慮，表面上看是因為房價和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但深層的原因是，他們正在千軍萬馬地擠向上升通道，渴望在一代人甚至是十年、二十年的時間內，迅速地改變自己的社會階層，如此只爭朝夕，怎能不焦慮？
一個來自外地的白領精英，聰明、努力加上機遇，終於可以在北京立足，完成自己的階層躍升，這可能並不難；但如果想讓他的子女也可以享受到北京的資源和福利，就意味著他需要把自己的社會階層穩定下來，並傳遞給下一代，這就難了許多。在奮鬥多年之後，他不能允許自己退回到原來的階層——進不能，退不得，這才是他們煩惱和焦慮的真正原因。
瓊瑤遺囑要求“尊嚴死”：生命長度讓位於生命品質？
3月12日，79歲的臺灣作家瓊瑤在自己的臉書上發表了一封致兒子和兒媳的信。信中提到，她最近讀了一篇名為《預約自己的美好告別》的文章，有感而發想到自己的身後事，萬一到了離開之際，希望不要因為後輩的不舍，而讓自己受到身體上的折磨，不動大手術、不插管、不搶救，讓她“尊嚴死”；身後也無須用任何宗教儀式悼念，火化後花葬，不發訃聞，不開追悼會，不設靈堂，喪事一切從簡。除此之外，她也公開呼籲“尊嚴死”立法，讓任何健康人都可以通過在“保健卡”上標記選擇自己死亡的方式，免得兒女和親人因為不同方式的愛而發生爭執。
對於放棄臨終過度搶救的宣導，大陸也有先行者。根據《三聯生活週刊》的報導，2006年，開國大將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和朋友一起創辦了“選擇與尊嚴”網站，旨在呼籲中國人通過填寫一份名為“生前預囑”的檔，實現自己有尊嚴地離開世界的願望。曾是心血管內科醫生的羅點點在接受《三聯生活週刊》採訪時談到，即便她見慣了臨床上的生死，在關鍵時刻比很多普通人更能趨利避害，但為失去清醒意識的親人做出決定依然非常艱難，創辦“選擇與尊嚴”網站的初衷，就是想找到一個讓自己和親人的死亡不再那麼折磨人的辦法。
北京軍區總醫院腫瘤中心主任劉端祺也是“選擇與尊嚴”的顧問之一，他在職業生涯中見證了太多無謂的過度搶救，“包括呼吸機在內的生命支援系統，對急性心臟病、意外傷害等急性病的搶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這一系統逐漸被濫用，尤其是現在我們已經步入慢性病的時代，生命支援系統在很多情況下並不適用。比如心外按摩，簡直可以稱作‘最後的表演’，與其說是搶救病人，不如說是安慰生者，給他們一個情緒緩和的時間。我從沒見過任何一個慢性病人是靠心外按摩的方式救活的，相反這樣的搶救還會給病人造成極大的痛苦。”
劉瑞祺表示，搶救並不是面對死亡時的唯一選擇，人可以有很多選擇，在現在醫學條件達不到的情況下，應該尊重疾病和生命的規律，儘量讓醫生和患者之間達到資訊對稱，將最後的決定權交到患者手上。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在接受《新京報·書評週刊》採訪時也表示，“尊嚴死”是指在人的最後時光不把治療作為首要目的，而是將人如何有尊嚴、有品質地離去作為主要訴求，這是醫學治療思想的很大突破，同時也減輕了家人和醫生的負擔。瓊瑤公開表達想要”尊嚴死“的願望，是對中國傳統死亡觀的突破，也是對整個社會的一個很好的示範。
病患的家屬經常把搶救病人的生命作為“孝”的指標，而現代醫學則將救死扶傷作為目標——兩者都忽視了病人的尊嚴。無謂的、徒勞的搶救會增加病人的痛苦，這種生命的延續其實是沒有尊嚴和品質的，人的精神性被壓抑。現代人常講究物性的存在，而人的靈魂、社交關係、靈性的部分，卻被忽視了。
除了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之外，今天中國人生死觀的扭曲和異化，是功利主義和無神論共同塑造的，具體體現為技術崇拜和財富崇拜，對死亡的恐懼是因為現實的東西在牽扯我們，花錢買命的想法是現代性對生死的誤解。而為大眾樹立正確的生死觀，也需要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今天的健康教育只有“人生觀”，沒有“人死觀”，認為一切醫學都是為了維護健康，事實上，健康教育也應該包括關於疼痛、殘障、衰退，以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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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買學區房”當成不言自明的前提，只在“買不買得起”這個問題上糾結，先要問一問：為什麼要買學區房？教育資源不均等是現實，重點名校確實能給學生更多機會，但是具體到一個學生身上，他從名校獲得的資源和優勢，究竟是否值得過高高在上的學區房溢價以及為此毀掉的父母的事業追求與生活品質呢？在求學之路上走得越遠的人，越應該懂得：學歷與財富、知識與成功之間沒有必然聯繫，普遍化教育與個性化成長之間也沒有必然聯繫，一個人的人生由太多因素綜合決定，學區房可以改變的權重會不會太小了一點？為了學區房而改變自己的職業和人生方向，會不會太舉輕若重了一點？
比起學區房，高學歷父母能給孩子的還有很多。即便他們在政治前途、社會地位和財富水準上都不佔優勢，至少他們曾經在漫長的升學大戰中存活下來，他們的學習經驗應該勝過90%以上的父母，為什麼對於這種學習能力和經驗的傳承沒有自信呢？就孩子的知識階層而言，他們已經站在了起跑線的前面。同時，高學歷的父母更應該明白，雖然有些冷門的專業不為大眾追捧，只要孩子真心喜愛、努力從事，並非不能安身立命，而能夠想像一種“小眾”的職業與人生，應該是久在學院的高學歷父母的認知優勢。
隨著中國社會的結構性壓迫加劇，整個社會——尤其是在一二線大城市——生活軌跡已經越來越固化，社會鼓勵每個人謹守本分，父母耗費所有的資源，讓兒女讀好書考好試，上好大學找好工作，結婚生子適時合節，而後再用盡自己的全部資源，去説明下一代成為跟自己一樣的人，或者自己希望成為的人。有些年輕人一開始想去走一條反熵的道路，然而一旦接受了主流的邏輯，想成為主流認可的理性人，最終還是會選擇歸去來兮。而對於高學歷人士而言，如果不能獲得某種超越性的視角，獲得哪怕比別人多一點點的獨立思考和行動的能力，那又何苦讀那麼多書、學那麼多知識呢？
在《都想一代人之內提升社會階層，能不焦慮嗎？》一文中，專欄作家侯虹斌指出，北京的“居大不易”主要體現的兩個方面，一是天價的學區房，二是霧霾——二者一個要錢一個要命，構成了焦慮的根源，很多其他問題都是由此衍生而來。
侯虹斌認為，焦慮未必是件壞事，一個焦慮的人還是有能量在流動的，還是在發展當中的；相反，安逸舒適的中小城市，競爭壓力不高，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早已板結，被釘死在固有的權力關係上，很難再給人提供發展和上升的空間了。選擇安逸，意味著要承擔被時代緩慢淘汰的風險。
而超大型城市的焦慮，表面上看是因為房價和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但深層的原因是，他們正在千軍萬馬地擠向上升通道，渴望在一代人甚至是十年、二十年的時間內，迅速地改變自己的社會階層，如此只爭朝夕，怎能不焦慮？
一個來自外地的白領精英，聰明、努力加上機遇，終於可以在北京立足，完成自己的階層躍升，這可能並不難；但如果想讓他的子女也可以享受到北京的資源和福利，就意味著他需要把自己的社會階層穩定下來，並傳遞給下一代，這就難了許多。在奮鬥多年之後，他不能允許自己退回到原來的階層——進不能，退不得，這才是他們煩惱和焦慮的真正原因。
瓊瑤遺囑要求“尊嚴死”：生命長度讓位於生命品質？
3月12日，79歲的臺灣作家瓊瑤在自己的臉書上發表了一封致兒子和兒媳的信。信中提到，她最近讀了一篇名為《預約自己的美好告別》的文章，有感而發想到自己的身後事，萬一到了離開之際，希望不要因為後輩的不舍，而讓自己受到身體上的折磨，不動大手術、不插管、不搶救，讓她“尊嚴死”；身後也無須用任何宗教儀式悼念，火化後花葬，不發訃聞，不開追悼會，不設靈堂，喪事一切從簡。除此之外，她也公開呼籲“尊嚴死”立法，讓任何健康人都可以通過在“保健卡”上標記選擇自己死亡的方式，免得兒女和親人因為不同方式的愛而發生爭執。
對於放棄臨終過度搶救的宣導，大陸也有先行者。根據《三聯生活週刊》的報導，2006年，開國大將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和朋友一起創辦了“選擇與尊嚴”網站，旨在呼籲中國人通過填寫一份名為“生前預囑”的檔，實現自己有尊嚴地離開世界的願望。曾是心血管內科醫生的羅點點在接受《三聯生活週刊》採訪時談到，即便她見慣了臨床上的生死，在關鍵時刻比很多普通人更能趨利避害，但為失去清醒意識的親人做出決定依然非常艱難，創辦“選擇與尊嚴”網站的初衷，就是想找到一個讓自己和親人的死亡不再那麼折磨人的辦法。
北京軍區總醫院腫瘤中心主任劉端祺也是“選擇與尊嚴”的顧問之一，他在職業生涯中見證了太多無謂的過度搶救，“包括呼吸機在內的生命支援系統，對急性心臟病、意外傷害等急性病的搶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這一系統逐漸被濫用，尤其是現在我們已經步入慢性病的時代，生命支援系統在很多情況下並不適用。比如心外按摩，簡直可以稱作‘最後的表演’，與其說是搶救病人，不如說是安慰生者，給他們一個情緒緩和的時間。我從沒見過任何一個慢性病人是靠心外按摩的方式救活的，相反這樣的搶救還會給病人造成極大的痛苦。”
劉瑞祺表示，搶救並不是面對死亡時的唯一選擇，人可以有很多選擇，在現在醫學條件達不到的情況下，應該尊重疾病和生命的規律，儘量讓醫生和患者之間達到資訊對稱，將最後的決定權交到患者手上。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在接受《新京報·書評週刊》採訪時也表示，“尊嚴死”是指在人的最後時光不把治療作為首要目的，而是將人如何有尊嚴、有品質地離去作為主要訴求，這是醫學治療思想的很大突破，同時也減輕了家人和醫生的負擔。瓊瑤公開表達想要”尊嚴死“的願望，是對中國傳統死亡觀的突破，也是對整個社會的一個很好的示範。
病患的家屬經常把搶救病人的生命作為“孝”的指標，而現代醫學則將救死扶傷作為目標——兩者都忽視了病人的尊嚴。無謂的、徒勞的搶救會增加病人的痛苦，這種生命的延續其實是沒有尊嚴和品質的，人的精神性被壓抑。現代人常講究物性的存在，而人的靈魂、社交關係、靈性的部分，卻被忽視了。
除了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之外，今天中國人生死觀的扭曲和異化，是功利主義和無神論共同塑造的，具體體現為技術崇拜和財富崇拜，對死亡的恐懼是因為現實的東西在牽扯我們，花錢買命的想法是現代性對生死的誤解。而為大眾樹立正確的生死觀，也需要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今天的健康教育只有“人生觀”，沒有“人死觀”，認為一切醫學都是為了維護健康，事實上，健康教育也應該包括關於疼痛、殘障、衰退，以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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