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關注“老人變壞”“壞人變老”
公共生活不講規矩 跟你今年幾歲真沒聯繫
在網路社交圈裡,“老人”這個群體的畫像,既清晰又模糊。
一提到老人,很多一言難盡的關鍵字就蹦出來了:廣場舞、“老人變壞”、逼婚、催生、保健品、傳謠……“不孝有三,在長輩群闢謠為大”,近來紅透半邊天的電視廣告界“四大神醫”,扮演神醫的演員是老人,保健藥盯住的,也是老人的錢袋,因為老人“好騙”嘛!
糊塗,易受騙,頑固不化,網路社交圈裡老人的形象被清晰地定義為“老糊塗”“老頑固”。可是,大多數對老人的揶揄和抱怨,論及的核心話題都是代際關係。
那麼,真實的老人個體形象,究竟是什麼樣的呢?他們的精神世界究竟是什麼樣的?他們的訴求到底是什麼?這一切其實是模糊的。
老人仿佛是公共生活的麻煩製造者。早些年,社區裡的、商場前的、街心花園邊上的大小廣場,被大爺大媽們攻佔,大音量的農業重金屬風格音樂,讓周圍的居民不堪其擾；最近,廣場舞大爺大媽又瞄上了籃球場和羽毛球場,這下,打球的年輕人自然不樂意。
洛陽一個公園的籃球場,一群小夥子和一群大爺大媽因為搶籃球場,還動了手。這場面就不大好看了。
就事論事的話,其實沒多少可說。按照年輕人的說法,他們和老人家協商過,雙方錯開時間,但是二十幾分鐘的時間差,愣是沒商量下來。公園的管理人員也證實了這一說法。
只是妥協這門學問,似乎很難習得。爭籃球場根本不涉及什麼原則問題,在旁人看來不難解決,可雙方偏不妥協,那就沒轍了。人與人之間,都想著自己的便利,空間再充足,恐怕也還是要打架。
匱乏的不僅是公共空間,更多是公共精神。社會的好多不適都跟公共精神缺失有關係,比如滿大街亂停亂放的共用單車。對於這樣的“公共災難”,大概不管哪個年齡段的成年人,都難辭其咎。在公共生活中不講規矩,和公共教育缺乏有關,和規矩不被敬畏有關,也和“法不責眾”這種微妙的社會心理有關,說來說去,跟你今年幾歲,真沒有直接聯繫。
老人和年輕人出現糾紛,輿論總免不了一次又一次地重啟“是老人變壞了,還是壞人變老了”這樣的議題。可是這種討論壓根兒沒有結果。把公共生活困難的責任推給某一代人,是很不負責任的。煽起的情緒,除了撕裂社會,別的什麼作用也起不了。
年輕人總以為老年人糊塗、好糊弄,這是一種沒來由的自大。看看《喜宴》裡的老爺子,一場“婚禮”下來,一切都看在眼裡,甭管兒子怎麼表演糊弄,他都懂,一切都是演給他看的。
社交媒體恰恰放大了這種自大。我們總是看到年輕人上網討伐老年人,卻極少聽得見老年人表達他們的立場。原因顯而易見,他們不怎麼會上網嘛。看起來,似乎總是老人家不講道理、不守規矩,比方講某個地方就有一群老人天天占著機動車道暴走,小朋友都不敢這麼任性的。可是我瞅著,硬給老人和年輕人劃到對立陣營、不斷放大老人無知蠻橫的形象的做法,其間製造的偏見和敵意,也是公共生活困難的來源之一。
群體之間的對立,最危險之處是讓人喪失同理心,彼此永遠不能理解彼此,填充在公共空間和輿論場裡的只有冷漠。其實,要有同理心也不難,我們不是覺得老人家聽“老中醫”忽悠就亂買保健品特別不可理喻嗎?想像一下,很多年以後,搞不好,你執著地相信某個產品,僅僅是因為它是“wuli凱凱王”代言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不必覺得自己這一輩就有多高明。(靳靜)
少出門少惹事才算是“好老人”?
這幾年關於老年人的負面新聞越來越多,涉及老年人的衝突一被曝光,“壞人變老”的標籤就會貼得到處都是。老人的違法行為當然不能因為年齡而豁免,但每個年齡層都會有品行惡劣的人,為什麼輿論對老年人群體特別不寬容?
廣場舞大爺大媽們和年輕人爭搶籃球場,雙方“文搶”變“武鬥”後,個別老人對年輕人的“偷襲”當然讓人不齒,但訴求本身也有不得已之處。誠如很多線民所言,年輕人鍛煉的地方也不多,但相比而言,城市空間中留給老年人鍛煉的場地是不是更加不足?
過去只要吃飽喝足就滿足的老年群體,因為物質生活的改善,精神和社交需求越來越強烈,這也必然表現為對城市公共資源的“爭搶”。在一個逐步進入老齡化的社會,如果在城市空間以及公共資源的分配上,沒有做好相應準備,那越來越壯大的老年群體,就容易成為社會衝突的導火索。
有人會說,老年人要鍛煉空間可以理解,但表達訴求的手段要合情合理。這種話聽起來正確,但對老年人太苛刻了。因為只要公共資源的分配傾向于年輕人,或者有意無意地忽略老年人,那老年人的訴求天然就難以做到“合情合理”。正如那個已經被安排為籃球場的場地,老年人只要去用,訴求就是不合理,還怎麼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表達呢?正是因為這種被設定的不合理,老年人更容易被整體視作不講道理的“壞人”。
“壞人變老”的標籤掩蓋了複雜的現實,回避了真正的問題。當然有低素質的老年人,有些行為甚至違法,堅持法律原則即可。真正值得重視的,是在可以預見的老齡化社會到來之際,社會有沒有做好準備。老年人在公共空間的鍛煉和社交等需求,有沒有合理的滿足方式。我們不能把少數低素質老人當作所有老人的代表,不能把所有老人都扔到“壞人”的筐中。
在公共空間中,老年人處於相對弱勢。從資源配置來看,他們的所得未必和他們的群體數量相匹配。因為沒有充足的場地,所以他們無論跳廣場舞還是暴走,總給人一種搶佔地盤的感覺。在網路的公共空間中,老年人同樣處於弱勢,他們沒有足夠的代言人來表達訴求、作自我分辨。在兩重公共空間的話語權都嚴重失衡之下,“壞人變老”的說法越來越流行,幾乎變成詮釋老人衝突的權威答案。顯然,這是極其不公平的。
一個有著尊老文化的社會為什麼卻對老年人越來越充滿敵意?“壞人”是一個帶有道德評價意味的詞語,明明是社會問題,卻訴諸人性和道德,這也算是我們過去的一種傳統。這種強調內省的思維,如果用在強者身上,還算是一種自律文化,但吊詭的是,現實當中往往越是弱者越被強調自律。好像被忽略的老人要自覺地在家待著,少出門少惹事才算是“好老人”。
我們過去的尊老文化,無論是家庭還是社會,最受重視的只是吃飽穿暖的物質兜底,對於老年人社交等精神層面的需求,缺乏社會層面的應對方案。我們還不習慣老年人用爭搶的姿勢,獲取他們本來贏得的公共資源,這可能是很多人看到廣場舞大媽潛意識感到不適的一種原因。
廣場舞衝突層出不窮,恰恰證明這不是少數老人素質低下那麼簡單。把社會問題放在社會學的視角下尋求合理的制度化解決,而不是扔過去一個“壞人變老”的標籤,這才是一個文明社會的理性。(敬一山)
沒有“精神的底子” 這些老人才被當成壞人
“壞人變老了”這句話隱藏了複雜的社會命題。如果討論止于對老人的批評和吐槽,甚至幾代人之間的“互懟”,那麼這個命題就成了負向的公共討論。只有將這一代人的成長履歷嵌入到中國當代的歷史背景下,從中引出歷史性觀察和人文性的反省,話題才能有正向的價值。
和我一樣的“五零後”,大體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政治運動頻發的時期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或青年時代。在那個年代,被人們背得爛熟的一段話就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文質彬彬”與“溫良恭儉讓”不再是傳統君子人格的示範,而成了革命的對立面,成了首先要拋棄的人格特點。今天,當年輕人呼喚年長者承擔起傳統文化示範角色時,卻不知很多人從一開始就沒有上過“這一課”。
特殊年代背景下的文化荒漠和書籍匱乏,也對當年青少年的成長非常不利。“文革”時期,整個社會以及各個家庭中,最缺的就是圖書,書店裡只有8個樣板戲和浩然一人的作品,想讀書的青少年苦於無書可讀。對人的成長來說,讀書是很重要的,豐富而有優秀的文學作品,給予的是良心、良知與同情性的教育。蘇聯作家邦達列夫講:“一個人打開一本書,就是在仔細觀察第二生活,就像在鏡子深處,尋找自己的主角,尋找自己思想的答案,不由自主地把別人的命運、別人的勇敢精神與自己個人的性格特點相比較,感到遺憾、懊惱、他會笑、會哭、會同情和參與——這就開始了書的影響。”上世紀50年代的學生還有書可讀,並因此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錢理群就說,他通過讀安徒生的《海的女兒》而有了“精神的底子”,這篇童話所表現的對人的信念,對美好事物的信念,以及為了這個信念不惜獻出一切的精神,都深深影響了他。然而後來的學生絕大多數就沒有錢理群那樣的機會了。這是那些被看做“壞人”的老人的悲哀——他們無緣獲得這種“精神的底子”。
與其說新聞中那些老人是“壞人”,還不如說他們是性格有缺陷的人。性格的缺陷固然也有自己的原因,但那個時代的原因是不能排除的；他們的許多行為是可氣的,但也是值得同情的。這些老人的人生軌跡是:中小學只受過很有限的教育,畢業後插隊、進工廠,然後退休或是下崗。一輩子下來平淡無為,晚年生活限於溫飽。他們沒有養成閱讀的習慣,精神生活貧乏,沒有什麼獨特的興趣、愛好。他們生活的樂趣就是吃完飯聚一聚,聊聊天,跳跳廣場舞。迷戀於廣場舞,說到底是一種文化階層的標識,我們很難想像季羨林、周有光、楊絳、屠呦呦去跳廣場舞。這種老年人的群體興趣,其實表達了生活有限的可能性和無以排解的人生寂寥。
這些老人,給人的印象是很“橫”,不懂事,不聽話也不聽勸。其實他們過去多是很聽話的——老老實實忍受知識匱乏的學校教育,老老實實地下鄉,再老老實實地下崗。他們中的有一些人,到退休後,覺得自己聽話了一輩子,卻一直因聽話而吃虧,於是聽不進去話了。由於覺得自己一直很吃虧,心中就常常有氣,甚至是有一種“無名火”需要發洩,其行為就顯得很“橫”,有一種暴戾之氣。這些老人,看上去很強很“橫”,實際上卻屬於弱勢群體。
十九世紀著名的地質學家萊伊爾在他的巨著《地質學原理》中講:“回憶各民族的歷史,我們往往驚異地發覺,某一次戰爭的勝負,怎樣影響了現在的千百萬人民的命運,而這一次戰爭,早為大多數人遺忘了。”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如今中老年人成長的特殊歲月就與一場戰爭相似,它影響了一代人的歷史,影響了千千萬萬人的命運。時至今日,當我們再來討論“壞人變老了”的問題時,應提醒自己不要把個體的人單獨“提溜”出歷史進行批判,而忘了那些最該反省的東西。(唐曉敏)
待你垂垂老矣依然有顆年輕的心
“老人”再度被捲入輿論風暴眼,這一回,是因為飛機。
6月27日下午,上海飛往廣州的CZ0380航班發生延誤,原因竟然是一名老年旅客在登機過程中向飛機發動機投擲硬幣。老人自稱拋擲硬幣是為祈求飛行平安。僥倖的是,後面的乘客發現了老人投硬幣的行為,並及時報告機組。
因為涉案老人已80歲高齡,可依法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這起案件引發了“壞老人”得不到有效制裁的討論。其實,這位不懂飛行安全常識又心存迷信思想的老太,倒跟“變壞”扯不上什麼關係。不過,她的出現不可避免地充實了“壞老人”排行榜。
廣場舞大爺大媽搶佔年輕人的籃球場,公車上老人要求女子讓座不成坐其身上,碰瓷老人倒在地上敲詐勒索……“老人變壞”抑或“壞人變老”構成了激烈爭議的輿論景觀。中國的老人不再以朱顏鶴髮、博古通今、謙恭仁厚的傳統正面形象示人,相反,他們被形容為揣奸把猾、目無法紀、為老不尊。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很難與輿論場裡一個個鮮活的老人相對應。
然而,無論理直氣壯還是胡攪蠻纏,老人很少真正參與到這場形象與話語權的爭奪戰中。互聯網上那一個個“壞老人”的案例,似乎與線下真實的老人毫無關係。缺乏申辯和澄清能力的他們,任由輿論裁決的天平倒向年輕人。百般哀歎和莫衷一是中,他們猛然發覺,自己早已不是世界的中心。
也許,傳統倫理秩序曾經構想過那麼一個老年人的中心。老人一言九鼎,就家族重要事項,坐在太師椅上作出最後的裁決,就像那個自稱“十全老人”的皇帝。然而,種種“特例”又讓人懷疑儒家理想是否在哪一段時間真正落於實踐,《紅樓夢》裡象徵封建禮教的賈母,最終被證明不過是子孫們供奉的活人偶罷了。老人像吉祥物一樣無處不在,又與真實的權力日漸疏離。
無論從財富、知識還是政治權力看,天下已成為年輕人的天下。那些從常青藤大學輟學的矽谷精英,一天又一天地刷新世界頂級富豪的年齡下限；重大科學發現的黃金年齡,也通常在一個科學家的青壯年時代；自從政治競選與視頻媒介掛鉤,“顏值”日益成為西方政治家拉選票的關鍵,年長者更多地站在年輕人身邊,為後生裝點若干穩重的形象,作出“送上馬、扶一程”的姿態。
與老人“大權旁落”構成反差的是,老人的生理和心理年齡越來越“年輕”。杜甫雲“人生七十古來稀”。現在70歲的老人大有鶴髮童顏、周遊列國者。老人不再如年輕人所期待的那樣“安分守己”,跳廣場舞實在只是老人權利主張的入門級,更高級的玩法已被許許多多“上天入地”的老人所實踐。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老人社會活動空間的擴大,意味著他們需要更多的資源。年輕人的Rush Hour(上班高峰),也是老年人趕早市、逛公園的時候,自然演化為公共交通資源的爭奪；廣場舞大爺大媽和籃球少年爭奪場地,是兩個群體對公共體育資源的爭奪；獨身的窮游文藝青年與擠滿旅遊景區的大媽旅行團,是他們對旅遊資源的爭奪。道德衝突只是表像,資源配置失衡才是實質。
在老少衝突中,一類觀點被年輕人所歡迎:年輕人早出晚歸不容易,老人應該給他們騰出空間。這種說法所對應的邏輯是:一般認為年輕人利用資源是投入社會生產的,例如在公車享有座位能夠讓他們更好地休息,從而提高工作效率。誠然,老人利用資源更多用於滿足個人生活和享受性需求,是純粹的消耗,而年輕人佔有資源後最終會創造新的社會資源。這種功利化的倫理邏輯不乏市場,甚至為部分老年人所贊同。
但是,正如那句“人人都有老去的一天”所說的,在老年人和年輕人之間分配資源,不能只盯著眼前的功利。作為曾經的社會建設者,老年人享用社會資源的訴求理應在道義上受到尊重。他們或許已不能像在青春時代那樣叱吒風雲,但他們依然有權利跳動一顆年輕的心。
更多時候,社會討厭的不是廣場舞,而是破壞規則、以老賣老的行為。先前,社會對老人的寬容,鑒於老年人垂垂老矣的現實；如今,既然老人有能力更加活躍,他們也理應遵循社會為全體成員所制定的規則。不能既想著跟年輕人搶奪資源,又要占老人身份的便宜。解決老少衝突,需要脫離年齡視角,消除對老人和年輕人共同的成見。
公平和權利平等往往來自群體界限的消泯,而非對立和強化。畢竟,跳廣場舞也好,公車搶座也罷,他們最基本的身份是公民,而非其他。(王鐘的)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肖群忠:現代道德不再是非此即彼的抽象共識
中國青年報:中老年人和年輕人搶奪公共資源,體現了怎樣的倫理問題?
肖群忠:代際之間佔有公共資源存在客觀矛盾衝突,體現著新的平等代際倫理和尊老傳統的衝突。
現代社會基於尊重每個公民自由平等權利的理念,在代際關係上,聯合國提出“建立一個不分年齡人人共用的社會”。年輕人大多認同這種觀念。我們的文化傳統不同于西方文化,按照美國人類學家米德的解釋概念,是一種“前喻文化”,即宣導年輕人向老年人學習。我國自夏商以來就有“尚齒”傳統,在周代又提出了“孝道”,這些文化傳統的精神實質都是尊老。在歷史實踐中,老臣當朝、鄉治中國無不是以尊老為其精神導向的。
尊老在傳統社會有其合理性。因為在傳統自然經濟、農業社會中,農耕經驗和傳統社會生活鮮有變化,年齡大意味著有經驗、有智慧,“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長老統治”的文化傳承和教喻功能為老人所承擔。皇帝問老探老,普通人孝親尊老是我們的民族傳統和生活方式。其合理性不僅在於對老人所承載的文化歷史經驗的尊重,更有對年老體衰的老人的人道呵護和優待。
現代社會是一個資訊社會,老人掌握資訊和歷史文化經驗方面的優勢已經消退,加之代際平等的價值觀和公民權利平等的觀念在年輕人中已深入人心,因此就導致了上述權利利益和代際倫理衝突。
中國青年報:現在出現老人強迫別人讓座,甚至毆打不讓座的人。有人認為是道德綁架、“為老不尊”,你認同這個觀點嗎?
肖群忠:倫理行為區別于法權行為的“必須”,其特點是“我想我願”的自覺,年輕人給老年人主動讓座是一種美德,應該受到讚美和表揚,但不能強迫。有的年輕人可能心裡想,我也是買了票的,先上了車,坐座位是我的權利,我為什麼要放棄這一權利呢?這種想法從法權行為的角度看不無道理。
但我們不僅是法權意義上的公民,也應該努力使自己成為講道德、有美德的君子或者紳士。當然有些年輕人會想,我就是不想做君子、紳士,就想做一個常人、公民,但我也不是壞人、小人。這種想法和選擇權應受到尊重。我們一定要克服過去那種不是好人就是壞人的善惡兩極對立思維,大多數常人在二者之間。不那麼好也不那麼壞。
中國青年報:中老年人和年輕人之間的道德話語衝突,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肖群忠:自然是由於古今中西價值與倫理觀念的衝突引起的。我們的社會處於一個變化發展時期,古今中西的價值觀念並存,有衝突也有融合,這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說到底,衝突體現為年輕人信守的現代平等代際觀和老年人所信守的尊老傳統代際觀的對立。
中國青年報:在傳統道德觀中,老人是被尊崇和優待的,當下年輕人往往認為只要有行為能力,中老年人和他們都是平等的。這是否形成了一種倫理秩序的衝突?
肖群忠:是的,形成了一種倫理秩序的衝突。這個衝突的背後是價值觀念和倫理觀念的對立。尊老作為一種文化傳統在政治、制度生活中,甚至在學術生活、晉級升職中形成了一些諸如論資排輩、不論實績貢獻、利老抑少等弊端,但在社會公共生活中,給年老體衰的人以更多呵護和惠顧(如讓座)仍有其合理性。平等意味著雙方的平等,當某些年輕人痛斥老人為老不尊時,不也有很多年輕的“啃老族”“小皇帝”“殺師門”“弑親者”嗎?中國倫理重在強調做好自己的“角色義務倫理”,要“嚴於律己、寬以待人”,這個社會才會少些衝突多些和諧。
中國青年報:你認為傳統倫理道德需要適應時代思潮的改變嗎?
肖群忠:傳統倫理道德作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和靈魂,肯定是需要適應時代潮流而加以改變的,但任何文化傳統都有其變和不變的部分,變是文化的時代性和斷裂性,不變是文化的歷史性和延續性。變的是其不合理的部分,不變的是其合理的方面。尊老傳統的弊端應予批判,其合理部分應被弘揚光大。平等代際觀的合理性應該被弘揚光大,其局限性也要加以防範。
中國青年報:社會有可能形成一種道德共識嗎?
肖群忠:如果一個社會在道德上達不成共識,就意味著這個社會在精神文化上是分裂的,社會和諧會失去價值與倫理基礎。不過現代道德共識不再是那種簡單化的、非此即彼的抽象共識,而是面對具體問題、經過民主商談形成的一種包容的共識。面對問題尋求解決之道是現代應用倫理學的研究特色和基本方法,即從具體問題的解決中概括出共識。
現代平等代際倫理觀應弘揚,但不能淪為拒絕高尚、履行美德的擋箭牌。也沒人能從道德上綁架你,古希臘哲學家就說過,人在戴著腳鐐手銬時,思想仍是自由的。中國尊老傳統雖也有歷史文化傳統、社會運行機制中的某些弊端,但其關懷惠顧年老體衰的人道主義價值仍是有意義的。讓我們為建設不分年齡而人人共用的社會共同努力。(沈傑群)
社交媒體恰恰放大了這種自大。我們總是看到年輕人上網討伐老年人,卻極少聽得見老年人表達他們的立場。原因顯而易見,他們不怎麼會上網嘛。看起來,似乎總是老人家不講道理、不守規矩,比方講某個地方就有一群老人天天占著機動車道暴走,小朋友都不敢這麼任性的。可是我瞅著,硬給老人和年輕人劃到對立陣營、不斷放大老人無知蠻橫的形象的做法,其間製造的偏見和敵意,也是公共生活困難的來源之一。
群體之間的對立,最危險之處是讓人喪失同理心,彼此永遠不能理解彼此,填充在公共空間和輿論場裡的只有冷漠。其實,要有同理心也不難,我們不是覺得老人家聽“老中醫”忽悠就亂買保健品特別不可理喻嗎?想像一下,很多年以後,搞不好,你執著地相信某個產品,僅僅是因為它是“wuli凱凱王”代言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不必覺得自己這一輩就有多高明。(靳靜)
少出門少惹事才算是“好老人”?
這幾年關於老年人的負面新聞越來越多,涉及老年人的衝突一被曝光,“壞人變老”的標籤就會貼得到處都是。老人的違法行為當然不能因為年齡而豁免,但每個年齡層都會有品行惡劣的人,為什麼輿論對老年人群體特別不寬容?
廣場舞大爺大媽們和年輕人爭搶籃球場,雙方“文搶”變“武鬥”後,個別老人對年輕人的“偷襲”當然讓人不齒,但訴求本身也有不得已之處。誠如很多線民所言,年輕人鍛煉的地方也不多,但相比而言,城市空間中留給老年人鍛煉的場地是不是更加不足?
過去只要吃飽喝足就滿足的老年群體,因為物質生活的改善,精神和社交需求越來越強烈,這也必然表現為對城市公共資源的“爭搶”。在一個逐步進入老齡化的社會,如果在城市空間以及公共資源的分配上,沒有做好相應準備,那越來越壯大的老年群體,就容易成為社會衝突的導火索。
有人會說,老年人要鍛煉空間可以理解,但表達訴求的手段要合情合理。這種話聽起來正確,但對老年人太苛刻了。因為只要公共資源的分配傾向于年輕人,或者有意無意地忽略老年人,那老年人的訴求天然就難以做到“合情合理”。正如那個已經被安排為籃球場的場地,老年人只要去用,訴求就是不合理,還怎麼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表達呢?正是因為這種被設定的不合理,老年人更容易被整體視作不講道理的“壞人”。
“壞人變老”的標籤掩蓋了複雜的現實,回避了真正的問題。當然有低素質的老年人,有些行為甚至違法,堅持法律原則即可。真正值得重視的,是在可以預見的老齡化社會到來之際,社會有沒有做好準備。老年人在公共空間的鍛煉和社交等需求,有沒有合理的滿足方式。我們不能把少數低素質老人當作所有老人的代表,不能把所有老人都扔到“壞人”的筐中。
在公共空間中,老年人處於相對弱勢。從資源配置來看,他們的所得未必和他們的群體數量相匹配。因為沒有充足的場地,所以他們無論跳廣場舞還是暴走,總給人一種搶佔地盤的感覺。在網路的公共空間中,老年人同樣處於弱勢,他們沒有足夠的代言人來表達訴求、作自我分辨。在兩重公共空間的話語權都嚴重失衡之下,“壞人變老”的說法越來越流行,幾乎變成詮釋老人衝突的權威答案。顯然,這是極其不公平的。
一個有著尊老文化的社會為什麼卻對老年人越來越充滿敵意?“壞人”是一個帶有道德評價意味的詞語,明明是社會問題,卻訴諸人性和道德,這也算是我們過去的一種傳統。這種強調內省的思維,如果用在強者身上,還算是一種自律文化,但吊詭的是,現實當中往往越是弱者越被強調自律。好像被忽略的老人要自覺地在家待著,少出門少惹事才算是“好老人”。
我們過去的尊老文化,無論是家庭還是社會,最受重視的只是吃飽穿暖的物質兜底,對於老年人社交等精神層面的需求,缺乏社會層面的應對方案。我們還不習慣老年人用爭搶的姿勢,獲取他們本來贏得的公共資源,這可能是很多人看到廣場舞大媽潛意識感到不適的一種原因。
廣場舞衝突層出不窮,恰恰證明這不是少數老人素質低下那麼簡單。把社會問題放在社會學的視角下尋求合理的制度化解決,而不是扔過去一個“壞人變老”的標籤,這才是一個文明社會的理性。(敬一山)
沒有“精神的底子” 這些老人才被當成壞人
“壞人變老了”這句話隱藏了複雜的社會命題。如果討論止于對老人的批評和吐槽,甚至幾代人之間的“互懟”,那麼這個命題就成了負向的公共討論。只有將這一代人的成長履歷嵌入到中國當代的歷史背景下,從中引出歷史性觀察和人文性的反省,話題才能有正向的價值。
和我一樣的“五零後”,大體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政治運動頻發的時期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或青年時代。在那個年代,被人們背得爛熟的一段話就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文質彬彬”與“溫良恭儉讓”不再是傳統君子人格的示範,而成了革命的對立面,成了首先要拋棄的人格特點。今天,當年輕人呼喚年長者承擔起傳統文化示範角色時,卻不知很多人從一開始就沒有上過“這一課”。
特殊年代背景下的文化荒漠和書籍匱乏,也對當年青少年的成長非常不利。“文革”時期,整個社會以及各個家庭中,最缺的就是圖書,書店裡只有8個樣板戲和浩然一人的作品,想讀書的青少年苦於無書可讀。對人的成長來說,讀書是很重要的,豐富而有優秀的文學作品,給予的是良心、良知與同情性的教育。蘇聯作家邦達列夫講:“一個人打開一本書,就是在仔細觀察第二生活,就像在鏡子深處,尋找自己的主角,尋找自己思想的答案,不由自主地把別人的命運、別人的勇敢精神與自己個人的性格特點相比較,感到遺憾、懊惱、他會笑、會哭、會同情和參與——這就開始了書的影響。”上世紀50年代的學生還有書可讀,並因此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錢理群就說,他通過讀安徒生的《海的女兒》而有了“精神的底子”,這篇童話所表現的對人的信念,對美好事物的信念,以及為了這個信念不惜獻出一切的精神,都深深影響了他。然而後來的學生絕大多數就沒有錢理群那樣的機會了。這是那些被看做“壞人”的老人的悲哀——他們無緣獲得這種“精神的底子”。
與其說新聞中那些老人是“壞人”,還不如說他們是性格有缺陷的人。性格的缺陷固然也有自己的原因,但那個時代的原因是不能排除的；他們的許多行為是可氣的,但也是值得同情的。這些老人的人生軌跡是:中小學只受過很有限的教育,畢業後插隊、進工廠,然後退休或是下崗。一輩子下來平淡無為,晚年生活限於溫飽。他們沒有養成閱讀的習慣,精神生活貧乏,沒有什麼獨特的興趣、愛好。他們生活的樂趣就是吃完飯聚一聚,聊聊天,跳跳廣場舞。迷戀於廣場舞,說到底是一種文化階層的標識,我們很難想像季羨林、周有光、楊絳、屠呦呦去跳廣場舞。這種老年人的群體興趣,其實表達了生活有限的可能性和無以排解的人生寂寥。
這些老人,給人的印象是很“橫”,不懂事,不聽話也不聽勸。其實他們過去多是很聽話的——老老實實忍受知識匱乏的學校教育,老老實實地下鄉,再老老實實地下崗。他們中的有一些人,到退休後,覺得自己聽話了一輩子,卻一直因聽話而吃虧,於是聽不進去話了。由於覺得自己一直很吃虧,心中就常常有氣,甚至是有一種“無名火”需要發洩,其行為就顯得很“橫”,有一種暴戾之氣。這些老人,看上去很強很“橫”,實際上卻屬於弱勢群體。
十九世紀著名的地質學家萊伊爾在他的巨著《地質學原理》中講:“回憶各民族的歷史,我們往往驚異地發覺,某一次戰爭的勝負,怎樣影響了現在的千百萬人民的命運,而這一次戰爭,早為大多數人遺忘了。”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如今中老年人成長的特殊歲月就與一場戰爭相似,它影響了一代人的歷史,影響了千千萬萬人的命運。時至今日,當我們再來討論“壞人變老了”的問題時,應提醒自己不要把個體的人單獨“提溜”出歷史進行批判,而忘了那些最該反省的東西。(唐曉敏)
待你垂垂老矣依然有顆年輕的心
“老人”再度被捲入輿論風暴眼,這一回,是因為飛機。
6月27日下午,上海飛往廣州的CZ0380航班發生延誤,原因竟然是一名老年旅客在登機過程中向飛機發動機投擲硬幣。老人自稱拋擲硬幣是為祈求飛行平安。僥倖的是,後面的乘客發現了老人投硬幣的行為,並及時報告機組。
因為涉案老人已80歲高齡,可依法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這起案件引發了“壞老人”得不到有效制裁的討論。其實,這位不懂飛行安全常識又心存迷信思想的老太,倒跟“變壞”扯不上什麼關係。不過,她的出現不可避免地充實了“壞老人”排行榜。
廣場舞大爺大媽搶佔年輕人的籃球場,公車上老人要求女子讓座不成坐其身上,碰瓷老人倒在地上敲詐勒索……“老人變壞”抑或“壞人變老”構成了激烈爭議的輿論景觀。中國的老人不再以朱顏鶴髮、博古通今、謙恭仁厚的傳統正面形象示人,相反,他們被形容為揣奸把猾、目無法紀、為老不尊。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很難與輿論場裡一個個鮮活的老人相對應。
然而,無論理直氣壯還是胡攪蠻纏,老人很少真正參與到這場形象與話語權的爭奪戰中。互聯網上那一個個“壞老人”的案例,似乎與線下真實的老人毫無關係。缺乏申辯和澄清能力的他們,任由輿論裁決的天平倒向年輕人。百般哀歎和莫衷一是中,他們猛然發覺,自己早已不是世界的中心。
也許,傳統倫理秩序曾經構想過那麼一個老年人的中心。老人一言九鼎,就家族重要事項,坐在太師椅上作出最後的裁決,就像那個自稱“十全老人”的皇帝。然而,種種“特例”又讓人懷疑儒家理想是否在哪一段時間真正落於實踐,《紅樓夢》裡象徵封建禮教的賈母,最終被證明不過是子孫們供奉的活人偶罷了。老人像吉祥物一樣無處不在,又與真實的權力日漸疏離。
無論從財富、知識還是政治權力看,天下已成為年輕人的天下。那些從常青藤大學輟學的矽谷精英,一天又一天地刷新世界頂級富豪的年齡下限；重大科學發現的黃金年齡,也通常在一個科學家的青壯年時代；自從政治競選與視頻媒介掛鉤,“顏值”日益成為西方政治家拉選票的關鍵,年長者更多地站在年輕人身邊,為後生裝點若干穩重的形象,作出“送上馬、扶一程”的姿態。
與老人“大權旁落”構成反差的是,老人的生理和心理年齡越來越“年輕”。杜甫雲“人生七十古來稀”。現在70歲的老人大有鶴髮童顏、周遊列國者。老人不再如年輕人所期待的那樣“安分守己”,跳廣場舞實在只是老人權利主張的入門級,更高級的玩法已被許許多多“上天入地”的老人所實踐。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老人社會活動空間的擴大,意味著他們需要更多的資源。年輕人的Rush Hour(上班高峰),也是老年人趕早市、逛公園的時候,自然演化為公共交通資源的爭奪；廣場舞大爺大媽和籃球少年爭奪場地,是兩個群體對公共體育資源的爭奪；獨身的窮游文藝青年與擠滿旅遊景區的大媽旅行團,是他們對旅遊資源的爭奪。道德衝突只是表像,資源配置失衡才是實質。
在老少衝突中,一類觀點被年輕人所歡迎:年輕人早出晚歸不容易,老人應該給他們騰出空間。這種說法所對應的邏輯是:一般認為年輕人利用資源是投入社會生產的,例如在公車享有座位能夠讓他們更好地休息,從而提高工作效率。誠然,老人利用資源更多用於滿足個人生活和享受性需求,是純粹的消耗,而年輕人佔有資源後最終會創造新的社會資源。這種功利化的倫理邏輯不乏市場,甚至為部分老年人所贊同。
但是,正如那句“人人都有老去的一天”所說的,在老年人和年輕人之間分配資源,不能只盯著眼前的功利。作為曾經的社會建設者,老年人享用社會資源的訴求理應在道義上受到尊重。他們或許已不能像在青春時代那樣叱吒風雲,但他們依然有權利跳動一顆年輕的心。
更多時候,社會討厭的不是廣場舞,而是破壞規則、以老賣老的行為。先前,社會對老人的寬容,鑒於老年人垂垂老矣的現實；如今,既然老人有能力更加活躍,他們也理應遵循社會為全體成員所制定的規則。不能既想著跟年輕人搶奪資源,又要占老人身份的便宜。解決老少衝突,需要脫離年齡視角,消除對老人和年輕人共同的成見。
公平和權利平等往往來自群體界限的消泯,而非對立和強化。畢竟,跳廣場舞也好,公車搶座也罷,他們最基本的身份是公民,而非其他。(王鐘的)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肖群忠:現代道德不再是非此即彼的抽象共識
中國青年報:中老年人和年輕人搶奪公共資源,體現了怎樣的倫理問題?
肖群忠:代際之間佔有公共資源存在客觀矛盾衝突,體現著新的平等代際倫理和尊老傳統的衝突。
現代社會基於尊重每個公民自由平等權利的理念,在代際關係上,聯合國提出“建立一個不分年齡人人共用的社會”。年輕人大多認同這種觀念。我們的文化傳統不同于西方文化,按照美國人類學家米德的解釋概念,是一種“前喻文化”,即宣導年輕人向老年人學習。我國自夏商以來就有“尚齒”傳統,在周代又提出了“孝道”,這些文化傳統的精神實質都是尊老。在歷史實踐中,老臣當朝、鄉治中國無不是以尊老為其精神導向的。
尊老在傳統社會有其合理性。因為在傳統自然經濟、農業社會中,農耕經驗和傳統社會生活鮮有變化,年齡大意味著有經驗、有智慧,“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長老統治”的文化傳承和教喻功能為老人所承擔。皇帝問老探老,普通人孝親尊老是我們的民族傳統和生活方式。其合理性不僅在於對老人所承載的文化歷史經驗的尊重,更有對年老體衰的老人的人道呵護和優待。
現代社會是一個資訊社會,老人掌握資訊和歷史文化經驗方面的優勢已經消退,加之代際平等的價值觀和公民權利平等的觀念在年輕人中已深入人心,因此就導致了上述權利利益和代際倫理衝突。
中國青年報:現在出現老人強迫別人讓座,甚至毆打不讓座的人。有人認為是道德綁架、“為老不尊”,你認同這個觀點嗎?
肖群忠:倫理行為區別于法權行為的“必須”,其特點是“我想我願”的自覺,年輕人給老年人主動讓座是一種美德,應該受到讚美和表揚,但不能強迫。有的年輕人可能心裡想,我也是買了票的,先上了車,坐座位是我的權利,我為什麼要放棄這一權利呢?這種想法從法權行為的角度看不無道理。
但我們不僅是法權意義上的公民,也應該努力使自己成為講道德、有美德的君子或者紳士。當然有些年輕人會想,我就是不想做君子、紳士,就想做一個常人、公民,但我也不是壞人、小人。這種想法和選擇權應受到尊重。我們一定要克服過去那種不是好人就是壞人的善惡兩極對立思維,大多數常人在二者之間。不那麼好也不那麼壞。
中國青年報:中老年人和年輕人之間的道德話語衝突,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肖群忠:自然是由於古今中西價值與倫理觀念的衝突引起的。我們的社會處於一個變化發展時期,古今中西的價值觀念並存,有衝突也有融合,這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說到底,衝突體現為年輕人信守的現代平等代際觀和老年人所信守的尊老傳統代際觀的對立。
中國青年報:在傳統道德觀中,老人是被尊崇和優待的,當下年輕人往往認為只要有行為能力,中老年人和他們都是平等的。這是否形成了一種倫理秩序的衝突?
肖群忠:是的,形成了一種倫理秩序的衝突。這個衝突的背後是價值觀念和倫理觀念的對立。尊老作為一種文化傳統在政治、制度生活中,甚至在學術生活、晉級升職中形成了一些諸如論資排輩、不論實績貢獻、利老抑少等弊端,但在社會公共生活中,給年老體衰的人以更多呵護和惠顧(如讓座)仍有其合理性。平等意味著雙方的平等,當某些年輕人痛斥老人為老不尊時,不也有很多年輕的“啃老族”“小皇帝”“殺師門”“弑親者”嗎?中國倫理重在強調做好自己的“角色義務倫理”,要“嚴於律己、寬以待人”,這個社會才會少些衝突多些和諧。
中國青年報:你認為傳統倫理道德需要適應時代思潮的改變嗎?
肖群忠:傳統倫理道德作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和靈魂,肯定是需要適應時代潮流而加以改變的,但任何文化傳統都有其變和不變的部分,變是文化的時代性和斷裂性,不變是文化的歷史性和延續性。變的是其不合理的部分,不變的是其合理的方面。尊老傳統的弊端應予批判,其合理部分應被弘揚光大。平等代際觀的合理性應該被弘揚光大,其局限性也要加以防範。
中國青年報:社會有可能形成一種道德共識嗎?
肖群忠:如果一個社會在道德上達不成共識,就意味著這個社會在精神文化上是分裂的,社會和諧會失去價值與倫理基礎。不過現代道德共識不再是那種簡單化的、非此即彼的抽象共識,而是面對具體問題、經過民主商談形成的一種包容的共識。面對問題尋求解決之道是現代應用倫理學的研究特色和基本方法,即從具體問題的解決中概括出共識。
現代平等代際倫理觀應弘揚,但不能淪為拒絕高尚、履行美德的擋箭牌。也沒人能從道德上綁架你,古希臘哲學家就說過,人在戴著腳鐐手銬時,思想仍是自由的。中國尊老傳統雖也有歷史文化傳統、社會運行機制中的某些弊端,但其關懷惠顧年老體衰的人道主義價值仍是有意義的。讓我們為建設不分年齡而人人共用的社會共同努力。(沈傑群)