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中心城市爭奪戰：標籤意味著更好的政策資源
插圖｜李培培
國家中心城市爭奪戰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蔡如鵬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20日總第796期《中國新聞週刊》
在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國家中心城市是部分省市代表熱議的一個話題。
3月9日，李克強總理來到陝西代表團，與代表共同審議報告。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在發言時提出，目前，國家明確了8個國家中心城市，沒有一個位於占國土面積近三分之一的西北地方，建議國家將西安列入國家中心城市，帶動引領西北的發展。
對此，李克強回應說，“陝西是過去西北局的所在地，大秦帝國也是從關中起來的。你們研究一下，可以考慮，如果銜接好，給國務院專門寫報告，盡可能給予支援。把西安作為西北的龍頭，揚起來。”
總理的這一表態，給了西安代表極大的鼓舞。據《西安晚報》披露，當天下午，國家發改委由副秘書長帶隊，17個司局的相關領導就來到陝西代表團召開對接會，現場收集建議清單，徵求代表意見。
在對接會上，國家發改委回應說，西安已經具備條件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目前正在編制關中城市群規劃，其中對西安的城市定位做了描述，批復後會把西安定位為國家中心城市。
熱議國家中心城市的，還有河南、湖北、四川、湖南等有城市入圍或有望入圍省市的代表。
“鄭州是中國的中心，既是河南的省會，也是天地之中。”全國人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河》編制過程中，2016年4月、12月，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武漢、鄭州成為國家中心城市的途徑，和此前的北京、上海、廣州、天津、重慶並不一樣。這五座城市成為國家中心城市的主要檔，是國務院對它們各自城市總體規劃的直接批復。
依據《城鄉規劃法》規定，
去年底，有消息稱，《全國城鎮體系規劃》。在規劃中，山東也提出，山東半島城市群全面對接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做優做強濟南都市圈和青島都市圈，支援濟南、青島建設國家中心城市。
與這些城市相比，
從那個時候開始，武漢就在方方面面對標北京、上海、天津、廣州這幾座國務院明確賦予了全國性城市職能定位的城市。而在武漢的追趕計畫中，最重要的就是通過工業倍增計畫，大力發展經濟，提升武漢的經濟實力。
2013年，工業倍增計畫實施的第三年，武漢經濟總量首次突破9000億元，同比增長10％，在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中排名第4，僅次於廣州、深圳、成都，與成都的差距縮小至不到60億元。
經濟實力被認為是競爭國家中心城市的一道門檻。不難發現，參與競爭的這些城市，基本上都位於GDP排行榜的頂端。2017年，中國大陸有12個城市邁入了“萬億GDP”的行列。其中，除了蘇州外，其他11個要麼已經被賦予了國家中心城市的稱號，要麼是入選的大熱門。
劉治彥對《中國新聞週刊》說，經濟實力雖然不是入選的唯一標準，但卻是一個重要的評價指標。“如果你自身的經濟都不行，怎麼去帶動輻射周邊地區？”他舉例說，有些城市區域條件很好，比如廣西北海按理應該成為國家中心城市，但經濟一直發展不起來。
除了經濟實力外，城市規模和人口數量也是一些城市競爭的焦點。
在所有的競爭城市中，地處西北的西安經濟實力相對較弱。陝西省城市經濟文化研究會會長張寶通認為，限制西安做大的一個主要因素就是城市規模。
“環顧我們周邊的4個國家中心城市，重慶合併了原萬縣、涪陵市和黔江地區；成都通過不斷撤縣設區，16年來城區版圖擴張了近三倍；武漢原本就包括武昌、漢口、漢陽三鎮；鄭州以前比我們小，但它是全國第一個開放農民工戶口的省會城市。2015年，鄭州人口達到近千萬人，在全國省會城市中位列第6位。”張寶通認為，這些城市都比西安大，比西安強。有人口，有規模，吸引力就強，招商引資事半功倍。
為了突破這個瓶頸，今年初，陝西省委決定將原本涵蓋西安和咸陽兩市區域的西鹹新區，交由西安代管。此舉意味著，西安在短期內一次性增加了上百萬的人口規模，總面積也一舉超過了1萬平方公里。
全國人大代表、西安市市長上官吉慶在兩會期間就這一話題接受了《中國新聞週刊》的專訪。他說，西鹹新區交由西安代管，不僅有效拓展了西安的發展空間，使西安真正擁有了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大體量和大格局，也奠定了西安加速追趕超越發展的堅實基礎。
有競爭 ，就有失敗者。去年，國務院批復《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十三五”規劃》，支持武漢、鄭州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決定，讓同樣位於中部地區的長沙深感失落。湖南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唐宇文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對此，一些同志出現悲觀情緒，認為長沙建設國家中心城市泡湯了。
“對城鎮體系的規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中規院副院長李迅說，即便這次沒有入選，也不代表將來沒有機會。同時，他認為，每一個城市的稟賦、職能不一樣，沒必要都去爭國家中心城市。合肥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與武漢、鄭州、長沙一樣，合肥也是位於中部地區的省會城市。近幾年，合肥經濟發展迅猛，增速甚至超過了其他3個城市，但一直沒有參與國家中心城市的競爭。
合肥市委書記宋國權在兩會期間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合肥的城市定位是長三角城市群的副中心城市，而不是國家中心城市。
安徽省政府辦公廳2月12日發佈的《城市工作“五統籌”實施方案》也印證了宋國權的說法。在這份方案中，安徽提出“力爭合肥、蕪湖、蚌埠市納入國家區域中心城市，爭取黃山市納入全國特色中心城市”。事實上放棄了這輪國家中心城市的爭奪。
製圖｜葉雪鳴
要“面子”，更要“裡子”
在業內人士看來，各城市競相爭奪國家中心城市的稱號，實際上是一種政策競爭。
“一旦被確定為國家中心城市，那麼這個城市的發展潛力、發展優勢和前景，就得到了國家最高層面的認可。”中國區域科學協會會長、北京大學教授楊開忠認為，這種認可對一個城市的發展來說，無疑是一種品牌，也是一次城市行銷的極大成功。
杭州市原市長張鴻銘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國家中心城市是處於城鎮體系的最高層級，肩負著國家使命，代表了國家形象。“如果能入選，對杭州提升國際化水準，建設世界名城，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對此，武漢市市長萬勇也表示認同。3月7日，他在湖北代表團開放活動上接受《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提問時回答說，國家支持武漢建設國家中心城市，“意味著武漢在全國發展大格局中，地位在提升、影響在擴大”。
除了“面子”，更重要的是“裡子”。
劉治彥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有了國家中心城市這個“標籤”，就有可能獲得更多的政策資源和投資傾斜，比如在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投入、交通中心、資訊網路中心、文化事業等方面得到優先考慮。
“政策定位對於一個城市發展來說，意義至關重要。”陝西省規劃委員會專家組成員、西安建築科技大學教授呂仁義認為，“如果榮膺國家中心城市，勢必能帶來很多建設專案，經濟和交通建設都會大大提速。”
政策和建設機遇的紅利作用有多大？呂仁義舉了幾個例子：比如深圳過去是個漁村，國家將其打造為特區，如今已經是全國一線城市；百年前的上海，不過是個縣城，歷史上的機遇造就它一躍成為國際都市；百年前的石家莊，地圖上都找不到，後來通過持續建設和政策傾斜，現在是河北省會。
“如果我有某一個項目，肯定優先考慮國家中心城市。”全國人大代表、步步高商業連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填在今年兩會小組討論中發言說，“因為國家中心城市和一般的省會城市相比，同樣的地段和物業，投資力度不一樣，資產價值也不一樣。”
“國家中心城市建設可以將城市變成一個巨大的磁場，將資金、人才、政策等各方面的資源不斷地吸引到你這個地方來。”劉治彥說。
不過，在李曉江看來，國家中心城市不僅是一頂帽子，更是一種責任。這個責任就是帶動區域協調發展，帶動區域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
“應該從全球競爭、國家責任等視角認識國家中心城市的使命，伴隨著我國的世界地位提升和開放戰略的提出，應有更多的城市進入全球城市體系，支撐國家戰略。”他說。
李迅對《中國新聞週刊》說：“當前中國正在進行產業轉型升級，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要參與全球的產業分工，提升產業分工的層次；同時還要設立各類對外開放的平臺，比如自由貿易區，統籌建設國際交流區，提升中國國際化程度和國際競爭力；建立國際性的綜合交通樞紐，提升中國的國際門戶和樞紐地位等等，都需要國家中心城市帶動。此外，還有一些重要的區域發展戰略，比如京津冀一體化戰略、‘一帶一路’戰略、長江經濟帶戰略，都離不開國家中心城市的引領作用。”
為了讓國家中心城市更好地承擔國家戰略，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尹稚建議，將來對國家中心城市進行政策干預。
今年初，他的團隊在《北京城市規劃》發表了一篇題為《基於國家戰略視野的國家中心城市建設》學術文章。
在這篇文章中，尹稚認為，國家中心城市的發展，需要從國家層面進行整體戰略佈局和政策干預。干預的重點是促進國家中心城市的高端要素集聚、國際門戶開放、科技創新驅動、文化軟實力打造、環境品質提升、體制機制創新、中心城市與所在城市群的協同互動。
尹稚還列舉了幾種主要的干預手段，比如設立國家級重大政策改革區、投放國家級重大建設專案、扶持國家級重大戰略資源等。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國家戰略意圖、戰略路徑和戰略理念得到有效落實。★
（實習生呂銀玲對本文亦有貢獻）
而在武漢的追趕計畫中，最重要的就是通過工業倍增計畫，大力發展經濟，提升武漢的經濟實力。
2013年，工業倍增計畫實施的第三年，武漢經濟總量首次突破9000億元，同比增長10％，在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中排名第4，僅次於廣州、深圳、成都，與成都的差距縮小至不到60億元。
經濟實力被認為是競爭國家中心城市的一道門檻。不難發現，參與競爭的這些城市，基本上都位於GDP排行榜的頂端。2017年，中國大陸有12個城市邁入了“萬億GDP”的行列。其中，除了蘇州外，其他11個要麼已經被賦予了國家中心城市的稱號，要麼是入選的大熱門。
劉治彥對《中國新聞週刊》說，經濟實力雖然不是入選的唯一標準，但卻是一個重要的評價指標。“如果你自身的經濟都不行，怎麼去帶動輻射周邊地區？”他舉例說，有些城市區域條件很好，比如廣西北海按理應該成為國家中心城市，但經濟一直發展不起來。
除了經濟實力外，城市規模和人口數量也是一些城市競爭的焦點。
在所有的競爭城市中，地處西北的西安經濟實力相對較弱。陝西省城市經濟文化研究會會長張寶通認為，限制西安做大的一個主要因素就是城市規模。
“環顧我們周邊的4個國家中心城市，重慶合併了原萬縣、涪陵市和黔江地區；成都通過不斷撤縣設區，16年來城區版圖擴張了近三倍；武漢原本就包括武昌、漢口、漢陽三鎮；鄭州以前比我們小，但它是全國第一個開放農民工戶口的省會城市。2015年，鄭州人口達到近千萬人，在全國省會城市中位列第6位。”張寶通認為，這些城市都比西安大，比西安強。有人口，有規模，吸引力就強，招商引資事半功倍。
為了突破這個瓶頸，今年初，陝西省委決定將原本涵蓋西安和咸陽兩市區域的西鹹新區，交由西安代管。此舉意味著，西安在短期內一次性增加了上百萬的人口規模，總面積也一舉超過了1萬平方公里。
全國人大代表、西安市市長上官吉慶在兩會期間就這一話題接受了《中國新聞週刊》的專訪。他說，西鹹新區交由西安代管，不僅有效拓展了西安的發展空間，使西安真正擁有了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大體量和大格局，也奠定了西安加速追趕超越發展的堅實基礎。
有競爭 ，就有失敗者。去年，國務院批復《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十三五”規劃》，支持武漢、鄭州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決定，讓同樣位於中部地區的長沙深感失落。湖南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唐宇文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對此，一些同志出現悲觀情緒，認為長沙建設國家中心城市泡湯了。
“對城鎮體系的規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中規院副院長李迅說，即便這次沒有入選，也不代表將來沒有機會。同時，他認為，每一個城市的稟賦、職能不一樣，沒必要都去爭國家中心城市。合肥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與武漢、鄭州、長沙一樣，合肥也是位於中部地區的省會城市。近幾年，合肥經濟發展迅猛，增速甚至超過了其他3個城市，但一直沒有參與國家中心城市的競爭。
合肥市委書記宋國權在兩會期間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合肥的城市定位是長三角城市群的副中心城市，而不是國家中心城市。
安徽省政府辦公廳2月12日發佈的《城市工作“五統籌”實施方案》也印證了宋國權的說法。在這份方案中，安徽提出“力爭合肥、蕪湖、蚌埠市納入國家區域中心城市，爭取黃山市納入全國特色中心城市”。事實上放棄了這輪國家中心城市的爭奪。
製圖｜葉雪鳴
要“面子”，更要“裡子”
在業內人士看來，各城市競相爭奪國家中心城市的稱號，實際上是一種政策競爭。
“一旦被確定為國家中心城市，那麼這個城市的發展潛力、發展優勢和前景，就得到了國家最高層面的認可。”中國區域科學協會會長、北京大學教授楊開忠認為，這種認可對一個城市的發展來說，無疑是一種品牌，也是一次城市行銷的極大成功。
杭州市原市長張鴻銘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國家中心城市是處於城鎮體系的最高層級，肩負著國家使命，代表了國家形象。“如果能入選，對杭州提升國際化水準，建設世界名城，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對此，武漢市市長萬勇也表示認同。3月7日，他在湖北代表團開放活動上接受《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提問時回答說，國家支持武漢建設國家中心城市，“意味著武漢在全國發展大格局中，地位在提升、影響在擴大”。
除了“面子”，更重要的是“裡子”。
劉治彥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有了國家中心城市這個“標籤”，就有可能獲得更多的政策資源和投資傾斜，比如在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投入、交通中心、資訊網路中心、文化事業等方面得到優先考慮。
“政策定位對於一個城市發展來說，意義至關重要。”陝西省規劃委員會專家組成員、西安建築科技大學教授呂仁義認為，“如果榮膺國家中心城市，勢必能帶來很多建設專案，經濟和交通建設都會大大提速。”
政策和建設機遇的紅利作用有多大？呂仁義舉了幾個例子：比如深圳過去是個漁村，國家將其打造為特區，如今已經是全國一線城市；百年前的上海，不過是個縣城，歷史上的機遇造就它一躍成為國際都市；百年前的石家莊，地圖上都找不到，後來通過持續建設和政策傾斜，現在是河北省會。
“如果我有某一個項目，肯定優先考慮國家中心城市。”全國人大代表、步步高商業連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填在今年兩會小組討論中發言說，“因為國家中心城市和一般的省會城市相比，同樣的地段和物業，投資力度不一樣，資產價值也不一樣。”
“國家中心城市建設可以將城市變成一個巨大的磁場，將資金、人才、政策等各方面的資源不斷地吸引到你這個地方來。”劉治彥說。
不過，在李曉江看來，國家中心城市不僅是一頂帽子，更是一種責任。這個責任就是帶動區域協調發展，帶動區域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
“應該從全球競爭、國家責任等視角認識國家中心城市的使命，伴隨著我國的世界地位提升和開放戰略的提出，應有更多的城市進入全球城市體系，支撐國家戰略。”他說。
李迅對《中國新聞週刊》說：“當前中國正在進行產業轉型升級，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要參與全球的產業分工，提升產業分工的層次；同時還要設立各類對外開放的平臺，比如自由貿易區，統籌建設國際交流區，提升中國國際化程度和國際競爭力；建立國際性的綜合交通樞紐，提升中國的國際門戶和樞紐地位等等，都需要國家中心城市帶動。此外，還有一些重要的區域發展戰略，比如京津冀一體化戰略、‘一帶一路’戰略、長江經濟帶戰略，都離不開國家中心城市的引領作用。”
為了讓國家中心城市更好地承擔國家戰略，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尹稚建議，將來對國家中心城市進行政策干預。
今年初，他的團隊在《北京城市規劃》發表了一篇題為《基於國家戰略視野的國家中心城市建設》學術文章。
在這篇文章中，尹稚認為，國家中心城市的發展，需要從國家層面進行整體戰略佈局和政策干預。干預的重點是促進國家中心城市的高端要素集聚、國際門戶開放、科技創新驅動、文化軟實力打造、環境品質提升、體制機制創新、中心城市與所在城市群的協同互動。
尹稚還列舉了幾種主要的干預手段，比如設立國家級重大政策改革區、投放國家級重大建設專案、扶持國家級重大戰略資源等。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國家戰略意圖、戰略路徑和戰略理念得到有效落實。★
（實習生呂銀玲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