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鑒｜歷史法團主義重演的危險
導語
文章認為西方經濟停滯的原因在於美國 20 世紀 60 年代末期創新活動的萎縮，而萎縮的原因則是復興的法團主義意識形態滲透了政府所有或絕大多數層面，從而取代了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代精神。
很多評論者認為，我們的國家正經歷著從左傾“精英主義”到右傾“平民主義”的政治轉變——即從城市到農村，從世界主義到民族主義的轉變。在經濟意識形態領域，從 19 世紀誕生的“團結一致”法團主義到 20 世紀嘗試過的中央集權的法團主義，也在發生著變化。
是什麼導致了這種經濟的轉變？
答案是不滿情緒的日益增加。幾十年來，美國人堅信他們乘坐著一個神奇的增長魔毯，一個首先由科學技術然後再由矽谷驅動的魔毯。而實際上，截止1972 年，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下降了一半，之後增長趨勢一直緩慢（僅在1996-2004年互聯網熱潮期間有短暫恢復）。企業投資回報率遞減導致企業削減投資規模。因勞動生產率（邊緣及平均）下降，每小時勞動報酬也隨之減少，
這種無休止停滯狀態導致很多公眾對政府領導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而政府領導，不論是布希、克林頓及奧巴馬政府，則另有其它擔憂的事。
我的結論則恰恰相反。
哪些人因此受到衝擊而哪些人則安然無恙？我在閱讀資料的時候發現這種停滯狀態並非馬克思主義在勞動資本論中提及的現象：自 1970 年起，
除了對稱的、教科書式的停滯之外，還有更多問題的出現。值得注意的是，在私營企業工人階層（非管理層的生產線工人）的每小時工資的增長速度要遠遠低於所有工人。（這無疑是所有工人平均小時工資的平均值增加更加緩慢的原因。）約翰•羅爾斯所謂的“弱勢群體”工資處於最低層，
然而這種憤怒因何而起？
其中一個答案(也是慣常答案)是製造業的失業問題在美國，主要是在阿帕拉契亞地區造成了大面積“鐵銹地帶”。阿帕拉契亞大多數男性的生活標準並不比他們的父輩高，甚至於更差。你或許會問，那又如何？然而現行的生活標準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工人群體會覺得，雖然時間流逝，社會卻並未給予他們應有的尊重。（亞當•斯密曾寫過在公眾場合一個人因達不到現行儀錶標準所感到的羞恥。）
再者，鐵銹地帶的工人群體可能會失去他們在家庭、社區和國家的存在感與重要性。（約翰•羅爾斯提及過一個父親會因無法履行父親的職責，如送兒子參加球賽，而產生的羞恥感）
最後，這些工人如果看到不勞而獲者或未將其收入分配給勞動階層的高收入者，會覺得社會不公正。
還有其他憤怒的原因是標準經濟學未提及的。阿帕拉契亞鐵銹地帶的許多男性在失去了有意義的工作後便無法再找到合適的機會。人們通常會希望擁有一份能給予他們自我行動意識的工作：他們希望擁有發展機會的空間，獲得成就感。如果得到這種機會，人們會在職業生涯中不斷進步，通過想像及創造有用的價值來進行自我表現，以此感激這個機遇。部分製造行業的“好工作”給這些人提供了學習、挑戰及晉升機會，而被迫從事零售服務業的底層勞動者則無法享受這些。
失去了“好工作”，這些人也便失去了生活的意義或生活重心。經濟學家安妮•凱斯 (Anne Case) 和安格斯•迪頓 (AngusDeaton) 去年春天發表的一篇論文顯示，美國自殺及與吸毒有關的死亡數量在上升。這或是此類失落感的證明。
我們需要做些什麼？
經濟停滯和失業是我們必須牢記在心的兩大問題。適當的將經濟政策作為原因的考慮是正常的（儘管並不總是至關重要的）。在我所寫的《大繁榮》一書中我提到了西方的停滯，該書認為經濟停滯的原因在於美國 20 世紀 60 年代末期創新活動的萎縮——正如阿爾文•漢森預期的那樣。“缺乏新發明和新行業導致經濟停滯”，1934 年他在一篇報紙上寫道。
創新精神，這種對想像、探索、試驗和創造的熱愛，那時已被削弱。更有甚者，復興的法團主義意識形態滲透了政府所有或絕大多數層面，取代了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代精神。私有制仍然廣泛存在，但政府對私有企業進行了嚴格控制，而這種控制阻礙現有行業外來競爭者，對創新活動造成重創。
在很多行業有新想法的個人需要政府批准方可創業，想要進入現有行業的公司也面臨著受政府扶持的現有企業的競爭。矽谷曾通過提供新產品創造新行業來解決這一狀況，然而現在回報率銳減。
從這個角度來看，企業在原則上需要新的關注點。我將督促特朗普政府重點關注開放式競爭，減少監管，希望以此達到復興創新的目的，然而目前這還未成為焦點。
迄今為止，特朗普政府關注的焦點則恰巧相反，在我看來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些非常有能力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一個假設：工人階層中的就業和收入的減少是因貿易而起，並非創新損失。究竟誰是罪魁禍首，創新還是貿易？為此我做了一個小測試並且發現一些（某個時期，某種程度）創新型國家——我選擇了美國、英國和法國——其男性勞動參與率下降幅度要遠大於那些我認定的貿易型國家，如荷蘭和德國。實際上，這些貿易型國家勞動參與率處於上升趨勢，這意味著工資增長減緩及就業率下滑的原因是總體創新損失以及因創新帶來更大程度的製造業自動化。
另外一個假設，特朗普政府為了提高企業稅後利潤的供給側政策可帶來收入和就業的普遍性增長。這個政策當然會有導致公共債務爆發的危險，最終導致信心喪失，投資下滑，經濟增長緩慢和嚴重衰退。這又是一個危險的領域。
最終，也是最危險的一種假設，特朗普政府通過打壓一些企業，如福特，而去支持另外一些企業，如穀歌，從而達到其多方面的目的，如大幅度的提高產量和就業，但這是法團主義的一種擴張，自從 20 世紀 30 年代經濟大危機期間的德國和義大利之後便再未出現過。
如以史為鑒，通過擴大其對企業的保護與干涉，特朗普政府對外來者及新來者創新活動的阻撓要更甚於其對內部創新的激勵。不得不提的是，儘管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經濟領域積極利用集權主義來控制企業，在 30 年代後半期——當經濟從低迷期復蘇之時——他們取得的一切成就根本無法與相對自由的美國經濟所取得的強勁的創新相比。
美國的經濟學家必須意識到歐洲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法團主義回歸的危險。如此廣泛的操控美國經濟將會給予創新進程以致命的一擊。
評論
我一向偏向簡單的方案，因為我覺得它們更加令人信服。我可以把握同一個團體之下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思想，比如基層員工和中層員工之間，但並未將不平等觀念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全域考慮。比如，我不認同基尼係數，在我看來基尼係數具有誤導及不相干性。當基尼係數增加，可能正是因為不平等狀況在超級富豪——排名在前十與前二十——之間增長，可能和任何人的生活經歷均無關聯。恕我直言，我覺得基於基尼係數制定的社會政策並無用處，甚至是極端荒謬的。
我認為我們需要的有兩樣東西，同時將兩個球舉在空中會比較困難，但我們必須做到。首先，我希望擁有一個“公正的經濟體”。作為一個羅爾斯學派主義者，我很幸運在 1969-70 年間受到他的影響，成為低工資就業補貼的超級粉絲。數十年過去了，我也終於轉向了別處。
進一步思考之後，我覺得我們需要一個“公正的經濟”，但也需要一個“良好的經濟”。這種經濟可以使人們至少擁有亞裡斯多德式幸福生活的機會。不要在乎他說的細節。正如我在演講中提到的，人們希望生活在一個擁有成功機會的經濟環境，可以積極提出新思想或新觀念。這種工作體驗十分重要。在此我用阿帕拉契亞人的經歷將普通的觀點進行了比較戲劇化的闡述。（作者：艾德蒙•菲爾普斯 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資本主義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備註：本篇文章是根據艾德蒙•菲爾普斯在2017年美國經濟協會芝加哥年會上的發言整理修訂而成。
文章節選自《博鼇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特刊》，由《財經》雜誌與博鼇亞洲論壇合作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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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答案(也是慣常答案)是製造業的失業問題在美國，主要是在阿帕拉契亞地區造成了大面積“鐵銹地帶”。阿帕拉契亞大多數男性的生活標準並不比他們的父輩高，甚至於更差。你或許會問，那又如何？然而現行的生活標準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工人群體會覺得，雖然時間流逝，社會卻並未給予他們應有的尊重。（亞當•斯密曾寫過在公眾場合一個人因達不到現行儀錶標準所感到的羞恥。）
再者，鐵銹地帶的工人群體可能會失去他們在家庭、社區和國家的存在感與重要性。（約翰•羅爾斯提及過一個父親會因無法履行父親的職責，如送兒子參加球賽，而產生的羞恥感）
最後，這些工人如果看到不勞而獲者或未將其收入分配給勞動階層的高收入者，會覺得社會不公正。
還有其他憤怒的原因是標準經濟學未提及的。阿帕拉契亞鐵銹地帶的許多男性在失去了有意義的工作後便無法再找到合適的機會。人們通常會希望擁有一份能給予他們自我行動意識的工作：他們希望擁有發展機會的空間，獲得成就感。如果得到這種機會，人們會在職業生涯中不斷進步，通過想像及創造有用的價值來進行自我表現，以此感激這個機遇。部分製造行業的“好工作”給這些人提供了學習、挑戰及晉升機會，而被迫從事零售服務業的底層勞動者則無法享受這些。
失去了“好工作”，這些人也便失去了生活的意義或生活重心。經濟學家安妮•凱斯 (Anne Case) 和安格斯•迪頓 (AngusDeaton) 去年春天發表的一篇論文顯示，美國自殺及與吸毒有關的死亡數量在上升。這或是此類失落感的證明。
我們需要做些什麼？
經濟停滯和失業是我們必須牢記在心的兩大問題。適當的將經濟政策作為原因的考慮是正常的（儘管並不總是至關重要的）。在我所寫的《大繁榮》一書中我提到了西方的停滯，該書認為經濟停滯的原因在於美國 20 世紀 60 年代末期創新活動的萎縮——正如阿爾文•漢森預期的那樣。“缺乏新發明和新行業導致經濟停滯”，1934 年他在一篇報紙上寫道。
創新精神，這種對想像、探索、試驗和創造的熱愛，那時已被削弱。更有甚者，復興的法團主義意識形態滲透了政府所有或絕大多數層面，取代了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代精神。私有制仍然廣泛存在，但政府對私有企業進行了嚴格控制，而這種控制阻礙現有行業外來競爭者，對創新活動造成重創。
在很多行業有新想法的個人需要政府批准方可創業，想要進入現有行業的公司也面臨著受政府扶持的現有企業的競爭。矽谷曾通過提供新產品創造新行業來解決這一狀況，然而現在回報率銳減。
從這個角度來看，企業在原則上需要新的關注點。我將督促特朗普政府重點關注開放式競爭，減少監管，希望以此達到復興創新的目的，然而目前這還未成為焦點。
迄今為止，特朗普政府關注的焦點則恰巧相反，在我看來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些非常有能力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一個假設：工人階層中的就業和收入的減少是因貿易而起，並非創新損失。究竟誰是罪魁禍首，創新還是貿易？為此我做了一個小測試並且發現一些（某個時期，某種程度）創新型國家——我選擇了美國、英國和法國——其男性勞動參與率下降幅度要遠大於那些我認定的貿易型國家，如荷蘭和德國。實際上，這些貿易型國家勞動參與率處於上升趨勢，這意味著工資增長減緩及就業率下滑的原因是總體創新損失以及因創新帶來更大程度的製造業自動化。
另外一個假設，特朗普政府為了提高企業稅後利潤的供給側政策可帶來收入和就業的普遍性增長。這個政策當然會有導致公共債務爆發的危險，最終導致信心喪失，投資下滑，經濟增長緩慢和嚴重衰退。這又是一個危險的領域。
最終，也是最危險的一種假設，特朗普政府通過打壓一些企業，如福特，而去支持另外一些企業，如穀歌，從而達到其多方面的目的，如大幅度的提高產量和就業，但這是法團主義的一種擴張，自從 20 世紀 30 年代經濟大危機期間的德國和義大利之後便再未出現過。
如以史為鑒，通過擴大其對企業的保護與干涉，特朗普政府對外來者及新來者創新活動的阻撓要更甚於其對內部創新的激勵。不得不提的是，儘管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經濟領域積極利用集權主義來控制企業，在 30 年代後半期——當經濟從低迷期復蘇之時——他們取得的一切成就根本無法與相對自由的美國經濟所取得的強勁的創新相比。
美國的經濟學家必須意識到歐洲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法團主義回歸的危險。如此廣泛的操控美國經濟將會給予創新進程以致命的一擊。
評論
我一向偏向簡單的方案，因為我覺得它們更加令人信服。我可以把握同一個團體之下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思想，比如基層員工和中層員工之間，但並未將不平等觀念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全域考慮。比如，我不認同基尼係數，在我看來基尼係數具有誤導及不相干性。當基尼係數增加，可能正是因為不平等狀況在超級富豪——排名在前十與前二十——之間增長，可能和任何人的生活經歷均無關聯。恕我直言，我覺得基於基尼係數制定的社會政策並無用處，甚至是極端荒謬的。
我認為我們需要的有兩樣東西，同時將兩個球舉在空中會比較困難，但我們必須做到。首先，我希望擁有一個“公正的經濟體”。作為一個羅爾斯學派主義者，我很幸運在 1969-70 年間受到他的影響，成為低工資就業補貼的超級粉絲。數十年過去了，我也終於轉向了別處。
進一步思考之後，我覺得我們需要一個“公正的經濟”，但也需要一個“良好的經濟”。這種經濟可以使人們至少擁有亞裡斯多德式幸福生活的機會。不要在乎他說的細節。正如我在演講中提到的，人們希望生活在一個擁有成功機會的經濟環境，可以積極提出新思想或新觀念。這種工作體驗十分重要。在此我用阿帕拉契亞人的經歷將普通的觀點進行了比較戲劇化的闡述。（作者：艾德蒙•菲爾普斯 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資本主義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備註：本篇文章是根據艾德蒙•菲爾普斯在2017年美國經濟協會芝加哥年會上的發言整理修訂而成。
文章節選自《博鼇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特刊》，由《財經》雜誌與博鼇亞洲論壇合作推出。
亞洲浪潮，博鼇視野
立足亞洲，借力博鼇，以國際視野研判亞洲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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