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醫已不存在“現代化”問題
今天人們談到中醫時，往往會想到傳統，其正式的英文表述“Traditional Medicine of China”（TMC）即中國傳統醫學。然而實際上，若從中國醫學自身的演進脈絡來看，目前的中醫實際上是很“現代”的。晚清以來，隨著中國傳統文化日漸被質疑乃至否定，
中醫又稱國醫，其實無論是中醫還是國醫，這些概念都是近代以來才出現的，是作為現代醫學的西方醫學進入中國並日漸強勢的產物。雖然在近代以前，
中醫面臨生存危機（圖/圖行天下）
民國元年，教育部第一屆臨時教育會議訂立了諸種教育法令，但沒有將中醫列入教育內容。1916年，餘雲岫發表《靈素商兌》，主張中醫應當“廢醫存藥”。1929年，國民政府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通過《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即廢止中醫案。中西醫論爭由學術之爭進入政治鬥爭。
在這樣的局勢下，中醫的生存危機無疑會變得越來越嚴重。不過與此同時，在新的現代文明體系之下，作為一種專業之學的醫學，其地位相較傳統時期獲得了巨大的提升。伴隨著日漸深重的中國民族危機，現代民族國家觀念開始形成，
科學化：中醫的內核革命
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欲將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性的國家，延續了甲午戰後知識精英對科學的重視，伴隨新文化運動對科學的提倡，科學主義盛行一時。
1930年代，為了促進近代西方科學在中國的普及，一些人士更發起了“中國科學化運動”。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中醫的理論與治療方法因無法用西方科學解釋，受到改革派的攻擊，要求廢止中醫。1929年，國民政府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廢止舊醫案，雖最後因中醫界和社會輿論的反對而未能執行，但使中醫界認識到改革中醫的迫切性，中醫界希望將中醫納入現代科學體系，與西醫享有同等權利。因此，在1930年代，中醫為擺脫因“不合於科學”而受到的歧視，提出了“中醫科學化”的主張。
何為“中醫科學化”？1931年，朱松對此定義道：“用科學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國舊有的醫與藥，使中醫中藥成為一系統的科學。”當時中醫科學化的代表人物陸淵雷對科學化的途徑和目的做了更明確的闡發：
國醫所以欲科學化，並非逐潮流，趨時髦也。國醫有實效，而科學是實理，天下無不合實理之實效⋯⋯今用科學以研求其實效，解釋其已知者，進而發明其未知者。然後不信國醫者可以信，不知國醫者可以知；然後國醫之特長，可以公佈於世界醫學界，而世界醫學界可以得此而有長足之進步。
顯然，他們希望將中醫放在現代科學的脈絡中，用科學來改造中醫，讓其不僅具有顯著療效，還有科學的道理，以免被人視為“巫術”、“玄學”而遭受攻擊甚至取締。儘管對於是否應該科學化以及如何科學化，當時的學界存在較大的爭議，但民國以降，中醫科學化的步伐一直沒有停止，經過一代代中醫學人的努力，中醫的基本理論或者說內核，已經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
民國以來中醫的基本理論已經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圖/圖行天下）
中國醫學知識體系無疑是在傳統陰陽五行的思想中發展起來的，宋元以來，在日漸儒學化的背景中，發展出了五運六氣學說，成為當時醫學理論的根本。這樣的思想認知，顯然與現代科學扞格不入，因而飽受詬病。為此，中醫界的人士大都希望通過改良洗刷中醫背負的“不科學”的“原罪”，但如何改良，則存在著較大的爭議。
以陸淵雷為首的中醫改革派，主張全面引入西醫理論，以符合現代科學的新理論替代原有中醫理論，也即所謂的“用中國藥物治療疾病，而用科學原理研究其方法學理。”但廢止原有中醫理論，無異於釜底抽薪，讓很多人難以接受，故而遭到頗為強烈的反對，認為陸淵雷的主張與西醫界的“廢醫存藥”無太大區別。但固守傳統顯然沒有出路，故而又有人嘗試用現代科學知識解釋陰陽五行學說，如袁複初用物理知識解釋陰陽：
欲使中醫科學學，第一問題即是陰為何物，陽為何物。惜乎海內外之研究中醫者至今尚未能言之也。凡物皆由分子集合而成，分子成于原子，原子則由電子環繞電核而成。陰之為物即電核也，故電波與吸引力皆謂之陰。陽之為物即電子也，故磁波與輻射線皆謂之陽。
這樣的解釋似乎是科學了，但顯然經不起推敲，難以獲得普遍認同。傅斯年談到關於中醫對六氣的科學解釋時，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過是一種“移花接木”的把戲，“先把六氣的名稱寫在上邊，再混合些似瞭解似不瞭解的近代醫學名詞注在下邊，更把桂枝湯、茯苓湯等等《湯頭歌訣》加在底下。這個三段組織，全是不相銜接的。”
在面對廢止中醫理論無望，而西醫界又以陰陽五行等理論為靶子攻擊中醫的情況下，中醫界轉而主張，陰陽五行這些難以用科學解釋的理論，其實與中醫理論並不等同。如楊則民認為，陰陽五行與中醫並非相始終。陰陽五行進入中醫理論主要是在西漢，此前的中醫理論是沒有陰陽五行學說的。葉古紅繼而提出，“宋元以前未被陰陽五行附會學說錮蔽之時，一藥之加減、一藥之宜忌，皆有一定之法度”。
雖然兩人對於陰陽五行何時進入中醫成為基本理論有所分歧，但都主張，中醫理論並非僅是陰陽五行，如果拋棄陰陽五行學說，中醫在效驗上未必輸給西醫。這顯然是一種在無法科學闡發陰陽五行，理論上左右支絀的窘境下做出了權宜之計，雖然可以暫時躲避了人們對中醫不科學的攻擊，但卻仍未說明中醫真正的基礎理論是什麼，其科學性又在哪裡？但不管怎樣，原本被醫學人士奉為圭臬的陰陽五行甚或五運六氣，在科學化的思潮衝擊下，漸漸失去了人氣，甚至淪為被集中批評的物件，到抗戰後，幾乎不再有人為五運六氣等學說辯護了。
因為陰陽五行、五運六氣“失勢”而引發的中醫基礎理論的空白，直到上個世紀後半葉才被逐漸填補。建國初期，衛生行政部門把“中醫科學化”作為正式的口號提出。並興辦中醫進修學校，讓中醫進修學習西醫。這一做法受到中醫界的強烈反對，認為這是在消滅中醫。
1954年政府調整中醫政策，提出西醫向中醫學習，將中西醫融合，在唯物辯證法的指導下，形成一種全新的醫學。在政府的宣導下，中醫教學中被大量安排西醫課程，中醫科學化的進程加快。同時，現代生理學和醫學知識開始全面滲入中醫基礎理論和診療之中，具有現代科學性的“辨證論治”和“整體觀”理論的構建，比較系統地解決了民國時期中醫現代化中留下缺乏科學基礎理論的缺陷。
建國後，政府政策名為鼓勵中醫發展，實為推動中醫科學化。當時巴甫洛夫學說及辯證唯物主義盛行。中醫界為了使中醫理論區別于西醫，適應時代發展，於上世紀50年代中期提出“辨證論治”的主張，“50年代中期新中國的中醫政策開始確立和貫徹，當時一批著名的中醫學家，借用此前並不被重視的‘辨證論（施）治’，作為對中醫學區別于西醫學的主要學術特點和優點的表述而大力提倡和宣傳，從此這一術語才逐漸盛行開來”。“整體觀”也在此背景下被提出。
“辨證論治”和“整體觀”的提出，等於中醫可以自圓其說地向現代社會表明，中醫理論是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基礎之上的，是科學的。這一認識被不斷強化，通過編寫教科書等辦法，逐漸成為現代人有關中醫的常識。
現代中醫的科學化是個非常全面系統的工程，除基本理論外，對諸多具體的醫療認識，現代中醫也努力引入現代科學知識而加以系統化和科學化。
比如，關於中醫的“腐熟水谷”，西醫東漸之前，中醫主流認識認為是由中焦來完成“腐熟水穀”的任務，如《醫學綱目》卷一《陰陽臟腑部》中，“中焦在胃脘，主腐熟水穀”，即腐熟水穀的部位雖然在胃，但這一功能卻是由中焦來擔任和完成的，古人的本意是認為中焦產生的火使得胃裡的水穀腐熟。但這顯然不符合現代的認識，所以現代中醫就科學地解釋道：“根據西醫學研究結果，飲食物進入胃之後，胃一邊不停地蠕動，一邊分泌大量胃液，胃液之中含有胃酸、胃蛋白酶等消化酶，可將食物進行初步消化、分解，使其轉化為食糜，以便於小腸吸收，實際上便是中醫學中胃的‘腐熟’過程。” 即是胃來完成“腐熟水穀”的任務。這樣一來，中醫的三焦、腐熟等概念便有了科學的依據，依據這些認知來治療，具有療效，並不是偶爾的，而是有科學根據的。
資料圖（圖/陝西傳媒網）
專業化：中醫組織與教育的現代化
何為專業化？一般認為，專業化是指以知識為基礎的，能授予其成員以成員資格的職業團體的發展過程。即要滿足專業的知識、專業的組織，以及擁有授予成員資格的權力。近代以降，面對整體的社會大變局以及日益嚴重的生存危機，中醫為了維護自身的地位，主動適應新形勢，在專業化的道路上，做了一系列不懈的努力。
近代以前，中國的醫學雖然沒有根本的生存危機，但醫生和醫學在整體社會上的地位較低，乃是不爭的事實。
傳統時期，國家基本缺乏專門的醫療衛生方面的職能部門，官府對醫生的教育、入職和執業，也基本沒有相應的制度上的規定。無論是醫學教育，還是醫生的執業，幾乎全由社會道德和市場機制來管理和調節。隨著近代現代國家機制的建立，國家設立了專門的衛生行政部門，各種西式的醫療執業和教育機構也相繼成立，醫學作為一種專業，醫生作為專業人士，其地位也顯著提高。特別是民國以後，為了建立國際社會眼中合格的現代化國家，積極參照日本和西方的模式，依靠具有專業化性質的西醫建立公共衛生與醫療制度。
而傳統的中醫，“病家習于請醫生品評先前醫生留下的脈案，因而形成醫家相互譏嘲詆毀的文化。”傳統中醫間相互譏詆，往往自外於專業體制之外。因此，一些熟悉現代西醫專業倫理的中醫，主動適應新形勢，建議中醫學習西醫的醫學倫理，建立同僚權威，產生了要建立專業中醫團體的想法。為此，中醫界開始學習西醫的專業制度與價值，一方面是為了發展中醫自身，實現現代化，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使中醫進入國家的政治領域。
其一，追求組織的專業化。中西醫論爭之後，為了改變傳統中醫之間相互詆毀、影響發展，以及西醫在衛生機構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局面，中醫仿照西醫組成各種醫學團體，成立如上海中醫學會、中華醫藥聯合會、神州醫藥總會等，以擴大政治影響力，促進中醫界團結。
國民政府於1930年5月通過《西醫條例》，但對於中醫團體的合法性規定卻遲遲沒有出臺。為此，中醫界要求仿照《西醫條例》，獲得與西醫平等的地位。最終在1936年，法規含糊不清的《中醫條例》公佈。但《條例》終於肯定了中醫的合法權益，確保了中醫的生存地位。通過《條例》有關資格認定標準、中醫師法律責任與義務等條款，加強了對中醫的規範化管理，整合了中醫隊伍，提升了中醫地位。
其二，中醫界尋求中醫學科的專業化。
1912年，民國政府教育部第一屆臨時教育會議上，教育系統未列中醫。
1913年，神州醫藥總會等團體組織了全國19省市回應的“醫藥救亡請願團”去北平請願，要求政府將中醫納入教育系統，允許中醫辦校等。但教育部對這次請願的批示，認為“中醫學目前之現狀不符合有教學大綱、教材統一、教學內容系統而有條理，教學方法循序漸進等西方教育模式的一般要求。”不能將中醫納入教育系統，但對中醫辦學也沒有明令禁止。中醫界為爭取加入教育系統，仿照西醫學科體系創設中醫學校。如上海中醫專門學校、神州醫藥專門學校、上海中國醫學院等，其教學課程設置與西醫學校相差無幾。同時中醫界也開始了編輯統一教材、統一課程、統一學制的工作。
1928年和1929年，中醫界兩次集會討論統一教材，最後由全國醫藥團體總會負責收集新教材分發各校參考，而後再集中修改，基本形成了統一的教材。趙洪鈞認為，“1928年及1929年兩次教材編輯會議標誌著近代中醫教育已經成熟。完全依靠民間的努力，聯合了全國的中醫學校，在統一中醫教育方面邁了一大步。”此外，中醫界還創立中醫報刊，如以上海中醫學會出版的《中醫雜誌》，中華醫學會創辦的《中華醫學雜誌》，上海神州醫藥總會創辦的《神州醫藥學報》等等，對中醫學術的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4年，焦易堂在《敬告全國醫藥界同仁書》中，積極呼籲設立中醫院：“設立醫院，以收改良之效果。蓋有醫院然後對於病症實際，乃有統計可考，如診察、治療、處方、用藥，皆可以每日實際之經驗而為綜合詳確之比較，無論理論實際均能有莫大之功效。”隨後一大批中醫院相繼設立，如上海廣益中醫院、博濟醫院等，廣東的廣東中醫院、廣東光漢中醫院等。
經過中醫界人士的不懈努力，“請責成教育部明令制定中醫教學規程編入教育學制系統以便興辦學校而符法令案”，最終在1937年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中獲得通過，雖然因隨後爆發的全面抗戰而未能付諸實施，但顯然已在理論和法律上都實現了中醫教育的專業化。誠如雷祥麟所言，雖然距離西方社會學家所定義的專業化體制還相距甚遠，“但無論如何，它已經明確地走上了以專業團體（無論它是多麼地鬆散）為基礎的方向了。”
而到了1949年以後，在國家的積極宣導和努力之下，中醫在專業化方面，幾乎已與西醫無甚差異了。
國學化：在“國醫”的建構中追尋生存和自我
在西方醫學進入中國之前，本無中醫概念，中醫概念的出現，是19世紀中期隨著西方醫學傳教士入華而出現的，到19世紀末，“中醫”逐漸成為普遍使用的與“西醫”相對應的概念，到清末民初，已成為社會流行的規範化概念。20世紀20〜30年代，又出現了以“國醫”取代“中醫”的現象。
國醫是一個比較古老的詞彙，至少在唐代即已出現，在近代之前，主要是指在禁中當值的醫生，或者是對醫術高超醫生的尊稱。1920年代以來隨著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以及民族危機的空前嚴重，使得國內的民族主義高漲，民眾民族身份認同不斷加強，國家建構過程中“國家至上”的觀念使當時中國社會出現了“國”字的風靡一時的現象，幾乎無論何物“只要加上了一個國字，就立刻一登龍門，身價十倍的樣子”。“國學”、“國術”“國語”、“國劇”等名詞相繼出現。中醫由於在當時遭遇了嚴重的生存危機，一些中醫也敏銳地抓住這一機會，開始為“國醫”附加民族主義意義，建構新的“國醫”來取代中醫，以此為中醫尋找合法性和保存的必要性。
意為中醫的國醫的概念在1920年代的報刊中已開始出現，在一些維護中醫的言論中，他們不斷提及“國粹”、“國學”，將鄙棄中醫引申為鄙棄“國粹”，努力保護中醫地位。到1930年代，隨著中央國醫館的設立和“國醫節”的創設，國醫逐漸成為中醫普遍的替代性概念。
“國醫”概念的推廣，無疑是希望借民族主義、保全民族和國家利益之名來維護中醫地位和利益。如章啟民的《現代國醫之關鍵》認為，國醫的宗旨在治國救民，發揚國醫即是發揚國粹，根本救國，“國醫之興衰，即國藥之興衰，國藥之興衰，則影響全國經濟之餘裕與不足，不足，則險象環生，國本危矣”，發揚國醫，則可使炎黃子孫不受帝國主義之壓迫。中醫藥團體則更是希望借助民國正統來回應西醫對中醫的打壓：
國粹不保，何以立國？國產不興，何以利民？民眾之需要信仰不和，何以施政？先總理之革命，民族主義以防文化之侵略，民生主義以防經濟之侵略，民權主義以防帝國主義之侵略。凡所以為國計民生計者，無所不至，獨吾中醫藥界，同為黨治下之國民，而不得享三民主義之保障，言之痛心。
建構新“國醫”概念，高舉民族主義乃至三民主義大旗，是中醫為了求生存之道而採取的策略，但在反對中醫的人的眼裡則難免生出譏諷之情，如在設立國醫館後，當時有人譏評道：
取巧迎合國人底愛國心理，自稱為國產，更詡為國粹，籍標榜國產國粹，擴大宣傳，以施麻醉國人的詭智。國人不察，瞢然受愚，以為物產有國貨，技藝有國術，文學有國學國文，比附類推，居然承認國醫為吾國現今時代落伍底醫師固有稱謂。近且雖保存國粹，愈唱愈高，當局接受少數要人的請求，竟有設立國醫館的計議了。
儘管如此，在民族主義情緒十分強烈的氛圍中，這樣的策略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醫人士和文化保守主義力量成功地讓“廢止中醫案”胎死腹中，中醫逃過了像日本明治時期的漢醫那樣被廢止的命運。雖然生存危機暫時得以緩解，但醫界的精英人士十分清楚，民族主義的論述和話語儘管可以用來宣傳和論戰，但並不能取代中醫自身的建設和發展。
這就使得他們在建設和發展中醫時，必然會採取如下策略：一方面，盡可能匯入現代科學知識，使中醫的論述符合現代之理；另一方面，保持中醫傳統特色，並盡可能地使其在與西醫的對比中顯示自己的優勢。1949年以後，中醫界對中醫兩大特色“辨證論治”和“整體觀”成功構建，正是這一努力的集中體現。
“辨證論治”理論和方法與“整體觀”，雖然在近代以前的醫學中不是全無蹤影，但很少有人論及，更無人會將其視為醫學的根本特色和理論。但1949年以後，受“大力發展中醫藥”政策的驅動，一批醫界精英在“科學化”和“國學化”雙重理念的指引下構建了這兩大理論，不僅填補了中醫核心理論的空缺，還構建一個與西醫不同的中醫形象，顯示出自己的獨特與優越性。
餘論：在中醫知識史的梳理中思考未來
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已然清楚地看到，如今的中醫早已不是所謂的傳統，與近代以前的醫學相比，已經發生了脫胎換骨般變革，對此，當代著名醫史學家廖育群曾有過精當的概述：
西方醫學傳入之後，中醫學內部所發生的革命，是最徹底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革命。在這場革命中，中醫接受了近代科學有關人體形態、解剖學方面的基本知識，否定了自身體系中的錯誤學說。在這場革命中，中醫接受了西醫的病名，而將自己原來的病名，如氣虛、血虛、痰濕、氣鬱等，改稱為“證”，強調中醫的特色在於“辨證施治”。
如上所述，借助民族話語和“國醫”建構，晚清以來，一代代的醫界精英沿著科學化、專業化和國學化的道路，通過不懈的努力，成功實現了中醫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使其成為現代社會和學科體系中唯一仍然活著的“傳統”學科。這一“傳統”學科，雖然仍有傳統色彩，但內在其實已是“現代”的。誠如廖育群所言，當下中醫並不存在著“亟待解決”的現代化問題，因為它已經“現代化”了。就此而言，中醫界先賢時彥的種種努力，成就堪稱偉大。
然而在巨大成功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付出沉重的代價，西方學者蔣熙德（Volker Scheid）通過對孟河醫派醫學理論和實踐近代演變的考察，敏銳地意識到：
當醫生們決心為中醫爭取平等地位而展開鬥爭的同時，他們也不得不接受伴隨著現代化而產生的對國醫地位的各種設想和原則。其結果不僅僅是機構的重置，還包括認識論和傳承、重要發展目標和醫生定義的重置。這是一個至今還未結束的進程，是朝兩個不同方向但不一定對抗的目標前進的運動：將中醫和科學結合起來，在世界上維護中醫的重要性。
如何回歸“經典”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議題（圖/圖行天下）
顯而易見，要想在科學化和國學化、實現現代化和保持獨特傳統之間找到適切的平衡，是件非常困難的事，稍有不周，就會讓自己陷入“非驢非馬”尷尬境地。
近代以來，雖然成功構建了頗為完備的現代中醫知識體系，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但細究起來，這一成就多少是表面化的，現代中醫理論和具體診療之間存在諸多內在緊張甚至根本性的矛盾衝突，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中醫從業者切身體會，並紛紛發出了“回歸中醫”和“回到經典”呼籲。然而，經典不是萬能的，在一個“現代”無孔不入的現實社會中，如何回歸，是個極其困難的議題。
好在現代學術的研究業已表明，現代科學的形成乃是一個歷史的過程，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並非是絕對而唯一正確的。這一認識無疑為中醫未來可能發揮更大的優勢和作用帶來了理論上的曙光，讓中醫學者可以從科學化的泥潭裡暫時抽身，立足中醫自身的發展脈絡思考未來。就像張其成所呼籲的：
中醫的當務之急不是去設法求證自己是否科學，不是去用線性科學的方法尋找自己的物質基礎，與西醫爭短長，而是要集中精力、認認真真地去考慮一下自己的優勢在哪裡，劣勢在哪裡，然後怎樣發揚這個優勢。
如果能將立足中醫自身發展的思考建立在充分吸收現代學術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將這樣的思考視為“回歸中醫”，或許不失為一條有可能推動中醫不斷取得發展的合理路徑。
揆諸現實，中醫的未來發展之路可能未必令人樂觀，但不管怎樣，立足歷史、回到中醫，對於中醫未來的發展來說，是很有必要的。我們相信，只要我們不僅將醫學視為一種科學和專業，而是看做專業知識與社會文化因素的綜合體；只要通過歷史的梳理，破除現代中醫知識體系不證自明的正當性，而將其視為歷史過程中的一環；只要我們深入系統地去梳理一代代中醫學人在構建中醫理論和中醫歷史過程所做的加法和減法，並將此當作反思和發展現代中醫的思想資源，未來的中醫研究一定會展現出不一樣的活力。
受到改革派的攻擊，要求廢止中醫。1929年，國民政府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廢止舊醫案，雖最後因中醫界和社會輿論的反對而未能執行，但使中醫界認識到改革中醫的迫切性，中醫界希望將中醫納入現代科學體系，與西醫享有同等權利。因此，在1930年代，中醫為擺脫因“不合於科學”而受到的歧視，提出了“中醫科學化”的主張。何為“中醫科學化”？1931年，朱松對此定義道：“用科學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國舊有的醫與藥，使中醫中藥成為一系統的科學。”當時中醫科學化的代表人物陸淵雷對科學化的途徑和目的做了更明確的闡發：
國醫所以欲科學化，並非逐潮流，趨時髦也。國醫有實效，而科學是實理，天下無不合實理之實效⋯⋯今用科學以研求其實效，解釋其已知者，進而發明其未知者。然後不信國醫者可以信，不知國醫者可以知；然後國醫之特長，可以公佈於世界醫學界，而世界醫學界可以得此而有長足之進步。
顯然，他們希望將中醫放在現代科學的脈絡中，用科學來改造中醫，讓其不僅具有顯著療效，還有科學的道理，以免被人視為“巫術”、“玄學”而遭受攻擊甚至取締。儘管對於是否應該科學化以及如何科學化，當時的學界存在較大的爭議，但民國以降，中醫科學化的步伐一直沒有停止，經過一代代中醫學人的努力，中醫的基本理論或者說內核，已經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
民國以來中醫的基本理論已經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圖/圖行天下）
中國醫學知識體系無疑是在傳統陰陽五行的思想中發展起來的，宋元以來，在日漸儒學化的背景中，發展出了五運六氣學說，成為當時醫學理論的根本。這樣的思想認知，顯然與現代科學扞格不入，因而飽受詬病。為此，中醫界的人士大都希望通過改良洗刷中醫背負的“不科學”的“原罪”，但如何改良，則存在著較大的爭議。
以陸淵雷為首的中醫改革派，主張全面引入西醫理論，以符合現代科學的新理論替代原有中醫理論，也即所謂的“用中國藥物治療疾病，而用科學原理研究其方法學理。”但廢止原有中醫理論，無異於釜底抽薪，讓很多人難以接受，故而遭到頗為強烈的反對，認為陸淵雷的主張與西醫界的“廢醫存藥”無太大區別。但固守傳統顯然沒有出路，故而又有人嘗試用現代科學知識解釋陰陽五行學說，如袁複初用物理知識解釋陰陽：
欲使中醫科學學，第一問題即是陰為何物，陽為何物。惜乎海內外之研究中醫者至今尚未能言之也。凡物皆由分子集合而成，分子成于原子，原子則由電子環繞電核而成。陰之為物即電核也，故電波與吸引力皆謂之陰。陽之為物即電子也，故磁波與輻射線皆謂之陽。
這樣的解釋似乎是科學了，但顯然經不起推敲，難以獲得普遍認同。傅斯年談到關於中醫對六氣的科學解釋時，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過是一種“移花接木”的把戲，“先把六氣的名稱寫在上邊，再混合些似瞭解似不瞭解的近代醫學名詞注在下邊，更把桂枝湯、茯苓湯等等《湯頭歌訣》加在底下。這個三段組織，全是不相銜接的。”
在面對廢止中醫理論無望，而西醫界又以陰陽五行等理論為靶子攻擊中醫的情況下，中醫界轉而主張，陰陽五行這些難以用科學解釋的理論，其實與中醫理論並不等同。如楊則民認為，陰陽五行與中醫並非相始終。陰陽五行進入中醫理論主要是在西漢，此前的中醫理論是沒有陰陽五行學說的。葉古紅繼而提出，“宋元以前未被陰陽五行附會學說錮蔽之時，一藥之加減、一藥之宜忌，皆有一定之法度”。
雖然兩人對於陰陽五行何時進入中醫成為基本理論有所分歧，但都主張，中醫理論並非僅是陰陽五行，如果拋棄陰陽五行學說，中醫在效驗上未必輸給西醫。這顯然是一種在無法科學闡發陰陽五行，理論上左右支絀的窘境下做出了權宜之計，雖然可以暫時躲避了人們對中醫不科學的攻擊，但卻仍未說明中醫真正的基礎理論是什麼，其科學性又在哪裡？但不管怎樣，原本被醫學人士奉為圭臬的陰陽五行甚或五運六氣，在科學化的思潮衝擊下，漸漸失去了人氣，甚至淪為被集中批評的物件，到抗戰後，幾乎不再有人為五運六氣等學說辯護了。
因為陰陽五行、五運六氣“失勢”而引發的中醫基礎理論的空白，直到上個世紀後半葉才被逐漸填補。建國初期，衛生行政部門把“中醫科學化”作為正式的口號提出。並興辦中醫進修學校，讓中醫進修學習西醫。這一做法受到中醫界的強烈反對，認為這是在消滅中醫。
1954年政府調整中醫政策，提出西醫向中醫學習，將中西醫融合，在唯物辯證法的指導下，形成一種全新的醫學。在政府的宣導下，中醫教學中被大量安排西醫課程，中醫科學化的進程加快。同時，現代生理學和醫學知識開始全面滲入中醫基礎理論和診療之中，具有現代科學性的“辨證論治”和“整體觀”理論的構建，比較系統地解決了民國時期中醫現代化中留下缺乏科學基礎理論的缺陷。
建國後，政府政策名為鼓勵中醫發展，實為推動中醫科學化。當時巴甫洛夫學說及辯證唯物主義盛行。中醫界為了使中醫理論區別于西醫，適應時代發展，於上世紀50年代中期提出“辨證論治”的主張，“50年代中期新中國的中醫政策開始確立和貫徹，當時一批著名的中醫學家，借用此前並不被重視的‘辨證論（施）治’，作為對中醫學區別于西醫學的主要學術特點和優點的表述而大力提倡和宣傳，從此這一術語才逐漸盛行開來”。“整體觀”也在此背景下被提出。
“辨證論治”和“整體觀”的提出，等於中醫可以自圓其說地向現代社會表明，中醫理論是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基礎之上的，是科學的。這一認識被不斷強化，通過編寫教科書等辦法，逐漸成為現代人有關中醫的常識。
現代中醫的科學化是個非常全面系統的工程，除基本理論外，對諸多具體的醫療認識，現代中醫也努力引入現代科學知識而加以系統化和科學化。
比如，關於中醫的“腐熟水谷”，西醫東漸之前，中醫主流認識認為是由中焦來完成“腐熟水穀”的任務，如《醫學綱目》卷一《陰陽臟腑部》中，“中焦在胃脘，主腐熟水穀”，即腐熟水穀的部位雖然在胃，但這一功能卻是由中焦來擔任和完成的，古人的本意是認為中焦產生的火使得胃裡的水穀腐熟。但這顯然不符合現代的認識，所以現代中醫就科學地解釋道：“根據西醫學研究結果，飲食物進入胃之後，胃一邊不停地蠕動，一邊分泌大量胃液，胃液之中含有胃酸、胃蛋白酶等消化酶，可將食物進行初步消化、分解，使其轉化為食糜，以便於小腸吸收，實際上便是中醫學中胃的‘腐熟’過程。” 即是胃來完成“腐熟水穀”的任務。這樣一來，中醫的三焦、腐熟等概念便有了科學的依據，依據這些認知來治療，具有療效，並不是偶爾的，而是有科學根據的。
資料圖（圖/陝西傳媒網）
專業化：中醫組織與教育的現代化
何為專業化？一般認為，專業化是指以知識為基礎的，能授予其成員以成員資格的職業團體的發展過程。即要滿足專業的知識、專業的組織，以及擁有授予成員資格的權力。近代以降，面對整體的社會大變局以及日益嚴重的生存危機，中醫為了維護自身的地位，主動適應新形勢，在專業化的道路上，做了一系列不懈的努力。
近代以前，中國的醫學雖然沒有根本的生存危機，但醫生和醫學在整體社會上的地位較低，乃是不爭的事實。
傳統時期，國家基本缺乏專門的醫療衛生方面的職能部門，官府對醫生的教育、入職和執業，也基本沒有相應的制度上的規定。無論是醫學教育，還是醫生的執業，幾乎全由社會道德和市場機制來管理和調節。隨著近代現代國家機制的建立，國家設立了專門的衛生行政部門，各種西式的醫療執業和教育機構也相繼成立，醫學作為一種專業，醫生作為專業人士，其地位也顯著提高。特別是民國以後，為了建立國際社會眼中合格的現代化國家，積極參照日本和西方的模式，依靠具有專業化性質的西醫建立公共衛生與醫療制度。
而傳統的中醫，“病家習于請醫生品評先前醫生留下的脈案，因而形成醫家相互譏嘲詆毀的文化。”傳統中醫間相互譏詆，往往自外於專業體制之外。因此，一些熟悉現代西醫專業倫理的中醫，主動適應新形勢，建議中醫學習西醫的醫學倫理，建立同僚權威，產生了要建立專業中醫團體的想法。為此，中醫界開始學習西醫的專業制度與價值，一方面是為了發展中醫自身，實現現代化，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使中醫進入國家的政治領域。
其一，追求組織的專業化。中西醫論爭之後，為了改變傳統中醫之間相互詆毀、影響發展，以及西醫在衛生機構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局面，中醫仿照西醫組成各種醫學團體，成立如上海中醫學會、中華醫藥聯合會、神州醫藥總會等，以擴大政治影響力，促進中醫界團結。
國民政府於1930年5月通過《西醫條例》，但對於中醫團體的合法性規定卻遲遲沒有出臺。為此，中醫界要求仿照《西醫條例》，獲得與西醫平等的地位。最終在1936年，法規含糊不清的《中醫條例》公佈。但《條例》終於肯定了中醫的合法權益，確保了中醫的生存地位。通過《條例》有關資格認定標準、中醫師法律責任與義務等條款，加強了對中醫的規範化管理，整合了中醫隊伍，提升了中醫地位。
其二，中醫界尋求中醫學科的專業化。
1912年，民國政府教育部第一屆臨時教育會議上，教育系統未列中醫。
1913年，神州醫藥總會等團體組織了全國19省市回應的“醫藥救亡請願團”去北平請願，要求政府將中醫納入教育系統，允許中醫辦校等。但教育部對這次請願的批示，認為“中醫學目前之現狀不符合有教學大綱、教材統一、教學內容系統而有條理，教學方法循序漸進等西方教育模式的一般要求。”不能將中醫納入教育系統，但對中醫辦學也沒有明令禁止。中醫界為爭取加入教育系統，仿照西醫學科體系創設中醫學校。如上海中醫專門學校、神州醫藥專門學校、上海中國醫學院等，其教學課程設置與西醫學校相差無幾。同時中醫界也開始了編輯統一教材、統一課程、統一學制的工作。
1928年和1929年，中醫界兩次集會討論統一教材，最後由全國醫藥團體總會負責收集新教材分發各校參考，而後再集中修改，基本形成了統一的教材。趙洪鈞認為，“1928年及1929年兩次教材編輯會議標誌著近代中醫教育已經成熟。完全依靠民間的努力，聯合了全國的中醫學校，在統一中醫教育方面邁了一大步。”此外，中醫界還創立中醫報刊，如以上海中醫學會出版的《中醫雜誌》，中華醫學會創辦的《中華醫學雜誌》，上海神州醫藥總會創辦的《神州醫藥學報》等等，對中醫學術的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4年，焦易堂在《敬告全國醫藥界同仁書》中，積極呼籲設立中醫院：“設立醫院，以收改良之效果。蓋有醫院然後對於病症實際，乃有統計可考，如診察、治療、處方、用藥，皆可以每日實際之經驗而為綜合詳確之比較，無論理論實際均能有莫大之功效。”隨後一大批中醫院相繼設立，如上海廣益中醫院、博濟醫院等，廣東的廣東中醫院、廣東光漢中醫院等。
經過中醫界人士的不懈努力，“請責成教育部明令制定中醫教學規程編入教育學制系統以便興辦學校而符法令案”，最終在1937年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中獲得通過，雖然因隨後爆發的全面抗戰而未能付諸實施，但顯然已在理論和法律上都實現了中醫教育的專業化。誠如雷祥麟所言，雖然距離西方社會學家所定義的專業化體制還相距甚遠，“但無論如何，它已經明確地走上了以專業團體（無論它是多麼地鬆散）為基礎的方向了。”
而到了1949年以後，在國家的積極宣導和努力之下，中醫在專業化方面，幾乎已與西醫無甚差異了。
國學化：在“國醫”的建構中追尋生存和自我
在西方醫學進入中國之前，本無中醫概念，中醫概念的出現，是19世紀中期隨著西方醫學傳教士入華而出現的，到19世紀末，“中醫”逐漸成為普遍使用的與“西醫”相對應的概念，到清末民初，已成為社會流行的規範化概念。20世紀20〜30年代，又出現了以“國醫”取代“中醫”的現象。
國醫是一個比較古老的詞彙，至少在唐代即已出現，在近代之前，主要是指在禁中當值的醫生，或者是對醫術高超醫生的尊稱。1920年代以來隨著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以及民族危機的空前嚴重，使得國內的民族主義高漲，民眾民族身份認同不斷加強，國家建構過程中“國家至上”的觀念使當時中國社會出現了“國”字的風靡一時的現象，幾乎無論何物“只要加上了一個國字，就立刻一登龍門，身價十倍的樣子”。“國學”、“國術”“國語”、“國劇”等名詞相繼出現。中醫由於在當時遭遇了嚴重的生存危機，一些中醫也敏銳地抓住這一機會，開始為“國醫”附加民族主義意義，建構新的“國醫”來取代中醫，以此為中醫尋找合法性和保存的必要性。
意為中醫的國醫的概念在1920年代的報刊中已開始出現，在一些維護中醫的言論中，他們不斷提及“國粹”、“國學”，將鄙棄中醫引申為鄙棄“國粹”，努力保護中醫地位。到1930年代，隨著中央國醫館的設立和“國醫節”的創設，國醫逐漸成為中醫普遍的替代性概念。
“國醫”概念的推廣，無疑是希望借民族主義、保全民族和國家利益之名來維護中醫地位和利益。如章啟民的《現代國醫之關鍵》認為，國醫的宗旨在治國救民，發揚國醫即是發揚國粹，根本救國，“國醫之興衰，即國藥之興衰，國藥之興衰，則影響全國經濟之餘裕與不足，不足，則險象環生，國本危矣”，發揚國醫，則可使炎黃子孫不受帝國主義之壓迫。中醫藥團體則更是希望借助民國正統來回應西醫對中醫的打壓：
國粹不保，何以立國？國產不興，何以利民？民眾之需要信仰不和，何以施政？先總理之革命，民族主義以防文化之侵略，民生主義以防經濟之侵略，民權主義以防帝國主義之侵略。凡所以為國計民生計者，無所不至，獨吾中醫藥界，同為黨治下之國民，而不得享三民主義之保障，言之痛心。
建構新“國醫”概念，高舉民族主義乃至三民主義大旗，是中醫為了求生存之道而採取的策略，但在反對中醫的人的眼裡則難免生出譏諷之情，如在設立國醫館後，當時有人譏評道：
取巧迎合國人底愛國心理，自稱為國產，更詡為國粹，籍標榜國產國粹，擴大宣傳，以施麻醉國人的詭智。國人不察，瞢然受愚，以為物產有國貨，技藝有國術，文學有國學國文，比附類推，居然承認國醫為吾國現今時代落伍底醫師固有稱謂。近且雖保存國粹，愈唱愈高，當局接受少數要人的請求，竟有設立國醫館的計議了。
儘管如此，在民族主義情緒十分強烈的氛圍中，這樣的策略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醫人士和文化保守主義力量成功地讓“廢止中醫案”胎死腹中，中醫逃過了像日本明治時期的漢醫那樣被廢止的命運。雖然生存危機暫時得以緩解，但醫界的精英人士十分清楚，民族主義的論述和話語儘管可以用來宣傳和論戰，但並不能取代中醫自身的建設和發展。
這就使得他們在建設和發展中醫時，必然會採取如下策略：一方面，盡可能匯入現代科學知識，使中醫的論述符合現代之理；另一方面，保持中醫傳統特色，並盡可能地使其在與西醫的對比中顯示自己的優勢。1949年以後，中醫界對中醫兩大特色“辨證論治”和“整體觀”成功構建，正是這一努力的集中體現。
“辨證論治”理論和方法與“整體觀”，雖然在近代以前的醫學中不是全無蹤影，但很少有人論及，更無人會將其視為醫學的根本特色和理論。但1949年以後，受“大力發展中醫藥”政策的驅動，一批醫界精英在“科學化”和“國學化”雙重理念的指引下構建了這兩大理論，不僅填補了中醫核心理論的空缺，還構建一個與西醫不同的中醫形象，顯示出自己的獨特與優越性。
餘論：在中醫知識史的梳理中思考未來
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已然清楚地看到，如今的中醫早已不是所謂的傳統，與近代以前的醫學相比，已經發生了脫胎換骨般變革，對此，當代著名醫史學家廖育群曾有過精當的概述：
西方醫學傳入之後，中醫學內部所發生的革命，是最徹底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革命。在這場革命中，中醫接受了近代科學有關人體形態、解剖學方面的基本知識，否定了自身體系中的錯誤學說。在這場革命中，中醫接受了西醫的病名，而將自己原來的病名，如氣虛、血虛、痰濕、氣鬱等，改稱為“證”，強調中醫的特色在於“辨證施治”。
如上所述，借助民族話語和“國醫”建構，晚清以來，一代代的醫界精英沿著科學化、專業化和國學化的道路，通過不懈的努力，成功實現了中醫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使其成為現代社會和學科體系中唯一仍然活著的“傳統”學科。這一“傳統”學科，雖然仍有傳統色彩，但內在其實已是“現代”的。誠如廖育群所言，當下中醫並不存在著“亟待解決”的現代化問題，因為它已經“現代化”了。就此而言，中醫界先賢時彥的種種努力，成就堪稱偉大。
然而在巨大成功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付出沉重的代價，西方學者蔣熙德（Volker Scheid）通過對孟河醫派醫學理論和實踐近代演變的考察，敏銳地意識到：
當醫生們決心為中醫爭取平等地位而展開鬥爭的同時，他們也不得不接受伴隨著現代化而產生的對國醫地位的各種設想和原則。其結果不僅僅是機構的重置，還包括認識論和傳承、重要發展目標和醫生定義的重置。這是一個至今還未結束的進程，是朝兩個不同方向但不一定對抗的目標前進的運動：將中醫和科學結合起來，在世界上維護中醫的重要性。
如何回歸“經典”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議題（圖/圖行天下）
顯而易見，要想在科學化和國學化、實現現代化和保持獨特傳統之間找到適切的平衡，是件非常困難的事，稍有不周，就會讓自己陷入“非驢非馬”尷尬境地。
近代以來，雖然成功構建了頗為完備的現代中醫知識體系，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但細究起來，這一成就多少是表面化的，現代中醫理論和具體診療之間存在諸多內在緊張甚至根本性的矛盾衝突，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中醫從業者切身體會，並紛紛發出了“回歸中醫”和“回到經典”呼籲。然而，經典不是萬能的，在一個“現代”無孔不入的現實社會中，如何回歸，是個極其困難的議題。
好在現代學術的研究業已表明，現代科學的形成乃是一個歷史的過程，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並非是絕對而唯一正確的。這一認識無疑為中醫未來可能發揮更大的優勢和作用帶來了理論上的曙光，讓中醫學者可以從科學化的泥潭裡暫時抽身，立足中醫自身的發展脈絡思考未來。就像張其成所呼籲的：
中醫的當務之急不是去設法求證自己是否科學，不是去用線性科學的方法尋找自己的物質基礎，與西醫爭短長，而是要集中精力、認認真真地去考慮一下自己的優勢在哪裡，劣勢在哪裡，然後怎樣發揚這個優勢。
如果能將立足中醫自身發展的思考建立在充分吸收現代學術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將這樣的思考視為“回歸中醫”，或許不失為一條有可能推動中醫不斷取得發展的合理路徑。
揆諸現實，中醫的未來發展之路可能未必令人樂觀，但不管怎樣，立足歷史、回到中醫，對於中醫未來的發展來說，是很有必要的。我們相信，只要我們不僅將醫學視為一種科學和專業，而是看做專業知識與社會文化因素的綜合體；只要通過歷史的梳理，破除現代中醫知識體系不證自明的正當性，而將其視為歷史過程中的一環；只要我們深入系統地去梳理一代代中醫學人在構建中醫理論和中醫歷史過程所做的加法和減法，並將此當作反思和發展現代中醫的思想資源，未來的中醫研究一定會展現出不一樣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