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徐悲鴻的得意弟子，法國、比利時挨個授予他最高榮譽，齊白石給他當模特！
“藝術家“應該做大自然的‘兒子’，但不是做自然的‘孫子’，
繪畫是一門高超的藝術，
一門可以將世間萬物盡收于一張紙上的藝術，
高山流水也好，波濤洶湧也好，
拿起一支畫筆，便可畫鷹畫魚，畫天畫地。
徐悲鴻，發現天才吳作人的“伯樂”。
吳作人，一代大師徐悲鴻的學生，妻子蕭淑芳亦是徐悲鴻的學生。
說起來，吳作人成為徐悲鴻的學生以及後來和蕭淑芳結婚還真是個巧合。
當時徐悲鴻剛從法國回到上海不久就被好朋友田漢邀請去講課，無意中發現了吳作人這匹“千里馬”。
這天，徐悲鴻在田漢的陪同下來到上海藝大美術科一年級教室瞭解學生的情況。當他走到一張素描前時，他停下了腳步，問：“這張畫是誰畫的？”沒人回答。
這時一個滿臉稚氣的青年人，從人群中羞澀地探出了頭，“是我，我是吳作人。”當時吳作人還不到20歲。
徐悲鴻當著眾多學生的面表揚了吳作人，說他畫得好，畫的準確，
對於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學生來說，
南京，和未來妻子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來到南京之後，吳作人第一次見到了他未來的妻子——蕭淑芳。
1929年，蕭淑芳從北平藝專（中央美術學院前身）結業後，收到了姐姐的來信，信中說徐悲鴻已經從國外回來了，就在南京，希望蕭淑芳能抓住機會。
蕭淑芳接到信後立馬去了南京，並如願見到了徐悲鴻，
可吳作人並沒有在南京待多久，因為他經濟上比較困難，只是旁聽生，再加上思想太先進，學校不能容忍便以沒有旁聽生制度為由把吳作人驅逐出了學校。
徐悲鴻得知後非常氣憤，於是提出讓吳作人去法國留學，並自掏腰包為他買了船票，辦了護照和簽證，後來在吳作人前往比利時學習時又為他申請了比利時皇家美術學院的“庚款獎學金”，使吳作人的生活和學習有了保障。
徐悲鴻可以說是為吳作人的學習操足了心，不過這也正說明了徐悲鴻對吳作人天賦和才華的認可，不想因為金錢而斷送一個中國未來的美術大師。
遙想徐悲鴻當年學畫之路也是十分不易，在得了康有為的指點後才明確了自己的創作思路，如此看來，吳作人倒也和康有為有了些許聯繫。
話說吳作人在歐洲一待就是五年，學成歸來後即受老師徐悲鴻之邀前往南京中央大學任教。
到了1948年，有情人終成眷屬，在徐悲鴻的見證下，吳作人和蕭淑芳喜結連理，成為了名正言順的結髮夫妻，也成了精神和藝術上的終身伴侶。
嘗新，大膽沖出窠臼。
吳作人走上藝壇的時代，有一種觀點以保持民族性為由，反對和抵制藝術接受某些西方新的影響。
通俗點說就是中國的東西必須百分百是中國的，裡面不能摻一丁點外國的東西。
作為在歐洲留學過的人，吳作人對這種觀點當然不認同，因為這種思想過於陳舊，無異於閉關鎖國。
他不願意落入窠臼，創新才是他最想做的也是最應該做的。
對此他曾明確表示：“‘民族性’在藝人修養中自然流露，今之唯恐失‘民族性’而戚戚者，當知非油色麻布之能損我‘民族性’。況‘性’依境而遷；東西方‘境’不同，則東西方人‘思維’不同，現代之中國與千載前之中國不同，何必現代之中國人‘思維’強與古人同？則動筆須‘仿某某山人’的理由又在哪裡？”
這段話的意思很簡單，吳作人不認為單憑一張油畫就能毀了我們博大精深的“民族化”，而且我們的“民族化”什麼時候脆弱到這種地步了？再者說了，社會需要進步，時代更要與時俱進，為什麼非要強求現代人和古代人一樣呢？完全沒有道理啊。
也許會有人說吳作人崇洋媚外，但並非如此，他沒有被祖國連綿不斷的五千年輝煌文化衝昏頭腦；也沒有被文藝復興以來，以希臘伯來文化為源頭的西方燦爛文化迷惑了自己的眼光。
對於西方文化他看的很清楚，一句老話，取其精華，棄其糟粕。面對外來文化，排斥等於自動認輸，而接受並吸收則是走向繁榮最好的方法，吳作人在這方面看的很透。
突破，不做第二個徐悲鴻。
徐悲鴻是大師，吳作人作為他的學生難免會受影響，但接受過新思想的吳作人當然會想著成就自己的風格。
於是他遊歷大西北、開拓新題材，以自然為師，畫犛牛、畫熊貓、畫駱駝、畫鷹，看到什麼就畫什麼，自由且隨性。
他說：“藝術家“應該做大自然的‘兒子’，但不是做自然的‘孫子’，不但不要做自然的‘孫子’，也不要做人家藝術的‘兒子’。”一部極好的錄影帶，經過幾次拷貝，色彩退化，影像失真，距原版已經十萬八千里，如果以這樣的基礎再來“創造”，能有什麼出息呢？其作品之低下蹩腳就可想而知了。
只有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藝術之源中去汲取營養、獲得靈感，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和克服摹仿因襲屋下架屋、一代不如一代的衰落退化的局面。”
因此，吳作人成為了繼徐悲鴻之後中國美術界的又一領軍人物。
為表彰他的成就，法國政府文化部授予他“藝術與文化最高勳章”、比利時國王親自授予他“王冠級榮譽勳章”。
最後說一個吳作人在創作《齊白石像》時的趣事。
當時已年逾九旬的齊白石給吳作人當模特讓他創作，可由於年紀大了坐著坐著就打起盹，兀自進入夢鄉。
熟睡中的齊白石老人努著嘴唇，右手三指一直聚攏而不鬆開，這是老人職業性的慣動作——右手握筆的姿態和隱現在銀髭下作吮筆狀的嘴神。
吳作人敏銳地抓住這個小細節，每次都要白石老人擺成這個姿勢給自己畫。
想想吳作人一邊創作，齊白石老人一邊打盹就覺得十分生動而有趣。
遙想徐悲鴻當年學畫之路也是十分不易，在得了康有為的指點後才明確了自己的創作思路，如此看來，吳作人倒也和康有為有了些許聯繫。
話說吳作人在歐洲一待就是五年，學成歸來後即受老師徐悲鴻之邀前往南京中央大學任教。
到了1948年，有情人終成眷屬，在徐悲鴻的見證下，吳作人和蕭淑芳喜結連理，成為了名正言順的結髮夫妻，也成了精神和藝術上的終身伴侶。
嘗新，大膽沖出窠臼。
吳作人走上藝壇的時代，有一種觀點以保持民族性為由，反對和抵制藝術接受某些西方新的影響。
通俗點說就是中國的東西必須百分百是中國的，裡面不能摻一丁點外國的東西。
作為在歐洲留學過的人，吳作人對這種觀點當然不認同，因為這種思想過於陳舊，無異於閉關鎖國。
他不願意落入窠臼，創新才是他最想做的也是最應該做的。
對此他曾明確表示：“‘民族性’在藝人修養中自然流露，今之唯恐失‘民族性’而戚戚者，當知非油色麻布之能損我‘民族性’。況‘性’依境而遷；東西方‘境’不同，則東西方人‘思維’不同，現代之中國與千載前之中國不同，何必現代之中國人‘思維’強與古人同？則動筆須‘仿某某山人’的理由又在哪裡？”
這段話的意思很簡單，吳作人不認為單憑一張油畫就能毀了我們博大精深的“民族化”，而且我們的“民族化”什麼時候脆弱到這種地步了？再者說了，社會需要進步，時代更要與時俱進，為什麼非要強求現代人和古代人一樣呢？完全沒有道理啊。
也許會有人說吳作人崇洋媚外，但並非如此，他沒有被祖國連綿不斷的五千年輝煌文化衝昏頭腦；也沒有被文藝復興以來，以希臘伯來文化為源頭的西方燦爛文化迷惑了自己的眼光。
對於西方文化他看的很清楚，一句老話，取其精華，棄其糟粕。面對外來文化，排斥等於自動認輸，而接受並吸收則是走向繁榮最好的方法，吳作人在這方面看的很透。
突破，不做第二個徐悲鴻。
徐悲鴻是大師，吳作人作為他的學生難免會受影響，但接受過新思想的吳作人當然會想著成就自己的風格。
於是他遊歷大西北、開拓新題材，以自然為師，畫犛牛、畫熊貓、畫駱駝、畫鷹，看到什麼就畫什麼，自由且隨性。
他說：“藝術家“應該做大自然的‘兒子’，但不是做自然的‘孫子’，不但不要做自然的‘孫子’，也不要做人家藝術的‘兒子’。”一部極好的錄影帶，經過幾次拷貝，色彩退化，影像失真，距原版已經十萬八千里，如果以這樣的基礎再來“創造”，能有什麼出息呢？其作品之低下蹩腳就可想而知了。
只有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藝術之源中去汲取營養、獲得靈感，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和克服摹仿因襲屋下架屋、一代不如一代的衰落退化的局面。”
因此，吳作人成為了繼徐悲鴻之後中國美術界的又一領軍人物。
為表彰他的成就，法國政府文化部授予他“藝術與文化最高勳章”、比利時國王親自授予他“王冠級榮譽勳章”。
最後說一個吳作人在創作《齊白石像》時的趣事。
當時已年逾九旬的齊白石給吳作人當模特讓他創作，可由於年紀大了坐著坐著就打起盹，兀自進入夢鄉。
熟睡中的齊白石老人努著嘴唇，右手三指一直聚攏而不鬆開，這是老人職業性的慣動作——右手握筆的姿態和隱現在銀髭下作吮筆狀的嘴神。
吳作人敏銳地抓住這個小細節，每次都要白石老人擺成這個姿勢給自己畫。
想想吳作人一邊創作，齊白石老人一邊打盹就覺得十分生動而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